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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興[參1][參2]又稱嘉靖之治[註1]、嘉靖革新[註2]、嘉靖新政[註2]，是指在明嘉靖帝統治前期出現的改革與中興局面。
嘉靖帝登基後效法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治國手段推行「新政」，政治上英明苛察，嚴以馭官，整頓朝綱，大赦天下，嚴禁宦官干預朝政，集異納諫，勤於政務，完善科舉制度；經濟上寬以治民、減輕賦役，勘查皇室莊園和勛戚莊園，把耕地還於老百姓，同時還鼓勵耕織，減輕租銀，重新整頓賦役，賑濟災荒，體恤民情；軍事上，正視哈密問題，大力提拔將才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頓邊防，以解除邊疆危機。可以稱得上是位有作為的皇帝[參4][參5][參6]。清修《明史》評價他是「中材之主」[參7]。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去世，無子嗣，所以皇太后和內閣首輔楊廷和決定，從最近支的皇室尋找繼承人，遂以「兄終弟及」的原則立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弟為帝，次年改年號為「嘉靖」[參8]。
作家張嶔認為，明朝自明仁宗丶明宣宗以來（由永樂時期萌芽和出現，仁宣時期遂漸成形），最高的權力就形成了三角體制，皇帝之下還有以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特別是文官集團，隨着內閣制度的成熟，不但話語權越來越大而且對皇權形成制約。而言官的勢力也是水漲船高[參9]。
嘉靖帝即位後，先是打壓宦官集團，嚴禁宦官干政，削弱司禮監實權，使其形成擺設，各地鎮守太監也被召回裁撤[參9]。對於文官集團，嘉靖帝通過大禮儀之爭為其父母爭名，加強皇權，打擊文官勢力，迅速擺脫了楊廷和的控制[參10]。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壇新的人事格局。這是自永樂帝以後明朝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君臣更迭，為嘉靖革新確立了有力的組織保障，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政治條件，嘉靖帝為了否定守成君主的敗政行為，他全力維護洪武祖制的神聖性，而效法祖制的做法較好地解決了革新與繼承之間的關係，確保了改革的順利進行[參6]。
整頓翰林院各項積弊，為了提高內閣大學士的行政能力，讓內閣有了密奏專權，看似是權力提升，但幾任內閣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裏。嘉靖帝還調解朝廷中不同的各方勢力，由着大臣之間相互制衡，根據利益需要搭把手[參9]。同時打破重內輕外的觀念，激發地方官員的進取之心；整飭言路，實現對百官的有效監督，裁革冗濫，以減輕財政負擔[參6]。
嘉靖帝認為外戚為害天下。他又和張璁、方獻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問題上達到了共識，下令永遠廢除此制[參11]。
然而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尤淑君指出，嘉靖年間的「左順門事件」，不但杖打了一百三十四名大臣，還杖死了十七名大臣，到了嘉靖後期，死於廷杖的大臣越來越多，史載「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杖殺朝士，倍蓰前代」。可見明代皇帝一方面仰賴朝廷正式的監察系統及皇家私屬的內侍系統——宦官及錦衣衛，竭力防範大臣結黨，禁止朝臣私下評議政事，最後甚至不惜犧牲官員的生命，以求朝廷內部不致形成有能力威脅君主的團體[參12]:238-239。
成都大學歷史學教授譚平指出，明朝內閣及其大學士們的權位升降起伏很大，但總體來說與前朝宰相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在很多情況下，大學士們承擔着難以言諭的壓力和精神折磨。如萬曆年間入閣的性格剛直、勇於直諫的名相陳於陛眼見昏君以嚴重的對抗和鎮壓的心理堅決拒諫，國事沉淪，自己又無力回天，於是「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兩年後去世。曾一人獨撐內閣七年，期間為增閣臣連續上疏100多道都被置之不理的葉向高在總結明朝閣臣地位的尷尬時說：「臣常念祖宗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而其重亦止於票擬。其委任權力與前代之宰相絕不相同。夫以無權之官，而欲強做有權之事，則勢故必敗；以有權之事，而必責於無權之官，其望更難酬，此所以閣臣從來無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明代政治舞台上官員們面臨的政治生態更複雜和更難以適應。比較而言，不會去堅持操守的庸官和貪官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生態中比清官能吏適應力更強，這也能從一個方面解釋為什麼明代總是要虐待和殘害功臣[參13]。
「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制，促成了嘉靖帝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嘉靖帝變得一意孤行，不合其心意的大臣皆會下獄受廷仗之罰，又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並且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所帶來的好處，導致明朝官員中諂媚之風盛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參14]。
經濟上嘉靖帝限革莊田，以遏制土地兼併狂潮；推行新的賦稅制度，以減輕民眾負擔[參6]。
嘉靖帝執政的前半段，國家財政穩定，儲備充足，商品經濟發達，每年富餘白銀就多達五百多萬，糧草夠支用十餘年，民間經濟也富庶東南商品經濟蓬勃發展。而且從嘉靖四年（1525年）起，明朝宣課司正式改白銀收稅。此舉的結果就是白銀正式成為法定貨幣，經濟意義重大[參15]。
嘉靖帝執政時期，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戰爭極多。南方的倭寇還有北方的韃靼部落，每年輪流騷擾大明邊境，史稱「南倭北虜」之患[參16]。
明政府實施的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不僅造成中日間走私貿易之盛行，並且在倭寇來華劫掠的問題上形成推波助瀾的作用。1523年（嘉靖二年）發生寧波之亂，明政府罷設市舶司，中斷了中日的貨貿管道，明政府嚴格執行海禁，不僅讓先前走私愈為猖獗，連帶地讓倭患的問題變得嚴重，此時明政府兵備廢弛嚴重，導致走私愈演愈烈，最後情勢完全地失控，演變成為害中國東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亂[參17]。
