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之井》，又譯《孤寂深淵》（英語：The Well of Loneliness）是1928年英國作家瑞克里芙·霍爾所著的女同性戀小說。故事描述出身上流家庭的英格蘭女子史提芬·戈登，自幼便表現出她的「反性別行為」（即同性戀）。她在一次大戰擔任救護車司機時，結識並愛上了瑪莉·盧埃林，但卻遭到社會孤立、排斥。小說中史提芬的「反性別行為」是天生、與生俱來的，霍爾並為此明確懇切的表示道：「也給我們生存的權利[1]。」
《寂寞之井》成了一連串風潮中的眾矢之的，《週日快報》編輯詹姆士·道格拉斯評論道：「我寧可給健康男孩或女孩一瓶氰化氫，也不會讓他們接觸這本小說。」而小說中僅有的一幕性愛情節只含蓄寫道「而那晚，她們未被分割」，卻被英國法院以「婦女間的反常行為」罪名，斷定猥褻[2]。在美國，《寂寞之井》的合法性亦受紐約州與海關法庭質疑，但最後並未遭禁[3]。
媒體對《寂寞之井》官司的關注提高了英國與美國文化中女同性戀者的能見度[4]。數十年來，《寂寞之井》一直是英國最具名的女同性戀者小說，同時也是年輕人欲查女性同性戀資訊的首要來源[5]。有些讀者重視、肯定《寂寞之井》，有些則批評史提芬自我憎恨的感情[6]。《寂寞之井》宣揚女同性戀者是「男人婆」或穿異性服裝的女性一事也備受爭議。有些評論家現爭辯指史提芬應屬易性癖者[7]。
儘管鮮少評論家將《寂寞之井》視為高水準文學作品，它對性徵與性別的論述仍持續激起議論與研究[7]。
背景
1926年，瑞克里芙·霍爾的職業生涯達到頂峰。她的小說「亞當的種子」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描寫的是一位意大利領班心靈覺醒的故事；很快憑藉這部小說，霍爾獲得了費米娜獎（法國著名文學獎）和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英國最古老的文學獎）[8]。在很早之前，霍爾就構造要創造一部描寫同性戀的小說，現在，依靠她在文學界所取得的成就，她相信時機已經成熟。雖然她知道她正在冒險，可能會因此招來流言蜚語和「顛覆整個職業生涯」。在創作這部小說之前，她從搭檔尤娜.溫琴佐那裏尋求到了祝福。[9] 霍爾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指向了社會和政治，她希望公眾不再對同性戀保持沉默，能給同性戀者「更多包容，更多理解」 -- 並希望「處於各個階層的同性戀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創造美好生活，能有節制並有用的生活。」[10]
在1928年4月，霍爾告訴她的編輯，要求編輯能從出版商那裏獲得全部的授權，她不允許她的新作有任何改動。「我手下的筆已經指向了這個世界上最受壓迫，最不被人理解的群體，據我所知，在我這部小說之前，從來沒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11]
故事梗概
書中的主人公史提芬·戈登（Stephen Gordon）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12]生於伍斯特郡的一個上流家庭，家人本來期望降生的會是個男孩，所以在對史提芬施洗禮時，就用之前起好的男孩名字為她命名。在剛出生時，史提芬的身體就與眾不同，她是個「盆骨窄小，肩膀寬闊，像個小蝌蚪一樣的小嬰兒」。[13]身為女孩，她卻不喜歡裙裝，總想要將頭髮剪短，渴望成為一個男孩。七歲時，史提芬愛上了一個叫柯林斯（Collins）的女傭，看到柯林斯與一名男僕親吻，讓史提芬深受打擊。
史提芬的父親菲利普爵士（Sir Phillip）對女兒十分寵愛，他試圖通過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 （Karl Heinrich Ulrichs）的作品來了解女兒。卡爾是首位描寫同性戀理論的近代作家[14]，不過他並沒有跟女兒探討這方面的問題。史提芬的母親安娜夫人（Lady Anna）對女兒冷漠疏遠，她將史提芬視作菲利普爵士的「充滿瑕疵的，不起眼的翻版」。[15]史提芬十八歲時與一位加拿大人馬丁（Martin Hallam）建立起親近的友誼關係，但是當馬丁跟史提芬說他愛她時使史提芬震驚不已。第二年冬天，菲利普爵士被倒塌的樹砸傷，在彌留之際，爵士試圖跟安娜女士解釋史提芬性別錯位的問題，但是最終沒有說明就去世了。
