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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武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又稱察綏抗日同盟軍。是指1933年由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中國將領在察哈爾省組織的一支抗日部隊。
1932年8月宋哲元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932年10月，馮玉祥由泰山到張家口。當時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是馮玉祥的老部下。中共北方政治保衛局接受馮玉祥的邀請，派張慕陶、吳化之、吳止戈等到張家口，組成「張垣特委"，協助馮玉祥共同發動抗日工作。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革軍委、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發表宣言，宣告在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的前提下，願和全國任何系統的軍隊訂立抗日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1933年1月3日，日軍侵佔山海關，並佔據熱河省，進攻長城各口，同時派遣偽軍劉桂堂7000多人、張海鵬1800人、李守信部6500人共約1萬6千多人進佔察哈爾北部地區。[1]1933年2月，日軍侵犯熱河時曾以一部逼近察、熱交界地區[2]。1933年3月，軍政部長何應欽代理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僅宋哲元部與日軍作戰。1933年4月，蔣介石在南昌發表談話：抗日必先剿共，如共未剿完，誰要抗日，應從嚴治罪。
1933年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進犯的日軍逼近密雲，何應欽急調傅作義部至昌平加強北平的防守，察哈爾省東部地區防務空虛，日軍乘機於5月11日侵佔察東重鎮多倫，繼而侵佔沽源。察哈爾省形勢日益危急。[2]
1933年5月，日軍越過佔領的冀東、平北長城各口，進至三河、寶坻、順義線，平津危急。中共廣泛發動平津的青年學生、晉冀魯豫的青年和一些主張抗日的部隊到張家口參加察哈爾抗日。馮玉祥的舊部吉鴻昌、方振武、高樹勛、孫良誠、張凌雲、乜玉嶺等相繼赴張家口參加抗戰。從熱河退到察哈爾的東北義勇軍的馮占海、李忠義、鄧文、黃守中、姚景川、富春、戰濤等部也集結在馮玉祥的領導下繼續抗戰。
1933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設立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
1933年5月下旬，長城抗戰失敗，冀東淪陷。日本兵臨北平、天津城下，仍不罷休。5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對路透社記者聲稱：「日軍現在密雲、唐山線暫停進攻，日軍以此進攻為消滅華軍攻擊長城之大本營，其軍事動作目前告一段落……為保衛滿洲國西境，日軍有進佔張家口之必要。」[3]萬全縣張家口為察哈爾首府。侵華日軍在冀東得手後，又把侵略的矛頭指向察哈爾省。
在《塘沽協定》簽訂的前夕，1933年5月24日，馮玉祥召開了各方軍事首領的會議[4]，決定以馮玉祥原部下和共產黨支持者為主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共有10萬人。並於5月26日舉行全省民眾禦侮救亡大會，一致推舉馮玉祥為同盟軍總司令，並發出了就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通電[4]。
在全省民眾禦侮救亡大會上，明確提出了同盟軍的政治主張：
外抗暴力，內除漢奸賣國賊，武力收復失地，反對妥協投降，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士兵生活，釋放愛國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論、結社、出版、集會和武裝自由，以及實現民主政權，聯合世界反帝力量共同奮鬥。
