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頓·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ˈdʒaɪlz ˈlɪtən ˈstreɪtʃi/;[1]，1880年3月1日—1932年1月21日）是一位英國作家和評論家。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創始成員、《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的作者，建立了一種新的傳記形式，結合了心理學的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不敬和機智。他的傳記《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1921）獲得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早年
吉爾斯·利頓·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於1880年3月1日出生於倫敦克拉珀姆公地 Stowey House，是英國殖民地武裝部隊軍官理查德·斯特雷奇（Richard Strachey）中將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簡·格蘭特（Jane Grant，女性選舉權運動 的主要支持者）的第五個兒子和第十一個孩子。他的名字得名於16世紀初的吉萊斯·斯特雷奇（Gyles Strachey）和第一代利頓伯爵，後者是理查德·斯特雷奇的朋友，在1870年代末擔任印度總督。利頓伯爵也是利頓·斯特雷奇的教父。[2]斯特雷奇家共有13個孩子，其中10個活到成年，包括利頓的姐姐多蘿西（Dorothy）和最小的弟弟，精神分析學家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
當利頓四歲時，這家人從Stowey House搬到肯辛頓花園以北的蘭開斯特門（Lancaster Gate）69號。[3]這是他們的家，直到20年後理查德爵士退休。[4]斯特雷奇夫人是語言和文學的愛好者，從小就讓她的孩子們表演自己的戲劇和詩歌。她認為利頓有潛力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因此她決定他要接受儘可能最好的教育，以便「受到啟發」。[5] 到1887年，他開始學習法語，並將終生欣賞法國文化[2]。
斯特雷奇在一系列學校接受教育，開始於多塞特郡普爾的帕克斯通（Parkstone）。這是一所小學校，有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斯特雷奇的演技超過其他學生；在塑造女性角色時特別令人信服。他告訴母親，他非常喜歡在現實生活中打扮成一個女人來迷惑和娛樂他人[6]。
1893年，斯特雷奇夫人決定讓兒子開始接受更為嚴肅的教育，將他送到德比郡羅徹斯特的阿伯特紹姆學校（Abbotsholme School），那裏的學生每天都要做體力活。斯特雷奇的體質一直很弱，他反對這一要求，幾個月後他轉學到利明頓公學（Leamington College），在那裏他成了野蠻欺凌的受害者。[2][7] 然而，理查德爵士告訴他的兒子「咧嘴笑，忍受這種小欺負」。[8]斯特雷奇最終適應了學校，成為了學校最好的學生之一。20世紀60年代，學校的四所「堂」（houses）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利明頓度過的三年裏，他的健康狀況似乎也有所改善，儘管各種疾病仍在困擾着他。[9]
1897年，當斯特雷奇17歲時，斯特雷奇夫人決定讓他離開中學，進入大學，但因為她認為他太年輕了，不適合牛津大學，她決定他應該先去一所較小的學校，即利物浦大學。在那裏，斯特雷奇與現代文學教授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交了朋友，後者除了是他最喜歡的老師外，還成為他一生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在他上劍橋大學之前，.1899年，斯特雷奇參加了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獎學金考試，想要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但考官們認定斯特雷奇的學業成績並不突出，並被他的「害羞和緊張」所震驚，[10]他們建議牛津大學林肯學院是更合適斯特雷奇的機構，而斯特雷奇夫人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於是決定讓他去讀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1]。
劍橋
1899年9月30日，斯特雷奇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錄取[12]。1900年和1902年獲得Exhibitioner和Scholar獎學金。1902年，他獲得了英國詩歌校監獎章（Chancellor's Medal for English Verse）[13] 1903年6月，他在歷史Tripos考試中獲得二等獎，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然而，他並沒有離開三一學院，而是一直呆到1905年10月，撰寫一篇論文，希望能為他獲得研究生獎學金（fellowship）[2]。斯特雷奇經常生病，不得不多次離開劍橋，從影響他的心悸中恢復過來[14]。
