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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語義學是語義學的分支領域之一,主要研究詞的意義。[1] 包括詞義是如何構建的,詞在語法系統中是如何工作的,以及詞與詞是如何互相組合的[2],還包括詞的字面意義和語用之間的關係等等。[1]
語義學研究通常是在詞彙和句子兩個層面上進行的。在詞彙層面上的語義學就是詞彙語義學。結構語義學的首要部分就是詞彙語義學。在轉換語法納入語義問題以前,語義學基本上一直在詞彙層面上研究。
傳統詞彙學的衰落不可避免,現代詞彙學的新興已成必然。現代詞彙學的特徵之一就是吸收語義學成果。另一方面,詞彙學也促進了語義學。有的語言學家認為,「詞彙學對語言語義學進化的影響也許跟哲學的影響一樣,也許更大。」(哈扎·庫隆,1991) 語言是「詞的語言」,詞決定着其他語言單位,「是語言的機構中某種中心的東西」。(索緒爾,1916)每一個詞都是語言學的微觀世界,都是文獻、文化的縮影。而詞的核心是詞義。因此,詞義在語義學史中一直處於重要地位。現代語義學有三個階段:一,研究詞義演變,以詞義為中心; 二,研究言語交際(雙方在語境中的互動機制,理解)和語義結構關係,以詞義為基礎;三,語義學和語用學互相重疊,離不開詞義研究。
20世紀50年代,烏爾曼把語言符號區分為外部方面(能記)和語義方面(所記);跟這兩個方面相對應,產生了詞彙形態學和詞彙語義學,句法形態學和句法語義學。這樣詞彙語義學便佔有了語言學的近四分之一的天下。詞彙語義學,烏爾曼又把它分為共時的和歷時的。(阿普列祥,1959) 蘇俄的詞彙學在語言學中占的地位,比起其他國家,一直比較顯赫。
在語義學的影響下,蘇俄也較早地產生了詞彙語義學。其中的代表作是阿普列祥的《詞彙語義學》(莫斯科,1974),庫茲涅佐娃的《俄語詞彙學》(莫斯科,1989年第2版;中譯本據第1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8 年),諾維科夫的《俄語語義學》(莫斯科,1982)。
蒙塔古在1970年前後比較關注詞彙語義學,其後繼者多伍蒂(1979)在模型語義學基礎上建立了一種詞彙語義學(word semantics)。
格語法的開創者菲爾墨從1971年起也轉向研究詞彙語義學,1976年他出版了《詞彙語義學的研究課題》。1996年向美國基金會申請基金研究《框架網:基於框架語義學的英語語義詞庫》,其中主要研究英語5000動詞框架。「框架語義學」就是系統描寫詞義的一種方法,主要描寫詞義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林杏光,1999:238)英美詞彙語義學專著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克魯斯的《詞彙語義學》(劍橋大學,1986)。此外還有萊文的《詞彙語義學評論》(論文集,1985)和蘭姆的《詞彙學和語義學》(載《今日語言學》,紐約)。以上著作雖然名字不同,但是內容都是用現代語義學的理論方法研究詞義等單位及其內容的相互關係,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比傳統語義學(詞彙學)大大地前進了。
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計算機語料庫不斷建立發展。在這一大背景下,對詞彙的分析、確認、描寫,有些語義學家放棄了非語言學標準, 甚至放棄了詞彙學視角,轉向意義領域一微觀語義世界,想要從中發現關聯、共生現象,提出假說,建立各種描寫模型。(格雷馬斯,1966/1999: 201)
語素、詞、短語、句子、句群是語義的五種載體,而詞是最基本的載體。因此研究詞所承載的語義,便成了語義學的中心課題之一。詞禮語義學研究的單位有四個:義位、義素、語素義(素義)、義叢(由義位組成,是短語的意義方面)。四個單位中以義位為主,以義位的系統為主不是研究單個的義位。傳統詞彙學和傳統語義學只研究詞義。
四種義位的特色理論:義位結構論、義位定性論、義位語用論、義位演變論。
詞彙語義學所使用的理論和方法源自現代語義學,如(1)語言之間的義位比較、分類研究,通過比較、分類推進系統研究; (2)在聚合和組合兩個坐標上的靜態與動態的雙向研究; (3)語義場理論,少用內省式實證主義的有限枚舉法,多用封閉域的分析方法,建立典型群理論模式; (4)有限度使用分佈法、公理法和分解法(語義成分分析法); (5)注意義位的數學、邏輯式; (6)用演繹法取代歸納法的主導地位(萊昂斯); (7)定性一定量一定性往復循環的方法; (8)語境理論,語境是求得義位的語流義變和系統演變真值的首要參數; (9)把義位作為人類認知功能或工具的一部分,而不作為自治語言結構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在哲學、邏輯學、數學、心理學、人類學、人工智能、認知語言學等多視角下研究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