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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商人和外交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詹姆斯·弗林特(英語:James Flint;1720年?—?),漢名洪任輝,是18世紀的一名英國商人和外交家,曾為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職員。少年時在廣州學習漢文(據學者馬士推測,學費是由東印度公司資助),得以通曉中國語言,長期在廣州擔任翻譯之職。他是英國第一個中文翻譯,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136餘年後第一位中文翻譯。
乾隆十九年(1754),東印度公司想在業務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輝設法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並派遣時任東印度公司董事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前來一同主持此事。
乾隆二十年(1755),洪任輝在澳門租用葡商華貓殊的商船,選擇了寧波為試航港,分兩批前往。當時的寧波亦是清朝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關和行店等設施。由於外國船很久沒有來此地貿易,因此,洪任輝等人抵達時,受到當地官員熱烈的歡迎。因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陋規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所以從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寧波貿易。
為此,廣州口岸大受影響,前來貿易的商船比前減少了半數有餘,並出現關稅銳減的局面。
兩廣總督楊應琚見狀,急忙會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禁止洋船往浙江貿易。乾隆皇帝同意他們的意見,通知浙海關先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加稅的辦法,使外商無利可圖,從而達到不再來寧波貿易的目的。豈料乾隆二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仍派「歐斯諾」號往寧波貿易。乾隆帝感到以這種增加關稅的辦法不解決問題,便下令關閉寧波等地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見新開闢的事業剛剛有點起色,便遭到清廷干預,於心不甘,因此,便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一次,如不得要領,可直航天津,設法到乾隆帝的面前去告御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輝率船攜運大量槍砲軍火等違禁品到達寧波,就增稅之事與官員激烈爭執,閩浙總督楊應琚親赴寧波調處並奏報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國商船進入寧波,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傳諭各國商人限於廣州貿易,提高舟山、寧波、廈門關稅一倍,強制起卸軍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接指示後,即於五月九日,由廣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國。但卻偷偷地直航寧波。此事為南海縣知事所發覺,報告兩廣總督李侍堯,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視他的行蹤。五月三十日,洪任輝坐船到達定海海面時,浙江總兵羅英笏派出水師,不准他駛進寧波。洪任輝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當前往檢查的官員登上他的海船時,他自稱是英吉利國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門、廣州兩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廣東地方當局不予作主,所以前來京師鳴冤告狀,把「狀紙」送給直隸總督方觀承,然後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此「狀紙」內容長達七項,但主要有四點:第一,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68項,核銀1000多兩;第二,狀告資元行老闆黎光華,拖欠東印度公司貨款5萬多兩;第三,狀告廣州官吏不循舊例接見洋人,致使家人屬吏敲詐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誤外國商船正常貿易的進行。
乾隆皇帝閱後,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命給事中朝詮、福州將軍新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辦審訊。審理結果,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革職處分,海關陋規雜費一體廢除,同時重申外國商船不可赴寧波貿易。[1]洪任輝明知違反律例,不顧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狀,判罰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圈禁期滿驅逐回國;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以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被處死[2];黎光華家產也公開拍賣抵債,洪任輝供稱指使告狀的徽州商人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收受英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但潛逃未獲。[3]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清廷將廣州作為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強,頒佈《防夷五事》,規定外商不得在省城過冬;規定行商要加強對外商的管束;禁止行商向外商借債;加強對泊所周圍的治安管理;甚至有外商僱人傳遞信息,也在禁止之列。洪任輝本人也被囚禁在澳門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滿後被帶到黃埔乘船遣送回英國,終身不得再返回中國。不過,洪任輝在六年裏(1760年至1766年)一共賺了8500英鎊,其中的2000英鎊是為了補償他受囚時所承受的「苦難」。
洪任輝在中國時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離開中國後,他與前東印度公司職員塞繆爾·波文(Samuel Bowen; 洪任輝是於1759年認識波文)一起把大豆引進北美洲。1770年,洪任輝還與美國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通信,討論華人是如何把大豆製成豆腐。這相信是英語詞"tofu"首次出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