斯特雷奇在劍橋的歲月是快樂而富有收穫的。在三一學院的新生中，有三位很快就與斯特雷奇聯繫密切：克萊夫·貝爾、倫納德·伍爾夫和薩克森·悉尼·特納（Saxon Sydney-Turner）。加上另一名在校生A·J·羅伯遜（A.J.Robertson），這些學生組成了一個團體，名為「午夜社團」（Midnight Society），貝爾認為，該團體是布盧姆茨伯里派的源頭[15]。在劍橋的其他密友還有索比·斯蒂芬，通過他又結識了他的姐姐瓦妮莎·貝爾和妹妹弗吉尼亞·伍爾夫。
斯特雷奇還屬於劍橋使徒，阿佛烈·丁尼生、阿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和約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曾經屬於該會。使徒們制定了一個精英主義的「高等雞姦」（Higher Sodomy）理論，將精英的同性戀行為，與「普通」男子的同性戀行為區分開來[16]:20–23。在這些年裏，斯特雷奇創作了大量詩歌，其中大部分被保存下來，其中一些在當時發表。斯特雷奇還結識了其他對他有重大影響的人，包括狄金遜（G. Lowes Dickinson）、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沃爾特·蘭姆（Walter Lamb，畫家亨利·蘭姆的兄弟）、喬治·馬洛里、伯特蘭·羅素[17]和喬治·愛德華·摩爾。摩爾的哲學認為，「至善」（summum bonum）在於實現高質量的人性，體驗愉悅的精神狀態，而通過思考偉大的藝術作品來強化體驗，是一種特別重要的影響[2]。
1903年夏天，斯特雷奇申請了教育部的一個公務員職位。儘管他的任課老師給他寫了推薦信，表明他在劍橋很受尊重，但他未能獲得任命，決定在三一學院申請研究生獎學金[2]。從1903年到1905年，他寫了一篇關於18世紀印度帝國主義者沃倫·黑斯廷斯的400頁的論文，但這篇論文未能使斯特拉奇獲得研究生獎學金，導致他返回倫敦[2]。
職業生涯
1905年斯特雷奇離開劍橋後，他的母親在蘭開斯特門69號給他分配了一間客臥兩用房間。一家人搬到漢普斯特德的貝爾西花園（Belsize Gardens）67號，後來又搬到同一條街上的另一所房子[2]但是，當他即將年滿30歲時，家庭生活開始讓他感到不快，他開始更頻繁地前往鄉下，通過為《旁觀者》和其他期刊撰寫評論文章來養活自己。1909年，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附近的薩爾特舍巴登的一家健康水療中心度過了幾個星期。在此期間，他還在達特穆爾的一間小屋裏住了一段時間，大約1911年至1912年，在伯克郡丘陵的東伊爾斯利（East Ilsley）度過了整個冬天。在這段時間裏，他決定留鬍子，這成為他最具特色的特徵。[2]1911年5月9日，他寫信給母親：
「主要消息是我長了鬍子！它的顏色非常令人欽佩，通常被認為是非常起作用，儘管有人一些沒有教養的人看到了會笑。這是一種最受認可的紅棕色，讓我看起來像一個法國頹廢詩人，或其他同樣傑出的人[18]」
1911年，英國國家學術院前任院長、教育部前任部長費舍爾（H. A. L. Fisher）尋找一個人來撰寫一份簡短的一卷本的法國文學調查報告。費希爾讀了斯特雷奇的一篇評論（《兩個法國人》（《獨立評論》，1903），要求他寫一篇50000字的提綱，給他約翰·威廉·米高（John William Mackail）的《拉丁文學》（1909）作為範本[2]。《法國文學裏程碑--獻給他的母親簡·瑪利亞·斯特雷奇》，於1912年1月12日出版。儘管2月1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l Supplement）中幾乎有一整欄的讚譽，到1914年4月，該書在大英帝國和美國的銷量已接近12000冊，但這本書既沒有給斯特雷奇帶來他渴望的名聲，也沒有給他帶來急需的錢[2]。
《地標》出版後不久，斯特雷奇的母親和他的朋友和忠實讀者哈里·諾頓（Harry Norton）[19]在經濟上支持他，每個人為他提供了100英鎊，加上他在《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和其他期刊上的收入，使他有可能在威爾特郡馬爾伯勒附近的洛克里奇（Lockeridge）村外，租一間小茅屋，名為The Lacket。他一直住在那裏直到1916年，正是在那裏，他寫下了《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的前三部分[2]。
斯特雷奇的傳記理論現在已經充分發展和成熟。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康斯坦斯·加內特（Constance Garnett）的譯本出現後，斯特雷奇一直閱讀和回顧他的小說。弗洛伊德的影響對斯特雷奇後來的作品很重要，尤其是對《伊利沙伯與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的影響，但在這個早期階段並不重要[2]。
1916年，利頓·斯特雷奇回到倫敦，與母親住在漢普斯特德 貝爾西花園（Belsize Park Gardens）6號的貝爾西公園，她現在已經搬到了那裏。然而，在1917年深秋，他的兄弟奧利弗（Oliver）和他的朋友哈里·諾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薩克森·悉尼·特納（Saxon Sydney-Turner）同意支付磨坊樓（Mill House）的租金, 位於伯克郡龐伯恩（Pangbourne）附近的蒂德馬什（Tidmarsh）。
