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羅門行動(希伯來語:מבצע שלמה)是1991年5月24日至25日以色列秘密軍事行動,目的是將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到以色列。35架以色列飛機,包括以色列空軍C-130運輸機和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在36小時內將14,325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到以色列[1]。其中一架以航747,搭載了至少1,088人,其中包括兩名在該航班上出生的嬰兒,並保持了一架飛機上乘客最多的世界紀錄。[2]
歷史
埃塞俄比亞猶太人被稱作貝塔以色列人。他們在埃塞俄比亞國內主要居住在埃塞俄比亞高地的貢德爾地區,大多數是農民和工匠。[3]
所羅門行動是阿利亞運動中的一部分,也是從埃塞俄比亞運送猶太人到以色列的第三次任務。在所羅門行動之前,有摩西行動和約書亞行動,這是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在被迫結束這類計劃之前可以離開的另外兩種方式。在這些行動結束和所羅門行動開始的這段時間裏,只有一小部分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得以離開埃塞俄比亞,去了以色列。[4]
1991年,由於厄立特里亞和提格雷尼亞人叛軍的軍事成功,時任埃塞俄比亞總統的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差點被推翻,埃塞俄比亞政局動盪。諸如美國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協會一類的猶太人團體和以色列都對埃塞俄比亞猶太的福祉深表關切。在此之前,門格斯圖政權給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大規模移民製造了很多障礙。此時該政權的日益疲弱為那些想移民到以色列的人提供了機會。1990年,鑑於埃塞俄比亞不斷惡化的政治局勢,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國防軍制定了將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到以色列的秘密計劃。美國政府在美國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協會的遊說下也參與計劃了所羅門行動[5]。喬治·H·W·布什總統(他此前也參與了約書亞和摩西行動)去信給埃塞俄比亞政府。這封信很大程度上令埃塞俄比亞政府決定允許所有埃塞俄比亞猶太人離開埃塞俄比亞[5]。在此之前,門格斯圖打算以允許移民換取美以軍援。[1]
一批由美國參議員魯迪·博施維茨(布什總統的特使)領導的美國外交官為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亞政府從中斡旋。這其中包括負責非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歐文·希克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非洲事務主任羅伯特·弗拉蘇爾以及美國駐亞的斯亞貝巴大使館臨時代辦羅伯特·胡德克。此外,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赫爾曼·科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埃塞俄比亞內戰的國際調解人[6]。在與門格斯圖的會面中科恩指出,美國和埃塞俄比亞關係若要改善,埃塞俄比亞政府要能與叛軍達成一個協議,改進埃塞俄比亞的人權狀況和移民政策並放寬共產主義經濟政策。雖然科恩並未明說,但門格斯圖事後表示他知道科恩意指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問題[5]。在外交官們的努力下,埃塞俄比亞代理總統特斯法耶·格布雷·基丹最終做出了允許空運的決定[7]。圍繞這一行動的談判最終使得埃塞俄比亞衝突各方在倫敦的一次圓桌會議上發表聯合聲明,同意開始對話組建過渡政府[6]。猶太社區籌集了3500萬美元給埃塞俄比亞的政府換取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來到以色列。這些錢都花在了亞的斯亞貝巴的機場費用上[8]。
猶太社區內部的辯論
在這次行動之前的十年裏,以色列社會內部在是否接受埃塞俄比亞人的問題上存在激烈的分歧。事實證明,反對埃塞俄比亞人入境的理由多種多樣。一些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害怕在非猶太人面前的尷尬,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忽視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請求來避免引起爭議的問題[9]。其他人支持這次行動,但避免了可能導致逮捕和進一步的公眾爭議的公開示威。以色列社區內的其他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辦法,他們聲稱存在文化差異,使一體化進程無法維持;這些人包括猶太機構移民和吸收部的總幹事耶胡達·多米尼茨,他把這種遷移比作「把魚從水裏撈出來」[10]。還有一些人用更具挑動性的主張闡述了這個模糊的概念,比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作家馬爾卡·雷米斯特,他認為埃塞俄比亞人的「精神觀點就像孩子……要讓他們接受最低限度的進步思想教育,還需要幾年的時間。」[11]然而,最終,這些反駁都是徒勞的,因為以色列政府還是繼續進行空運,而興高采烈的埃塞俄比亞人在離開飛機時受到數千名歡欣鼓舞的以色列人的歡迎[12]。
