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德溫（英語：William Godwin，1756年3月3日—1836年4月7日），英國記者、政治哲學家、小說家。他被認為是功利主義的最早解釋者之一和無政府主義的現代倡導者之一。[2] 以其在1793年一年內連續發表的攻擊當時政治制度的《政治正義論》和攻擊貴族特權的《凱萊布·威廉斯傳奇》（同時也是最早的懸疑小說）知名，他也因此在1790年代的倫敦激進主義者圈子中迅速出名。他一生中在小說、歷史和人口學等方面著作頗豐。
在隨後的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衝突中，戈德溫因與女權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結婚（1797年）並在瑪麗死後寫了一部很直白的傳記而受到抨擊。女兒瑪麗·雪萊是《科學怪人》一書的作者，後來嫁給了英國詩人珀西·比希·雪萊。戈德溫後來娶了第二任妻子瑪麗·簡·克萊爾蒙特，同時創立了少年圖書館，一個能夠讓他的家族為後人出版作品並且能夠翻譯和出版其他作品的機構。戈德溫對英國的文學界和文學文化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早年生活
戈德溫生於劍橋郡伊利島的維斯貝希，是約翰·戈德溫和安妮·戈德溫之子。他的雙親是嚴厲的加爾文主義教徒，家庭在當時屬於中產。戈德溫在家裏十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七[3]。戈德溫母親的家庭曾十分富裕，她的父親是一位知名的商人，參與了波羅的海的貿易，但她的舅舅揮霍掉了大量的家產[3]。戈德溫的父親是一位諾福克郡不信奉國教的新教牧師。戈德溫的父親英年早逝，對戈德溫的關心也不夠。而戈德溫和母親儘管在諸多領域有意見上的分歧，但母子的感情依然十分要好。
戈德溫早年在霍頓學院學習神學知識，他的老師包括傳記作家安德魯·科皮斯和《百科全書；或藝術與科學通用字典》的作者之一的亞伯拉罕·瑞斯。11歲那年，他被當時的桑德曼派的神職人員塞繆爾·牛頓收為他唯一的徒弟。戈德溫評價塞繆爾是「一位著名的北方教徒，在加爾文將一百個人中的九十九個人定罪後，他會策劃一個計劃在一百個加爾文追隨者中也定罪九十九人」[4]。
之後，戈德溫追隨他父親的步伐在斯托馬基特和比肯斯菲爾德的韋爾當了一名基督教會長。在韋爾，戈德溫遇到了幫助他促成思想的英國共和主義詩人約瑟夫·福西特。1782年，戈德溫來到倫敦，名義上他仍然是一個基督教會長，但他的內心希望通過筆桿不受束縛地重塑當時的英國社會。在倫敦，他學習並接受了百科全書派的規範，但他的唯一目的仍然是推翻一切政治、社會和宗教性的機構。戈德溫同時秉持着冷靜的討論是推動每一次變革的唯一必要條件的理念，事實上在他一生之中他從未使用過任何暴力形式的手段。
早年寫作生涯
戈德溫最早使用匿名發表了《查塔姆勳爵的一生》（Life of Lord Chatham，1783年），而用真名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是《歷史素描》（Sketches of History，1784年）。在《歷史素描》中，戈德溫通過用正統加爾文宗的筆觸（儘管他當時已經是無神論者了[5]）描寫亞倫、哈薛和耶穌來闡明他的「上帝自己沒有權利成為暴君」這一觀點。受安德魯·科皮斯啟發，他於1785年開始寫作《新年鑑》及其他著作，同時發表了三部現已斷傳的小說。他對於《新年鑑》的主要貢獻為其中描述英國內外事務的英國史素描部分。戈德溫在寫作的同時加入了「革命黨人」俱樂部，並與同為俱樂部成員的查爾斯·斯坦厄普伯爵、約翰·霍恩·圖克、托馬斯·霍爾克羅夫特等人有交情。
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婚姻
戈德溫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一次相遇是在他們共同的出版商的家裏。當時約瑟夫·約翰遜當時正在為他的另一位作家托馬斯·潘恩舉行晚宴，戈德溫多年後回憶道，在那個晚上，他很少聽到潘恩的聲音，而聽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聲音太多；這次晚宴之後，戈德溫有許多年沒再見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這段時間裏，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了法國，親眼目睹了法國大革命，並與一位名叫吉爾伯特·伊姆利的美國探險家有了一個名為范妮·伊姆利的孩子。由於伊姆利商業事務繁忙，沃斯通克拉夫特跟隨他一起去了斯堪的納維亞，並在不久之後出版了一本以這次航行為基礎的書。戈德溫讀了這本書，後來寫道：「如果有一本書能讓一個男人愛上它的作者，在我看來就是這本書」[6]。
當戈德溫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6年再一次見面時，他們對彼此的尊重很快就發展為友誼、性吸引和愛情[7]。沃斯通克拉夫特懷孕後，他們決定結婚，這樣他們的孩子才會被社會認為是合法子嗣。不過這場婚姻也暴露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從未與伊姆雷結婚的事實，因而許多朋友與二人斷交。此外由於戈德溫在《政治正義論》中主張廢除婚姻，他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批評[8]。1797年3月29日，二人於聖潘克拉斯老教堂完婚，之後搬到了蘇默斯鎮上兩間相鄰的屋子中以保證兩人的獨立性；他們經常通過僕人傳遞的紙條進行交流[9]。
