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鳳元年(676年)十一月,唐朝與新羅爆發它們之間最後一次大戰,史稱伎伐浦之戰。薛仁貴作為唐朝方面統帥,與新羅軍共有二十餘次遭遇戰,[1]現代中國史學家認為是唐軍撤退時遭新羅軍襲擊。這次戰役中國缺少相關準確資料,日本史書也無具體陳述,而朝鮮一方記載斬首唐軍四千餘級,但是在中國史料中沒有記載具體傷亡情況。在這一次戰役的鋪墊以及唐朝對外戰略重心的轉移後,熊津都督府被新羅攻佔,唐與新羅的戰爭也暫告段落。
戰役背景
咸亨三年(672年),由於唐軍撤出百濟,新羅進一步吞併百濟,本來作為援軍的薛仁貴也回到了洛陽。[2]在上元二年(675年),劉仁軌由於唐所屬靺鞨人回到百濟,便抄掠新羅境。[3]至此唐朝針對朝鮮半島的攻略基本結束,後來多為羈縻政策,開始對新羅持以相對和平的態度,[4]同時也開始借羈縻之由滲透遼東地區,在安東、熊津都督府撤換漢官。[5]
就在伎伐浦之戰前,本來在遼東作戰的李謹行被調去和吐蕃作戰,[6][7]這一舉動體現了唐朝針對遼東半島的軍事策略的轉變,作戰對象重點放在了吐蕃身上,戰役後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系列調動背後的策略。
咸亨四年,薛仁貴致書金法敏,明文指出他是逆臣,[8]而金法敏在回書中也先是表明自己的忠誠,但是委婉的提出在以前的戰爭中損失極大,而且百濟還污衊自己(新羅),[9]所以他不但想要拿回國土,而且考慮到如果唐軍想要一鍋端了他,他也只能拼命。[10][11]
戰役地點
伎伐浦本在百濟境內,位於熊津江下游下游入海口處。伎伐浦是新羅計劃阻擋唐軍進犯的險要地方,在此戰以前就已經有蘇定方和百濟作戰,[12]就在同年有人上奏說伎伐浦是我國(百濟)要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13]早在顯慶元年,新羅大臣金庾信也指出如果敵軍從水路來襲,就在伎伐浦利用險要地勢防禦。[14]
伎伐浦的險要地勢在顯慶五年蘇定方攻打百濟時就有記載,由於是入海口,岸邊泥濘不堪,會為進攻的軍隊造成極大的影響,使守軍在一開始就立於有利位置。[15]同時劉仁軌則率領二萬水師在江口和敵軍水師決戰並繳獲四百餘艘船隻。[16]伎伐浦的地理位置及這樣的地理優勢成為外國軍隊從水路進攻的必經之路也是本國的險關要隘,自然也成為本次戰役的主要戰場。
後來劉仁軌又自水路在伎伐浦打敗扶餘豐和孫仁師會和,[17]這近一步說明了伎伐浦對於朝鮮半島在地理上的重要程度。
雙方兵力
雙方的兵力根據史料記載都沒有超過萬人,所以在中國方面的記載幾乎沒有。單純依據兵力的比較,這場戰役在歷史上是非常不起眼的,但卻是唐與新羅最後一次大規模戰爭。
作為朝鮮方所記載的主將,薛仁貴在儀鳳元年時並沒有特別大的帶兵權力。由於在咸亨元年六月率領十萬大軍在大非川一敗塗地,[18][19][20][21][22][23]薛仁貴被除名。[24][25]咸亨二年薛仁貴被起復,授予雞林道總管。[26][27]然而很快在上元年間又因事徙象州,[28][29]不過因為改元儀鳳被赦免。如此一來,薛仁貴自象州到新羅時官職不會高過於之前所擔任的雞林道總管,而在此前貞觀十八年,時任安西都護的郭孝恪也不過以行軍總管的使職領三千人,[30];後來在更接近的龍朔二年,蘇海政也以行軍總管只領數千人,[31]因此薛仁貴所率領的軍隊也不會過萬人。
而薛仁貴的手下應該非正軍,咸亨二年時,高侃就率領外族僕從軍在新羅駐守[32]並在咸亨四年大敗敵軍。[33]而後在上元二年,劉仁軌和李謹行就分別在新羅境內多次作戰。[34][35]在此基礎上,薛仁貴由於還沒有被正式起復為大將,這一次戰鬥是薛仁貴帶領留守的蕃兵與新羅軍作戰。
