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勃朗特（英語：Anne Brontë，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19世紀英國小說家、詩人，是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姊妹之一。安妮出生於牧師家庭，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居住於約克郡荒野中的小鎮哈沃斯。安妮·勃朗特自少年時就和愛梅麗·勃朗特一起創造了虛構國家岡達爾，以其為主題創作詩歌，後來開始用詩歌表達內心感情。1846年和兩位姐姐夏洛蒂·勃朗特、愛梅麗·勃朗特共同出版了詩集。她曾兩次出外擔任家庭女教師，根據親身經歷創作了小說《艾格妮絲·格雷》，小說如實反映了社會對家庭女教師這個群體的漠視和不公，呼籲提高家庭女教師的地位，關注孩子的早期教育[1]:96-97。
1848年，安妮的第二部小說《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出版，小說使用了雙重敘事結構，講述了一名力圖擺脫酗酒的丈夫和靠畫畫獨立生活的妻子的經歷，其中涉及了女性的獨立自主，男性的酗酒、生活放蕩、家庭暴力等惡習，和家長對孩子的惡劣影響這些超前於時代的主題[2]:99-100。1849年安妮因肺結核早逝，年僅29歲。由於各種原因，她在後世的名氣遠不如創作《簡·愛》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創作《呼嘯山莊》的愛梅麗·勃朗特，幾乎被人遺忘[3]:2-3。今日的研究者認為不應只把安妮視作夏洛蒂和愛梅麗的小妹妹，她在文學史上佔據自己獨有的地位[4][1]:2-3。
家庭背景
安妮·勃朗特的父親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 1777–1861）生於愛爾蘭島東端唐郡的洛克布里克蘭德（Loughbrickland），是家中的長子。帕特里克沒有像其他農家長子那樣終生務農，而是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帕特里克從十六歲起就自己開辦學校，這也許引起了當地神職人員的注意，讓他受到了更好的教育[5]。1798年，愛爾蘭發生起義，帕特里克的學校被迫關閉，他開始作家庭教師。1802年，帕特里克進入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就讀，四年後成為文學學士。畢業後，修過多門神學課程的帕特里克·勃朗特到維特菲爾德擔任副牧師，第二年正式成為英國國教會牧師。[6]:20-30
其後的幾年中，勃朗特牧師在不同的教區擔任教職，餘暇也寫作和發表詩歌。1812年勃朗特牧師在哈特舍爾德任職時，被開學校的朋友請去考核學生，結識了朋友的外甥女瑪麗亞·布倫威爾（Maria Bromwell，1783-1821）[7]。瑪麗亞·布倫威爾是彭贊斯的成功商人托馬斯·勃蘭威爾和銀匠的女兒安妮·卡恩的第八個孩子，富裕的家境讓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8]:12-13。兩人彼此吸引，於當年年底結婚。從1814年到1820年的六年間，瑪麗亞為勃朗特牧師生下了五女一子，分別是瑪麗亞、伊利沙伯、夏洛蒂、布倫威爾、愛梅麗和安妮[6]:49-60。
幼年
1820年1月17日，安妮·勃朗特出生於勃朗特家在西約克郡索恩頓（Thorton）市場街七十四號的住宅，這裏對於兩個大人、六個孩子、兩位僕人和一位護士來說，已經是幾無立錐之地了。經過勃朗特牧師四處寫信求職，他被任命為七英里以外的哈沃斯（Haworth）的常駐教區牧師[6]:86-89。比起索恩頓來，哈沃斯較為繁華，牧師居所有五個臥室，遠比之前寬敞。但哈沃斯缺少排水系統，飲用水被嚴重污染，當地平均壽命只有25歲，牧師居所的窗子望出去就是葬了很多早夭兒童的教堂墓地[9]:20-23。勃朗特家搬到哈沃斯時，瑪麗亞已經被診斷為癌症，為了幫助忙碌於教區事務的勃朗特牧師照看瑪麗亞，瑪麗亞的姐姐伊利沙伯·勃蘭威爾來到了哈沃斯。1821年9月15日，瑪麗亞去世。不久，從悲痛中恢復過來的勃朗特牧師繼續擔負起教區事務來。年底他到朋友家作客，瑪麗亞的朋友伊利沙伯·佛斯對他表示了同情和安慰，牧師隨後向其求婚，希望給六個孩子尋找一位繼母，但被拒絕。[6]:102-106
