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航空志願隊（俄語：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是在1937年至1941年間，由蘇聯紅軍派來支援中華民國進行抗日作戰的志願軍，1941年後日本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而當時日軍航空兵主力包括指揮官和飛行員受其牽制。1941年4月13日，日本夥同蘇聯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作為日本承認蘇聯傀儡政權蒙古國的交換，蘇聯承認日本扶植的滿洲國，並且撤回對華援助，蘇聯黨中央此後便命令空勤人員停止在華直接參戰、撤離中國戰場，對中國提供空中支援的任務隨後由美國飛虎隊取代。
因是低調參戰，蘇聯航空志願隊沒有官方的稱呼，再加之蘇聯與日本單獨媾和後國民政府淡化此事，以及蘇援撤出後，又還有多年戰亂，援華事蹟大多為回憶口述、造成戰果未經考證，這支航空部隊因上述種種原因，比起其他國家較不為人所知，各種宣稱的說法很多，各種稱呼也很多，通常也稱「蘇聯空軍志願隊」、「蘇聯援華飛行隊」、「蘇聯志願航空隊」、「蘇聯志願援華抗日空軍聯隊」、「蘇聯援華空軍志願隊」等，另外還有「正義之劍」此等別號。[1]
歷史
1937年8月，因為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革命軍損失慘重，自中東路事件僵化的中蘇關係有着解凍的契機，同時由於感覺到日本擴軍的壓力，蘇聯在利害關係一致的大環境下決定與中國修好。當時因中日間開戰，各工業國多名義保持中立，對中日軍售大為減少，且因中日間的戰爭結局尚不明朗，擔心難以從戰敗方收回貨款，而要求預付或現付，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轉向蘇聯請求大規模的援助。1937年8月20日，中蘇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技術援助協定》，並宣稱將提供中國上億美金的戰時軍事貸款。後確立的三期貸款上限共計2.5億美元，實際動用約1.7億美元，貸款從提供後第2年分5年償還，年利率3%。實際上以英鎊作價，而採取以物易物實現，全部貸款的3/4以鎢金屬償還，1/4可為茶葉或其他消費品。貸款用於購買蘇制軍火，飛機為其中一部份，售價接近蘇軍自己的採購價。到1941年停止蘇援前，蘇聯共出售了322架轟炸機(292架SB轟炸機，24架DB轟炸機，6架TB-3轟炸機)，777架驅逐機，100架教練機。
由於飛行員培養尚需時日，1937年9月國民政府請求蘇聯直接派遣有經驗的飛行員到中國參戰。1937年9月14日，蘇聯宣佈向中國出售225架各型軍機，同時接受國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飛行員、地勤人員、機場建築師、工程師和機械師以志願隊的身分前來中國協助抗日。在蘇聯內部這項人員派遣稱為Z(Zet)作戰，人員則由外貝加爾軍區與太平洋艦隊所屬航空部隊中選拔的「志願者」，這些官兵則送往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進行挑選。除了一般軍事人員外，政委系統也隨着志願隊一同派遣。為了掩蓋部隊中政戰人員身分，蘇方採用各種頭銜掩飾，如「首席領航員」等。召開蘇共的黨組織會議時，對中國人保密；如果局外人闖入，黨組織會議就會馬上變成「技術性討論」。所有人員在蘇軍中的真實身份與職務，都對中國保密。在蘇聯國內，不准許知情者談論援華航空作戰之事，以免擴大知密範圍。