不像其他女孩那樣做裙子穿，史提芬開始穿由裁縫製作的男士服裝。在二十一歲時，她愛上了新搬來的美國鄰居的妻子安吉拉（Angela Crossby）。安吉拉把史提芬當作驅散無聊的消遣，她跟史提芬的親吻也僅限於「學校女生之間蜻蜓點水式的親吻」。[17]隨後史提芬發現安吉拉跟一個男人有染。因為害怕史提芬會揭發自己，安吉拉便把史提芬寫給自己的信給丈夫看，她的丈夫將信抄寫了一遍寄給了史提芬的母親。安娜女士指責史提芬「胡亂使用愛這個詞來表達你那不正常的思維，不約束自己的肉體這些欲望。」史提芬的回信中寫道，「因為我的父親深愛着您，我也愛您。安吉拉就是在我腦海中想像無數次的妻子的樣子，這種感覺真是非常非常的棒」。[18]在與母親爭吵後，史提芬來到父親的書房，第一次打開了父親上鎖的書櫃。她找到一本克拉夫特艾賓（Krafft-Ebing）的關於同性戀和性倒錯的內容的書籍，並通過閱讀此書明白自己是性倒錯者。[19]
史提芬動身搬到倫敦並寫出第一本廣受歡迎的小說。但是她的第二本小說賣的卻不是很理想。她的好友兼劇本作家喬納森（Jonathan Brockett）也是一名性錯位者，他鼓動史提芬前往巴黎，通過感受一段更充實的生活提高她的寫作能力。也是在巴黎，史提芬第一次真正的接觸到城鎮性錯位者的文化生活，見到了女同性戀沙龍的主辦人Valérie Seymour。在一戰期間，史提芬加入了救護隊在前線服務，並得到了法國軍工十字章。就在那個時候，她與一位年輕的司機瑪麗（Mary Llewellyn）相愛。在戰爭結束後，兩人就同居了。最初兩人在一起很開心，但史提芬寫作的時候讓瑪麗感覺很孤獨。由於正常社會不能接受，瑪麗沉醉於巴黎的同性戀者的夜生活中。史提芬覺得瑪麗變得冷漠且充滿怒氣，對於自己無法給她一個「更加完整而正常的生活」感到無能為力。[20]
現今馬丁住在巴黎，與史提芬重新建立起友誼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馬丁愛上了瑪麗。史提芬認為自己無法給瑪麗幸福，她就假裝跟Valérie Seymour有染，以此讓瑪麗對自己死心去投入馬丁的懷抱。小說的最後，史提芬對神帝禱告說到：「也請給我們這樣的人（同性戀者）在社會中存在的權利！」[21]
自傳與其他來源
雖然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一些作家把《寂寞之井》當成是稍稍遮掩的自傳[22]，霍爾的童年與史蒂芬的童年少有相似。[23]安吉拉·克羅斯比可能是霍爾年輕時交往過的眾多女子的混合體，但是瑪麗並不像霍爾的搭檔尤娜·特魯布里奇。瑪麗缺少對外界的興趣，因此當史蒂芬在工作時[24]，她常無所事事。但是尤娜是一個傑出的雕刻家，是她把科萊特的小說翻譯成英文。[25]霍爾稱從自己身上只是提取「反性別行為者典型的基本情感」。[26]
雖然霍爾在「作者注」中否認史蒂芬參加的救護車單位有任何現實根據，但是她很大程度上借鑑了朋友圖皮·洛瑟在戰爭時的經歷，她當時擔任法國戰場前線唯一女子兵團的指揮官之一。洛瑟，與史蒂芬一樣，來自一個貴族家庭，穿戴偏於男性化，是個了不起的劍擊手。[27]隨後幾年，她表示史蒂芬的角色是以她為原型，這在某程度上是屬實的。[28]
在《寂寞之井》中，戰爭工作給予了同性戀女子可被公眾接受的職責。敘述的旁白訴說着她們的貢獻不該被遺忘並預測她們將不再躲躲藏藏：「在那些糟糕的年頭，一個營成立了，此後，它將永遠無法徹底解散。」[29]後來這一軍事比喻繼續在小說中出現，在戰後的巴黎，這些同性戀女子反覆被稱為「迷惘的軍隊」。[30]霍爾援引迷惘的士兵的形象來描繪因社會遺棄者的身份而心理受創的同性戀人群：「炸彈並不能讓反性別行為者驚慌，相反，來自上帝的乖順臣民體內沉默的炮轟才恐怖。」[31]
