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瑞·史耐德（英語：Gary Snyder，1930年5月8日—），美國詩人（常與垮掉的一代聯繫在一起），隨筆作家、演說家，他還是環保活動家，常被看作「深層生態學的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 of Deep Ecology），這個角色反應了他在佛教精神與自然中的投入。作為一名社會評論家，史耐德的觀點與劉易斯·芒福德、阿道斯·赫胥黎、卡爾·海絲、奧爾多·利奧波德和卡爾·波蘭尼等人有一些共同點。史耐德還是一位獲獎作家，並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教多年，另外史耐德還曾在「加州藝術委員會」任職。
| 蓋瑞·史耐德 Gary Snyd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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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2007年史耐德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 | |
| 出生 | 1930年5月8日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 |
| 職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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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 | 里德學院 |
| 創作時期 | 1950至今 |
| 文學運動 | 三藩市文藝復興 垮掉的一代 |
| 代表作 | Turtle Island, 1974; The Real Work, 1980; A Place in Space, 1995;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1996 |
| 獎項 | 普利策詩歌獎, 1975; 美國圖書獎, 1984; 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 1997; John Hay Award for Nature Writing, 1997; 露絲·里利詩歌獎, 2008[1] |
| 譯名 | |
| 中國大陸 | 加里·斯奈德 蓋瑞·施耐德 |
| 臺灣 | 蓋瑞·史耐德 蓋瑞·施耐德 |
早期生活
史耐德生於三藩市，雙親是哈羅德、洛伊絲·史耐德。在大蕭條後，家庭陷入貧困，於是舉家搬遷至華盛頓州的金縣，當時史耐德只有兩歲，他們在那裏經營乳製品以及松木板。十年後，他們又般往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在華盛頓州的十年期間，史耐德注意到了海岸沙利希 (Coast Salish)的居民，並逐漸對美國的原住民，以及他們與自然的傳統關係，產生了興趣。
後來父母離異，史耐德及其妹妹由洛伊絲撫養，洛伊絲當時是一名新聞記者。史耐德小時候還當過送報童。在他十幾歲時，就成為野營顧問，並與Mazamas俱樂部成員一起登山。
1947年，史耐德作為獎學金生進入里德學院學習。在那裏他結識了菲利普·惠倫和盧·韋爾奇，並一度成為室友。史耐德還花了一個夏天時間當水手，1950年代中期，他也曾有類似的嘗試。這樣他不僅賺到了錢，還在港口城市領略到了其他文化，另外還使他對海洋以及水圈有了更多的接觸。1951年，史耐德畢業，獲得人類學與文學的學士學位，在隨後的夏天中，史耐德在沃姆斯普林斯印第安保留地 (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從事原木檢尺 (timber scaler)的工作，這段經驗成為他早期詩歌 (包括"A Berry Feast")的素材，後來結集出版為"The Back Country"。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史耐德當上了國家公園的防火哨員。另外，他還知道了佛教的一些基本觀點，通過藝術，特別是水墨畫，史耐德還對遠東地區對待自然的傳統態度有所認識。而後，他前往印第安納大學，繼續學習人類學，在那裏史耐德開始學習打坐，但一個學期後，他就返回了三藩市，去追尋詩人之夢 ('sink or swim as a poet')。
垮掉的一代
回到三藩市後，史耐德跟沃倫住在一起，沃倫引起了他對禪宗的興趣。史耐德閱讀了不少鈴木大拙的著作，而後他決定不再繼續人類學專業，1953年，他轉投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夏天，史耐德就繼續到森林中工作，他還曾在優山美地國家公園當過開路工。1955年，他與傑克·克魯亞克在米爾谷的一座小屋中住了數月。史耐德還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作過旁聽生，當時那裏有長谷川三郎、艾倫·瓦茨等人任教。
艾倫·金斯堡根據肯尼斯·雷克斯雷斯的推薦，找到了史耐德。這段歲月後來成為凱魯亞克小說《達摩流浪者》的素材。雷克思羅思早期小說的主人公，有的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式的，喜歡帶點混亂的生活，而不是按部就班式的。當時垮掉運動 (Beat Movement)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城市背景，而作家如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則發現了來自鄉村的史耐德，他有手工勞動的經驗，對田園的事物感興趣，相比而言，就顯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勞倫斯·弗林蓋蒂將史耐德比作「垮掉的一代」中的梭羅。
1955年10月13日，史耐德在三藩市著名的Six Gallery朗誦詩歌"A Berry Feast"，這被認為是三藩市文藝復興的宣告。這也標誌着史耐德首次踏入Beats行列，雖然他原來不是紐約圈子裏的成員，但由於肯尼思·雷克思羅思的緣故，也參加了進來。