蘇聯在西班牙內戰中也使用相同模式對交戰方提供援助，因此當時各地軍區認為中央將要求其部隊至西班牙參戰，故挑選出較好的飛行人員；這批人員編為一個戰鬥機大隊（31架戰機、101名人員）與轟炸機大隊（31架戰術轟炸機、153人），第一批450名志願隊人員與蘇聯軍售的飛機（155架戰機、62架轟炸機、8架教練機）於1937年10月分別由海路與從阿拉木圖的陸路前來中國。與其他國外志願隊不同的是，蘇聯志願隊來華時並未如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必須擔心國內輿論而拋棄軍籍，而是直接以蘇聯軍方的身分介入第三國戰爭；日本對此雖表不滿，但國力懸殊，因此只表示抗議，無力直接對抗。
從陸路運輸的飛機早期是直接從阿拉木圖起飛，經伊犁、石河、烏魯木齊、古城（即奇台）、哈密、安西、肅州（酒泉）、涼州（武威），終點則是蘭州中繼基地，在當地整備後投入中國各戰場運作。在1938年後則是以陸運的方式將飛機運到哈密組裝，再沿着同樣的轉場動線飛進中國戰場。在西北各轉場機場中，蘇聯均佈署了少量的地勤人員，包括氣象、無線電、機務維修等專業。
1937年11月22日蘇聯志願航空隊駕I-16於南京首戰。
蘇聯航空志願隊是早期由「志願者」援華參戰的團體，同期於「國際志願隊」轟炸機中隊（合同期一年1937年10月--1938年9月，於1938年2月7日首戰），早於「法國志願航空隊」（合同期半年1938年4月--10月，消極避戰），早於「美國志願航空隊」（合同期一年1941年8月--1942年7月，於1941年12月20日在昆明首戰）。國際志願隊和法國志願航空隊規模很小，具僱傭性質。美國志願航空隊最初屬僱傭性質，在緬甸完訓和協助英國皇家空軍RAF作戰，於珍珠港事件後才赴華作戰。蘇聯志願航空隊自認不是「僱傭軍」，拒領國民政府對擊落每架日機500美元的獎金。
實戰
蘇聯志願航空隊在華共組建了5個大隊並維持滿員，1937年底成立了第1戰鬥機大隊（40架I-15），第2戰鬥機大隊（40架I-16），第1輕轟炸機大隊（20架圖波列夫SB-2），第2輕轟炸機大隊（20架圖波列夫SB-3）；後於1939年6月又成立了遠程轟炸機大隊（24架伊留申DB-3）；飛行員採取輪換作戰方式，分批來華交替作戰。獨立承擔了早期的作戰任務，並在中方飛行員逐漸完訓後，與中國飛行員一同攔截日本轟炸機，和對日軍機場進行轟炸的任務。
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中，日軍海航「三菱九六式戰鬥機」、陸航雙翼「川崎九五式戰鬥機」，性能與蘇聯I-16、雙翼I-15/152接近；而航程較短，不足以全程護航深入中國後方如重慶和蘭州的轟炸機，這段時間蘇聯航空志願隊不論對日軍戰機或轟炸機均有較佳的戰績。
蘇聯志願者駕駛這些飛機於1937年11月22日在南京首戰，擊落三等航空兵「宮崎康治」駕駛的三菱九六式艦上戰鬥機1架，24歲的蘇聯空軍中尉「涅日丹諾夫•尼古拉•尼基福羅維奇」駕駛的I-16戰鬥機1架被擊落，兩人均陣亡。日本及駐南京歐美各國均有報道，日方報稱，在南京上空受「從沒有見過的型號」的戰鬥機阻擊，遇到的戰鬥機造型是「低翼單葉、縮進去的滑輪」。「陳納德」當時在南京做空軍顧問，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平生見過的兩次最精彩的空戰之一，就是此日於南京上空目睹（另一次於1938年的武漢會戰）。同年12月已有17架I-16-6進駐南京，由於中國飛行員尚需適應訓練，因此主要由11名蘇聯飛行員駕駛作戰。
