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生平
元稹生於唐大曆十四年（779年）[3]，八歲喪父，隨生母鄭氏遠赴鳳翔，依倚舅族。幼孤家貧，鄭氏親授書傳。九歲開始寫文章。貞元九年（793年）擢較進士科簡易的明經科第[4]，授校書郎[5]，次年開始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仕於河中府。十九年（803年），娶出自京兆韋氏龍門公房韋夏卿的女兒韋叢，「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6]。
元和元年（806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右拾遺（一作左拾遺）、監察御史等職。元和五年（810年），與宦官爭宿驛舍正廳，被鞭打擊傷臉部，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舊唐書·元稹本傳》中卻記載：「稹既放志娛樂，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後來改任通州司馬，虢州長史。
元稹早期與宦官鬥爭，後期竟依附宦官，在江陵結交監軍崔潭峻，此一時期詩作多寫身邊瑣事，缺乏內容。
元稹最擅長艷詩和悼亡詩，情真意摯，頗能感人，「實非尋常遊戲之偶作，乃心儀浣花草堂之巨製，而為元和體之上乘，且可視作此類詩最佳之代表者也」[7]。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盪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元和六年（811年），裴垍去世，元稹為了謀求仕進，轉而依附藩鎮嚴綬和監軍宦官崔潭峻，出入於魏弘簡宅第，為時論所鄙。元和九年（814年）嚴綬奉命討伐淮西吳元濟，宦官崔潭峻隨作監軍，元稹隨軍前往。[8]
元和十四年（819年），拜膳部員外郎。次年，穆宗即位之初大赦。元稹就因回朝述職的崔潭峻之薦，被提升為庫部郎中、兼「知制誥」，參與詔書的草擬。擢祠部郎中。
長慶元年（821年），元稹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為朝臣所輕視。一日中書省同僚一起食瓜，武儒衡一面揮扇驅蠅，一面斥叱：「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聽了臉色大變。是年（821年）十月，裴度上表抨擊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阻撓討伐幽州軍事，稹出為工部侍郎[9]。長慶二年（822年），和裴度同拜同平章事，一度成為宰相，二月建議為徹底息兵，應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權。後與李逢吉傾軋，出為同州刺史，改浙東觀察使。
大和三年（829年），為尚書左丞，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831年9月2日），元稹突然發病，次日（831年9月3日）去世，虛歲五十三，唐文宗聽說後為之哀悼，贈予尚書右僕射。元稹後事由三哥司農少卿元積和侄子御史台主簿元某等人監護，太和六年七月十二日（832年8月11日）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
元稹著述甚多，著有《元氏長慶集》六十卷[10]、《小集》十卷[11][12]、《類集》等，長詩《連昌宮辭》較著名。宮中稱其為元才子，平素與白居易友善誼深，常相唱和。二人早期文學主張也相近，同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有些詩作對當時社會矛盾有所揭露，後期多寫身旁瑣事。又作有傳奇《鶯鶯傳》，這為元代的《西廂記》提供了原始素材。
家庭
- 元岩，隋朝兵部尚書、平昌郡公
- 元宏，隋朝北平郡太守
- 元義端，唐朝魏州刺史
- 元延景，岐州參軍
- 元悱，南頓縣縣丞、贈兵部員外郎
- 韋叢，原配，字茂之，出自京兆韋氏龍門公房，太原少尹、贈秘書監韋伯陽曾孫女，嶺南軍司馬、贈同州刺史韋迢孫女，太子少保、贈左僕射韋夏卿幼女，宰相裴耀卿外曾孫女，給事中裴皋外孫女，生五子，存一女，元和四年七月九日（809年8月23日）去世，同年十月十三日（809年11月23日）葬於咸陽元寬夫婦墓旁[15]
- 裴淑，繼室，字柔之，出自河東裴氏，滁州永陽縣縣宰裴好古之女，天平軍尚書庾承宣外甥女，元和十年（823）嫁元稹，封河東郡君，咸通年間因病腳不能下地，咸通三年四月九日（862年5月11日）在安仁里私人住宅中去世，因占卜不吉利沒有與元稹合葬，咸通五年六月八日（864年7月15日）葬於咸陽北原丞相元稹墳旁幾步，另開墓穴
- 安仙嬪，妾，元和六年（811）李景儉介紹所納江陵當地女子，四年後在江陵金隈鄉莊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去世[16]