瑪麗·雪萊於1797年8月30日生於蘇默斯鎮，也是二人唯一的子嗣[10] :5。戈德溫曾希望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一個兒子，並打算給孩子取名為「威廉」[11]。1797年9月10日，沃斯通克拉夫特死於產後併發症，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是一段短暫但幸福而穩定的關係[12]。現在，直到幾個月前還是單身漢的戈德溫，因為失去了他一生的摯愛而心煩意亂。同時，他還要負責照顧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剛出生的瑪麗和剛學會走路的范妮。
戈德溫在瑪麗三歲時去愛爾蘭旅行，同時將兩個女兒交給詹姆斯·馬歇爾照顧。戈德溫在書信中的語氣顯示了他對她們的關心以及他對予兩個女兒安全感的重視。「現在我該為我可憐的小女兒說些什麼呢？我希望她們沒有忘記我。我每天都在想她們，如果風向更好的話，我應該很高興能從都柏林到波利貢給她們一個吻……我還沒有像現在一樣如此的喜愛和為兩個女兒考慮過」[11]。
第二段婚姻與少年圖書館
1801年，戈德溫與他的鄰居瑪麗·簡·克萊爾蒙特再婚[14]。瑪麗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查爾斯和克萊爾）帶進了這個家。傳記作家亨利·諾埃爾·布雷斯福德在1913年寫道「她（指簡·克萊爾蒙特）是一個粗俗而世俗，十分平常的女人，而且喜歡誇耀自己對哲學的一無所知」[15][16][17]。雖然范妮最終適應了與克萊蒙特一起生活，但瑪麗與繼母的關係卻很緊張。瑪麗寫道，「至於戈德溫夫人，每當我提到她時，就會產生一種非常類似於厭惡的感覺」[10]:200、「一個我十分反感的女人」[18]。
1805年，戈德溫夫婦成立了一家兼有商店和出版社職能的機構，並將其命名為少年圖書館，這一機構在兒童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戈德溫隨後用假名愛德華·鮑德溫所寫的，關於《聖經》和古典歷史的兒童啟蒙讀物，以及一個版本的傑克與豌豆[19]和為他的作品做插圖的愛爾蘭藝術家威廉·馬爾雷迪的一部傳記[20]皆通過其發表。他們通過少年圖書館進一步協調好了家庭關係，同時又出版了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得意門生瑪格麗特·金的第一本書[21]。自瑪格麗特的書出版後，他們再出版的著作從未絕版過，例如查爾斯·蘭姆和瑪麗·蘭姆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戈德溫一家人同樣通過少年圖書館翻譯並出版一些歐洲大陸的著作，如《海角一樂園》的英文第一版就是通過少年圖書館編輯並出版的[22][23][24]。幾十年來，少年圖書館一直是戈德溫一家的經濟支柱。
1807年，他的悲劇主題戲劇《福克納》在皇家德魯里巷劇院演出，但人氣遠不如他早期的戲劇[25]。
晚年生活
戈德溫晚年在國庫收據的辦公室擔任管理員和接待員的閒職[26]，同時被欽賜了一間威斯敏斯特宮的獨立房間[27]。
戈德溫的晚年期盼他女兒的支持和安慰。在他養大的五個孩子中，有兩個已經先他而去，還有兩個生活在國外。瑪麗回應了他的期望，她一直照顧他直到他於1836年去世。
著作與思想
1793年，在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戈德溫發表了他的政治學巨著《政治正義論――論政治公正性及其對現代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影響》。這本書的第一部分的思想理念大致與埃德蒙·伯克在《為自然社會辯護：檢視人類遭遇的痛苦和邪惡》一書中的理念相仿 – 從無政府主義角度批判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剩餘部分則是戈德溫對於一個無政府主義（或是小政府主義）社會如何運作的推想。《政治正義論》在當時極具影響力，戈德溫也成為了繼埃德蒙·伯克、托馬斯·潘恩後又一位因法國大革命知名的英國作家。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戈德溫的思想和著作是介於伯克和潘恩兩種極端思想之間的一種中間思想。當時的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有句名言稱沒有必要審查這本書，因為1英鎊以上的價格對普通英國人來說太貴了，買不起。然而，當時眾多的通訊協會在集資購買《政治正義論》後或直接在會員中傳閱，或直接讀給不識字的會員聽以傳播這本書中的觀念。最終，該書賣出了4000多本。