期間國民政府的王牌飛行員優先接收了蘇式戰機，11月，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上校率部分中國飛行員自蘭州接收首批伊-16戰鬥機。經數日短暫試飛磨合後，15日高親自作為領航機帶領中蘇飛行員駕I-16機15架飛往南京，預定航線蘭州-->西安-->周家口-->南京。於蘭州起飛後翻越六盤山之際，因高山雲霧6機掉隊迷航（後於野外迫降，一時難以回收）；機隊不得不改變行程，當天在西安等待掉隊飛機未果；高將此事通報南京，南京政府命令高於次日率餘部繼續飛行，並堅持命令機隊在西安-->周家口間的洛陽再整隊加油一次。16日飛至洛陽時，中、蘇飛行員駕駛的I-16各1架又因故障未能起飛，當天最終有7架I-16抵達周家口；此時因南京暴雨機隊在周家口停留待命。期間洛陽滯留的1機趕來歸隊，加上先期抵達的地勤搭乘的1架12座福特3引擎運輸機，周家口機場共有9架飛機含8架I-16。11月21日天氣轉晴，正值機隊準備起飛之際，遭日軍木更津海軍航空隊的十餘架艦爆（愛知九六式單引擎雙翼俯衝轟炸機）機群轟炸，高決定緊急起飛迎擊，因地勤人手有限只能先發動其座機，成為日機首要目標，多次嘗試未果，與軍械長「馮幹卿」、機械師等6人於地面被炸身亡，飛機損毀，而其它7架I-16未傷及要害，僅1名蘇聯飛行員被日機掃射擊傷退出戰鬥序列。國民政府將其歸結於蘇聯首批援助裝備多為「現役翻新機」，而同期蘇聯航空志願隊（蘇軍現役）也使用相同的「現役機」；同時也有稱周家口機場本為不矚目的小機場，因機隊在此停留近1周，日方獲間諜情報後於天氣轉晴之際專程前來轟炸。
當日機隊剩餘的6架I-16由中、蘇各2、4名飛行員駕駛終於抵達南京，並於次日即1937年11月22日立即投入戰鬥。12月12日，唐生智下達南京守軍全軍撤退，南京保衛戰結束，12月15日，第四大隊第21中隊轉赴蘭州成批接收及換裝13架伊—16—6。
1938年5月25日至6月5日初，蘇聯輪調志願隊飛行員來華與返國。1938年7月日本陸軍航空兵裝備了新式的97式戰鬥機，具有機動性優勢。迫使蘇聯轟炸機飛行員作戰時飛行高度從之前的2,000至4,000 米提高到7,500-8,500 米。第二批援華志願航空隊人員於1939年2月返國，6月第三批人員來華。
1938年下半年，日軍陸航換裝「中島九七式戰鬥機」，與海航的三菱九六式接近，強調纏鬥機動性，均採用固定起落架，因此極速受到削弱。在1939年上半年的第1次諾門坎戰役中，蘇聯空軍I-16、I-15若纏鬥難敵這兩款日機，遂於下半年的第2次諾門坎戰役中，蘇聯飛行員發明了以I-16高速俯衝，一擊即離的戰術應對，並將此戰法在中國戰場上推廣，給當時負責昆明航校的陳納德留下深刻印象。
1940年5月26日起，日軍開始執行「101」戰略轟炸計劃，派出大批轟炸機空襲重慶，試圖迫使重慶國民政府投降；中島九七式航程未有提高，仍不足全程護航轟炸機；至6月，在中蘇空軍的全力抵抗下，日軍海航、陸航的轟炸機皆有較大損失和人員傷亡，日軍飛行員私下將指揮官之一山口多聞少將稱為「殺人多聞丸」。但親自帶隊轟炸的大西瀧治郎少將稱：「大佐以上的軍官陣亡了幾個，沒有犧牲，哪有士氣。」
1939年4月，日軍新銳的「12試艦戰」首飛，除1至8號作為原型機試飛外，1940年7月21日，從9號起，剛換裝後來量產型確定使用的引擎，而尚未安裝着艦鈎的試製機15架被緊急調遣進駐漢口機場，後被命名為「三菱零式一號一型戰鬥機」。零式僅使用機內油箱時航程超出此前九六、九七式近一倍，且安裝了2門20mm機炮；此時日軍海航飛行員亦以小批精英原則培訓（據1937年畢業的「海軍航空兵38期駕駛練習生」，日軍最高擊墜紀錄者海航王牌飛行員坂井三郎稱，其同期2000人參選，招收了70人，最終只有25人畢業，板井本人以第一名畢業，並代表全班接受天皇頒贈的手錶；日軍海航1937年擴招改革後至1941年，為培養作戰主力招收的，學期4年的乙種預科練飛行訓練生，每年也僅數百人畢業），此時日軍暫時以飛行員質量彌補了零式防護薄弱等缺陷。山口多聞少將和大西瀧治郎少將催促海航精英飛行員於武漢7月的高溫中，在半個月內整備完畢，隨即投入戰場，由此空襲重慶的日軍轟炸機首次獲得全程護航，並且零式機群亦單獨飛至重慶上空挑戰。9月13日，於重慶璧山上空，12架零式戰鬥機首次與由遂寧趕來的中國空軍第3大隊、第4大隊先後共34架含9架I-16，25架I-15開戰，交戰中零式以其高續航力，在重慶上空滯留達30分鐘才返航，零式未有損失；中國空軍13架飛機被擊落，11架被擊傷，10名飛行員壯烈犧牲，8名飛行員負傷，遭受重大損失，陷入低谷。