開設《抗日戰線》日報。通電當日，馮玉祥改組了察哈爾省政府，委任警務處長佟麟閣代理主席[4]。吉鴻昌代理警務處長兼張垣警備司令，張允榮代理財政廳長。
1933年5月31日，何應欽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
1933年6月15日，根據抗日的形勢和民眾的要求，在張家口召開了抗日同盟軍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抗日同盟軍綱領，以及有關軍事問題、財政政策、軍隊政治工作與協助民眾運動、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等決議案，選舉了抗日同盟軍最高權力機關——軍事委員會，推舉馮玉祥、方振武等11人組成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馮玉祥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到軍事委員會成立時，同盟軍願意抗戰的部隊都給以名義，共有7個軍，9個獨立師，2個獨立旅，所屬有12萬人，槍10萬多枝。其基本力量的組成，包括了東北抗日義勇軍、熱河抗日民軍、察哈爾省自衛軍與抗日救國軍，以及馮玉祥的舊部等五部分。由於是各武裝力量的聯合和同盟，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組織和編制，也一律由原將領指揮。該軍隊的組織情況如下：[5][6]
|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 | 馮玉祥 |
| 總參謀長 | 邱山寧 |
| 總參議 | 雷季尚 |
| 秘書處處長 | 雷季尚(陳國琛代理) |
二師、五師、十八師是中共特委直接領導的核心力量，二師政治質量好，武器也比較好，有二千多人。五師、十八師是新編成的，每師有七八百人，骨幹強，但武器龐雜陳舊，但士氣高昂。這三個師的師長和團長除個別人外都是共產黨員，營連幹部也大部分是中共黨員。為加強抗日同盟軍的領導，中共河北省委（順直省委）撤銷「特委」，改為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柯慶施任前委書記，前委委員劉少文。6月中旬，河北省委就傳達中央指示，要前委進行反日、反蔣、反馮玉祥的群眾運動。
抗日同盟軍甫告成立，察東局勢日趨惡化。
1933年6月1日，日飛機轟炸獨石口，4日敵陷寶昌，5日又侵佔康保，張北危急，張垣震動。抗擊日本的軍事行動已刻不容緩。馮玉祥於6月20日作出部署：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鄧文、李忠義為左、右副總指揮，統帥大軍北進，收復察東失地。[7]
1933年6月21日，北路同盟軍又編成3個梯隊：鄧文為左翼第一梯隊，從左衛出發；李忠義部為右翼第二梯隊，從舊萬全出發；周義宣部為第三梯隊，從張家口出發。各部分頭北上，向日、偽軍展開進攻。22日，先頭部隊迫近康保，經過幾個小時的戰鬥，偽軍崔興五部向東敗逃。同盟軍進駐康保，[7]康保的李守信偽軍大部投降，小部潰逃走。
1933年6月23日，北路軍兵分兩路向寶昌、沽源挺進：左路軍吉鴻昌指揮鄧文、張凌雲、張礪生自衛軍一部向寶昌進攻，右路軍李忠義部直趨沽源。30日，兩路軍分別迫近寶、沽。7月1日，駐寶昌的偽軍張海鵬、崔興五兩部被擊潰[7]，李守信部和張海鵬部不敵，3000多人被殲滅或者打散，逃到多倫。抗日同盟軍佔領寶昌[7]。盤踞在沽源的偽軍劉桂堂懾於抗日同盟軍的凌厲攻勢，派人向吉鴻昌接洽，投誠反正。沽源亦被收復[7]。
初戰告捷，抗日同盟軍士氣高漲，鬥志旺盛。為了不讓敵有喘息的機會，吉鴻昌又率大軍乘勝東進，直搗多倫。[7]此時多倫偽軍大約有5000多人。
1933年7月4日，吉鴻昌指揮同盟軍攻打多倫，方振武率部跟進。日軍顧問不允許李守信棄城逃跑，由於當時暴雨連連，加上多倫周圍有一些碉堡，經過三晝夜激戰，李守信部下傷亡一千多人，士兵紛紛準備逃散或者投降，日本顧問此時也怕李守信本人突然倒戈，就向李守信表示可以立即突圍。李守信即和吉鴻昌的代表聯繫，希望放出一角讓他們走。當時抗日同盟軍已經攻城3天，傷亡了1600多人，補給也出現問題，為了防止李守信餘部3000多人頑抗，同意李撤走。[8]
