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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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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唄隨着漢傳佛教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朝鮮字稱범패/梵唄(Beompae)。在日本,「唄」字甚至有歌唱、歌曲的意思。
梵唄主要有三種用途。首先是講經儀式,通常行於講經前後;其次是六時行道,即寺院每日作朝暮課誦之用;最後就是經懺法會,譬如「觀音菩薩聖誕」、「梁皇寶懺」、「水陸法會」等等。[4]
據《長阿含經》記載,梵唄必須具有五種特性:「一、其音正直。二、其音和雅。三、其音清徹。四、其音深滿。五、周遍遠聞。」梵唄本身就是宗教性的,因此,雖然比丘按戒律要求不應觀聽或參與歌舞伎樂然而,佛陀卻宣揚「唄」有五種利益,包括「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疲勞、聲音不壞、語言易解」,可見「梵唄」與「音樂」是兩種不同的活動,含藏不同的意義[5]。
一般而言,課誦本並不提供旋律的標示,因此念誦經文就沒有絕對既定的旋律,而只是有個大概的模式,在漢地、藏地均有不同的模式。在近現代,印光大師教導了十唸法,並爲譜了多首梵唄曲如《繞佛調》[6],改良了漢地梵唄的模式。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來自印度的僧人到中國都以翻譯經典為主,傳授梵唄卻並不多。根據《高僧傳》卷十三的記載:「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語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授。」[7]
相傳漢地出現梵唄的濫觴[8],源於三國時期魏國的陳思王曹植,一日在遊魚山(今山東省東阿境內)時,忽聞空中有梵樂詠讚,動聽清雅,曹植受到感應,回府摹寫出音律,寫出漢地第一段梵唄。故有魚山唄的公案。[9]
齊梁時,南方佛教興盛,金陵文宣王蕭子良於永明七年(489年)召集京師善聲樂音律的沙門於一處,研討並創作佛唄讚樂,從此確立了以哀婉為主要特徵的「南方梵唄」風格。到了梁武帝時,武帝更利用裁定梁朝雅樂的機會,大量引入梵樂與商周以來之中華傳統音樂相融合,促成了梵唄的「中國化」轉型。此後梵唄順其自然稱爲宮廷雅樂。西元6世紀,中國南朝僧人慧皎在其著作《高僧傳》中記載:「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諧鐘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10]這說明在6世紀之前,中國佛教寺院內已經流行「唄唱」。由於朝廷的重視和推廣,不僅在佛寺流行,甚至在民間也流行起來。[11]
宋、元以後,梵唄及梵樂(佛教音樂)已有了明顯的分化,全面走向通俗化,影響了當時的世俗音樂的發展如宋詞、元曲的詞、曲牌,當時的詞牌中的《菩薩蠻》、曲牌中的《雙調五供養》,乃至七弦琴樂中的《普庵咒》等,皆是明顯的例子。俟明朝,梵唄梵樂已更加明顯地分化為佛教樂曲金和傳統梵唄兩部份,佛教音樂流俗,和俗樂相互吸收已成為非常明顯的事實。明成祖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頒佈御製《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之多,通令全國僧人習唱,其中就有大量當時流行的南北民歌在內[11]。
由此可見,梵唄梵樂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三國時期的草創與獨創,南北朝時期有選擇性地融合,唐、宋時期的定型、繁盛與對外發揮影響力,元、明、清以來的極度通俗化[11]。
在唐代之前產生的唄唱作品有《如來唄》(《如來梵》)、《云何唄》(《云何梵》)、《處世唄》,及《讚佛偈》等。唱詞都出自佛經。
在現代中國,梵音發展出多種流派風格,如西南一帶的上江腔梵唄,在成都文殊院、重慶華嚴寺仍有傳承。而在台灣,梵唄的風格主要可以分「鼓山調」及「海潮音」兩種。
早期到台灣的僧人多半來自中國福建鼓山湧泉寺,因此他們唱誦的調稱為「鼓山調」。除「鼓山調」外,目前台灣梵唄的另一種唱腔為「海潮音」。它是1949年跟隨從大陸浙江省及江蘇省的僧人帶入台灣,因此,於1949年之前已經在台灣流傳的梵唄曲調可以泛稱為「鼓山調」,亦稱為「本省調」。海潮音則稱為「外省調」。
「鼓山調」大致上的速度較快,骨幹音加花比較多,而「海潮音」速度較為舒緩平穩,旋律比較簡單。所以,若令法會氣氛熱鬧,就使用「鼓山調」,但若需要莊嚴攝心的氣氛,則可使用「海潮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