根據凱魯亞克《達摩流浪者》的描述，年僅25歲的史耐德已經認為將來自己可以在未來的東西方對話中，佔有一席之地。史耐德的第一本著作"Riprap"(砌石)，出版於1959年，講述了他在優山美地做森林守望者時的經歷。
在日本
Beats中的一些人，如菲利普·沃倫，對禪宗感興趣，但史耐德在這方面更加專業。1956年到1968年，史耐德在日本實地修學，先後在京都的相國寺、大德寺參學，最後又跟其他人在諏訪之瀨島上的小火山島居住過一段時間。他先前所學的漢語寫作，使得他可以進一步學習禪宗 (源自中國的唐朝)，乃至在日本期間，開展實施更加專業的計劃。
史耐德後來決定不再做和尚，最後打算回到美國推動佛教的發展。他後來與美國詩人茱安‧凱格(Joanne Kyger)結婚，她在日本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1958年秋，史耐德將自己翻譯的24首中國唐朝僧人寒山子的古詩，在《常青評論》(Evergreen Review)雜誌上發表。另外，史耐德還出版了自己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些詩集，如"Myths & Texts"（1960年，神話與經典）、"Six Sections from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1965年，山水無盡之六章)，後面這本是一個項目，一直到1990年代他才完成。 他的詩歌主要題材有自然環境、自己的經歷，特別是各種工作的體驗，如伐木、防火哨員、文獻翻譯、木工等等，展示自己"在路上"的生活。
在日本期間，史耐德不僅在寺院中修學禪宗，還開始了修驗道，這是日本一種古老的泛靈論。1960年代初，他跟妻子茱安，以及艾倫·金斯堡，前往印度旅遊數月。他們回來後不久，史耐德與茱安離婚。
史耐德繼續自學，涉獵範圍包括地形學以及林業。這些興趣在他的隨筆、訪談，以及詩歌中，或多或少都有體現。
有一段時間，史耐德與拒絕接受傳統規範而返土歸田運動的一群人(the Tribe)，住在諏訪之瀨島上(位於中國東海的琉球群島中)，他們在海灘上揀東西，包括一些可食用的植物，另外還捕魚。在海島上，他與上原麻紗 (Masa Uehara)結婚，他們後來有了兩個兒子。
在史耐德1968年的詩集"The Back Country"中，收錄了十二年來的詩歌。1960年代末，他們夫婦帶着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搬回了三藩市灣區，一年之後，第二個孩子接着誕生了。隨後他們搬到了鄉間，位於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內華達山脈的山林中。
以後的生活及寫作
1969年出版的"Regarding Wave"，由於曾經的離別，詩歌被賦予了更多的感動。在史耐德1960年代末期出版的詩歌中，講述家庭、朋友、社區的內容，佔了更多的比例。1970年代，史耐德繼續創作了許多詩歌，許多反映了他原來在美洲大陸生活歲月，以及後來參加"返土歸田"運動的經歷。1974年，史耐德出版的《龜島》(Turtle Island)，書名源自土著居民對北美大陸的稱呼，該書獲得了1975年度的普利策詩作獎。
史耐德寫了一系列隨筆，來闡述他對於詩歌、文化、社會經驗以及環境的觀點，這些著作包括Earth House Hold(1969年，大地家族)、The Old Ways(1977年，老式)、The Real Work(1980年，真活)、The Practice of the Wild(1990年，荒野實踐)、A Place in Space(1995年，太空地方)以及The Gary Snyder Reader(1999年，蓋瑞·史耐德文選)。1979年，史耐德基於自己在里德學院時的論文，出版了He Who Hunted Birds in His Father's Village: The Dimensions of a Haida Myth(誰在父親的村中捕鳥：海達神話探析)。而他在1960年代中期前往印度旅行的日記，則於1983年以題為Passage Through India(通行印度)出版。
從1960年代開始，在各種訪談以及介紹他的文章中，史耐德提供了許多精神食糧，他興趣廣泛，包括文化、自然史、宗教、社會評論、當代美國、鄉村生活實踐，以及對於文學的觀點，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例如在1967年，他們在「San Francisco Oracl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當時的一個地下刊物）參加的一個圓桌討論中，史耐德的好友艾倫·瓦茨提出了人口爆炸帶給世界的問題，史耐德對此認為，「隨着觀念的轉變，目前在西方社會已初見端倪，將導致未來的富足社會中，人們會自覺地降低人口數量」。他的這個預言現在正被逐漸證實。
蓋瑞·史耐德獲得了"Poetry"期刊的1968年度萊文森獎 (Levinson Prize)，同年還獲得美國古根漢學者獎。
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史耐德在公開的演講、隨筆中，發表了許多這類觀點，有的是在主要的戶外雜誌、環保期刊上發表，而後匯集成書。
1985年，史耐德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寫作課程的教授，在那裏，他開始影響新的一代作家，對遠東着迷。1986年，史耐德獲得美國詩歌協會的雪萊紀念獎 (Shelley Memorial Award)，1987年加入了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
隨着史耐德參與環保議題，以及教學事宜，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以及1990年代初期，他似乎從詩壇走開了。終於在1996年，他出版了完整的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山水無盡)，該書揉合了感情與敘述，對棲息於星球的一角，充滿了讚美，該書成為他的代表作，也成了返土歸田的總結，以及詩意的象徵。這部著作的創作起始於1956年4月8日，跨越了40年時間，目前已經被翻譯成日語、法語等多種語言。史耐德因此獲得了1996年度的博林根詩歌獎 (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洛杉磯時報的羅伯特·寇什終身成就獎 (Robert Kirsch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Orion Society的約翰·海伊獎，以及1997年度「山川平原書店聯盟」(Mountains & Plains Booksellers Association)的詩作獎。
