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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

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兼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理论性分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文学批评

文學批評或文學評論（英語：Literary criticism）指對文學的研究和評論。方法及論點多樣，依評論者的立場，研究主題和學派而有所不同，各文學理論學派是現代文學批評及學術界的主流和基礎，其專注於對文學的技巧和目標進行哲學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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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理論的框架中，文學批評是從文學理論中分離出來的獨立範疇，抑或是直接源於對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及分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批判的問題）還沒有定論。一些評論家認為文學批評是文學理論的實踐，因為批評總是直接處理文學作品，而理論可能更為一般而抽象。

文學批評往往呈現為文章或專著。學術型的文學批評家在文學系任教，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著名的批評家則在大眾期刊上發佈他們的批評，例如《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紐約時報書評》、《紐約書評》、《倫敦書評》、《國家》、《紐約客》。

文學批評史

古典、中世紀及阿拉伯世界早期文學的批評

文學批評的歷史幾乎與文學本身一樣悠久。早在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在其著作《詩學》中奠定了西方文學批評的基礎。《詩學》通過其對「模仿」本質、文學分類、構成要素等的系統性探討，首次為文學（主要指詩歌）確立了相對清晰的研究範疇，並且引入了許多沿用至今的關鍵文學術語。 在這部著作中，他不僅深入分析了不同文學體裁（如悲劇、史詩）的特徵，還對當時的藝術作品進行了細緻評論。他提出的「模仿」（mimesis）和「淨化」（catharsis）等核心概念，至今仍是文學研究的重要基石。與亞里士多德同時代的柏拉圖，雖然對詩歌持批判態度（指其為「模仿」、「劣等」和「虛偽」），但他的觀點同樣構成了早期文學批評的重要部分。幾乎在同一時期，古印度的婆羅達牟尼也在其經典《戲劇學》中，對古印度文學和梵語戲劇進行了深入的批評與闡述。

在後古典及中世紀時期，文學批評的重心轉向宗教文本。由此發展出的宗教詮釋傳統及解經學（或詮釋學）方法，深刻影響了後世對世俗文學的研究。這一點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文學詮釋傳統中尤為明顯。

從公元9世紀起，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伊斯蘭黃金時代），文學批評以其特有的形式開始應用於文學（特別是詩歌）的分析與評論中。它可能受到了早期（如古希臘）傳統的影響，但也發展出了自身的特點，更側重於修辭（Balagha）、語言的精確性、詩歌的韻律和辭藻等方面。重要的代表包括賈希茲（Al-Jahiz）的《雄辯與闡明》（al-Bayan wa-l-tabyin）和《動物之書》（al-Hayawan），以及身為阿拔斯王朝王子及詩人的阿卜杜拉·伊本·穆阿塔茲（Abdullah ibn al-Mu'tazz）的《精妙（修辭）之書》（Kitab al-Badi）。其中，《精妙（修辭）之書》被認為是阿拉伯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系統研究和分類詩歌修辭手法（稱為「巴迪」/ Badiʿ，指新穎、精美的修辭格，如對偶、比喻、雙關等）的著作，對後世詩歌創作和評論影響深遠。[1]

重點文本

文藝復興時期的批評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批評，植根於人文主義對古典時代智慧的重新發掘與尊崇，深刻地塑造了近代西方的文學觀念。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們致力於將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理念（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賀拉斯的《詩藝》）重新闡釋並發展為一套新的文學創作與評價準則，即「新古典主義」。這種思潮強調理性、秩序、合宜性（decorum，即風格、語言需符合人物身份、題材的嚴肅性）、擬真性（verisimilitude，即對現實的高度逼真模仿），並特別追求文學形式（如遵循嚴格的文體格律、結構的完整性）與道德內容（如傳達普遍真理、促進社會美德）的協調統一，旨在達到賀拉斯所倡導的「寓教於樂」（dulce et utile）的理想效果。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文學的地位空前提升，被尊為文化傳承與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文學被視為智慧、修辭技巧與倫理生活的寶庫，因此，當時的詩人和作家被視為文化英雄，肩負着維護和延續這一偉大文學傳統的神聖使命，其作品不僅追求美學價值，更被寄予了重要的社會與道德教化功能。