此低谷持續至隔年的1941年8月，日軍為準備偷襲珍珠港，與蘇聯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將蘇軍志願飛行員撤回停止直接參戰，日本將在華海航零式戰機、精英飛行員及指揮官陸續調出中國戰場，轉赴太平洋戰場，期間1942年6月日軍海航於中途島海戰慘敗，日軍海軍機動部隊精英飛行員40%戰亡，直至1943年日本海軍全面敗退後，才陸續將海航零式調至東南亞及中國東南廣東至上海一線，協助陸航作戰，而此時蘇聯已經退出亞洲戰場，零式對美國援華的新式美軍戰鬥機已無優勢。
蘇聯的圖波列夫SB-2/3輕轟炸機速度較快航程較短（且SB-2/3的發動機排氣口在引擎艙上方而不是通常的兩側下方，日軍從下方難以察覺）；後來的伊留申DB-3遠程轟炸機速度與航程均較佳，與日軍購買的BR-20「意式轟炸機」接近；均快於「三菱九六式陸上攻擊機」（中型雙發轟炸機），即便載彈時，日軍的九五、九六、九七式戰鬥機（均不可收放起落架，在時速超過400公里後影響很大）僅勉強可以跟上。因此亦多採用沒有護航突襲戰術。
第一批10架圖波列夫SB轟炸機於1937年9月17日飛往中國，24日又轉場16架，27日5架。組成了第一個轟炸機大隊（相當於蘇軍的一個轟炸航空兵師）。此時援華志願隊中的飛行員中有22個SB-2/3機組，5個TB-3機組和7個DB-3機組。當時DB-3、慢速的TB-3與ANT-9飛機並未作為轟炸機使用，而是拆掉了炸彈掛架，取而代之的是輔助油箱，用於中蘇之間的航空運輸，擔負莫斯科-恩格斯城-塔什干-阿拉木圖-烏魯木齊-酒泉-蘭州航線的軍事物資與人員運輸。
1937年11月，波雷寧指揮的第二個蘇聯轟炸機機群（31 架SB轟炸機）編隊飛至烏魯木齊，至此在中國領土上已經有58架SB轟炸機。1937年12月，第三批31架SB轟炸機，在伊爾庫茨克組裝後，轉場飛行經烏蘭烏德、達蘭扎達嘎德，至蘭州。所有三批飛至蘭州的轟炸機，在機翼和機身上漆上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國徽，方向舵上也塗上了藍白相間的斑馬條紋，一般情況下是藍白各6條。
蘇聯航空志願隊來華後於華中地區進行整補，並於南京保衛戰前夕開始進行任務。正式參戰則是在1937年12月1日，23架I-16與20架SB轟炸機進駐南京，但因日軍進軍過快12月9日便撤離轉場南昌與漢口，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當時同樣仍在南京的空軍美籍陳納德回憶中對於蘇聯I-16採高速俯衝的混合動作甩開日軍戰機有着深刻印象，這個回憶經過整理成為日後訓練飛虎隊時重要的空戰技巧。1937年12月2日，M· G·Machin率領的9架SB轟炸機編隊從南京起飛，對上海的日軍機場進行轟炸。蘇方估計摧毀了機場上30-35架日本飛機，並擊落一架空中攔截的日機，一架SB轟炸機被高射炮擊中飛至杭州降落。