在霍爾生活的時代，巴黎因擁有相對較大且可見的同性戀社區有名，部分原因是法國與英國不同，沒有禁止男同性戀的法律。[32]當史蒂芬在朋友喬納森·布洛基的催促下第一次到巴黎時，她沒有對任何人提自己是同性戀的事。布洛基的原型是諾埃爾·考沃德。[33]布洛基是此次旅途的導遊，他通過提到有關瑪麗·安托瓦內特與德蘭巴拉公主的關係的傳聞來暗示在這座城市有同性戀的秘密歷史。[34]
布洛基隨後把史蒂芬介紹給瓦萊里·西摩，正如她的原型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33]一樣，瓦萊里是一文學沙龍的女主持人，參與的許多賓客都是同性戀女子或男子。就在此次會面後不久，史蒂芬宣佈她已決定在巴黎定居，她買下的房子在雅各布街[35]，也就是巴尼居住並舉辦沙龍的街道，而房子的雜草叢生的花園的一角有一座塔。然而，史蒂芬堤防着瓦萊里，直到戰後才又拜訪她的沙龍，那時布洛基勸她說瑪麗變得太過與外界隔絕。
她發現瓦萊里是一個難以摧毀的人，她極善於賜予其他人自尊的感覺，至少是暫時的：「當人們聚集到瓦萊里·西摩身邊時，每個人都感到了正常與勇敢。」[36]當史蒂芬的疑慮「成癮」，她與瑪麗被引向更深的巴黎同性生活的陰鬱國度。在亞力克的酒吧——在令人沮喪的一些夜總會中最糟的一個——她們遇到了「受創後只剩下殘餘軀殼的人，他們鄙視這個世界，必須超越一切希望地鄙視自己，這似乎，才是救贖。」[37]
宗教、哲學及科學內容
霍爾於1912年皈依天主教並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38]她同時信奉死者的亡魂可與活人互相交流的學說，還曾希望成為靈媒。[39]這使她與譴責唯靈論的天主教會產生了衝突。[40]《寂寞之井》體現了她的這兩種信仰。
司提反生於聖誕夜，取了基督教第一個殉道者的名字，幼時夢想着「從某種奇特的意義她是耶穌。」[41]當她發現幼時的熱戀對象科林斯得了髕前滑囊炎，她祈禱病痛轉移到自己身上：「我願以我血洗科林斯，萬能的主啊，我願做科林斯的救世主，我愛她，願如你般受難。」[42]司提反孩子氣的對殉難的嚮往預示了她後來為了瑪莉的利益做出了最終自我犧牲。[43]她為了騙瑪莉離開自己實施了一個計劃，瓦萊麗得知後說：「你天生是殉道的命！」[44]獨自一人留在家裏的司提反看到活着的，死了的，尚未出生的同性戀擠滿了房間。他們要求她替自己向上帝求情。她代表群體向上帝發出了請求：「也給我們生存的權利。」[45]
司提反在父親的書房讀過克拉夫特·埃賓的書之後，她隨意翻開了《聖經》尋找預兆，讀到創世紀4:15，「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46]霍爾在小說中用標誌着恥辱和放逐的該隱的記號隱喻同性戀的處境。[47]她以宗教論點的形式為同性戀辯護：上帝創造了同性戀，所以世人應當接納他們。[48]《井》一書運用的宗教意象激怒了反對者[49]，但是霍爾將同性戀看作是上帝賦予的狀態這一觀點對LGBT權利語言做出了有影響力的貢獻。[50]
出版與同時代的反響
三個出版者稱讚了《井》一書但是拒絕出版。接着hall的經紀人把手稿送給喬納森凱普，他雖然對是否出版一本受爭議的書態度謹慎，但是他看到了潛在的經濟成功。凱普試着少量發行了1500本，標價15先令，價格大約是普通小說的兩倍，使得它對獵奇者沒那麼有吸引力。[51]由於他發現另一本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小說，康普頓·麥肯齊的《非凡女人》預定9月份出版，因而原定於1928年秋天出版的井一書提前發行。儘管後來發現這兩本書很少有共同點，霍爾和凱普都把《非凡女人》當做競爭者，想在市場競爭中打敗它。《井》於7月27日面世，採用了黑封面和不起眼的護封。凱普只把贈閱本寄給他認為可以冷靜客觀處理這個題材的報紙和雜誌。[52]
早期評價褒貶不一。有些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說教性太強[53]，有些則認為它結構不良，包括萊昂納多伍爾夫（Leonard Woolf），有的抱怨它庸俗傷感的風格。而其他評論家，則讚揚了它的真摯情感和藝術技巧，還有些評論家對霍爾的道德鬥爭給予同情。[54]這本書出現在書店的三個星期內，沒有評論呼籲查禁它或者建議這本書壓根不該出版。[55]T.P.'s Cassell's Weekly的一篇評論預見這本書會暢行無阻：「人們很難預見這本書會引起大眾的沉默或嘲笑，但是每位讀者都會同意哈維洛克·艾利斯先生在前言中說的， 『這悲慘的狀況無意於冒犯任何人』。」[56]