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批評的正式興起，與古典文獻的再發現密不可分。1498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喬爾喬·瓦拉（Giorgio Valla）將長期相對湮沒的亞里士多德《詩學》翻譯成拉丁文出版，使得這部著作能在更廣泛的學者（而非僅限於懂希臘文的學者）中流傳開來，與此同時，印刷術的普及也極大地方便了古典文本的傳播。自此以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便確立了其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權威地位，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期，為分析文學作品（特別是戲劇）提供了看似科學且系統化的理論框架。在眾多文藝復興時期的批評家中，意大利的洛多維科·卡斯特爾維特羅（Lodovico Castelvetro）堪稱影響最為深遠的人物之一。他在1570年用意大利文為《詩學》撰寫的詳盡評註中，不僅對文本進行了細緻的闡釋，更對戲劇的「三一律」（the three unities，即要求戲劇行動、時間和地點保持單一、集中）提出了極為嚴格甚至僵化的解釋。儘管這種嚴苛的規定並非亞里士多德的原意，卡斯特爾維特羅的闡釋卻對後來的戲劇理論，特別是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除他之外，像意大利的尤利烏斯·凱撒·斯卡利傑（Julius Caesar Scaliger）、英國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等人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共同推動了新古典主義文學理念的形成與發展。

重點文本

  • Lodovico Castelvetro：《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翻譯與解釋》
  • 菲利普西德尼：《為詩道歉》
  • 雅格布崇義：《論但丁喜劇的辯護》
  • 托爾夸托·塔索：《關於英雄詩歌的論述》
  • 培根：《學習進步》
  • 亨利雷諾：《Mythomystes》
  • John Mandaville：《撰寫於14世紀中葉 - 最有可能是法國醫生》

啟蒙時期的批評

啟蒙時期的文學批評（約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深受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及社會進步信念的影響，它既是新古典主義的延續，也開啟了重要的轉變。此時期的批評家普遍推崇理性，強調文學作品應具備清晰的邏輯、自然的秩序以及對普遍人性的洞察，如亞歷山大·蒲柏便致力於為文學制定合乎理性的規則。同時，文學的道德教化和社會功能被置於重要位置，伏爾泰、狄德羅等思想家常將文學視為傳播啟蒙思想、批判社會弊端、促進寬容與改良的有力工具，體現了文學創作與時代的社會改革理想的緊密聯繫。這一時期的批評，試圖建立一套基於普遍理性和自然觀察的評判標準，以取代僅僅依賴傳統權威的模式。

此外，啟蒙時期並非全然由理性主導，中後期開始，對情感 (Sentiment) 與感受力 (Sensibility) 的重視日益增加，文學喚起讀者同情與共鳴的能力受到關注，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盧梭等思想家的啟發，他強調真摯情感的價值。與此並行，對天才 (Genius) 的獨特創造力和獨創性 (Originality) 的欣賞也逐漸超越了對古典模仿的強調，如德國的萊辛便挑戰僵化的法國古典主義規則，推崇莎士比亞式的獨創。隨着印刷普及和公共領域（如期刊、沙龍）的擴大，「品味 (Taste)」成為批評的核心議題，引發了關於美學標準的廣泛公共討論。小說等新興文類的崛起，也促使批評界不得不面對和評價古典理論未曾涵蓋的新形式。因此，啟蒙時期的文學批評展現了理性與情感、遵循規則與推崇獨創性之間複雜的互動與張力。以塞繆爾·約翰遜為例，他既尊重古典原則，又憑藉其常識與經驗主義的洞察力，深刻理解並讚揚了莎士比亞等作家的天才。這一時期不僅精煉了新古典主義的某些方面，更關鍵的是引入並探討了情感、個體性與歷史視角等新元素，它標誌着西方文學觀念演變的關鍵階段，為接下來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鋪平了道路。