1937年12月15日，F·I·Dobysh率領 27架SB轟炸機編為9個三機編隊，轟炸了日軍駐守的南京機場。12月18日，由波雷寧指揮的駐漢口的另一個轟炸機大隊轟炸了蘇州機場。1938年1月，駐南昌與漢口的兩個蘇軍轟炸機大隊開始頻繁出擊轟炸蕪湖、南京等地的日軍機場，迫使日軍把前線戰鬥機調至二線機場。當時SB轟炸機在戰鬥中沒有戰鬥機護航，但是SB轟炸機速度很快。即使在掛滿炸彈的時候，日軍的95式陸航和96式艦載戰鬥機的速度均無法超越SB轟炸機，並且日機火力不足，威脅不大。波雷寧回憶說：「我們的SB時速超過日本戰鬥機，並沒有受到其威脅。強大的自衛火力可以擊退其攻擊。如果需要，就我們的速度而言，我們可以脫離和對手的接觸。SB 更多損失在中國境內簡陋的設備和機場上。」
1938年2月，航空志願隊顧問雷恰戈夫獲得情報，台北松山日軍空軍基地有大批新式飛機組裝，他決定發動松山空襲，由漢口出發的28架SB轟炸機成功完成轟炸任務。根據中蘇估計，此次行動炸毀日機40餘架、兵營10座、機庫3座，擊沉擊傷船隻多艘，但是日本海軍提報給內閣的損失則是損失輕微，僅有少數居民遭波及。
1939年6月，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裏又首次增加了DB-3遠程炸機大隊，庫里申科率領的12架DB-3轟炸機經莫斯科-奧倫堡-阿拉木圖-烏魯木齊-蘭州-成都來華參戰。之後庫茲洛夫率領第二批12架DB-3轟炸機也轉場飛至成都太平寺機場。這批DB-3後來成為蘇志願隊來華最大戰果:漢口機場轟炸任務的主力。1939年10月3日、10月14日，庫里申科兩次率領DB-3的9機編隊從成都出發，空襲日軍的漢口機場，稱為漢口空襲。10月3日，日軍空軍鈴木剛敏少佐為首，多數將校被合場炸死；當時海航作戰的專家，「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長官塚原二四三少將左腕被炸斷，後由對海航作戰並不熟悉的同期生，水雷戰專家南雲忠一少將接任，後者一路升至太平洋海戰中「海軍機動部隊」司令長官。10月14日這次戰鬥，庫里申科的飛機被擊傷，返航途中在萬縣長江江面迫降後庫里申科因傷未及逃離飛機犧牲。
終結
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至6月22日蘇德戰爭終於爆發，蘇聯開始擴軍並在一年後停止對華貸款軍售，並撤走了蘇聯航空志願隊。蘇聯在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援建的秘密飛機製造廠（組裝調試維修，對外稱農機廠），則繼續建設至1942年基本完工。在華4年期間，蘇聯累計提供中國各種型號的飛機1235架, 飛機炸彈215萬顆；參加蘇聯航空志願隊累計共有3665人，其中1091名蘇聯現役志願飛行員，2000多名地面機械人員；八成以上飛行員是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蘇聯空軍老兵。同時有227名飛行員在中國作戰犧牲。[來源請求]其中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里申科和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蘇聯還幫助中國建立了航空供應站和飛機修配廠，並在迪化、蘭州等地設立航空學校和訓練基地，為中國抗戰初期培訓了近1萬名相關技術人員。
蘇聯同日本媾和兩日後，中國同美國於1941年4月15日達成一項秘密協議，並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簽署行政命令，允許美國預備役軍人和陸軍航空隊，以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退役人員」前往中國參加戰鬥，並同意中國利用美國《租借法案》貨款給中國資金來購買美國戰鬥機，是為日後有名的飛虎隊；7月10日，第一批美國志願飛行員從美國三藩市啟程前往中國昆明參戰。