嘉靖時期，由於政治日趨腐敗，加以政策上的失誤，海防設施失去應有的功能。衛所形同虛設，不堪一擊，據《大明會典》記載：「嘉靖十七年，令鎮守內臣，原不繫太祖定製，次第裁革，十八年盡數取回」，而《明史》記載當時海防情況是：「造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泊主，輒望見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參18]。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嘉靖帝積極調兵遣將，集結精銳部隊到東南，多次重擊倭寇，很快鍛鍊出許多善打硬仗的部隊。在嘉靖帝執政的最後二十年裏，東南抗倭戰局，在戚繼光和俞大猷、譚綸等這些將士浴血奮戰下，終於扭轉了戰局，並最終於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隨着最後一股倭寇團伙在安南（越南）萬橋山被殲滅，肆虐大明多年的倭寇之患，終於徹底肅清[參16]。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滅掉了馬來王國，在當地建立殖民據點，從此控制了馬六甲航線，也逐漸瞄準隔海相望的明朝[參20]。
1513年（正德八年），葡萄牙艦隊第一次抵達中國沿海，依靠在珠江海面，要求上岸進行貿易。但是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後，隨即佔領了珠江對面的屯門島，在島上建築工事，並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權，長期滯留在廣東一帶。同時還派遣使者拜訪正德帝會。後來嘉靖帝即位，登基僅三天的嘉靖帝就收到了馬來王國王子的訴狀請求大明幫其復國，嘉靖帝還收到官員的奏摺，說葡萄牙人久滯不去，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覺。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帝下旨，命廣東官員驅逐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屯門島海面集結艦隊，負隅頑抗，史稱屯門海戰[參20]。
明朝政府詔令東南沿海各省水師「遇佛郎機船可立毀之，遇佛郎機人可立殺」。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撫朱紈派都指揮盧鏜率兵進攻雙嶼港當時葡萄牙人的根據地雙嶼港，結果雙嶼港被毀，葡萄牙人出逃[參20]，其後一直侵擾浙江和福建沿海。到了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明朝政府讓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並獲准前往廣州從事貿易活動[參21]。
對於文化和教育方面，嘉靖帝即位後馬上整肅科舉制度，來確保選舉的良性發展；倡行三途並用，激勵士氣；整頓學政，來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參6]。
同時嘉靖帝十分重視《永樂大典》一書，由於宮中意外失火，他命人重新抄錄副本，副本一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才宣告完成，與永樂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永樂時期正本移放到文淵閣，明亡之後下落不明。而眼下能看到的都是嘉靖時期的副本[參22]。
張嶔認為，嘉靖帝在位時期意義最深遠的無疑是文化成就，《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名著得以刊刻發行，《西遊記》和《金瓶梅》也在這一時期問世，陽明心學廣為傳播，流派縱橫，此外戲曲繪畫乃至科學領域都是巨匠雲集。李時珍、李開先、徐文長等一長串姓名，見證了這是自由開放的文化盛世[參15]。
但同時嘉靖帝在位時，也是明朝文字獄比較多的時期，例如吳廷舉案、山東鄉試案、迎駕詩案、萬壽字案、李默案等，因此嘉靖時期文化上是否自由開放也有商榷餘地。
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直言極諫」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價值，因此雖以明代皇權的專橫，試官出題還不免有故意引發舉子直率批評朝政的事件。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東鄉試，主試官葉經用《論語》出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名考生答曰：「繼體之君未嘗無可承之法；但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嘉靖帝以為是譏諷他的話，結果試官與考生都受廷杖而死[參23]。
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擴大，嘉靖以後的社會風氣侈蹺，日甚一日，侈蹺之風盛行，消費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之風的盛行又影響了明末社會秩序的安定，對「貴賤，長幼，尊卑」的傳統社會等級制度帶來衝擊。侈靡之風亦刺激人們的慾望，為了滿足私慾而以貪污納賄為手段，破壞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風氣，導致貪污成風，而貪黷之風又倒過來刺激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參24]。
嘉靖年間戴璟在廣東進行的驛遞制度改革，戴璟的改革是明代驛遞制度改革的先驅[參25]。
嘉靖帝去世後，先後是隆慶帝和萬曆帝在位，期間張居正逐步掌握大權，開始了張居正改革。而張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參26]，張居正的施政特點就是恢復有益於時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說，張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餘波或者說張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繼承者[參6]。特別是「一條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產物，由桂萼創建，被張居正很好的加以改進[參27]。甚至有人提出「隆萬大改革」和「嘉隆萬改革」的觀點[參6]。
嘉靖革新持續了近二十年，同時文化和科技領域空前繁榮，優秀文學作品和傑出人物大量湧現，「天下翕然稱治」。後史譽之謂「中興時期」[參4]。通過嘉靖帝的革新，在較大程度上清除了明朝百餘年的積弊，從根本上確立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徹底解決了楊廷和集團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使嘉靖一朝時期因此避免了宋朝歷史上新舊黨爭所導致的政局混亂[參6]。還可以通過明朝新君即位詔書所列前朝弊政款數的變化就可說明其革新所取得的效果，嘉靖帝時期的弊政遠遠低於前後諸帝[註3]。
作家張嶔認為，嘉靖帝以其圓熟的政治手段，成功的製造了一個國富民強、文化繁榮的大明帝國。以帝王業績論，相當出色[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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