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車林多爾濟（蒙古語：Балингийн Цэрэндорж，1868年5月25日—1928年2月13日[1]）一譯策倫道爾吉。外蒙古政治人物，自1924年至1928年擔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2]
| 巴林·車林多爾濟 Балингийн Цэрэндорж | |
|---|---|
 | |
| 蒙古總理 | |
| 任期 1923年9月18日—1928年2月13日 | |
| 總書記 | 阿吉巴·丹增 策倫奧齊爾·丹巴道爾吉 |
| 前任 | 索德諾木·達木丁巴扎爾 |
| 繼任 | 阿南德·阿瑪爾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68年5月25日 大清外蒙古車臣汗部（今蒙古國溫都爾汗附近） |
| 逝世 | 1928年2月13日 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 |
生平
1868年，車林多爾濟出生於今肯特省的克魯倫巴彥-烏蘭（Kherlenbayan-Ulaan，為當地的也克沙畢，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私人屬民）。[3]除了蒙古語外，他還會說滿語、漢語、俄語，於1885年至1911年擔任庫倫辦事大臣衙門翻譯，加四品銜。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使清朝風雨飄搖之際，外蒙古宣佈獨立，建立了大蒙古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汗。車林多爾濟在大蒙古國外務部任司官，1913年被任命為外務部副大臣。1915年蒙歷正月初七日，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因私自飲酒而違反禁令，被博克多汗以毒酒賜死，車林多爾濟繼任外務大臣。[4][2]
1914年至1915年，車林多爾濟隨總理大臣那木囊蘇倫率領的外蒙古代表團參加了俄羅斯帝國、中華民國、外蒙古三方舉行的為期8個月的會談，以解決中俄邊界及外蒙古政治地位等問題。最終，外蒙古希望獲得國際承認其獨立國家地位的想法破滅了，因為中俄雙方達成了有關外蒙古在中國國內維持自治區域地位的共識，中國對外蒙古享有宗主權。[5]
1919年底，徐樹錚領導的中華民國軍隊佔領京都庫倫（今烏蘭巴托），使北京恢復了對外蒙古的統治。[6]徐樹錚在外蒙古實行獨裁統治，監禁了部分外蒙古的獨立運動的領袖，如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和芒來巴特爾·達木丁蘇隆，並軟禁了博克多汗。面對着中國流放博克多汗的威脅，外務大臣車林多爾濟、內閣總理大臣貢齊格扎爾贊吉·巴德瑪多爾濟，以及博克多汗本人被迫簽署了《六十四條》，「自願」放棄蒙古的自治，承認中國的統治。雖然巴德瑪多爾濟的政治生涯和聲譽均因此而在外蒙古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但車林多爾濟則未受什麼責備，儘管後來首位美國駐張家口領事塞繆爾·索克斌（Samuel Sokobin）在報告中稱，車林多爾濟鑑於談判不能使外蒙古獲得獨立，故已經選擇與中國和解。[7]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恩琴率俄國白軍攻入外蒙古，使博克多汗重獲自由，並重新建立了大蒙古國。[8]恩琴被稱為「瘋狂男爵」，是一位追求榮耀且反布爾什維克的軍事領導人，在俄國內戰中被擊潰後狼狽逃入蒙古。 1921年2月，他將中國人驅逐出京都庫倫。[9]車林多爾濟在恩琴手下短暫存在的蒙古傀儡政府中任職。[10]
1921年春，車林多爾濟參加蒙古人民黨。1921年7月，蘇赫-巴托爾領導的蒙古游擊隊奪取了京都庫倫，驅逐了恩琴的軍隊。同年7月11日，新的革命政府成立，蘇赫-巴托爾擔任軍事部長，車林多爾濟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11][2]
在新政府內，車林多爾濟再次努力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蒙古獨立。蘇維埃俄國在釋放了有意擺脫俄羅斯帝國時期締結的國際條約的信號後，邀請了包括蘇赫-巴托爾和車林多爾濟等人在內的蒙古高級官員赴俄國進行俄蒙友好會談，這最終可能會推翻1915年的《中俄蒙協約》，給予蒙古完全獨立國家的地位。[11]1921年10月底，車林多爾濟隨代表團訪問蘇維埃俄國。同年11月5日，車林多爾濟參與簽訂了《俄蒙友好條約》，當日還受到列寧接見。[2]然而，在1921年11月5日於莫斯科簽署的《俄蒙友好條約》中，蘇維埃俄國承認蒙古人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兩國之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為避免引起同中國的不必要的對抗，俄國再次未明確承認蒙古脫離中國統治的獨立地位。[11]
