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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英（1905年11月8日—1948年12月27日），原名盧子江，又名盧濤，山東昌邑縣望仙埠村(現屬峽山區太保莊街道)人，中國共產黨情報官。
父親盧魁山(盧金冠)，在村里教書塾兼做郎中。盧志英7歲隨父親讀書。1920年考入昌邑縣乙種蠶桑實業學校，後家貧輟學。1923年，隨一個舊軍人到東北去當兵，考入綏寧鎮守使署軍官講習所受訓。1924年提前畢業，分配到東北陸軍第三混成旅二營二連當司務長。1925年脫離奉軍，到鄭州、洛陽，結識了王樂平和續範亭，經他們介紹進入洛陽陸軍訓練處任隊長，與共產黨員南漢宸、趙惠塵、姚繼民和劉仲華相識，接受了革命思想。1925年由劉仲華、姚繼民介紹入黨。1926年7月，奉命去甘肅開展軍運工作，打入國民軍第六混成旅任上尉參謀。1927年任國民軍騎兵第三師第八旅十六團二營營長，又調任第三師參謀主任，他率領一營騎兵起義，彈盡糧絕，左腿負傷突出重圍。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奉組織指示，化名盧濤，到陝西關中一帶從事軍運工作，公開身份是蒲城縣保安總隊長兼承審員。1928年春在駐軍侯保傑部策動士兵起義失敗被捕，在被槍決前被營救越獄。1928年化名盧濤，以中國大學法律系旁聽生的身份為掩護，與項與年一起奉命在北平組織平、津一帶的學生運動。1929年夏到天津入順直省委舉辦的白區黨的幹部訓練班學習，學習結束後返北平工作。1930年調入上海的中共中央軍事部做情報工作。1930年冬被派去西安在楊虎城部從事兵運工作，經南漢宸介紹任西安綏靖公署少校參謀兼教導隊長。1932年11月化名盧宗江，接替王世英任南京市委書記，做情報工作和上層統戰工作，1933年冬因爭取國民黨中央委員王崑崙等人走漏風聲而被捕入獄，但未暴露真實身份，1934年初後經黨組織營救獲釋。1934年3月化名「盧育生」，被派往江西德安，在贛北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兼贛北第四區保安司令莫雄部任上校參謀主任兼清鄉委員長，領導賈紹誼、項與年、劉啞佛（魯迅名篇《紀念劉和珍君》中的劉和珍的哥哥）等人組成的情報網。丘吉夫與張育民在南昌開設診所，設立秘密交通站。轄區包括了反共大本營的廬山與南昌行營。參與獲取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後期的「鐵桶」計劃，1934年10月初由會講客家話的福建連城人項與年假扮成乞丐混入中央蘇區把圍剿計劃呈報給周恩來[1]。1956年7月29日，王世英為莫雄事致信中央統戰部說：「……1934年，他擔任了江西德安專員兼保安司令，我們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裏擔任參謀處辦事員、科員等聯絡工作，有項（與年）、盧（志英）、丘（吉夫）、劉（啞佛）等，一些下面同志名字記不清了，……。為此，在他掩護下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如九江、南昌建立了據點，設立了商號，在德安即以他的專員公署為據點。」「總之，在江西這一階段，莫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在當時的環境下，能不顧生死，不避危險，這樣幫助黨確實是很少的，故應予特別照顧。」1956年8月8日，李克農為莫雄事寫給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信中寫：「莫雄先生在大革命以後即靠攏我黨。在黨最困難的年代裏，供給過不少情報，掩護過不少同志……。他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是有一定功勞的，為人有正義感……。」《莫雄回憶錄》中寫[2]：
在司令部及專署內，一切事務主要由劉亞佛，項與年，盧志英等人負責。我雖然實際上處於不管事狀態中，但我亦有很多機會與項與年等人見面談心，與那些「陌生人」同樣也有不少接觸。這些革命同志對我都很尊重，他們生氣勃勃，給人一種堅強勇銳的印象，與國民黨政府人員的作風迥然不同。在司令部內與我經常在一起的盧志英同志，他給我的影響為最深。他體魄魁偉，器宇軒昂，煞是一副英偉的軍人形象。我與他雖則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黨的委派到我部任參謀長後，我與他大有相識恨晚之感。他非常尊重我，稱我為「老前輩」，又說早聞我在軍界中的「大名」。但深談之後，我才知道，他淵博的知識其實並不局限於軍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無一不曉。在交談中，我往往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接受了他革命的啟蒙教育。