- 李氏，侍人
主要代表作
詩歌
《放言》《思歸樂》《連昌宮詞》《織婦詞》《梁州夢》《聞樂天授江州司馬》《遣悲懷三首》《離思五首》
傳奇
《鶯鶯傳》
與女性的傳聞軼事
張生自寓
元曲著名曲目《西廂記》的故事題材最早也是來自詩人元稹所寫的傳奇《會真記》（又名《鶯鶯傳》），講述張生在「有僧舍曰普救寺」中，和一美麗女子「天之所命尤物」名「崔鶯鶯」邂逅，但「始亂之，終棄之」，認為自己「善補過」，「智者不為，為之者不惑」。後人考證崔鶯鶯的原型可能是其姨表妹，張生原型可能就是元稹，或元稹的表兄弟。
隨着學術界思想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力圖突破傳統觀點的束縛，尋求事實的真相，於是產生了另一種觀點，即張生只是元稹塑造的藝術形象，並非本人。霍松林《略談〈鶯鶯傳〉》，劉明華《也説元稹的不白之冤》，黃忠晶《對陳寅恪先生〈讀鶯鶯傳〉的質疑》，謝柏梁《元稹〈鶯鶯傳〉非文過飾非》等文皆否定自寓説。吳偉斌在此問題上也頗為用心，連續撰寫了《「張生即元稹自寓説」質疑》《再論張生非元稹自寓》《論〈鶯鶯傳〉》《三論張生非元稹自寓》等文章，皆認為：張生絕非元稹自寓，在張生形象中確有元稹影子，但影子不等於本人。「僅僅根據作家塑造出來的小説人物之行蹤，勾勒作家生平、甚至編入年譜，寫入傳記，並以此抨擊作家的人品，顯然是難於服人的」。並於《質疑》中將自寓説的論據歸納為十條，論條反駁，論述周詳，頗能服人。20世紀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史》是目前較為通行的文學史，對這個問題也表示了鮮明的立場，即：自傳説是不妥的。[17][18]
與薛濤
元稹24歲時娶20歲的世家名門閨秀韋叢，31歲時，韋叢因病去世，元稹悲傷不已，並為亡妻寫了一系列悼亡詩，其中「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更被視為用情專一，情有獨鐘的千古佳句。然而，同年，元稹即在成都邂逅比自己大19歲的薛濤，才子佳人風花雪月，元稹走後遇上新歡，薛濤情知被騙，終生未嫁。兩年後，元稹還在江陵府納妾安仙嬪，三年後娶繼室裴淑。
元稹在成都時與樂妓薛濤有過一段情感經歷，二人邂逅於梓州（今四川三台縣）。元稹回到長安後曾寄詩給薛濤。有專家指出元稹「不但見女色即動心，且甚至聽女色而懷鬼胎」[19]。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唐·白居易》載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讓元稹把歌妓商玲瓏攜往越州[20]。
對於以上説法，卞孝萱、陳坦、冀勤、吳偉斌等學者持反對意見。卞孝萱在《元稹·薛濤·裴淑》中認為嚴綬時任右僕射，不在成都，不可能遣薛濤侍稹，元薛之間只有「唱和關係」而「未曾會晤」。陳坦的《〈薛濤與元稹的關係問題及其他〉一文辨誤》也不同意二人有過愛情關係。冀勤《元稹道德品格之我見》主要針對蘇者聰文進行商榷。文章開列了元稹戀愛，婚姻的時間表，用事實説明元稹並非「輕薄放蕩、好色成性」。作者還指出，評價古代作家時必須有足夠材料依據，並顧及作家當時的「是非標準」。吳偉斌接連發表了《元稹與薛濤——兼與蘇者聰同志商榷》《也談元稹與薛濤的「風流韻事」》等文章，認為歷來關於元稹輕薄好色的説法並無可信根據，並於後文對此事全面探討。他還認為現存元薛唱和詩「實為他人偽作」，而薛濤的《贈遠二首》「實與元稹無涉」。[21]
評價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元稹、白居易等的生活方式、政治態度、道家學問甚持批評。說到元稹、白居易等沉迷於酒肆、青樓，詩歌、書畫，雖然稱名士，實則非國家之棟樑、君王之心膂。「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為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為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君之心膂、國之楨榦、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22]
陳寅恪對元稹的道德評價苛刻，「微之所以棄雙文（即崔鶯鶯）而娶成之（韋叢），及樂天（白居易）、公垂（李紳）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為非，正當時社會輿論道德之所容許」「綜其一生形跡，巧宦故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乘此社會不同之道德標準及習俗並存雜用之時，自私自利」。[23]
當代很多人把元稹視為古代用情不專的渣男之一 [24]。
註釋
參考書目
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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