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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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言或口號 | |
| 第十二屆 （2021年10月至今） 委員 | |
| 書記 | 唐登傑 |
| 副書記（2） | 金湘軍 張春林 |
| 常委（13） | 唐登傑（省委書記） 金湘軍（省委副書記、省長） 張春林（省委副書記） 王擁軍（省紀委書記、監委主任） 徐廣國（統戰部部長） 張吉福（宣傳部部長） 胡立傑（女）（組織部部長） 李鳳岐（秘書長） 吳偉（常務副省長） 盧東亮（大同市委書記） 韋韜（壯族）（太原市委書記） 徐寶龍（省軍區政委） 鄭連生（政法委書記） |
| 秘書長 | 李鳳岐 |
| 機構概況 |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山西省代表大會 |
| 行政級別 | 正省級 |
| 授權法源 | 中國共產黨章程 |
| 本級紀檢機構 | 中國共產黨山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
| 常設機構 | 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
| 聯絡方式 | |
| 掛牌處 | |
| 實際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迎澤區迎澤大街369號[1] |
| 郵政編碼 | 030071[1] |
| 電話號碼 | +86 (0)351 4045001[1] |
| 影像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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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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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簡稱中共山西省委，是中國共產黨在山西省的領導機關，由中國共產黨山西省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山西省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山西省的工作，定期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2]。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中共太原地執委王鴻鈞參加大會。此時，山西省黨的組織有5個地執委，歸中共北方區委領導；有19個直屬支部，歸中共太原地執委領導；全省黨員總數696人。為了加強對山西全省黨組織的統一領導，經中共中央批准，於1927年5月19日，成立中共山西省委，由顏昌傑任書記[3]。
然而四一二政變後，閻錫山於6月間通電擁護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山西境內改懸青天白日旗；閻錫山自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宣佈取消山西省長，自兼山西省政；還電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厲行清黨。山西省政府根據國民黨山西清黨委員會提供的名單，發令通緝包括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顏昌傑、崔鋤人、王鴻鈞等三十餘人，期間查封了中共領導的太原總工會及各行業工會，大、中學校的學生會。閻錫山頒佈《各軍事長官連帶辦法》以進行反共清共。中共山西省委轉移，未遭重大損失。1927年7月，顏昌傑因病離職返回北京，中共北方區委派戎子桐來山西工作[4]，改組了中共山西省委，確定王鴻鈞代理省委書記。省委機關也遷往距太原80公里的晉中祁縣[5]。
同年8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山西省委，通報了全黨實行土地革命，舉行農民暴動，創造工農武裝，建立工農政權的新政策。中共山西省委執行中央的指示，把工作重點由省城轉向全省農村，實行土地革命。省委多數領導成員和黨的骨幹分子，分赴全省各地農村，組織農民協會。1927年11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縣建立或恢復了中共地下組織。1928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總結失敗教訓，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然而由於當時正值晉奉戰爭，正太鐵路不能通車，直到10月前後，中共山西省委才輾轉接到中共河南省委送來的八七會議通告。雙十節，中共山西省委組織太原總工會數百名會員搗毀了山西當局辦的工人聯合會，並準備營救被捕的原省地執委負責人王瀛，進而舉行武裝暴動[6]。閻錫山派出軍警鎮壓了這次暴動，殺害王瀛和被捕的工人[7]。1928年元旦，因省委主要負責人在省城繼續組織暗殺國民黨右派首領活動，遭到閻錫山當局更大規模的搜捕，使省委的工作處於危機之中。1928年2月，在山西霍縣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改選。
1928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擴大會議在晉南霍州召開，王鴻鈞、戎子桐等二十多人參加。會議強調在白色恐怖下，山西省委應積極組織群眾向敵人進攻，決定在各地發動暴動，組織成立平（遙）介（休）、洪（洞）趙（城）、河東、汾陽、大同5個特委和太原、陽泉兩個市委。會議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工人成分要佔到三分之二」的指示，做出了改組各級黨組織領導機構的決定，選舉出由4名工人、3名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共山西省委，王世益擔任書記。但霍州會議後，閻錫山當局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清共委員會四處抓捕共產黨員，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剛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王世益等人相繼被捕，全省中共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十之八九被破壞黨組織處於解體狀態。