《周日快報》的編輯詹姆斯·道格拉斯並不同意這一觀點。道格拉斯是一個虔誠的道德家，一個典型的強身派基督教徒。強身派基督教通過促進身體健康和內心剛強來達到復興教派的目的。他在一些問題上發表的評論辭藻華麗。諸如《少女的選舉》（這裏是指那些30歲以下的女人投票的權利），和《現代性小說》，幫助《周日快報》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的發行量大戰中力拔頭籌。一些具有引領性的文章通過過去的一些八卦，罪犯的自白，和大人物的艷情和《周日快報》一起分享版面。[57]
道格拉斯和《寂寞之井》的競爭開始於8月18日，周六。他們通過許多廣告和在《每日快報》中的預告片許諾要揭露「一本必須要鎮壓的書」[58]
在第二天他的評論中，道格拉斯寫道「性別的顛倒和錯亂」已經如此明顯，而《井》的發表正表明了社會對於「從麻風病人中清除麻風」的需要。道格拉斯對於同性戀的性學觀點是為科學的，是和基督教中關於自由意願的教義不相符的。相反的，他宣稱，同性戀是對於他們自我選擇的詛咒－這就意味着其他人會因為「他們的宣傳」而陷入墮落之中。總體說來，必須要保護孩子們：「我寧願給一個小孩子氫氰酸也不願意讓他們看這本小說。毒藥也許會殺死身體，但是精神上的毒藥會殺死靈魂。[59]
在被霍爾描述為一種由「瞬間的恐慌而導致的結合」的行為下，喬納森·開普為了自己的主張給內政大臣寄去了《井》的複本，說如果內政大臣認為這本書對公眾有害他就會撤銷。當時的內政大臣是威廉·喬恩森－希克斯，他因當時強制取消酒精，夜店，賭博而聞名的保守人士，同時他也非常反對《公禱書》的修正譯本。他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做出了答覆。他認為《井》「對公眾有着巨大的毒害」，如果開普不自願撤銷，那麼會導撤被起訴。[60]
開普宣稱他已經停止了出版，但是他秘密的將出版權給了天馬出版社，他是法國的英文出版商。他的合作夥伴Wren Howard帶着papier-mâché的模型去了法國，而且在9月28日的時候，天馬出版社將印好的版本運往倫敦的書經銷商 Leopold Hill處。隨着公眾需求的增加，此書的銷售額也激增。但是隨時《井》重返書店書架很快的引起了內政部的注意。在10月3號的時候Joynson- Hicks簽署了一份法令，要求查封所有的書。[61]
在多弗港口一船250冊的書被停運，而海關署的署長將其解禁，因為他讀過《井》，而且認為這是一本好書，不是一本淫褻的書。他不希望任何一方禁止它。在10月19日的時候他釋放了被查封的書冊，並將他們運送至Leopold Hill處，然而都市警察正拿着搜查令等在Leopold Hill處。希爾和開普被傳喚至弓街治安法庭，來為為什麼這本書不應該被銷毀提出正當理由。[62]
《星期日快報》發起的聲討一開始就引起了其他報紙的關注。一些報紙表示支持道格拉斯，其中包括《星期日紀事報》（Sunday Chronicle），《人民周報》（the People），《真理報》（Truth）。[63]《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和《威斯敏斯特公報》（Westminster Gazette）雖然沒有評價道格拉斯的行動，但是發表評論說該小說「將一個陷入墮落中的女人表現為一個犧牲品」。[64]然而大部分英國媒體支持該小說。[65]《民族報》（The Nation）暗示說《星期日快報》之所以發起這次聲討是因為當時正值八月，是缺少好題材的新聞缺乏期。[65]《鄉村生活報》（Country Life）和《女士畫報》（Lady's Pictorial）都發表了正面評價。[66]英國工黨報紙《每日先鋒報》的阿諾德·道森（Arnold Dawson）稱道格拉斯為「噱頭記者」（stunt journalist），他表示沒有人會把這本書給孩子，也沒有孩子會願意讀它，即使有人這樣做了也沒有任何害處。[67]道森還發表了一篇由作家韋爾斯（H. G. Wells）和喬治·伯納德·肖（George Bernard Shaw）所作的，針對內政部的尖刻的譴責書。道森幫助霍爾獲得了全國鐵路工人聯盟和南威爾斯礦工聯盟的支持聲明，以此發起了論戰。[68]