儘管結果令人失望，但此時車林多爾濟已作為蒙古最為務實、堅毅並廣受尊敬的政府官員之一逐漸獲得國際聲譽。一位俄蒙友好會談的俄方參與者說，「他是一位年長的蒙古官員……散文作家、詩人，會蒙古語和漢語。沒有他，任何法律或外交文件的起草都無法進行。博克多汗不喜歡這位受過教育的俗人，甚至試圖毒死他。」[12]後來，1924年曾經訪問蒙古的美國駐張家口領事塞繆爾·索克斌報告稱，車林多爾濟是「高度智慧，水平遠超其同事們，對其他政府官員頗有影響力的人。」[13]
1922年8月，總理兼外交部長道格索姆·鮑道被逮捕後，車林多爾濟繼任外交部長[2]，並任職至1923年。1923年9月18日，車林多爾濟被任命為總理，接替剛剛逝世的索德諾木·達木丁巴扎爾。1923年2月，他入選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14]
1924年10月，車林多爾濟開始領導政府成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前，上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走了彎路」將歐洲和國際法概念引入憲法草案。在蘇維埃的壓力下，車林多爾濟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之後的一天時間內就完成了一部現成的並已預先經過核准的憲法。這部憲法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正式憲法，並在1924年博克多汗逝世之後正式公佈。[15]
1924年11月，在第一屆國家大呼拉爾上，車林多爾濟當選為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2]隨後，他在1926年和1927年再次當選。 喬巴山則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在1924年的第一屆國家大呼拉爾上，車林多爾濟注意到一位來自前杭愛的不起眼的代表博勒吉德·根登，並建議任命根登為國家小呼拉爾的領導人，在更加強大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同意之下負責日常事務。後來，根登曾在蒙古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擔任總理。[15]
在1921年蒙古革命及隨後與蘇維埃俄國簽訂友好條約後，蘇維埃俄國（1922年12月30日成立蘇聯）軍隊駐紮在蒙古，並對蒙古政治管理及政治思想的發展有顯著影響。 1926年至1928年，莫斯科收緊了對蒙古的控制權。莫斯科對車林多爾濟施加壓力，命他任命一些蘇聯人在其政府內擔任高級職務，其中包括財政部長、經濟委員會主席、蒙古建設及國內貿易組織的領導、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防部長。一位蘇聯人還擔任秘密警察的領導，並配有6名蘇聯顧問。[15]
為避免變成蘇聯的傀儡，車林多爾濟繼續落實各項有益於蒙古的政策，其中包括使蒙古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這種承認不僅是蘇聯，而且來自其他國家。他也希望看到蒙古成為一個中立國家，類似亞洲的瑞士。向歐洲、日本和美國進行的宣傳工作最終被莫斯科的以及共產國際在蒙古政府的代理者們所扼殺。後來，車林多爾濟和他的盟友們受到蒙古人民革命黨中親蘇聯的成員的嚴厲批判，他們認為這種努力是反革命的，也是對蒙古和其主要恩人之間特殊關係的背叛。[15]
車林多爾濟拒絕了這樣的批評，而全力抵抗蘇聯的重壓之下在蒙古迅速廢除私有財產，推行合作社、國有化工業，並放棄同藏傳佛教進行任何進一步妥協。車林多爾濟相信，這些政策幾乎是1927年1月24日共產國際指示的翻版，違背了蒙古的游牧文化以及藏傳佛教傳統。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進一步建議，以更強硬、更年輕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替換較老的政府官員。共產國際希望利用年輕的革命家，特別是蒙古革命青年聯盟（Revsomol），以鞏固其對蒙古的政治機構的控制，並且同時讓黨和政府的不同派別互相鬥爭。偏離共產國際的路線的黨的政策的政治家遭到撤換，如策倫奧齊爾·丹巴道爾吉。[15]
由於對共產國際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較為反感，車林多爾濟試圖在1927年藉口自己「年老多病」辭職。可是，無論是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還是蘇聯都感到這位受人尊敬的總理是個非常有用的工具，並強迫他留在崗位上。[15]車林多爾濟的健康不斷惡化，於1928年2月13日逝世。[14]隨後，阿南德·阿瑪爾被任命為蒙古總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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