1928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派汪銘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中央於1928年3月26日致信中共山西省委，批評備奉行總暴動是盲目主義錯誤，指出山西黨的任務是加緊工人、農民、士兵中的工作。同月汪銘向省委委員王鴻鈞等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王鴻鈞等提出組建中共山西臨時省委。1928年10月25目，中央致信山西省委，指出山西的統治階級還比較穩定，中共地下工作需要重新創造。為此，中央批准組建中共山西臨時省委。經山西黨團聯席會議推選，王世隆為書記。同年12月，王世隆因提取黨的活動經費匯款在榆次被捕，常委趙源藉口找王世隆追回匯款而跑掉。臨時省委決定對兩人按叛黨逃走而開除黨籍，並因此事向中央寫了檢查報告。
1929年1月，汪銘再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同年2月2日，中央負責同志與汪銘研究了山西黨組織的情況，中央對山西黨的工作和軍事工作給臨時省委寫了兩封指示信，信中指出「目前山西黨的任務是深入到群眾中去，積極領導工農群眾的鬥爭」，「省委實行集體領導，建立巡視員制度。」指示信還要求山西省委加強軍事工作。汪銘回到山西積極恢復黨建組織。此時，除霍縣、趙城黨組織外，其餘市、縣黨組織均遭很大的破壞，被捕黨員達200人以上。同年3月4日和22日，汪銘兩次給中共中央寫信，反映山西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損失特別厲害」，要求中央派政治能力較強的同志來山西參加省委工作。同年3月25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給順直省委並注銘同志的指示信》，決定「目前山西不成立省委，先着手於地方工作的恢復和建立，山西工作改歸順直省委兼管。」1929年5月，根據中央指示信精神，撤銷中共山西臨時省委，成立中共太原市委，歸中共順直省委領導[8]。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習從真任中共山西特委書記兼國民軍第三集團軍兵暴特派員，指示山西特委組織武裝暴動，在太原附近開展游擊戰爭。習從真在太原雙塔寺召集山西軍官教導團中的秘密黨員50餘人開會，傳達北方局指示。會議認為敵強我弱，沒有條件在太原附近開展游擊戰爭，不同意組織兵暴。由於習從真拒絕執行北方局組織兵暴的決定，同年6月，北方局派北平團市委書記王青士等來太原改組山西特委，由王青士任書記。王青士認真執行北方局指示，在太原秘密組織兵暴活動，因脫離實際未能實現，反而使黨組織遭受損失。1930年10月，馮玉祥、閻錫山進攻蔣介石戰爭失敗，閻、馮軍隊潰退山西，山西內部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中共中央北方局為推進山西全省的武裝暴動，派劉天章來太原改組山西特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
1930年10月，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倒蔣戰爭失敗後，閻錫山被迫下野隱退大連，山西軍政事務交由晉綏警備司令徐永昌和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主持。各自掠地自保，糧秣軍餉就近起捐，引起了各地農民、士兵不同程度的反抗。因此，中共山西省委以太原為重點的山西黨組織放手開展工農反暴政運動，發展黨的秘密組織，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並成功派遣黨員進入高桂滋部、馮玉祥部、太原軍官教導團、李服膺部、宋哲元部、宋殿英部等。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開擴大會議，確定山西為北方革命的重點，決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連續選派政治、軍事幹部到省委工作，由劉天章任書記。同年11月，省委成立省軍委，北方局派谷雄一任軍委書記，負責領導山西的武裝暴動工作。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撤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順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山西省委改稱中共山西特委，歸中共河北省委領導。
1931年1月，成立由中共河北省委領導的中共山西特委。同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停止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成立中共河北臨時省委。同年3月，中共山西特委的領導成員也作了調整。特委根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中共河北臨時省委派賀昌、薄一波來山西巡視工作。同年5月，特委派人改造晉西武裝成功，在呂梁山區西宋莊村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西北游擊大隊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簡稱晉西遊擊隊）。同年7月，特委派軍委書記到平定縣國民黨軍十一師高桂滋部發動兵變，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四軍。9月，山西特委秘書處、通訊處先後暴露，特委秘書長丁楚元，河北省委特派員陳伯英、任國禎等被捕，丁、陳叛變後供出了特委負責人及全省黨團組織的通訊地址和接頭人。同年10月，全省黨組織數百人被捕，劉天章、陰凱卿、任國楨等10餘人遇害，婁凝先等30餘人被判徒刑。