戈德溫抓住了他在《政治正義論》中名聲大震的機會，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同樣知名的作品，《凱萊布·威廉斯傳奇》。《凱萊布·威廉斯傳奇》是一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僕人發現了他的貴族主人福克蘭的一個黑暗的秘密，並因此而被迫逃離的故事。這本書基本上被認為是第一部懸疑小說[28]。戈德溫曾詼諧地表示這本書十分讓人入迷，有些讀者在一個晚上就讀完了他花了一年多時間寫的東西。書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當時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司法制度的描寫，以及對國內間諜活動的預見性描述。他在這本書中的敘事手法亦被認為影響深遠。戈德溫在一開始先敘述最終的結果——凱萊布被福克蘭派來的人追殺，之後再引出具體的故事情節。後世的查爾斯·狄更斯和艾倫·坡都對戈德溫的敘事手法有着較高的評價。
1794年，小威廉·皮特為壓制當時的政治激進運動抓捕了超過30名激進派成員，並試圖將其中多數人判為叛國，其中包括追隨戈德溫的托馬斯·霍爾克羅夫特等英國雅各賓派成員。為回應這一事件，戈德溫寫下了《1794年10月2日，民訴法庭首席大法官艾爾勳爵對大陪審團提出的控訴的嚴厲批評》（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 October 1794）一書。在該書中戈德溫有力地辯稱，檢方的「推定叛國」概念允許法官將任何行為解釋為叛國。這本書為雅各賓派最終被宣判無罪的重大勝利鋪平了道路。
然而，在1798年前後戈德溫的名聲亦被保守派媒體所抹黑，其中部分原因是他選擇為已故的妻子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寫了一本十分直白的傳記，《女權辯護作者傳》。這本書中包含了瑪麗兩次自殺未遂的經歷，以及她在和戈德溫確立關係前與美國冒險家吉爾伯特·伊姆利的婚外情，這段婚外情最終讓瑪麗生下了范妮·伊姆利。
然而戈德溫在生活中是一個十分固執己見的人，因此在這之後的三十年內他都選擇隱姓埋名的繼續生活，而非與保守派妥協。然而這本傳記還是影響了一代作家：雪萊在1810年至1820年間曾多次閱讀這本傳記[29]，再後來的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也常閱讀這本傳記。《政治正義論》最終與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和讓-雅克·盧梭的《愛彌兒》一併成為了無政府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領域的重要著作。
戈德溫認為政治正義一詞代表「將任何道德和真理的原則採用到社會的實踐中」，所以這項工作是對社會，政府和道德原則的探究。多年來戈德溫始終認為君主制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腐敗，並由此他的思想從最初希望構建一個僅有最基本權能的政府逐漸演變為了「政府因其性質，終將壓制人類心智提升」的反國家主義，這種反國家主義被後世認為是一種無政府主義。
戈德溫相信人類的完美性，因此他也不相信存在先驗的準則和生來的做惡傾向，他認為「我們的美德和罪惡都可以追溯到構成我們生活的一舉一動，如果我們能從一舉一動開始拒絕每一種不正當的行為，人類就能夠消滅世上一切的罪惡」（our virtues and our vices may be traced to the incidents which make the history of our lives, and if these incidents could be divested of every improper tendency, vice would be extirpated from the world）。如果有一天，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眼裏看來正確的事——而不是被其他人掌控着做他們想做的事時，那麼每個人實際上也在做對社會最有利的事，因為那時所有人的做事原則都將是純粹的理性。
戈德溫的樂觀主義與他強烈的經驗主義相結合，共同支撐着戈德溫的信念：人類的邪惡行為完全受社會條件的腐蝕所影響，因此改變這些條件可以消除人類的邪惡。這種信念與他的妻子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關於婦女的缺點是由於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挫折的想法不謀而合。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談到戈德溫時稱「戈德溫對財富問題看法是：每個人『對每一種能夠有助於人類利益的物質』的權利必須只由正義來調節，即物質必須給『最需要它的人』。所以他的結論實際上是共產主義」[30]。
1798年，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一書中回應了戈德溫的「社會完美性」觀念。馬爾薩斯在著作中稱人口在富足的時候會傾向於增加，只有食物短缺、疾病或戰爭等原因造成的困境才會阻止人口增長。因此，在他看來，當一個社會的人——或至少是最貧窮的那部分人沒有遭遇困境前，人口總是要增長的。因此，馬爾薩斯認為貧困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