另一方面,從李謹行被調動到西線就可以看出唐朝戰兵都在吐蕃邊境集結,後來無論是唐書所記載的四萬人或者是三國史記記載的二十萬人,李謹行的敗退並沒有使得唐朝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東線的戰爭,這一點可以說明薛仁貴以低階的身份率領戰力不高的蕃兵去與新羅軍隊戰鬥。
咸亨二年,由於唐軍過來增援,新羅已經開始加派人手防禦。[36]大阿湌在新羅的官階里位列第五等,[37]所以在當時新羅方面就只派出一位大阿湌負責戒備唐軍。在咸亨四年,新羅依舊派出一名大阿湌率領百艘戰船備御。[38]但是等到儀鳳元年,伎伐浦之戰爆發時只有一位沙湌,[1]其品階比大阿湌還要低三等,[39]而沙湌可以統帥的兵力根據記載不會超過一萬人。在開耀元年,就有一位沙湌率兵三千備御比列忽;[40]顯慶五年,也有一位沙湌和王子仁泰率領七千人,[41]就算全部算入沙湌的統帥,至多七千人。
戰役經過
雙方最初是在伎伐浦有一次大規模遭遇戰,而後薛仁貴在撤退的途中與新羅軍交戰二十餘次。儀鳳三年,魏元忠也以此事為由抨擊薛仁貴,指責他沒有任何功勞。[42]
由於傷亡的唯一記載是《三國史記》所記載的四千人,而根據其他史料分析得出戰役規模,那麼如果薛仁貴再次損失大比例的士兵,魏元忠所說「功無寸尺」就和他在之前提到的「棄甲喪師,拖身而走」[43]相矛盾,因此四千的損失存疑。
另一方面,在朝鮮方面聲稱的大捷背後,是在伎伐浦的大戰後又持續進行了二十戰,假使唐軍被斬首四千,那麼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延續而是全軍覆沒了,而敗軍的責任從古(劉文靜)至今(薛仁貴)都沒有可以苟且的地方。因此可以先得出結論薛仁貴的敗退不像三國史記所記載的有很大的懸殊,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假設是在唐朝軍事力量轉移的情況下,薛仁貴在戰略上敗退,留守北線。而在短期內就被起復為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也是旁證之一。[44][45][46][47]
根據趙智濱先生的研究,674年二月,新羅王金法敏納高麗叛眾,據百濟故地,唐高宗大怒,詔削法敏官爵,組織宰相劉仁軌為雞林道行軍大總管,李弼、李謹行輔之,討伐新羅。675年劉仁軌因吐蕃襲擊唐朝邊境,引主力先歸,高宗命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率蕃漢之兵攻打新羅。九月,薛仁貴率水兵攻泉城卻因唐蕃邊境緊張,李謹行北歸,薛仁貴被任為雞林道行軍總管,退守熊津都督府並協助人員物資通過水路北遷。內遷時於伎伐浦遭襲擊,並在撤退途中亦有22次遇新羅軍襲擊。而由於是唐軍主動撤退,故一概被新羅方計為勝捷。薛仁貴後來掩護撤退不利,遷徙象州。若是因薛仁貴戰敗導致熊津都督府陷落,不可能僅將其貶徙象州。而熊津都督府的其他諸將未受處罰,反而得到升賞,說明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動撤退的[48]。
戰役影響
這一次戰役的失利並沒有引起唐朝廷的關注,而身為主將的薛仁貴也沒有受到嚴厲責罰,只是在一年後成為魏元忠攻擊時所提到的一個點。但是這一次安東都督府的局部戰爭體現出了當時唐朝的重心方向,也在這一次戰爭後為新羅獲得了寶貴的休養生息的時間,並促成了數年後新羅攻佔熊津都督府。
而就在戰爭後數月,由於東線的退縮,安東都督府的羈縻政策開始明顯。[49]唐朝在鞏固羈縻地區的安穩的同時開始了和新羅短暫的和平時期。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 舊唐書
- 新唐書
- 資治通鑑
- 三國史記
- 唐文拾遺
- 太平御覽
- 冊府元龜
- 八瓊室金石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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