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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兼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理论性分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文學批評或文學評論（英語：Literary criticism）乃是對文學的研究、評價和解讀。現代文學批評經常受到文學理論的影響，而後者專注於對文學的技巧和目標進行哲學性的探討。二者雖然密切相關，但文學批評家未必總是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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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是從文學理論中分離出來的獨立一支，還是基於具體的文學及其批判的問題還頗有爭議。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學思想和批評指南》（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inking and Criticism）描述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間就沒有區別，而且幾乎都是使用兩個術語來描述相同的概念。一些評論家認為文學批評是文學理論的實踐，因為批評總是直接處理文學作品，而理論可能更為一般而抽象。
文學批評往往呈現為文章或專著。學術型的文學批評家在文學系任教，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著名的批評家則在大眾期刊上發佈他們的批評，例如《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紐約時報書評》、《紐約書評》、《倫敦書評》、《國家》、《紐約客》。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清晰地定義了文學的範疇，並且引入了許多沿用至今的文學術語。
文學批評的歷史幾乎和文學本身一樣長。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著《詩學》，便涉獵了文學分類學和諸多文學類型之描述，同時夾雜着大量對同時代藝術作品的細緻批評。在《詩學》中第一次發展出來的「文學模擬」和「感情淨化」等概念，直到今天，也還是文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柏拉圖對詩的抨擊，如「仿製」、「劣等」和「虛偽」等，同樣也是文學批評成長期的產物。幾乎是同一時代，婆羅達牟尼在他的《戲劇學》裏，涉及到了對古印度文學和梵語戲劇的批評。
後古典時期和中世紀的批評專注於宗教文本，由此產生的宗教詮釋傳統和訓詁學對世俗文學的研究影響深遠。對於三大亞伯拉罕宗教之文學，即猶太教文學、基督教文學和伊斯蘭教文學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自公元9世紀起，文學批評以別的形式被應用於阿拉伯世界的文學和詩歌批評中，尤其是賈希茲（ Al-Jahiz）的al-Bayan wa-'l-tabyin 和 al-Hayawan，以及阿卜杜拉·伊本（ Abdullah ibn al-Mu'tazzb ）的Kitab al-Badi。[1]
重點文本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批評將古典理念發展為文學的新古典主義，同時實現了其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文學開始被尊為文化的核心，詩人和作家也被賦予了保持悠久文學傳統的使命。1498年，隨着經典文本的復興，尤其是Giorgio Valla對亞里士多德《詩學》的拉丁文譯著面世，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批評誕生了。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特別是《詩學》，便從此作為文學批評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期。Lodovico Castelvetro是這一時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批評家，他在1570年為《詩學》寫了評註。
重點文本
十九世紀初的英國浪漫主義運動將全新的審美理念引入文學研究，這就是：文學對象未必一定得是漂亮的、高貴的或者完美的；文學本身就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 在德國，古典主義之後繼起的浪漫主義文學理念強調了碎片化的審美觀（an aesthetic of fragmentation ），對於英語文學的讀者而言，這個觀點具有驚人的現代性；相比於嚴肅的英語浪漫主義觀來講，它也更加着重地強調所謂的「智慧」或者「詼諧」（德文詞：Witz）。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文學作品給一些作家們帶來的聲譽反而不如其文學評論帶來的大，例如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就是這樣。
雖然已經有了很多重要的審美運動做為先驅，但是關於文學批評的現代觀點，卻是脫胎於二十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全新進路。在這一世紀之初，以「俄羅斯形式主義」之名著稱的批評流派，以及稍晚一些的英美新批評主義開始主宰英語世界的文學討論和研究。這兩個學派都大大拔高了文本研讀在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認為它比一般化的討論、比對作者意圖或者讀者反應的探究遠為重要。儘管上述學派早已衰落，但這種對於文學形式的強調、對「文字本身」的嚴肅關注卻一直持續到現在。
諾思洛普·弗萊（ Northrop Frye ）於195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對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在這本書中，他評論說，一些批評家傾向於先接受某種思想體系（ideology），然後以這一體系為基準評判文學作品。這一視角對現代的保守派思想家們影響極大。例如E·米高·瓊斯( E. Michael Jones)在他的《墮落的現代人》（Degenerate Moderns）中，就據此論爭說，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 ）因為自己曾經通姦過，便排斥譴責通姦的古典文學。[2]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之前，新批評主義差不多就是英美文學圈的主角。這段時間裏，受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其他歐陸哲學的影響，英美各個大學的文學部見證了一套更加系統的哲學性文學理論的崛起。這股潮流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此時人們對「理論」的興趣達到頂峰。此後的批評家們，雖然毫無疑問地仍然受其影響，但是也就開始舒舒服服地解讀文本，而不再去構想一套系統的方法論和哲學預設了。
書籍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形式的文學批評相聯繫着。它是一個學科交叉的領域，借鑑了文獻目錄學、文化史、文學史和媒介理論的學術方法。以生產、流動和文本的接受、材料的形式為主要關注點，書籍歷史學試圖尋找文本形式與其內容方面的關聯。
今天，伴隨着更加保守的文學批評觀（也就是新批評主義者很可能會支持的觀念，文學批評的興趣和歐陸哲學在大學的文學部里和平共存。關於文學批評的目標和方法的不同意見，曾經是正在興起的兩派文學批評理論的各自標誌和爭論焦點，如今都已經消退了。很多批評家覺得，他們現在能夠從一大組高度多元的方法和進路中做揀選。
一些批評家主要處理理論文本，而另一些讀更多的傳統文學。儘管對文學正典的興趣從來不曾減退，但很多批評家也開始對少數民族文學和婦女文學發生興趣，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受到文化研究學影響的批評家開始閱讀流行大眾文本，例如連環畫或低俗/類型小說。文化生態學批評者（Ecocritics）已經描繪出了文學和自然科學的聯繫。達爾文主義文學研究考慮了進化論背景下人性如何受影響。很多文學批評家也致力於電影批評或者傳媒研究，一些則寫了知識史方面的書，一些則把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引入了文學閱讀中。
文學批評的價值一直受到一些著名藝術家的質疑。 納博科夫爭論說，一位好的讀者在讀書、尤其是讀文學傑作之時，其目的並不是「學術研究」，更不是致力於歸納「文學的普遍規律」。[3] 詹姆斯·喬伊斯的孫子，Stephen J. Joyce於1986年在哥本哈根參加一個喬伊斯作品學術研討會之時，說到：「如果祖父在這裏的話，他會笑死的......既然《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可以被隨便哪位讀者拿起來閱讀和欣賞，而無需任何學術指導、文學理論或者複雜的詮釋，那麼《尤利西斯》也是一樣——只要你把那些文學批評的噪聲拋諸腦後。」他又質問道，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261本文學批評著作，它們是否真的為喬伊斯的文學遺產增添了光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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