明末民變,又稱晚明民變、明末農民戰爭,或稱李自成、張獻忠之亂等,是從明朝天啟七年(1627年)叛軍與明軍作戰開始,直至清朝順治年間結束的一場民變。大部分官方史料認為晚明民變是由於拖欠軍餉、給養不足及強迫徵兵所致,加上連串的饑荒,促成民變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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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氣候顯著變冷,進入小冰期,氣候持續惡劣。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1]。與此同期,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2]。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3]。而此時皇權旁落,中央和地方離心離德,社會各階層和朝廷之間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稅制度[4]。
明後期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5],例如:剋扣糧餉;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占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軍紀敗壞,殺良冒功[6];再加上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也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7]。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戶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8]。明末期間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又不合時宜地增收三餉,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征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9]。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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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末年,在陝西地區開始出現小規模民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定調為農民起義,但人數往往不多、缺乏聲勢,許多的民變領袖也不為所知。這一階段的民變曾經被部分地方志記錄,如《漢陰縣志》記載「四十三年(萬曆),流賊劫掠鄉村,出沒無常,爲地方患」。陝西附近的山西和四川也遭到民變的影響,四川巡撫尹同臯曾經上言「陝西流盜由保甯[註 1]入川,蹂躪廣元、神宣之間」。[10]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白蓮教徐鴻儒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於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事,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於五月先期發動。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叛亂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歸附的民眾有約十萬[11]。其時,於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叛亂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同年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被殺害,叛亂失敗[12]。之後的民變繼續維持小規模,主要以打劫搶掠、打家劫舍等方式進行,通常將富戶作為目標,還沒有攻城掠地的情況發生。[13]
在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地區發生旱災,米貴民飢[13]。爆發民變的澄城縣位於陝西關中平原,該縣在當時十分貧窮,史籍記載澄城土地貧瘠、賦稅和徭役嚴重[10]。是以變動一觸即發。
評價
歷史學家袁庭棟認為明末民變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鬥爭最尖銳、對後世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民變[14]。
部分學者指出,民變軍迫於生計,反抗暴政值得稱揚。但是有文獻指出,民變軍的燒殺搶掠比官軍更加讓人髮指,雖然統治階級所寫的歷史對民變軍有污衊,但是也無法掩蓋民變軍借着反抗官府的旗號在各地作惡的事實[15]。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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