收復多倫以後，馮玉祥在大會上說：抗日同盟軍收復察東四縣，有力地戳穿了不抵抗主義所宣稱的，日軍不可戰勝的謊言。多倫一戰，也讓一些歧途中的雜牌部隊被吸引而來。劉桂堂（即劉黑七）、湯玉麟都派代表與馮玉祥聯繫。
但是同盟軍中的中共軍隊成分構成與其抗日行動並不符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等國民黨上層人物十分仇視這支軍隊，必欲除之而後快。早在抗日同盟軍成立伊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即下令斷絕平綏線上的客車通行。不久，國民黨當局派出鐵甲車向張家口逼近，並策動閻錫山屯兵於晉察邊界；《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將馮欽哉、傅作義、龐炳勛部從平東調到察哈爾，向抗日同盟軍施加壓力；又調徐庭瑤第17軍、王敬久第87師到平綏線，形成圍攻的態勢。
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於1933年7月18日在廬山發表談話，稱抗日同盟軍收復多倫，不是取自日本軍隊之手，而是取自偽軍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擊！並且在馮玉祥發出的捷報上批註了兩個字「無恥」。同時指責馮玉祥和中共勾結，試圖赤化察哈爾搞獨立。[來源請求]
同時，因為當時全面抗戰尚未爆發，蔣介石認為該軍妨害統一政令、破壞國策，更因為同盟軍有中共背景，遂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沿平綏線進攻張家口，並用金錢收買同盟軍的動搖分子。1933年7月31日鄧文被刺殺。方振武從山西拉來的抗日救國軍的張人傑的三個師又二個旅和熱河軍的五個師隨即也投靠中央。而中共方面一開始就有利用同盟軍消耗國民政府軍的企圖[9]，另一方面蘇聯也不信任、不支持馮玉祥，反而認為馮玉祥是故意要挑撥蘇日衝突[10]。蘇聯拒絕通過外蒙古通過察哈爾給馮玉祥提供軍火物資援助，要求馮部把部隊交給國民政府中央統一抗日。
1933年7月28日，汪精衛、蔣中正聯名發表時局通電，向馮玉祥提出四點最後通諜
何應欽增調王以哲、黃杰、王敬之等5個師，加上原有的龐炳勛、關麟征、馮欽哉的11個師，共16個師15萬人進攻張家口。
在日蔣夾擊和同盟軍內部混亂的情況下，馮玉祥被迫於8月2日發表聲明，表示不願意內戰，希望宋哲元回察主持一切，馮本人進退不成問題，向中央政府示好。8月3日，馮玉祥宣佈取消他同盟軍司令的頭銜，把察哈爾省府張家口讓給佟麟閣，迎接宋哲元回察哈爾收復權力。8月5日通電全國解散抗日同盟軍，政權交給二十九軍軍長兼察省主席宋哲元接收。在此期間內，日偽也乘機分路向察省進犯。1933年8月8日，日機轟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軍入侵沽源，北路日軍向多倫急進。經吉鴻昌率部抵抗，雖暫時阻止住日軍，但事態卻日益嚴重。宋哲元到察哈爾的第三天，1933年8月14日馮玉祥離開張家口回泰山隱居。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隨即宣佈了抗日同盟軍編遣方案：
另擬方振武令其出洋，但他不願離開軍隊。8月12日，宋哲元進駐張家口。8月14日，馮玉祥離開張家口。8月16日，方振武宣佈接任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李守信部3000偽軍在7日已經逼近多倫，吉鴻昌部15日連夜不戰放棄多倫，多倫復被日軍攻陷。剩下的五萬抗日同盟軍也徹底瓦解，主力全部為宋哲元、商震收編。抗日同盟軍只剩下吉鴻昌和方振武的二支武裝，大約1萬5000人。
8月24日，中共前委領導的二師、五師、十八師在張北縣開了反妥協大會，堅持繼續抗日反蔣。正式公開共產黨在抗日同盟軍中的組織身份，並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常委由柯慶施、吉鴻昌、張慕陶、宣俠父、許權中等7人組成，柯慶施任書記，吉鴻昌任總指揮。同時決定部隊西開商都，然後出呼和浩特，再南下蔚縣，實現中央意圖--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區建立新蘇區。當時不妥協的還有方振武的基本部隊王中孚教導師（轄3個團，方的抗日救國軍的兩個師長鮑剛、張人傑都先後投蔣），以及劉桂堂、湯玉麟等。方、劉、湯主張直接打到北平去，討伐蔣介石。