他向我介紹了幾個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並熱情地謳歌蘇聯的十月革命和以後的發展壯大。他講中國以後要強大，就要走蘇聯的道路，推翻法西斯專制主義的蔣介石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當他談到這些時，總是眉飛色舞，其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洋溢於眉宇之間。可惜這位優秀的革命志士，於解放前夕不幸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被蔣介石慘無人道地殺害了。自我到德安上任後，嚴希純不時從上海來德安「作客」。每次來都找劉亞佛、盧志英、項與年等人去密談。盧除了到德安外，還往來於南昌、南京之間，我司令部及專署內的共產黨組織是秘密地直接受上海地下黨領導的。
1934年12月1日，盧志英從江西德安緊急趕到南昌，與地下黨聯絡點負責人邱吉夫、張育民接頭，交待了有關事宜之後，便匆匆出發，打入了追剿中央紅軍的薛岳司令部。在貴陽找到地下黨負責人林青，1935年1月兩人一起趕赴遵義，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並聽取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紅軍二渡赤水後，2月20日反攻遵義，在婁山關等地，大敗黔軍王家烈部，一舉擊敗薛岳手下吳奇偉部兩個師，情報奇准，取得桐梓大捷。1935年3月底，莫雄作為「剿共模範」調任貴州省畢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盧志英隨任專署總務科科長、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掩護長征紅軍通過貴州。[3]3月10日三渡赤水之前的苟壩會議前，毛澤東獲得了準確的敵情態勢，堅決不同意進攻打鼓新場。[4]1936年2月9日，促成紅二、六軍團兵不血刃進駐畢節城，得到了半個多月的休整，在畢節地區創建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及縣、區、鄉各級紅色政權和地方黨組織，組建了貴州抗日救國軍（愛國人士周素園先生任司令，鄧止戈任參謀長）及90多個游擊團、隊，擴紅5000多人。紅軍通過畢節後，蔣介石以「通共放敵」罪名逮捕莫雄，空運回南京羈押。盧育生奉命營救莫雄，到南京通過莫雄的家屬請楊永泰、張發奎、陳誠等保釋莫雄。
抗戰暴發後，1937年底奉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之命，到蘇、錫、澄地區和陽澄湖畔發動群眾，組織抗日力量，並聯絡國民黨的武裝和地方實力派。1938年2月奉命到上海開展工作，化名「周育生」在提籃橋監獄斜對面開了一家滬豐麵包廠。還通過朋友鄭世農在「大世界」等鬧市區開設「大中華咖啡館」、「唐拾義藥廠」、西藏路144號「金龍三輪車製造廠」作為秘密聯絡點。結交了駐吳淞的日本海軍司令保島，配給滬豐麵包廠4000包麵粉，以生產、供應租界內楊樹浦一帶三四千名國際難民的麵包。通過保島為新四軍採購藥品、槍械。1939年秋，為新四軍挺近江北打前站，盧志英撤離上海，化名周至堃，到蘇中泰縣拉起一支200餘人的抗日武裝。1940年10月10日，「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直屬縱隊、魯蘇戰區蘇北游擊指揮部第三縱隊聯合抗日司令部」（簡稱「聯抗」）在曲塘成立，開明人士黃逸峰任司令，李俊民任副司令，周至堃（盧志英）任副司令兼參謀長，張孤梅任政治部主任[5]。1941年2月，在陳毅、粟裕的統一指揮下，「聯抗」參加了對投降日偽的李長江的討伐。1941年7月20日，「聯抗」在新四軍軍部直接指揮下，配合新四軍三師黃克誠部參加了蘇北鹽城地區的反掃蕩。1942年1月，新四軍政委胡服派遣盧志英赴上海，以在外經商失利、回滬重操舊業為名，與夫人張育民一起開展情報和採購軍需物資等工作，打入駐滬日本海軍情報機關。後因在新四軍遭人舉報，被保島禮送出境回到蘇北抗日根據地。