行動
這次行動由當時的總理伊扎克·沙米爾監督[3],由於軍事審查制度,此事一直保密[1]。在美國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協會的大力幫助下,所羅門行動得以加速。1989年,美國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協會加速了阿利亞行動的進程,因為埃塞俄比亞-以色列的關係處於正確的位置。蘇珊·波拉克是亞的斯亞貝巴美國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協會的負責人,她為早日實施所羅門行動而奮鬥。以色列對這次行動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計劃,而美國得到了波拉克的一份圖表報告,報告講了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惡劣生活條件[5]。該組織採取了行動,用公共汽車和卡車等交通工具讓貢德爾人迅速來到亞的斯亞貝巴[3]。為了把猶太人帶到亞的斯亞貝巴,許多來自貢達爾的猶太人不得不冒險開車、騎馬或步行數百英里[13]。有些人的東西在路上被小偷拿走了,有些人甚至被殺了。到1989年12月,大約有20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從他們在貢達爾高地的村莊步行來到首都,到1991年,更多的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5]
為了容納儘可能多的乘客,飛機上的座位都被取消了,由於難民的體重較輕,行李也很輕,一架飛機上有多達1086名乘客。1991年5月24日也是星期五,這是猶太人安息日的開始[14],在這期間交通不正常。這為傳教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因為猶太教法允許為了拯救生命而打破安息日的傳統[15]。
許多移民來的時候除了衣服和炊具什麼都沒有,他們被救護車迎接,140名身體虛弱的乘客在停機坪上接受治療。幾名孕婦在飛機上生產,她們和她們的孩子被緊急送往醫院[16]。在所羅門行動之前,那裏的許多猶太人都面臨着感染疾病的高風險,尤其是愛滋病毒。留下來的猶太人感染的風險更高,因為感染率一直在上升[5]。幾個月後,大約有2萬猶太人來到這裏。當他們在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他們為食物和溫暖等基本資源而掙扎。他們以為可以馬上見到家人。[3]
到達後,乘客們歡呼雀躍。29歲的穆卡特·阿巴格說:「我們什麼衣服都沒帶,什麼東西也沒帶,但是我們很高興來到這裏。」[1]
所羅門行動空運到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幾乎是摩西行動的兩倍。1990年至1999年,超過390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進入以色列[4]。
這次行動創下了飛機上乘客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當時一架以色列航空747運載了超過1000人前往以色列。這項紀錄本身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乘客的數量還不清楚:健力士世界紀錄顯示乘客數量為1088人,其中包括兩名在飛機上出生的嬰兒。它指出,當代的報告引用的數字低至1078,高至1122。[2][17][1]
餘波:社會經濟衝突
自從被運送到以色列後,絕大多數的貝塔以色列人在該地區很難找到工作。2006年的估計顯示,來自埃塞俄比亞的成年移民中多達80%的人沒有工作,被迫靠國家福利過活[18]。到2016年,就業數據顯著改善,只有20%的男性和26%的女性失業[19],這種鬥爭可以用許多潛在的因素來解釋。首先,事實證明,從埃塞俄比亞大部分不識字的農村地區向以色列高度城市化的勞動力轉變是困難的,特別是考慮到大多數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不會說希伯來語,而且要與其他技能更高的移民工人競爭。然而,埃塞俄比亞的年輕一代以色列人,他們在以色列長大並接受教育,擁有研究生學位和更多形式的正式培訓,仍然很難找到工作,這表明可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潛在的種族甚至宗教偏見,考慮到一直以來關於埃塞俄比亞猶太人是否應該首先被視為猶太人的爭論。[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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