1932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派栗志周、閻子祥等來晉整頓充實山西特委，栗志周接任書記。特委在整頓各地黨組織的同時，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以群眾組織的名義開展革命鬥爭。先後成立山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山西省左翼作家聯盟、山西省教職員聯合會、山西革命互濟會、山西文化總同盟、抗日反帝同盟會等組織。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山西以太原為中心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特委和太原市委領導太原數千名學生持續開展學生運動。1932年3月，閻錫山與國民黨合流，任太原綏靖主任，大肆抓捕共產黨和學生領袖。到1933年1月，黨領導的外圍組織被破壞，山西特委書記栗志周被特務盯梢。此時，中共山西特委改歸中共中央上海臨時中央局領導。上級黨為保護處於險境的負責幹部，於1933年5月派維公來山西接替栗志周的工作。1934年1月，山西特委秘書處負責人王光甫被捕後叛變，供出了中共山西省地下全部情況，致使太原、大同等地黨組織被破壞。中共中央決定調特委書記離晉，特委停止活動，由特委宣傳部長黃彝組建中共太原臨時工作委員會。不久黃彝病逝，王伯唐繼任書記，中共太原臨時工委繼續領導全省黨的工作。此時，閻錫山為了實施「十年建設計劃」，允許在一定範圍內介紹外國革命理論書籍。黨組織從外省請來秘密黨員溫健公、張友漁、邢西洋、孔祥禎和侯外廬等來山西，為閻錫山講授馬克思主義，秘密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1934年11月，中共太原臨時工委改建成中共山西工委。
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山西工委，王伯唐任工委書記。工委先歸中共中央上海臨時中央局領導，1935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後，山西工委改歸北方局領導。同年7月，中共山西工委交通員在上海叛變後，又潛回山西投靠閻錫山當局；北方局通知山西工委負責人立即轉移。同年8月，北方局派王文達以特派員身份來山西主持工委工作。同年11月，書記王伯唐在轉移前被捕犧牲[9]。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黨組織發動太原學生舉行全市規模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
1936年2月，中共中央組建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閻錫山層層設防堵截紅軍入晉抗日。由於國民黨派遣約十個師入晉增援晉軍阻止紅軍，紅軍5月5日全部回師河西，並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期間中共山西工委書記王文達離開太原返回北方局，山西工委處於解體狀態。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寶森回晉任中共山西工委書記，恢復工委的工作，建立了中共太原市工委。同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派張友清任山西工委書記，調整了工委領導成員。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回山西，組建了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直屬北方局領導，與中共山西工委的工作完全分開，又互相配合。薄一波經與閻錫山會談，改組了由閻錫山組建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北方局又陸續派大批黨的領導幹部到山西參加犧盟會工作，使之逐漸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團體。中共山西工委通過犧盟會從多方面開展了抗日救亡工作，擴建了黨的地方組織和抗日群眾團體。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中共山西工委直轄23個地方黨組織。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並迅速沿平綏、平漢、津蒲等鐵路幹線展開戰略進攻，山西成為抗日前線。以張友清為書記的中共山西工委進一步發動、組織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發出「保衛山西、保衛華北」的號召。隨着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共山西工委通過犧牲救國同盟會，向全省各地派出了許多共產黨員擔任犧盟特派員，建立抗日政權，秘密從事建立或恢復共產黨組織的工作。截至1937年9月止，山西工委在全省30多個縣建立或恢復了黨的縣委、工委和臨時委員會，並在不少工廠、礦山、學校和閻錫山當局的軍政機關以及晉軍內建立了秘密的黨組織。同年8、9月間，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徐子榮參加山西工委，任秘書長。工委還根據北方局的指示，先後派工委委員趙仲池、李葆華分赴晉綏邊及晉東北開闢黨的工作。在山西的黨組織，還有以薄一波為書記的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和王世英領導的黨的特科系統。但是，它們一般不與山西工委發生橫向聯繫。因此，除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的正太鐵路工委，中共河北省委管轄的正太沿線特委，中共陝北省委管理的黃河上段、中段、下段3個工委外，山西地方黨組織和閻錫山軍政機關以及部隊內的秘密黨組織都受中共山西工委領導。中共中央派駐太原的秘密聯絡站（1937年9月改為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對山西工委的工作也給予幫助。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駐太原。劉少奇、彭真、楊尚昆、李大章等北方局領導人相繼來到太原，更直接地指導山西工委的工作。此時，由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的八路軍115師、120師、129師，陸續開進山西配合友軍作戰。同年9月中旬，北方局在太原召開華北各省省委書記和山西、河北部分特委書記以及八路軍駐晉力、事處負責人會議，決定配合八路軍行動，擴大八路軍，組織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開展華北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會後，北方局為加強山西工委的領導，調北方局組織部副部長林楓擔任山西工委副書記，調115師軍事幹部黃驊任山西工委軍事部長。1937年10月，北方局決定撤銷中共山西工委，建立中共山西省委。