重點文本

19世紀的批評

十九世紀初的英國浪漫主義運動將全新的審美理念引入文學研究，這就是：文學對象未必一定得是漂亮的、高貴的或者完美的；文學本身就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 在德國，古典主義之後繼起的浪漫主義文學理念強調了碎片化的審美觀（an aesthetic of fragmentation ），對於英語文學的讀者而言，這個觀點具有驚人的現代性；相比於嚴肅的英語浪漫主義觀來講，它也更加着重地強調所謂的「智慧」或者「詼諧」（德文詞：Witz）。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文學作品給一些作家們帶來的聲譽反而不如其文學評論帶來的大，例如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就是這樣。

重點文本

新批評

雖然已經有了很多重要的審美運動做為先驅，但是關於文學批評的現代觀點，卻是脫胎於二十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全新進路。在這一世紀之初，以「俄羅斯形式主義」之名著稱的批評流派，以及稍晚一些的英美新批評主義開始主宰英語世界的文學討論和研究。這兩個學派都大大拔高了文本研讀在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認為它比一般化的討論、比對作者意圖或者讀者反應的探究遠為重要。儘管上述學派早已衰落，但這種對於文學形式的強調、對「文字本身」的嚴肅關注卻一直持續到現在。

理論

諾思洛普·弗萊（ Northrop Frye ）於195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對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在這本書中，他評論說，一些批評家傾向於先接受某種思想體系（ideology），然後以這一體系為基準評判文學作品。這一視角對現代的保守派思想家們影響極大。例如E·米高·瓊斯( E. Michael Jones)在他的《墮落的現代人》（Degenerate Moderns）中，就據此論爭說，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 ）因為自己曾經通姦過，便排斥譴責通姦的古典文學。[2]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之前，新批評主義差不多就是英美文學圈的主角。這段時間裏，受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其他歐陸哲學的影響，英美各個大學的文學部見證了一套更加系統的哲學性文學理論的崛起。這股潮流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此時人們對「理論」的興趣達到頂峰。此後的批評家們，雖然毫無疑問地仍然受其影響，但是也就開始舒舒服服地解讀文本，而不再去構想一套系統的方法論和哲學預設了。

20世紀重點文本

書籍的歷史學

書籍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形式的文學批評相聯繫着。它是一個學科交叉的領域，借鑑了文獻目錄學、文化史、文學史和媒介理論的學術方法。以生產、流動和文本的接受、材料的形式為主要關注點，書籍歷史學試圖尋找文本形式與其內容方面的關聯。

文學批評之現狀

今天，伴隨着更加保守的文學批評觀（也就是新批評主義者很可能會支持的觀念，文學批評的興趣和歐陸哲學在大學的文學部里和平共存。關於文學批評的目標和方法的不同意見，曾經是正在興起的兩派文學批評理論的各自標誌和爭論焦點，如今都已經消退了。很多批評家覺得，他們現在能夠從一大組高度多元的方法和進路中做揀選。

一些批評家主要處理理論文本，而另一些讀更多的傳統文學。儘管對文學正典的興趣從來不曾減退，但很多批評家也開始對少數民族文學和婦女文學發生興趣，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受到文化研究學影響的批評家開始閱讀流行大眾文本，例如連環畫或低俗/類型小說。文化生態學批評者（Ecocritics）已經描繪出了文學和自然科學的聯繫。達爾文主義文學研究考慮了進化論背景下人性如何受影響。很多文學批評家也致力於電影批評或者傳媒研究，一些則寫了知識史方面的書，一些則把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引入了文學閱讀中。

對學院式批評之價值的質疑

文學批評的價值一直受到一些著名藝術家的質疑。 納博科夫爭論說，一位好的讀者在讀書、尤其是讀文學傑作之時，其目的並不是「學術研究」，更不是致力於歸納「文學的普遍規律」。[3] 詹姆斯·喬伊斯的孫子，Stephen J. Joyce於1986年在哥本哈根參加一個喬伊斯作品學術研討會之時，說到：「如果祖父在這裏的話，他會笑死的......既然《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可以被隨便哪位讀者拿起來閱讀和欣賞，而無需任何學術指導、文學理論或者複雜的詮釋，那麼《尤利西斯》也是一樣——只要你把那些文學批評的噪聲拋諸腦後。」他又質問道，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261本文學批評著作，它們是否真的為喬伊斯的文學遺產增添了光彩？[4]

參見

參考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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