此時主力還有二師、五師、十八師、十六師。前委執行河北省委「開展工農群眾的反日運動，配合河北省各地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創造北方的新蘇區和紅軍」的指示。前委把十六師編給五軍，師長汲漢東企圖投蔣，被軍長阮玄武扣押，部隊縮編為一個團，隨阮玄武接收了宋哲元改編。二師師長支應遴是西北軍的老人，跟馮抗日可以，跟共產黨干紅軍就不可能了，結果二師被宋哲元改編。1933年8月26日，吉鴻昌和方振武分道揚鑣。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勛會合。但是高樹勛已經歸附中央，並且連同晉軍趙承綬出兵攔截，吉鴻昌先鋒部隊300人在戰鬥中投靠中央。吉鴻昌無奈，只得轉進獨石口與方振武會合，部隊又折向東進。到獨石口後，8月27日前委就召開了黨的會議。宣佈開除張慕陶的黨籍，理由是張右傾，影響了二師未執行前委的指示來獨石口會師，被宋哲元改編了。一起被開除黨籍的還有二師的黨委書記王霖，一團團長尹心田、二團團長賈振中，三團團長周茂蘭，共五人，但當時只宣佈了張慕陶一人。在獨石口住了幾天，中共前委領導十八師為一路，吉鴻昌的五師與教導隊為一路，方振武部王中孚教導師為一路，3路分別東進。部隊經過熱察邊境的黑河（赤城縣東部的潮白河支流）二、四區東進，「抗日討賊」，南下攻打由何應欽所率中央軍重兵把守的北平，「打到北平過中秋」。沿途村莊稀少，部隊吃糧困難，有時只好在地里挖一些白薯和山藥蛋充飢。食鹽更缺，前邊的部隊把糧食都吃光了，後面的部隊就殺馬吃。
1933年9月10日，吉鴻昌、方振武、劉桂堂等在雲州（今赤城北）召開軍事會議正式把抗日同盟軍整編為抗日討蔣軍。推方振武為總司令，湯玉麟為副總司令，劉桂堂為右路總指揮，吉鴻昌為左路總指揮。並決定從獨石口出發進攻密雲、懷柔，約定在10月4日攻進北平。會後，抗日討蔣軍向北平挺進，方部右路軍在長城線以西沿白河向東南前進，吉部在長城以東經黑河挺進懷柔。兩部先後越過長城。9月20日、21日，吉、方兩部先後攻進懷柔、密雲，部隊逼近北平。[11]
平北戰役從9月下旬(中秋節前夕)到10月15日，共兩個多星期。9月23日到懷柔。9月26日日機4架轟炸。9月27日何應欽派萬福麟、商震部堵擊。五師、十八師加上方振武、吉鴻昌掌握的部隊共計六、七千人，處於何應欽的十幾萬部隊的層層包圍之中，10月2日柯慶施離開部隊，東北義勇軍總指揮戰濤在作戰中被商震第32軍機槍掃射中彈犧牲。中共黨員武止戈為吉鴻昌部參謀主任，在北平順義縣被日軍飛機炸死。吉鴻昌指揮騎兵、炮兵、步兵聯合作戰奪取了一三〇師朱鴻勛部據守的小湯山。劉桂堂和湯玉麟都宣佈不和吉鴻昌合作。10月15日下午三點多鐘，獲悉方振武、吉鴻昌已離開部隊到商震的司令部，部隊交出去被收編；商震派五輛卡車拉着方、吉二人與隨行人員南下，何應欽收到蔣介石復電「吉放方辦」，立即派遣大批軍警在平北攔截抓捕方振武，方單人棄車潛逃天津租界再潛赴香港，車上的秘書長孟芸生、秘書余燮陽等親信人員全部被捕，受酷刑折磨，孟芸生因1933年3月代表方振武赴保定面見蔣介石的激烈抗日主張而在北平被處決，其他人員1935年底由主政華北的宋哲元釋放；北平商會會長冷家驥，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通知剩下一千來人立即開到清河改編成獨立旅，由吉鴻昌的參謀長崔貢琛當旅長。當天晚上何應欽背信把這支抗日同盟軍繳械編散。
1933年底，方振武流亡香港，後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佔領香港，逃出香港入境廣東後被陳策奉命指派軍統特務於途中殺害。
1934年春，逃亡並隱藏在天津租界的中共黨員吉鴻昌，策動參加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戰爭的舊部兩個師反蔣，並策劃在老家河南發起反蔣暴動，因而於11月9日在天津被租界當局逮捕[12]，引渡給北平軍分會。後在北平被國民政府軍事法院「違反國策」罪判處死刑，於1934年11月24日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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