1937年9月13日，日軍在佔領大同後，沿同蒲鐵路南下，向雁門關、茹越口進攻。向晉東北進犯的敵軍之華北方面軍第五師團，佔領蔚縣、廣靈、淶源並向平型關進犯，企圖配合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擊潰國民軍第二戰區主力；以大迂迴態勢，企圖奪取太原。中共中央軍委改變八路軍戰略部署，將原定三個師集中部署在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的計劃，改變為分別配置於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着敵占交通線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圍的態勢，並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因此，中共中央北方局調整所屬各省委、工委和特委的工作區域，決定撤銷山西工委，建立山西省委。山西省委開始負責全省黨的工作、擴大八路軍、組織抗日武裝等事宜。
同年10月，北方局先後成立了中共冀察晉臨時省委、中共晉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共冀豫晉省委。原由山西省委負責的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地區的工作和黨組織分別交上述三個省委領導。山西省委則負責晉南和晉西南的工作和黨組織。北方局並調省委委員、秘書長徐子榮到冀豫晉省委工作，任命晉西北黨組織負貴人趙秉彝為中共晉西北工作委員會書記。原山西工委管理的閻錫山軍政機關和晉軍內的黨組織以及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各種訓練班的黨組織由山西省委領導，省委駐太原。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根據北方局的指示，省委撤離太原轉移至臨汾，繼續開辦游擊幹部訓練班，分配畢業的學員到各地組織抗日游擊隊，進行游擊戰爭，在晉西南和晉南的各縣進行建黨或恢復黨組織的工作。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已分別赴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以及綏遠、察南等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爭，與八路軍、當地黨組織共同創建根據地，原歸省委領導的山西新軍各部黨組織就近交當地黨委或八路軍各級軍政委員會管理。1938年2月臨汾失陷後，中共山西省委轉移到鄉寧、吉縣地區，從事開闢晉西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此時晉西南地區已有5個黨的特委，各縣普遍建立了縣委或工委，大部分區、鄉都成立了區委和支部。在此期間，中共山西省委創建了自己親自掌握的武裝，對外稱八路軍1155師獨立第一游擊大隊，也稱黃驊支隊。開始有兩個連的兵力，後來發展到1個團的兵力。處於秘密狀態的中共山西省委就是在黃驊支隊的掩護下，以黃驊支隊的名義開展活動。
1938年5月，因晉西南抗日根據地創立，且山西省委早已對全省其他地區的黨組織不發生組織關係，所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撤銷山西省委，成立中共晉西南省委，統一領導晉西南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的工作，林楓擔任書記，王達成、張友清、黃驊、張稼夫、林楓擔任委員。同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敵後省委改稱區黨委的指示，中共晉西南省委改稱中共晉西南區黨委，仍隸屬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1939年12月，閻錫山率領發動了晉西事變，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為避免基層黨組織遭受破壞，決定鄉吉地委及所轄汾南中心縣委除留少數轉入地下堅持鬥爭外，其餘全部轉移到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洪趙、中離地委和汾孝中心縣委領導當地武裝轉戰汾孝、中離山區，堅持開展黨的工作和游擊戰爭。同時，區黨委決定在鄉吉地區成立晉西南工委，領導鄉吉地區黨的秘密工作。1940年1月，中共晉西南區黨委奉命轉移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2月與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合併組成中共晉西區黨委。中共晉西南區黨委撤銷。
1940年初，中共中央根據晉綏地區的形勢，為加強黨對晉西南、晉西北地區工作的領導；於1月25日，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和中共晉西南區黨委合併組成中共晉西區黨委。2月7日，兩個區黨委正式合併(對外曾稱「統一部」)。區黨委直接隸屬晉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機關先後駐臨縣、興縣等地。4月，中共中央與閻錫出達成停止武裝衝突的協議，劃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其晉西南地區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地區為八路軍、新軍活動區域。此後，晉西南地區黨的組織轉入地下。與此同時，區黨委決定撤銷晉西南地區的中離地委，其機關併入臨縣地委。同年7月，根據黨中央為着使綏遠敵占區工作與晉西北連接起來，並依託晉西北之雁北地區發展綏遠敵占區工作的指示，原中共綏遠省委撤銷，另設晉綏邊區黨委。同時，晉西區黨委決定將晉綏邊特委劃歸晉綏邊區黨委領導[10]。
