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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學士、軍機大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榮祿（1836年4月7日—1903年4月11日[1]:24），字仲華，號略園，烏喇瓜爾佳氏[2]。正白旗滿洲人。晚清重臣，官至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末代皇帝溥儀的外祖父，慈禧太后的親信和重臣。諡文忠。
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4月7日[1]:24），榮祿出生於一個旗人官員世家。有研究者指，榮祿家族到他的祖父塔斯哈時，方才發達。道光十年（1830年）十月，祖父塔斯哈在喀什噶爾幫辦大臣任上戰死。祖父戰死後，家族照例得到撫恤。二十二年（1842年），父親長壽調到浙江。榮祿與祖母南下，在浙江僑居一年[1]:25—27。
咸豐二年（1852年），因太平天國戰爭，天津鎮總兵、伯父長瑞和涼州鎮總兵、父親長壽同日戰死於廣西[1]:27。榮祿因父、伯陣亡，獲卹難廕生、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1]:398，初以工部主事用。
四年（1854年），未婚妻庫雅拉氏逝世。五年（1855年），繼母顏扎氏主持下，榮祿與薩克達氏成婚[1]:31。八年（1858年），晉升工部員外郎。
九年（1859年），調任戶部銀庫員外郎。因得罪上司肅順，離開本任，賦閒二年，捐納候補道員。
十一年（1861年），清廷創建神機營，榮祿參與籌備，受主事者醇郡王奕譞賞識，任文案處翼長。研究者指他就此發跡[3]:140—141。發跡原因，除因神機營「名目繁多的保舉和加級」外，亦與他和醇親王奕譞之間長期、密切、友好的私交相關[3]:141—142[1]:398—399。
同治三年（1864年），任神機營全營翼長。次年，賞副都統銜，管理健銳營事務，充任神機、健銳兩營馬隊專操大臣[2]，參與籌建威遠洋槍隊。
五年（1866年）四月，署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六月，實授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兼充正藍旗專操大臣。後調鑲白旗滿洲副都統。[2]七年（1868年），調任步軍營左翼總兵，賞一品頂戴。同年充值年河道溝渠大臣。
八年（1869年），任神機營管理大臣（此職至光緒五年稱病退職結束）。[2]十年（1871年），署工部左侍郎，隨後補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3]:141
十二年（1873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理三庫事務大臣。十三年（1874年），署理吏部左侍郎。授正藍旗護軍統領，兼充左翼監督總管內務府大臣。[2]
光緒元年（1875年），以戶部左侍郎兼署步軍統領、鑲藍旗蒙古副都統。三年（1877年），調授步軍營步軍統領，調鑲黃旗護軍統領。[2]
四年（1878年），調授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充紫禁城值年大臣；旋因得罪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職，賦閒七年。十三年（1887年），醇親王幫助起復，授鑲藍旗蒙古都統。[2]
十四年（1888年），出任領侍衛內大臣，署鑲藍旗漢軍都統。十五年（1889年），命扈從鳳輿；充專操大臣、稽查內七倉大臣、管理右翼幼官學大臣。[2]
十七年（1891年），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出任西安將軍，加尚書銜。[2]
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被再次復起的恭親王奕訢薦為步軍統領，會辦軍務，設巡防局督理五城團防。
二十一年（1895年）6月，授兵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2]薦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練新建陸軍。
二十二年（1896年）6月，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玉牒館副總裁。[2]查辦御史彈劾袁世凱案，以查無實據結，並疏稱袁世凱為「……不可多得之員」。
二十三年（1897年），以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2]疏請設立武備特科，於各省設立武備學堂。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
二十四年（1898年），兼充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管理大臣。6月10日，授文淵閣大學士。6月15日，署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隨後實授。6月22日，以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2]9月20日，回京參與戊戌政變，為戊戌政變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卸署直隸總督；授軍機大臣，改管理兵部事務，並節制北洋各軍。10月11日，授練兵大臣，指明節制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所部及北洋各軍。12月7日，奏請合宋、董、聶、袁四軍及新募親軍聯為一氣，構成武衛軍雛形。