倫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與福斯特共同起草了一封信，抗議對《寂寞之井》一書的壓制，並且匯集了眾多的支持者，其中有肖，埃利奧特（T. S. Eliot），阿諾德·班尼特（Arnold Bennett），維拉·布立（Vera Brittain）和埃塞爾·史密斯（Ethel Smyth）。根據維吉尼亞·伍爾夫的說法，該計劃最終破裂是因為霍爾對措辭的堅持，她要求信中必須提到她的小說具有「藝術價值，甚至是天才之作（artistic merit — even genius）」。[70]該小說過分傷感的浪漫主義，傳統的結構，高傲的風格（使用一些冷僻詞如：withal, betoken, 和hath）並不符合現代派的審美觀，並非所有因為文學自由權而支持該小說的人都讚賞其藝術性。[71]這份請願書後來縮減為一封短訊發表在《國家文藝雜誌》（the Nation and Athenaeum）上，由福斯特和維吉尼亞·伍爾夫署名，重點說明審查制度對作家們的可怕影響。[69]
凱普的律師哈洛德·魯賓斯坦（Harold Rubinstein）發出了160封信給潛在的證人。大部分人都是勉強出庭的，維吉尼亞·伍爾夫認為「他們基本都是出於作為即將擁有一對雙胞胎的父親或親人的擔心，而放下此書」。[72]大約有40人於審判當天出庭，包括伍爾夫本人，福斯特，還有其他各色人物，如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英國性學社的勞倫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倫敦道德委員會的治安官羅伯特·卡斯特（Robert Cust），皇家藝術學院的查爾斯·里基茨（Charles Ricketts），以及東倫敦猶太教堂的猶太教祭司約瑟夫·弗雷德里克·斯特恩（Joseph Frederick Stern）。庭上並不允許他們發表對該小說的看法。根據《1857年淫褻刊物法令》（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857）規定，行政法官沙特爾·比隆爵士（Sir Chartres Biron）可以在不聽取任何詢問證詞的情況下判定書籍是否屬淫褻刊物，他也確實這樣做了。[73]他表示說：「我不認為人們有資格對法庭的決定表達意見。」[74]因為霍爾本人並未受審，她沒有獲得為她自己辯護的權利，而凱普的高級律師諾曼·伯基特（Norman Birkett）說服她不要出庭作證。[73]
伯基特到庭時遲到了兩個小時。[75]在他的辯詞中，他試圖說明《寂寞之井》一書中描述的女性間的關係實際上是純柏拉圖式的。比隆反駁道：「我自己讀過這本書。」 霍爾在開庭前曾要求伯基特不要「在我們的辯詞中迴避性向顛倒的問題」。她利用午間休庭的機會警告伯基特如果他繼續宣稱該書沒有女性同性戀內容，她將在法庭上站起來告訴法官事實。伯基特被迫撤回辯詞，改為主張該書是高雅的，高度控制的文學精品。[76]詹姆斯·梅爾維爾（James Melville）代表利奧波德·希爾出庭，他作了類似陳述，該書是「以敬畏的精神書寫的」，並非為了鼓勵色情思想，而是為了考察社會問題。該主題本身不應該被禁止，並且該書對其主題的處理是無懈可擊的。[77]
在其判詞中比隆法官引用了希克林關於淫褻的標準：如果一部作品「使得對那些不道德影響不具有抵抗能力的人墮落和腐化」，這部作品就是淫褻的。他堅持該書文學價值不應作為相關因素，因為一部寫得好的淫褻書籍要比一部寫的差的危害更大。本書話題本身並非難以接受；一本描述「道德和行為的墮落並且包括對這些墮落的沉溺」的書可能會被接受，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否定對這種黑白顛倒的認可和容忍是淫褻的。他下令銷毀該書，被告承擔訴訟費用。[79]