來照顧瑪麗亞的伊利沙伯姨媽一直留在住所撫養六個孩子長大。隨着六個孩子的成長，已經能自理的瑪麗亞和伊利沙伯會盡力幫助姨媽幹些家務，而最小的安妮則成為伊利沙伯姨媽的寵兒，兩人一直同住一個房間[8]:19。安妮自幼體弱多病，後來她在自傳體長詩《self communion》中回憶說，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覺得自己「無助、瘦弱、充滿無來由的恐懼感；單純、易騙，相信所有聽到的話」[10]:155。安妮四歲時，勃朗特牧師曾問她「作為一個孩子最想要什麼？」，安妮回答說「年齡和經歷」[11]:185。在安妮的成長過程中，伊利沙伯姨媽虔誠的循道宗信仰有着很大的影響[12]:35，而勃朗特家新來的女僕泰比·艾克羅伊德則給孩子們帶來了大量的「愛爾蘭神話和英國北部鄉村傳說」[13]。
成長
1825年夏天，出外上學的瑪麗亞和伊利沙伯相繼得病夭折，整個家庭陷入悲傷和痛苦。勃朗特牧師再不敢把孩子送出去，就在家中教育子女[8]:35-45。他鼓勵孩子們多讀書，伊利沙伯姨媽則希望女孩子們多學習家政，於是孩子們每天在固定時間到四英里外的基斯利圖書館借書，背着沉重的書籍欣喜地跑回來[11]:146。1826年6月，勃朗特牧師送給布倫威爾一隊玩具士兵作禮物，這激發了孩子們的想像力，他們給士兵取了名字，還安排了性格。夏洛蒂回憶，安妮選擇的是一個「很像她自己的小士兵」，稱它為「等待的男孩」[14]。
在之後的幾年中，幾個孩子從這些士兵開始，創造了一個叫安格利亞的虛構非洲國家。安格利亞包括很多現實世界的特徵，夏洛蒂和勃蘭威爾以安格利亞生活的人物的口氣寫詩，並真偽參半地寫了安格利亞的編年史，但還不到十歲的安妮在安格利亞的構建中起了多大作用很難搞清楚[6]:154-155。隨着年齡逐漸增大，安妮也跟隨當地的神職人員學習了拉丁文、法語、音樂和美術等課程[6]:150-151。家中藏書如埃德蒙·伯克的美學著作、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羅伯特·伯頓的《憂鬱的解剖》和伊利沙伯姨媽訂閱的循道宗雜誌都對她產生了影響[9]:25。
1832年夏天，勃朗特牧師在當地成立了一所國教會主日學校，孩子們要輪流擔任教師，勃蘭威爾被評價為「全然沒有耐心」，安妮則被認為是「看起來最和善，但教起書來是最嚴謹的一位」。此時去羅海德學校（Roe Head School）上了一年學的夏洛蒂回家度假，她回憶說自己回來後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泡茶，讓教書教得很累的安妮和愛梅麗高興起來[6]:183-185。1833年，夏洛蒂的朋友艾蘭·努西（Ellen Nussey）訪問了哈沃斯，她寫道：「安妮，可愛文靜的安妮……漂亮的淡棕色秀髮曲卷着披在脖頸上，有一雙迷人的藍紫色眼睛，眉毛是精心繪過的，白皙的面龐像透明的玉石。」「安妮和愛梅麗就像雙胞胎，是無法分離的同伴，意氣相投，始終如一」。[15]:42-44。
「就像雙胞胎」的安妮和愛梅麗經常一起寫圖文並茂的日記，在1834年的日記中愛梅麗第一次提到了「岡達爾」的名字。岡達爾是愛梅麗和安妮一起創造的屬於她們倆的虛構國家，是之安格利亞的鄰國。岡達爾的風景多取材於遍佈西約克郡的石南荒野，它和各鄰國發生的戰爭、結盟、借貸等事件則源于于當時的政局。愛梅麗和安妮把自己假想成岡達爾中的人物，書寫了很多詩歌和敘事片段[9]:25-27。個性很強的愛梅麗佔據着主導地位，安妮表現出了對姐姐的順從，但有時也會覺得無人理解自己[3]:39-41。
學校教育
1835年10月，在不適應學校生活的愛梅麗返家之後，安妮接替她進入羅海德學校就讀，這是十五歲的她第一次離家。夏洛蒂當時已經在學校任教，這個身份讓她不能多關照安妮，但的確很關心妹妹的健康。安妮在學校沒什麼朋友，只是安靜努力地學習，她很清楚需要接受學校教育，用學到的知識謀生，最終她贏得了1836年頒發的優秀獎[6]:237-240。1836年聖誕節前安妮和夏洛蒂回到了家，安妮照顧着摔傷的女僕泰比·艾克羅伊德，同時繼續了寫有關岡達爾的詩歌[3]:51。她在此時寫的《格拉爾達夫人》，渲染了陰沉的氣氛，描繪出岡達爾的這位格拉爾達夫人的絕望心情，這也是安妮·勃朗特現存的第一首詩[1]:62-63。