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受華中分局情報部部長揚帆派遣，在上海負責滬寧杭沿線的情報工作[6]。打入上海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被委任為滬東區室副主任，並與軍統、美國陸軍戰略情報處建立關係。因盧志英情報系統內的骨幹張蓮舫出首，1947年3月2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門口被中統逮捕，關押在亞爾培路2號中統局上海分部。同時或先後被捕的，連同偉達食品公司、大東食品公司和瑞聚成食品店內的工作關係和同情者、以及張育民、盧大容、張育民侄孫張軍戰約四十餘人。盧志英受盡酷刑，上電椅、火燒、絞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用打氣筒往肛門裏打氣腹漲如鼓，跗骨受刑碎裂，小便中都是血。又轉押蘇州章仲巷1號的蘇州反省院。1947年5月，中統把其妻張育民，兒子盧大容和侄孫張軍戰也一起押送蘇州獄中。見面後，盧志英笑對張育民說[7]：「是你來瞧我了。你還記得當年蒲城之事嗎？要不是你當年從蒲城監獄救出了我，我早就為革命犧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全都是你給的呀！」盧志英在獄中每天規定時間教兒子、侄孫二人英文、數學。1947年10月被押解至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1948年12月底，盧志英通過牆壁上的窟窿對隔壁囚室的難友說[8]：「剛才，他們突然下了我的鐐銬，下鐐銬，就是要執行了，看來凶多吉少。。。好在勝利在望，死也甘心！」1948年12月27日憲兵司令部別動隊長潘立新召集了任宗炳、夏麟昆、盧仕尊等特工骨幹，21點鐘偵緝處副處長周劍心、特高組組長楊香及李俠等6人來到了憲兵隊宣佈即刻處決三名犯人。任宗炳、夏麟昆 、盧仕尊三人為一組負責處決盧志英，特高組六人分為二組分別處決陳子濤、駱何民。盧志英被帶至值日官室，被勒住咽喉，將預先準備好的沾有氯仿的毛巾捂着被害人的嘴，任宗炳等摁住盧志英掙扎的雙腿，10分鐘後盧志英昏死過去，與陳子濤、駱何民被抬上天井內的卡車，運至中華門外雨花台寶林寺後山坡活埋[9]。
1950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特工任宗炳。任宗炳指認了三烈士被活埋的地點及遇害經過。三具忠骸隨即被護送至南京市中山南路的中國殯儀館內，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裝。華東公安部通知盧志英的妻子張育民和兒子盧大容到雨花台辨認烈士的屍體，從三具屍體中通過牙齒認出了盧志英，因為盧志英的一顆門牙在蘇州監獄刑訊被打掉了半截。陳毅、粟裕、劉曉等研究決定追認盧志英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頒發了第60號烈士證書，在雨花台修建盧志英烈士墓。1951年7月22日，上海各界舉行隆重追悼會緬懷盧志英。1953年4月，張蓮舫、任宗炳被人民政府鎮壓。1954年盧大容出版了《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一書，廣為傳播。[10]
- 夫人張育民（1895—1979年4月11日），女，原名玉簪，涇陽縣姚坊鄉官道村人。陝西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中山學院（中共陝甘區委主辦）婦女運動班學習並任班長，1926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秋，中山學院的共產黨員被鎮壓，張育民逃到蒲城，在縣立小學教書。1928年到北大醫學院婦產科專修科學習期間，1928年8月經組織同意與盧志英結婚。在北平從事學生運動。1933年秋由於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出獄後調往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軍委秘密機關「看家」。1934年被派遣隨盧志英到江西南昌開辦「女醫師張育民西醫診所」為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丘吉夫負責與莫雄的秘密聯絡站。參與營救方志敏，通過探監秘密帶出方志敏的珍貴手稿。抗戰爆發後在上海開辦「張育民診所」為秘密聯絡點開展工作，為新四軍籌集巨額活動經費。1949年後在上海紡織系統從事醫務工作，被稱為「革命的老媽媽」、著名的革命大姐。中央領導到上海多次接見她。
- 繼女李冰伯：本名李明珠，陝西省咸陽市涇陽縣冊子鄉官道村人氏，生於1916年。2011年10月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11]
- 丈夫周谷城：著名歷史學家。
- 兒子盧大容（1938年-1992年12月15日）：9歲時隨母親被捕入獄。1950年代保送蘇聯留學。核材料專家。參與兩彈一星研製。1980年代初任上海核電站辦公室金屬腐蝕工程師。1986年國家核安全局上海監督站成立，盧大容任站長，負責監督華東地區民用核設施特別是秦山核電站的核安全。[12]盧大容寫了《記我的父母親》
- 夫人周環：核物理學家。參與兩彈一星研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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