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1928年至1945年[1]。
組成人員
歷次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於1928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11人。當時共產國際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背叛了革命，強調中共的工人階級成分，增加了工人代表[2]。參加會議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米夫等。
會議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和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和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徐錫根和楊殷為政治局候補常委。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周恩來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蘇兆征任工委書記，李立三任農委書記，張金保任婦委書記。會議選舉瞿秋白、張國燾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1928年11月，彭湃到達上海後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接任中央農委書記[3]。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1929年6月25日─30日在上海召開。超過半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另有6人列席了會議。
全會聽取了關於政治、組織、農民、土地問題等方面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決議》、《政治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告紅軍將領士兵同志書》、《關於德國及其他各國黨內右傾派別的決議》、《告柏林無產階級書》、《致在獄同志及死難同志與在獄家屬書》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宣言》等文件。
全會總結和檢查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線的正確，根據黨的總路線和當時的政治局勢，確定了以後鬥爭的路線和策略，提出了加強反帝反軍閥鬥爭，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和擴大紅軍等15項政治任務。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於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0人，候補中央委員4人，中央審查委員和候補審查委員各1人，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滿州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團及全總黨團等的代表20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於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會議還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
會議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補選了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改選後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7人。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全體會議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22人外，還有全總、海總、鐵總黨團和團中央等單位15人。
這次全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策劃的，意在扶植王明（陳紹禹）等人上台。會議從頭至尾都充滿着激烈的鬥爭。王明在會上概述了會前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題為《兩條路線》（即後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的觀點，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在主要問題上繼續着立三路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過這次全會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對黨的第三次領導，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
全會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等文件。
全會撤銷了李維漢、賀昌2人的中央委員職務；補選韓連會、王盡仁等9人為中央委員；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出周恩來等9人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等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３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一些省的代表。
博古主持會議，並作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並通過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了頂點，最終導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4]。
全會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五中全會關於白色區域中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及《致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電》、《致德國共產黨電》、《致在獄同志電》、《致工農紅軍電》等文件。
全會增選了王稼祥、凱豐（何克全）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等11人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等5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5]。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被派回國。由於他不了解中國抗戰的實際形勢，被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採取的某些進步措施以及當時在實力上蔣介石較強，紅軍數量較少等現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貫具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存在着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傾向，使得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給中國共產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為了把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加以克服同時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把全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統一起來，決定召開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於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中央委員5人，還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38人。
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張聞天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雲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進行抗日戰爭奠定了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進行抗日戰爭。批判了中國共產黨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兩種錯誤偏向。大會尤其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強調正確的統戰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指出，雖然在抗戰時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階級矛盾並沒有消失或減少。同時，必須看出，沒有民主、民生問題（屬於階級鬥爭的範圍）的適當解決，也就不能實行廣泛的人民的動員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大會重申，中國共產黨應該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這次全會號召全中國共產黨同志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於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中央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共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12人。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5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期間由主席團處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書記處暫時停止行使職權。
在歷時11個月的會議期間，先後召開了8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情況報告。全會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通過了中共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以及準備向中共七大作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準備提交中共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全會通過了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6]。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對以王明為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作了詳細結論；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停止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所起的積極作用；肯定了劉少奇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域工作的正確路線；指出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六屆五中全會的錯誤；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指出在全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對於1937年以後抗日戰爭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全會認為「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7]。
該次會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由14人組成，彭真為主任[8]。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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