1941，區黨委根據黨中央制定的晉西南的工作方針，決定恢復晉西南沿黃河地區黨的工作，並建立了中共沿黃河工作委員會。3月，為適應大青山地區抗日游擊戰爭向東發展的形勢，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決定，晉綏邊區黨委改稱綏察邊區黨委，由晉西區黨委直接領導。原屬晉綏邊區黨委領導的雁北地委（原晉綏邊特委）重新劃歸晉西區黨委領導，並改稱「第五地委」。同年8月，晉西區黨委為加強黨對敵占區和游擊區工作的領導，將第五、八地委各劃分成兩個地委。第五地委分為第五、九兩個地委，並相應地成立了雁北區工委，統一領導第五、九地委的工作。第八地委分為第七、八兩個地委。另在忻嵐公路以北地區成立了第六地委。與此同時，在晉西南地區還成立了中共晉西南工委，統一領導洪趙、鄉吉、汾孝地區黨的秘密工作。194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晉西北地區成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統一領導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工作。8月，晉綏分局正式成立，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和晉西區黨委隨之撤銷。晉綏分局代表中央，統一領導晉西北、晉西南、綏遠（大青山）三個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1943年至1945年，晉綏分局不斷對所轄系統組織多次調整。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軍區成立。省委書記程子華，第一副書記賴若愚。省委委員程子華、賴若愚、陶魯笳、解學恭、裴麗生、王世英、郭欽安、韓純德、肖文玖、康永和、馬佩勛、程穀梁、呂鴻安[11]。
根據《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主要實行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承擔下列職能[12]：
- 對本地區重大問題作出決策。
- 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組織的主張成為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或者其他政令。
- 加強對本地區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話語權。
- 按照幹部管理權限任免和管理幹部，向地方國家機關、政協組織、人民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等推薦重要幹部。
- 支持和保證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人民團體等依法依章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發揮這些組織中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
- 加強對本地區群團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 動員、組織所屬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團結帶領群眾實現黨的目標任務。
根據《山西省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設置工作機關15個，工作機關管理的機關1個。中共山西省委設置下列機構[13]：
- 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
- 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
- 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
- 中共山西省委統一戰線工作部
- 中共山西省委政法委員會
（省委組織部掛省公務員局牌子。省委宣傳部掛省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省新聞出版局（省版權局）、省電影局牌子。省委統一戰線工作部掛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省宗教事務局牌子。）
-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 中共山西省委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
- 中共山西省委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 中共山西省委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副廳級）
- 中共山西省委台灣工作辦公室
- 中共山西省委巡視工作辦公室
- 山西省機關事務管理局
- 中共山西省委老幹部局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員會辦公室設在省司法廳。省委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設在省委辦公廳。省委財經委員會辦公室設在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省委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設在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省委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辦公室依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設立。省委審計委員會辦公室設在省審計廳。省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委教育工作委員會。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農業農村廳。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掛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牌子。台灣工作辦公室掛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牌子。）
