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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伯魯(1856年12月21日—1932年8月7日),字芝棟,亦作子鈍、芝洞、子棟,號竹心、芝田,晚年又號鈍叟,筆名別號九嵕山樵、瓶園老人、心太平軒老人,陝西禮泉人,清朝官員。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1]
光緒五年己卯科優貢,光緒十一年(1885年),以優貢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2]。光緒十五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時,宋伯魯任監察御史,以個人名義為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有《請講明國是正定方針摺》、《請催舉經濟特科片》、《請改八股為策論摺》等。宋與楊深秀聯名上疏光緒帝《請將守舊禮臣立賜降斥疏》,痛斥禮部尚書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不久六品官禮部主事王照請禮部尚書許應騤代奏《請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摺》,又被許扣壓,使光緒帝一氣撤銷許應騤等里六人職務,是為「禮部六堂官事件」。[1]
此外,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4] 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至中國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議進行「中美英日四國合邦」,於是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晚間要求楊深秀、宋伯魯等人向光緒帝上奏合邦的計劃。楊深秀在八月初五(陽曆9月20日)向光緒帝奏請「聯合英、美、日本,勿嫌合邦之名不美」,宋伯魯更在八月初六(陽曆9月21日,亦即戊戌政變發生的當天)向光緒帝奏言:
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5]
雷家聖指出,慈禧太后於獲知此事之後,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宋伯魯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宋伯魯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佈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6]」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指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戊戌變法失敗後,宋伯魯被清廷下令革職拿問。他事先得李岳瑞密報,避於意大利使館,旋攜眷匿居上海三年余,期間一度赴日本。1902年,宋伯魯返回陝西,被陝西按察使樊增祥抓捕,囚禁三年後獲釋出獄,應伊犁將軍長庚之邀請赴新疆,主持新疆通志局,纂修新疆省志。1908年寫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脈志》各四卷。宣統元年(1909年)長庚調任陝甘總督,宋隨長庚東返。宣統三年(1911年)夏返回家鄉。[1]
1918年,宋伯魯當選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參議員。1920年,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解散。[7][1]晚年,宋伯魯任陝西省通志局(館)總纂、館長,主持續修《陝西通志》。[1]
1932年8月7日,逝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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