主要人物
顧問群[2]：
| 任職日期 | 階級 | 職別 | 中文姓名 | 俄語姓名 | 備註 |
|---|---|---|---|---|---|
| 1938年9月 | 少將 | 總顧問 | 帕維爾·日加列夫 | 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Жигарев | 1938年10月返國 |
| 1938年11月 | 少將 | 總顧問 | 格里戈里·特霍爾 | Григорий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Тхор | 1939年初返國 |
| 1939年5月 | 上校 | 總顧問 | 彼得·阿尼西莫夫 |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исимов | 1941年返國 |
| 1940年 | 上校 | 總顧問 | 帕維爾·雷恰戈夫 |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ычаго́в | 1941年返國 |
| 1938年 | 上校 | 顧問 | 季莫菲·赫柳金 | Тимофе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Хрюкин | |
| 1938年 | 上校 | 副顧問 | 葉爾少夫 | ||
| 1939年 | 上校 | 副顧問 | 互魯也夫 | ||
| 1938年 | 上校 | 防空顧問 | 格奧爾基·扎哈羅夫 | Гео́ргий Нефёдович Заха́ров | 該員在華隸屬軍事委員會同時擔任空軍顧問職 |
| 1938年 | 上校 | 機械顧問 | 布拉霍夫 | 1940年返俄 | |
| 1941年 | 中校 | 轟炸顧問 | 思齊切申 | ||
| 1939~40年 | 中校 | 轟炸顧問 | 依瓦諾夫 | 兼任訓練SB轟炸機飛行教官 | |
| 1939~40年 | 少校 | 驅逐顧問 | 烏里也夫 | 兼任參校一、二期戰術教官 | |
| 1941年 | 少校 | 機械顧問 | 卡札闊夫 |
蘇聯援華飛行隊共計湧現了14位蘇聯英雄，4位雙重蘇聯英雄，蘇聯空軍中將5名，蘇聯空軍上將2名，蘇聯空軍主帥1名、蘇聯空軍副司令2名，蘇聯空軍司令1名。
編制
- 援華志願航空隊總指揮：國民革命軍空軍總顧問
- 參謀長
- 驅逐第一大隊：飛行員60人，機械員100人，伊15驅逐機40架
- 驅逐第二大隊：飛行員60人，機械員100人，伊16驅逐機40架
- 輕轟炸機第一大隊：飛行員60人，轟炸員40人，通信員40人，機械員30人，儀表員3人，圖波列夫斯伯SB-2輕型轟炸機20架。1937年12月進駐南京機場。南京失陷後轉場南昌機場。
- 輕轟炸機第二大隊：飛行員60人，轟炸員40人，通信員40人，機械員30人，儀表員3人，圖波列夫斯伯SB-3輕型轟炸機20架。1937年12月進駐漢口機場。
- 重轟炸機大隊：伊留申德伯DB-3雙發遠程重型轟炸機24架。1939年6月進駐成都太平寺機場。
戰績
1950年代，雖然蘇聯航空志願隊實際與國民政府來往而避免與中共接觸以免觸及當時國共合作的底線，後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個階段，仍將其視作援助中國抗戰的正面力量而提及此事。但是因為多年的戰亂，日本以及國民政府紀錄大多散失於各處及被銷毀，至於當年的主要合作的國軍成員，則隨國民政府撤往台灣。剩下的倖存檔案經南京檔案館等單位多年整理，在有考證之數據支持下，蘇聯航空志願隊首戰日部分，不僅通過政府記錄且通過報刊記載被還原，還考證了其它部分精彩戰果，並為這些國軍與紅軍飛行員聯合抗日的事蹟建立了多處紀念碑、紀念館。