2004年，史耐德出版了Danger on Peaks(高處不勝寒)，這是他二十年來的新詩合集。
史耐德的詩作
史耐德的詩作風格恬淡，而又以形式多樣著稱，他一般不追求刻意的押韻。格林· 馬克斯韋爾對他的詩歌，作了如下評價：「關愛並尊重原住民，榮譽屬於大地，從喧囂的城市與工業中，尋求脫身，經由過去、沉思、社區、平靜亦或苦行」。
史耐德對美洲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及其對於自然的態度與做法，總是充滿興趣，實際上他們的方式，也跟史耐德產生了共鳴，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後來修學佛法，以及參與修驗道等。史耐德在年輕時善於寫作，並對一些作家，如大衛·赫伯特·勞倫斯、 威廉·巴特勒·葉芝，以及一些中國古代的詩人，如唐朝僧人寒山子，相當地傾慕。另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對史耐德早期出版的著作，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個人一直致力於生態、神秘主義、史前史，以及一般系統論之間的連接交流」，史耐德在一次訪談中如是說。除去人以外的自然，性在史耐德的詩歌中，也多有提及。史耐德結過四次婚。
除去內容與形式，史耐德對於人類學、土著文化，以及佛教、環境論 (environmentalism)的興趣，影響到了他對於詩歌的觀點。史耐德常說，他將詩比作工作室，在其間就是學習生於世間。
史耐德論及詩歌以及一般的人類，需要歷經長久的歲月，特別是要面對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他的詩作縮小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鴻溝。
史耐德的浪漫
許多人認為詩歌本身比較浪漫。當然史耐德的作品中有不少浪漫的味道，這其中除了寫詩本身，還有比如，他特別熱愛荒原大地，以及自然的力量；他對異域文化以及古代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樂此不疲；他在生命的歷程中，相信直覺的重要性；他對奇妙以及未知的事物，持開放的態度；還對土著居民、原始部落情有獨鍾，在1970年代的著作中，史耐德對之滿懷同情，他甚至難以想像其中可能會有惡棍、自私者，或者無賴。
馬歇爾·麥克盧漢對現代世界重新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的預言，包括對於所有惡兆、可能反烏托邦的警告，這些儘管被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廣為接受，但並非史耐德的預期，及其著作的方向。史耐德對部落以及未來抱有更正面的理解。
就實際而言，史耐德的作品中的一些成分，明顯平衡了浪漫的意味，比如他對真實的熱愛，對人類實踐以及能力的讚美，還有身體運動帶來的愉悅，對科學的興趣，以及對職責的反思。
爭議
史耐德被廣泛地認為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作家，就像前面提及的，他是在著名的"六號藝廊"(Six Gallery)朗誦的詩人之一，也是傑克凱魯亞克著名的小說《達摩流浪者》中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史耐德與垮掉的一代的聯繫，可能被誇大了，他應當被看作是另外倡導三藩市文藝復興的Wes-Coast group (西岸小組)成員。史耐德本人對"Beat" (垮掉)的稱呼，有一些保留，但並非很牴觸。他經常以第一人稱，比如用"我們" (we、us)，來談論垮掉的一代。
下面引自史耐德於1974年在北達科他大學作家會議上的一段訪談，後作為"The Beat Vision" (垮掉之視角)出版：
- 「……我從沒完全弄清楚"The Beats"的含義，但回想起最初的會面、合作、以及友誼，包括艾倫·金斯堡、我、麥克·邁可勒、勞倫斯·弗林蓋蒂，以及不在這裏的菲利普·沃倫，已經去世的盧·韋爾奇，還有格雷戈里·科索。對我而言，或者再推己及人 (我其實對格雷戈里沒有完全理解，其他人也如此)，內在都有一種批判的氣質，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有共同點，許多年來我們走在各自的道路上……」
- 「1960年代後期，我們又再次很接近，對我而言，是逐漸走到了一起，艾倫開始對東方思想非常感興趣，然後是佛教讓我們更加緊密；後來因為艾倫的影響，勞倫斯也加入了進來；另一方面，麥克與我失去聯繫若干年後，再次相逢時，發現原來殊途同歸，這現在看來真的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勞倫斯後來為政治目的離開了一陣子，我們沒人反對，當然這不是我們的關注所在。非常有趣，我們走了不同的路，但發現又都走到了一起；我們都強烈關注環保，批評個人在未來的狀況，特別是互相分享詩歌，我們的基本認同儘管是半規定的，但實際上成為背後的動力，即從佛教的心理視角，來看待人性，以及人的潛能」。
註釋
- ^ 1968年的哥根哈獎長串名單
- ^ 原文是：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primitive tribe, honour accorded the Earth, the escape from city and industry into both the past and the possible, contemplation, the communal, peace, and the ascetic，全文參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 紐約季刊 (New York Quarterly)的「Craft Interview」，1973年，第22期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參考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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