- 中共山西省委省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省委教育工作委員會與省教育廳合署辦公，不計入機構限額。）
- 中共山西省委黨校
- 山西省社會主義學院
-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
- 《山西日報》社
- 山西省檔案館
（市委黨校掛山西行政學院牌子。省社會主義學院掛山西中華文化學院牌子。省委黨史研究院掛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牌子。省檔案館掛省檔案局牌子。）
- 中共山西省委機要局，由省委辦公廳管理。
- 中共山西省委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由省委辦公廳管理。
- 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由省委宣傳部管理。
（省委機要局掛省國家密碼管理局牌子。省委保密委員會辦公室掛省國家保密局牌子。）
- 早期省委書記
- 第一屆（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
- 第一書記：陶魯笳
- 書記：衛恆、王世英（一1964年）、王謙 （1959年後任常務書記）、池必卿（—1963年）、朱衛華、鄭林、袁振（1964年一1965年8月）、王大任（1964年一1965年8月）
- 候補書記：王大任（1958年一1964年）、黃志剛（1958年一1961年）
- 第二屆（1965年8月一1967年1月）
- 中共山西核心小組（1967年2月一1971年4月）
- 第三屆省委（1971年4月一1978年3月）
- 第一書記：謝振華（一1975年5月）、王謙（1975年5月一1978年3月）
- 書記：曹中南（一1977年3月）、陳永貴、張平化、韓英（1973年5月一1978年3月）、王謙（1973年5月一1975年5月）、王扶之（1977年3月一1978年3月）、王金籽（1977年3月一1978年3月）、王大任（1977年3月—1978年3月）、王克文（1978年1月一）
- 副書記：張日清（1973年5月一1978年3月）、王大任（1973年5月一1977年3月）、王庭棟（1973年3月一1977年3月）
- 第四屆省委（1978年3月一1985年7月）
- 第一書記：王謙（1980年10月）、霍士廉（1980年10月一）
- 第二書記：羅貴波（1978年12月一）
- 常務書記：李立功（1981年6月一）
- 書記：陳永貴（1978年3月一1979年3月）、韓英（1978年3月一1979年3月）、王扶之、王大任、李韓鎖（1978年3月一1979年3月）、王庭棟、王克文、武光湯（1979年3月一）、趙雨亭（1979年3月一）、賈俊（1979年3月一）、朱衛華（1979年3月一）、阮泊生（1979年4月一）、李立功（1983年3月一1985年6月）
- 副書記：李修仁（1983年3月一1985年6月）、王森浩（1983年3月一1985年6月）、王克文（1983年3月一1985年6月）
- 第五屆省委（1985年7月一1991年2月）
- 第六屆 （1991年3月 - 1996年2月）
- 第七屆 （1996年2月 - 2001年10月）
- 第八屆（2001年10月 - 2006年10月）
- 第九屆 （2006年10月 - 2011年11月）
- 第十屆 （2011年11月1日 - 2016年11月5日）
- 書記：袁純清（-2014年9月）、王儒林（2014年9月-2016年6月）、駱惠寧（2016年6月-）
- 副書記：王君（-2012年12月）、金道銘（-2014年2月，後因嚴重違紀被查）、李小鵬（2012年12月-2016年8月）、樓陽生（2014年6月-）、黃曉薇（2016年10月-）
- 常務委員：袁純清（-2014年9月）、王君（-2012年12月）、金道銘（-2014年2月，後因嚴重違紀被查）、李小鵬（-2016年8月）、胡蘇平（-2016年11月）、高建民、湯濤（-2014年9月）、李兆前（-2014年9月）、陳川平（-2014年8月，因嚴重違紀被查）、張少華（-2015年3月）、王建明、聶春玉（-2014年8月，因嚴重違紀被查）、杜善學（-2014年6月，因嚴重違紀被查）、白雲（女）（2013年2月-2014年9月，因嚴重違紀被查）、樓陽生（2014年6月-）、王儒林（2014年9月-2016年6月）、盛茂林（2014年9月-）、黃曉薇（2014年9月-）、吳政隆（2014年9月-2016年10月）、孫紹騁（2014年9月-）、王偉中（2014年9月-）、付建華（2014年9月-）、冷傑松（2015年5月-2016年8月）、駱惠寧（2016年6月-）、任建華（2016年10月-）
- 第十一屆（2016年11月5日 - 2021年10月30日）[14]
- 書記：駱惠寧（-2019年11月）、樓陽生（2019年11月-2021年5月）、林武（2021年5月-）
- 副書記：樓陽生（-2019年11月）、黃曉薇（女）（-2018年8月）、林武（2019年1月-2021年5月）、藍佛安（2021年4月-）、商黎光（2021年10月-）
- 常務委員：駱惠寧（-2019年11月）、樓陽生（-2021年5月）、黃曉薇（女）（-2018年8月）、高建民（-2018年6月）、孫紹騁（-2017年2月）、王偉中（-2017年4月）、盛茂林（-2017年3月）、任建華（-2019年6月）、羅清宇、張吉福、王清憲（-2017年11月）、廉毅敏（-2020年10月）、吳漢聖（2017年3月-2018年12月）、商黎光（2017年6月-）、王賦（2017年6月-2018年1月）、胡玉亭（2018年1月-2021年6月）、徐廣國（2018年4月-）、林武（2018年5月-）、韓強（2019年1月-）、曲孝麗（女）（2019年3月-2021年1月）、王擁軍（2019年6月-）、呂岩松（2019年6月-2021年9月）、李鳳岐（2020年11月-）、藍佛安（2021年4月-）、陳安麗（女）（2021年4月-）
- 第十二屆（2021年10月30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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