現在就暫且假設戈德溫的美麗的平等制度，得在最純粹的形式上實現，來觀察這困難，會怎樣迅速地壓迫到這完全的社會制度上來罷……我們且假設，這島國除去了一切貧窮與罪惡的原因。戰爭消滅了，競爭亦消滅了。不衛生的職業及工廠不存在了。群眾不再為朝廷的陰謀，為商業，為放縱的滿足，而麇集於疫癘叢生的大都市了……每一個屋子，都是清潔的，空氣流通的，十分廣闊的，住在衛生的位置上……農業上的必要勞動，很適當的由一切人分擔。人數及生產物，假設在這島國現在，恰好相等。仁愛的精神，為至公不私的正義心所指導，使社會上一切人，按照各自的需要，而分配生產物……這種社會，既然這樣異常獎勵人口，人口減少的一切原因又被假設已經除去，其人數增加，自必較任何已知社會為迅速[31][32]。
馬爾薩斯接着寫道，在這種理想條件下，可以想像人口每25年翻一番。然而，食物供應卻不可能在即便50年內翻一番。因此，食物供應最終將變得不足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然後：
……自我保存的有力法則，驅逐盡了靈魂中的更溫柔更高尚的情緒……穀物在未熟以前就割下來了，在不適當的比例下密藏起來了。堪稱為虛偽的種種黑暗的罪惡，馬上就會發生。有大家庭的母親，已不復有生活品流到自己手上。因食物不足，孩童患病了……戈德溫以為最惡的人的原始罪惡，應歸因於人類制度之腐敗。但這種人類制度，在這場合，是沒有了。公眾的善與私人的善，不再互相對立了。理性指定了要留歸公眾的利益，不再發生獨佔。沒有一個人，受驅策於不公正的法律，而擾亂秩序了。仁愛心已在一切人心中，樹立了支配權。然而只要經過50年那樣短期間，使現社會狀態墮落的暴行，壓迫，虛偽，貧窮，各種可惡的罪惡，以及各種形式的困窮，就會由最急迫的事情，由人性中內在的絕對與人為法規無關係的法則，再生出來[31][32]。
在《政治正義論》一書中戈德溫承認，他所設想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會造成人口壓力，但他提出了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來避免困境：「可以通過規劃人類行動結構的變化——如果不是人性的變化來解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發展文娛事業使性的欲望黯然失色」[33]。馬爾薩斯在一開始1798年版本的《人口論》中認為這種可能的人性變化根本不會發生。但在第二版和隨後版本的《人口論》中馬爾薩斯改變了想法，他寫道，廣泛的道德約束，比如推遲結婚和婚前獨身（性禁慾），可以降低人口增長的速度，但最後的結局無法避免[34]。戈德溫還認為，新技術會一定程度上促進未來人性的變化，使未來的人類的智力更為發達。他推斷，技術的不斷進步將導致個人花在生產和勞動上的時間減少，從而有更多的時間用於發展「他們的智力和道德能力」[33] 。戈德溫認為這種道德能力的改善將抑制人口的增長。戈德溫描繪了一個烏托邦社會，在該社會中，社會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其中的人進行「自願共產主義」[33]。
1820年7月，戈德溫發表了《關於人口：關於人類數量增長力量的調查》（Of Population: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ower of Increase in the Numbers of Mankind）作為對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文章的反駁[35]。戈德溫的主要論點是反對馬爾薩斯關於人口趨向於指數增長的觀點。戈德溫認為，如果人口每25年翻一番（如馬爾薩斯所斷言的那樣，美國由於資源廣闊所以人口翻了一番），考慮到兒童死亡的速度，每對已婚夫婦至少要生育八個孩子。戈德溫本人的父母生育了包括戈德溫本人在內的十三個孩子，但戈德溫沒有觀察到他那個時代的多數夫婦會去生育八個孩子。因此他得出結論：
實際上，如果我拿起筆來的目的不是要駁斥馬爾薩斯先生書中的所有錯誤，不是要努力介紹其他更令人振奮、更有利於人類最佳利益、更能抵禦罪惡和苦難侵襲的原則，我可能會在這裏放下筆結束論證。如果馬爾薩斯從任何一個國家（除北美的美國外）拿出一份婚姻和出生登記冊，其中顯示平均每對夫婦會在婚後生育八個孩子，那麼我才會承認他的指數增長理論[33]。
在《政治正義論》的第一版中，戈德溫在書中描寫了一些贊成「塵世不朽」（earthly immortality，現在叫做長生不老）可能性的論據，但後來的版本中再無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雖然相信這種可能性與他關於完美性和人類進步的哲學是一致的，但當他意識到這可能會使他的其他觀點失去可靠性時，他可能因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放棄了這個論題[36]。戈德溫在他的哥特小說《聖萊昂》中探討了生命延續和長生不老相關的話題。該小說在1799年出版時很受歡迎（而且臭名昭著），但現在已被大多數人所遺忘。《聖萊昂》可能為他女兒的小說《弗蘭肯斯坦》提供了靈感[37]。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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