希爾和開普上訴倫敦地方法院[80]檢察官即司法部長托馬斯·英基斯普爵士要求一些生物學和醫學專家以及作者羅德亞德·吉普林出庭作證。但是當吉普林在審判那天出現時，英基斯普法官告訴他不需要他出庭了。詹姆斯·梅爾威爾前一天晚上給遍訪證人發電報告訴他們不要出庭。接受該上訴的十二位地方法官不得不根據英斯基普讀給他們的內容了解該書內容，因為檢察官拒絕提供他們印刷本。僅僅五分鐘的商討過後，他們宣佈支持布隆的決定。[81]
《陷入孤獨》出現在1928年下半年，是經過很多人創作的匿名押韻文社。他諷刺對《寂寞之井》態度相對的雙方，但是其初期針對的目標是道格拉斯和喬因森·希克斯。「是兩個好人，當然，不要考慮他們的智商」[82]簡介由記者P.R.Stephensen所寫，其中認為關於《寂寞之井》的道德討論「毫無效力」，認為哈弗洛克·艾麗斯是一個「精神病」，陷入孤獨文社本身贊同同性戀來自天生這一觀點。
儘管莎孚為奇怪的火所煎熬
上帝理解她，我們也應該做到，
對於這樣的怪癖我們說
「這是事實，很遺憾，她生來如此」[83]
然而，這是對霍爾作為一個和自己小說的反對者有很多共同點的嚴肅道德家的描述。[82]一副插畫抓住了《寂寞之井》之中的宗教犧牲主題，表現出霍爾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圖像。這一圖像令霍爾十分不安，她認為自己被用一幅畫來表示是對神明的褻瀆，出於懺悔她的下一部作品《屋子的主人》選擇了宗教題材。[84]
阿爾弗雷德·A出版社原本準備與英國開普同時出版《寂寞之井》，但是在開普將出版日期提前之後，阿爾弗雷德出版社發現自己準備出版的是一本在自己的國家被撤的作品。他們拒絕出版該書，並告訴霍爾他們沒有辦法使人們不把這本書當做色情小說。[85]
開普把美國出版權賣給了最近成立的帕斯卡爾·科維奇和多納德·弗瑞德出版社。弗瑞德在西奧多·德萊賽家的聚會中聽說關於《寂寞之井》的流言後立即決定將其兼併。他曾經將德萊賽的一部作品《美國悲劇》交給波士頓警方，以製造一起審查案件，但是他輸了官司；目前正在準備上訴，後來再次失敗。他從銀行貸款一萬美元打敗原先競標7，500美元的另一家出版公司。隨後徵募美國公民權利組織創始人莫利爾·恩斯特，為該書辯護。弗雷爾德為《罪惡的抑制》邀請美國社會報記者約翰·薩克斯頓·薩姆那。從他那裏直接購買印刷版，以確保自己成為起訴方，而不是出版商。他還抵達波士頓給《觀察社會報》送去一本，希望雙方都能加強文學審查制度，提高公開性。當兩家報紙都告訴他他們看不出這麼書有任何問題時，他非常沮喪。[85]
在紐約，薩姆那和幾個偵探在出版商的辦公室里發現了865本印刷本，弗雷爾德因為出售淫褻書籍被處以罰款。但是科維奇和弗雷德早就將印刷廠遷出紐約以確保繼續出版該書。當該案被審判時，《寂寞之井》已經印刷了 六次。儘管每本書賣到五美元－普通小說價格的兩倍－但是這本書出版第一年就賣出超過１０萬本。[85]
在美國，同在英國一樣，希克林淫褻標準也被引用，但是紐約地方法規定書籍應該根據他們對成年人的影響來評定，而不是根據對兒童的影響，文學價值也作為評價的相關因素。[85]恩斯特收到大批作者的聲明，包括德賽爾，歐內斯特·海明威，Ｆ·司各特·菲茨傑拉德，艾德娜·聖文森特·米萊，辛克萊·劉易斯，舍伍德· 安德森，門肯，H.L.，辛克萊，U．，艾倫·格拉斯哥和約翰·多斯帕·索斯。[86]為了確保這些人的聲音不被忽視，他在訴書中把所以人的意見集合到了一起。他以泰奧菲了·戈帝埃的《莫班小姐》為依據，該書比《寂寞之井》更加明白地揭示了同性戀關係，但是在1922年的Hasley v.紐約案中被判不具淫褻性。《寂寞之井》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因為其論調更加嚴肅，並且是反對誤解和偏狹的好例證。[85]
1928年的其它女同性戀小說
1928年，還有三部反映女同性戀題材的小說在英格蘭發表，他們是：伊利沙伯·鮑恩的《旅店》，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奧蘭多》和康普頓·麥肯齊的《非凡女人》。這三本書均未遭禁。[87]像早期英國小說被批評家認定為女同性戀主題一樣，人們對待《旅店》一書也是沉默不語。[87]而《奧蘭多》則更多的被現代主義者的玩世不恭所掩蓋。[88]英國內政部曾考慮檢舉《非凡女人》，但最後還是以缺少像《井》中那樣的「熱切」元素，不會激發讀者接受「對此付諸實踐」為由並未採取行動。[89]麥肯齊曾想藉助對其作品的審查來提高書的銷量，但願望落空。[90]儘管在廣告宣傳上聲稱書中的一個角色是以拉德克利夫·霍爾為原型的[91]，但還是沒能如願沾上這部倍受爭議之作的光，只賣出了2000冊。[90]