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中華民國一向對蘇聯在抗戰時期之援助不多加宣傳，也未見有對「撤往台灣的倖存檔案」的考察整理；且蘇聯志願者於1941年與日軍達成協定後便撤出不再直接參戰，僅保留對華提供武器和維修方面的低息貸款有償援助，因故蘇聯生還者並未有辦法像飛虎隊般公開考證戰史。不過在台灣出版的個別國軍老兵回憶錄中，均有提及部分合作事蹟，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飛行員張光明少將回憶，中華民國空軍在引進 I-15bis 戰鬥機之前在部隊中不存在真正的戰鬥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終於對日宣戰，但起初從美國引進的Hawk-III不如蘇聯飛機來得靈活，除此之外高慶辰在其回憶錄"空戰非英雄"中宣稱當年兩國空軍在武漢保衛戰時期，是如何在抗戰初期戰場上歷經考驗，進而兩國飛行員建立革命情感的事蹟，甚至當蘇聯因為與日本達成侵華協定，隊員被命令要回國的敏感當下，還發生過國軍飛行員互相擁抱的案例。
另外，前中華民國空軍空戰英雄柳哲生提及，在1938年1月7日的南昌空戰中，國軍曾救助過遭受日本海軍飛行員潮田良平威脅的波羅蓋威遜斯基大隊長，因而為中華民國與蘇聯這兩個意識型態完全不同的國家結下了友誼，甚至到了蘇聯解體之後，波羅蓋威遜斯基都對此是念念不忘，還從俄國透過管道到台北找尋羅英德的下落[3]。
紀念
- 1956年，武漢解放公園建成，武漢市政府把15名蘇聯航空志願隊烈士的遺骸遷葬到公園的西北角，建立了蘇聯空軍志願隊烈士墓。
- 重慶市渝中區的鵝嶺公園建有蘇軍烈士墓，年代為民國時期遺跡，紀念兩位在重慶上空與日軍作戰中犧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爾夫上校。
- 重慶市萬州區也為格里戈里·庫里申科建立了紀念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那個與蘇聯友好的時代中，中國曾經一度將蘇聯志願隊視為兩國之間友好的象徵[來源請求]。但很快中蘇決裂變成彼此的最大威脅，此事也不再提及。
冷戰結束之後，中共為了改善與蘇聯還有俄羅斯的關係，繼續紀念蘇聯志願隊的歷史，不過在北京抗日戰爭博物館中的畫像中，裏面的I-16戰鬥機所漆的是蘇聯紅軍的紅色五角星機徽，而非戰時的青天白日機徽，蘇聯當時並未想跟日本翻臉，僅僅只是有限度的援助，僅僅在淞滬抗戰國軍空軍損耗殆盡，日軍航空兵轟炸暢行無阻的情況下，應國民政府屢次催促參戰，因此這樣的描述明顯違反了歷史事實（參考兵器戰術圖解39期，〈盧溝橋旁的抗戰紀念館〉一文）。
2015年8月13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下午接見前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奧巴索夫（Evgeny Opasov）及馬特維夫（Andrey Matveev），並親頒「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以表彰前蘇聯航空志願隊支援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貢獻[4]。
參考文獻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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