二十五年（1899年），充文淵閣領閣事、崇文門監督，調正藍旗滿洲都統。6月27日，武衛軍編練完成，此後又陸續編練武衛先鋒軍、先鋒隊若干。在對光緒帝廢立問題上由猶豫轉向反對。(過繼溥儁予同治皇帝，立為大阿哥，即己亥建儲事）。[2]
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京畿蔓延後，榮祿屢請鎮壓，並請保護各國使館。庚子事變，兩宮西狩。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詔命留京辦事，授內大臣。[2]10月6日詔赴西安行在。
二十七年（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戶部。10月，支持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升文華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4] 二十八年（1902年），兼充崇文門副監督。
二十九年（1903年）4月11日，榮祿去世。慈禧太后懿旨追贈太傅，諡文忠，晉一等男爵，入祀賢良祠，賞銀治喪。[5][2]
陳夔龍撰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文華殿大學士瓜爾佳文忠公行狀〉、俞樾撰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文華殿大學士瓜爾佳文忠公墓志銘〉、孫葆田撰寫〈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三篇碑傳文獻傳世[6]。
榮祿是慈禧太后執政時期，特別是戊戌變法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清史稿·榮祿傳》所述，「榮祿久直內廷，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鉅細，常待一言決焉。」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他與戊戌變法的關係很少爭議，一般都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所下評論，以為榮祿始終是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並在後來的政變中扮演了元兇的角色，但其實只是時間不夠長的錯覺，否則清廷肯定在辛亥後會變法的。
榮祿並不反對變法，只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遵循的是另一條變法思路。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傳家，他們希望中國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形容當時的中國為一敗壞已極、日久失修的大廈，不僅急宜興修，而且應全行拆卸，然後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萬鈞之力，罷黜舊臣，任用新進，從根本變起，首先改變法律、官職，然後將變法在各個方面全面鋪開。而榮祿是變法時期統治階層中的一員，雖然他也認識到唯有變法才能使中國擺脫危亡，但身為實負其責的政府大員，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內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原創研究？]早在光緒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致信林旭[7]，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政變後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痹，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8]關鍵是要有正確的變法次序。
據《清稗類鈔·姓名類·瓜爾佳氏以蘇完為貴》記載，榮祿任戶部尚書時曾遇一瓜爾佳氏都統，遂稱其為同族。「都統轉問有『蘇完』二字[穆昆]否，榮曰：『無』。都統搖首曰：『殆非也』」。[11]
瓜爾佳氏有諸多穆昆，如蘇完、葉赫、訥殷、哈達、烏拉、安褚拉庫等，「而居蘇完者尤著」。蘇完瓜爾佳氏以開國元勳費英東最為顯赫，有學者認為稱費英東子孫「明顯屬於攀附名人」[1]:24—26。
慈禧太后的御前翻譯德齡離開清宮後，開始以英語記述自己的經歷，1911年出版《清宮二年記》。其後，出版多本書籍。在《慈禧御苑外史》中，她稱慈禧太后在入宮為妃前，是榮祿的戀人[12]。當代戲劇、影視劇亦有此類設定。或指兩人是青梅竹馬的戀人[13]。
| 拍攝時間 | 類型 | 影視作品 | 飾演的演員 | 備註 |
| 1975年 | 香港電視劇 | 《清宮殘夢》 | 陳有后 | |
| 《十大刺客:大刀王五》 | ||||
| 1983年 | 《少女慈禧》 | 金 童 | ||
| 1993年 | 台灣電視劇 | 《戲說慈禧》 | 倪齊民 | |
| 2003年 | 香港電視劇 | 《英雄·刀·少年》 | 陳鴻烈 | |
| 內地電視劇 | 《走向共和》 | 戈治均 | ||
| 2005年 | 《一簾幽夢》 | 杜長龍 | ||
| 《一生為奴》 | 馮紹峰 | |||
| 2016年 | 香港電視劇 | 《末代御醫》 | 王俊棠 | |
| 2024年 | 內地電視劇 | 《宣武門》 | 李誠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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