從1904年到1914年，斯特雷奇為《旁觀者》（The Spectator）撰寫了書評和戲劇評論。他還以筆名「Ignotus」發表了多篇戲劇評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特雷奇申請承認為良心拒服兵役者，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因健康原因被免除兵役。他在戰爭中大部分時間都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度過，比如奧托琳·莫雷爾女士（Lady Ottoline Morrell）和布盧姆茨伯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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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次巨大成功，也是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1918年），這是一本四位維多利亞時代英雄人物的短篇傳記集。與同時代的傳記不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通過使用悖論、對立、誇張和諷刺等文學手段，來考察歷史人物的職業和心理。繼這部作品之後，又有一部同樣風格的作品《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19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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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斯特雷奇不再需要財政援助。他繼續住在提德馬什，直到1924年搬到威爾特郡馬爾伯勒附近的哈姆（Ham），餘生一直住在那裏[2]。
死亡
1932年1月21日，斯特雷奇死於胃癌，享年51歲。據報道，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是快死了，那我就不想太多了。」[21]
個人生活和性
儘管斯特雷奇與布魯姆斯伯里的朋友公開談論自己的同性戀，並與包括拉爾夫·帕特里奇（Ralph Partridge）在內的多個男人有過關係，但直到1960年代末米高·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出版斯特雷奇傳記後，斯特雷奇的性生活細節才廣為人知。
畫家多拉·卡林頓（Dora Carrington）和斯特雷奇有着一生的、開放的、充滿愛意的柏拉圖式的關係。他們最終在哈姆建立了一個永久的家，卡林頓在那裏作畫，斯特雷奇在那裏教她文學。[22]1921年，卡林頓同意嫁給拉爾夫·帕特里奇，不是為了愛，而是為了確保三方關係。帕特里奇最後與另一名布盧姆茨伯里派成員弗朗西絲·馬歇爾（Frances Marshall）建立了關係[23]。斯特雷奇死後不久，卡林頓自殺了。帕特里奇於1933年與弗朗西絲·馬歇爾結婚。斯特雷奇主要對帕特里奇以及其他各種年輕男性感性興趣，[24]包括與羅傑·森豪斯（Roger Senhouse，後來塞克爾和沃伯格出版社的負責人）的秘密關係虐戀關係[25]。斯特雷奇的信件由保羅·利維（Paul Levy）編輯, 於2005年出版。[26]
在流行文化中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伍爾夫表示，在她的實驗小說《海浪》（The Waves）中，「在內維爾（Neville）身上有利頓的影子」。在她的小說《遠航》（The Voyage Out）中，聖約翰·赫斯特（St John Hirst）角色背後的靈感來源據說也是利頓。米高·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將斯特雷奇描述為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的《自我譴責》（The Self-Condemned）中塞德里克·富伯（Cedric Furber）背後的靈感來源。在劉易斯的小說《上帝的猿猴》（The Apes of God）中，他扮演的是馬修·普倫基特（Matthew Plunkett），霍爾羅伊德將其描述為「對利頓的惡意扭曲和滑稽的諷刺」[27]。
E·M·福斯特在《莫瑞斯》的註釋中說，小說中的劍橋大學在校生里斯利（Risley）是以斯特雷奇為原型。
在電影《卡靈頓》（Carrington，1995年）中，斯特雷奇由喬納森·普萊斯飾演。[28] 該片獲得了當年康城電影節的評委會獎，而普萊斯則憑藉其表演獲得了最佳男主角。在電影《格拉納達之南》（Al sur de Granada，2003年）中，斯特雷奇由詹姆斯·弗利特（James Fleet）飾演。
在2015年迷你劇《廣場生活》（Life in Squares）中，斯特雷奇由埃德·伯奇（Ed Birch）飾演[29]。
BBC廣播三台2020年由羅賓·布魯克斯（Robin Brooks）執導的《伊利沙伯與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劇中，由西蒙·拉塞爾·比勒（Simon Russell Beale）飾演斯特雷奇。[30]
著作
- 《法國文學裏程碑》（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1912年）
-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1918年）
- 《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1921年）
- 《書與人物:法國與英國》（Books and Characters，1922年）
- 《伊利沙伯與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1928年）[31]
- 《微型畫像及其他》（Portraits in Miniature and Other Essays，1931年）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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