第四本誕生於1928年的小說是美國作家杜娜·巴恩斯創作的《仕女年鑑》。書中不但以拉德克利夫·霍爾為原型，還有些章節一定程度上對《井》做出了回應。[92]《仕女年鑑》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長篇小說，反映了當時巴黎文藝圈女同性戀的情況。作者以一種帶有古風又兼具黑色幽默的筆觸生動的描繪了書中以伊萬傑琳穆塞夫人出現的娜塔莉·巴涅。就像是飛利浦爵士在他的研究中擔心史蒂芬一樣，穆塞夫人的父親也「身着睡衣在他的圖書館裏來回的踱步」。而與飛利浦爵士不同的是，當他遇見女兒的時候，女兒滿懷信心的說：「你，我的好爸爸，當你做出選擇的時候......我不正是緊隨你的欲望而來的嗎，這難道不值得您讚美一番嗎？何況您親眼所見我做這些可沒花一分錢，是不是沒什麼可抱怨的啊？」[93]相較《井》一書，《侍女年鑑》對性的描寫更加的大膽。全書寫作風格較為隱晦，書中充斥着大量晦澀的笑話和華麗的辭藻，這些可能都是作者用以逃避審查的一些手段。[94]其實該書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受到內政部的起訴，因為這本書僅在法國以私人印刷的方式進行了小範圍發行。一直到1972年才廣泛流傳開來。[95]
對社會和後世的影響
1928年8月19日，大不列顛大法官伯肯黑德公爵頒佈了一項法令，該法令以「1000名婦女中有999名從來也沒聽說過關於這些行為的傳聞」為由將女同性戀認定為犯罪行為。[96]實際上，自一戰一來，人們對女同性戀的認識逐漸增多，但這個話題對大多數人而言依然是聞所未聞，或許大家更傾向於去忽略它的存在。[97]《寂寞之井》第一次讓同性戀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98]對《井》書的禁止反倒引來了大家對這一原本該被壓制的敏感話題的關注，這讓英國的審查機構對未來涉及女同性戀內容的書刊審查工作變得更加的謹小慎微。1935年，一本名為《一個女人和她的情感問題》的健康類書籍也受到了內政部的控告，之後還在內政部的備忘錄出現了下面這段文字：「對《寂寞之井》的起訴的結果就是引發了大眾對女同性戀問題的無限關注，如果不曾有過對它的起訴還不至於這樣。這點已經是眾人皆知的了。」[99]
詹姆斯·道格拉斯用圖例來指控《井》，這是一張拉德克利夫·霍爾身穿家居服，打着領結，手持香煙和單片眼鏡的照片，她還穿着一條直筒的齊膝裙子。但後來《周日快報》刊登出的照片已經過嚴重剪裁，很難辨認她是否穿了褲子。[100]霍爾的穿衣風格在19世紀20年代並不令人反感。短頭髮在當時很是流行，而貼身夾克和短裙的搭配已經是公認的時尚風範，當時的雜誌會將這樣的打扮說成是「嚴重男性化」。[101]和霍爾一樣的一些女同性戀接受了這樣的衣着打扮，並將其作為是顯示自己性別的標誌，不過僅有極少數人能夠讀出其中的奧秘。[102]伊夫林·艾倫斯是一名女同性戀記者，對比自己她把霍爾的穿衣風格定義為「相當有女人味」，他還說自從《井》出版後，卡車司機要是在街上見到穿襯衫打領帶的女人就會對她大喊道：」喂，這不是拉德克利夫·霍爾小姐嘛！「。[103]一些人對這個能引人注目的新發現表示歡迎，1932年的一次午宴上，霍爾對着全場身着模仿她穿衣風格的婦女發表了講話。[104]但是一份19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針對鹽湖城女同性戀的研究表明，幾乎全部參與調查者都為《井》的出版感到沮喪不已，因為這引起了他們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人們所關注。[105]
據一項關於布法羅工人階層女同性戀人群的研究顯示，《寂寞之井》是紐約19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唯一可供閱讀或被人談起的女同性戀題材的作品。對很多50年代的青年女同性戀來說，那是獲取有關女同性戀信息的唯一渠道。在那個年代，書店和圖書館都沒有專門針對同性戀題材文學的分區[106]，《井》書的名稱讓它得以輕鬆被人們找到。[107]一直到1994年，一篇刊載在《女權批評》雜誌上的文章裏這樣評價《井》--」經常出現在各種故事裏，而不僅是那些跟老一輩同性戀相關的「。[108]《井》經常被人拿來戲謔：特例·卡索爾說」像很多迂腐的女同性戀一樣，我會拿我大把的成人時光來開這本書的玩笑「；瑪麗·雷諾曾在1938年讀到了《井》，他還記得曾經對這本書的」真誠無趣性「和」不允許允許顧影自憐「百般嘲笑。[109]誠然，該書還引起了人們強有力的情感反饋，有積極的方面，卻也不乏消極的方面。有人認為《井》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名」孤獨成長中的女同性戀「，一名婦女對這一觀點表示氣憤，她曾」在一本圖書館收藏的《井》中夾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要告訴其他讀者女人間的愛戀可以很美麗「。[110]一名二戰大屠殺倖存者感慨道：」記住那本書吧，我曾為了能親吻另一個女人而堅持要活下去「。[111]
在20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當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拒絕接受豪爾小說中界定的女同性戀男性化和女性身份一致的想法，簡·魯爾和布蘭奇·維森·庫克等作家批評《孤井》把女同性戀歸類於男子氣概一流，就像把女同性戀生活闡述得沉悶無趣。[112]儘管如此，小說在女性文學界仍然有支持者。值得一提的是安莉森·海妮根指出小說提高了英國公眾對同性戀的認識，為日後解決男女同性戀問題掃清了道路。[113]
在之後的批評中，更多的批評集中在小說的歷史關聯[114]，但是《孤井》作為有史以來最陰沉的女同性戀小說仍然具有很強爭議性。[115]當此書的悲劇性和自責式的描述同性戀成為最受批評的地方時，很多批評家認為此書是加深了人們反同性戀的信念。[116]
隨着時間的推移，《孤井》所表達的思想和態度影響了很多讀者，鮮有批評家肯定其文學價值。[117]儘管如此，這本書仍然持續受到關注，激發了很多讀者的強烈同情和共鳴，使得他們從批評言論中有了更深的了解。[118]
改編版
美國女演員威靈特·克肖想要在巴黎出演了一個《孤井》的限制性戲劇。豪爾收到了一百英鎊的預付，但是當她和特魯布里奇看完克肖的演出以後，他們發現她詮釋的史蒂芬過於女氣。豪爾試圖在法律上解約合同，但是克肖不願意改變她的計劃。這齣劇在1930年9月2日公演。這部劇沒有署名任何劇作家，這表示豪爾自己做了改編。事實上這齣自克肖一個前夫的手筆，他把故事內容改得更積極樂觀。[119]根據報道開幕當晚情況的《紐約人報》記者珍尼特·法蘭恩的描述，克肖穿着時髦的靴子和褲子，拿着短馬鞭，打扮得像有心理障礙。當她換上白裙做最終發言時，她用「懇求人性的寬恕」「曾習慣於地震和謀殺」這些話試圖以少數人的不幸勸導大家寬容戲劇和書本中女同性戀主人公史蒂芬·戈登。[120]豪爾威脅要用法律途徑阻止這種改編，但幾天後此劇停演，這件事就不了了之。豪爾和克肖的公開衝突增加了小說的銷量。[121]
一部在女子寄宿學校上映，描寫1951年法國電影《孤獨井口》，由於片名相似，被美國公眾誤以為是《孤井》而聲名狼藉。[122]其實那部電影改編自《奧莉維亞》[123]，現已知是多蘿絲·伯西所著。[124]這部20世紀30年代中期名噪一時的電影《孤獨的孩子》被認為是受到《孤井》的啟發。儘管如此，豪爾這部描寫一個男性化女同性戀因為硫酸失明，被卡車撞倒，解救了被一名後衛誘騙失身的單純天真的年幼室友的小說廣為人知。一位《電影先驅報》的評論員於1937年電影在洛杉磯和《大猩猩的愛情生活》同時上映期間，以醫生自稱散發宣稱是解釋同性戀的小冊子，最終他以出售誨淫文學的罪名被捕。[125]
另見
註解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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