1837年在接觸了很多的加爾文主義思想之後，安妮在是否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拯救這一問題上遇到了信仰危機。夏洛蒂一直認為安妮是個孩子，而安妮的同學們又太小，這種無處傾訴使她寫了《地牢中的聲音》一詩，之後就病倒了。安妮的症狀是強烈的胃疼和說話困難，後來她在詩中寫到這種無人傾訴的狀況：「那親愛的名字，我徒勞無益地掙扎着想喊出的名字，消失在幾乎不可分辨的舌尖低語中」。摩拉維亞教會的拉·特洛普多次看望安妮，通過他的開導，安妮的信仰危機有所緩解，但病情仍不容樂觀。夏洛蒂為此十分着急，甚至和安妮的老師沃勒小姐爭吵了起來[3]:50-55。1838年1月份勃朗特牧師把安妮接回了家，她逐漸恢復了健康。考慮到安妮不穩定的健康情況，勃朗特牧師要求她留在家裏不再回學校讀書，安妮就在家和愛梅麗繼續創作關於岡達爾的詩歌和日記[6]:285-286。
家庭教師
1839年春天，其兄布倫威爾開設藝術工作室的計劃失敗，只得回家；愛梅麗當了一陣家庭教師後因健康問題回家休養；夏洛蒂一時找不到工作；勃朗特牧師發現他又遇到了用自己的微薄薪俸養活好幾個孩子的局面。寧靜而現實的安妮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了家庭，她獲得了到布萊克莊園的英格漢姆家當家庭教師的職位。安妮拒絕了任何人的陪同，一人前往並很快就安頓下來[6]:307-310。安妮很快發現情況遠比料想的要糟，學生驕縱野蠻，甚至故意折磨自己。她很難管住他們，更別提讓他們學到什麼東西，有一次氣得她把學生鎖在了桌腿上。安妮向孩子的父母抱怨，但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持，反而被認為不適合作家庭教師[3]:60-61。
1839年聖誕節，失去工作的安妮回到了家，三姐妹團聚了。在布萊克莊園親身經歷的種種遭遇後來被安妮寫在了《艾格妮絲·格雷》中[2]:83-84。安妮結識了他父親的新助手威廉·維特曼（1814-1842）。從杜倫大學畢業的維特曼是從8月底開始在教區工作的，他在牧師住宅很受歡迎[16]:531。1840年情人節，維特曼給從未收到過情人節讚歌的三姐妹每人寫了一首詩[6]:325-326。安妮在這一階段的畫作中出現了面向大海的多愁善感女性的形象，而寫的詩歌中也出現了如朝陽般的男子和動情女性的形象，研究者推測她對維特曼有強烈的好感[3]:62-63。
1840年5月安妮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到索普格林（Thorp Green）的羅賓森家擔任四個孩子的家庭女教師。6月她跟隨羅賓森一家到北約克郡的士嘉堡去度假。安妮很喜歡毗鄰海邊，景色優美的斯卡波羅，樂於在這裏散步，發現奇妙的景觀[3]:86-97。從1840年下半年起，安妮的詩發生了分化，在她歸家時會和愛梅麗一起創作有關岡達爾的詩，甚至和愛梅麗一起模仿岡達爾中的人物做了一次旅行，但她在索普格林時就會創作表達自己的個人情緒的詩歌。不久，安妮發現她遇到了在布萊克莊園遇到過的同樣問題：自己十分想家，孩子不服管教，羅賓森夫婦不支持自己，她甚至在日記中寫道「我不喜歡這家的情況，希望能改變它。」她沒能改變什麼，但是的確堅韌地留了下來，並和自己的兩個學生成了朋友[3]:80-81。
1841年6月回家度假的安妮又見到了維特曼，但不多久她又去斯卡波羅和羅賓森家會合了。此時她開始寫自己的獨立日記，在日記中她提到了三姊妹計劃開一所自己的學校。1842年，回家度假的安妮發現維特曼已因為霍亂去世，同年12月她為「一位不為人知的男子」寫了一篇輓歌，表達了她的哀傷和苦痛[16]。勃朗特姊妹此時考慮了包括牧師住宅在內的幾個校址，但沒有真正付諸行動，試圖開設學校的努力也被寫到了《艾格妮絲·格雷》之中。1842年11月初，撫養勃朗特姐妹長大的伊利沙伯姨媽去世，夏洛蒂和愛梅麗當時正在布魯塞爾上學，只有安妮趕回參加了葬禮[15]:12。1843年1月安妮回到了索普格林，之後為其兄布倫威爾謀到了一個位置，讓他擔任已經長大的艾德蒙德的家庭教師。
詩集出版
從1844年起，安妮越發難以忍受羅賓森家的環境，而其兄布倫威爾在羅賓森家的影響下變得更加放浪不羈更讓安妮十分痛苦，她只能靠寫詩來排解。1845年6月，安妮·勃朗特突然辭去了索恩格林的家庭教師職位，回到了哈沃斯，一般認為是因為布倫威爾和羅賓森夫人關係曖昧，而羅賓森先生暗示安妮擔當了中間人所致[3]:105-110。安妮回到家中後，一面陪伴視力減退，情緒低落的父親，一面開始寫《艾格妮絲·格雷》[9]:41。秋天，夏洛蒂偶然看到了愛梅麗的詩，認為可以將其發表。個性很強的愛梅麗對夏洛蒂的發現很不高興，認為姐姐干涉了自己的私隱。安妮基本贊成夏洛蒂的計劃，為了平息夏洛蒂和愛梅麗之間的爭吵，她主動貢獻了自己的詩[6]:478-479。
三姐妹都沒告訴布倫威爾和父親，安妮和愛梅麗各挑選了1840年之後寫的二十一首詩，夏洛蒂則選了自己早期的十九首詩，加上伊利沙伯姨媽提供的錢，就把這部詩集寄給了出版社[16]。由於擔心評論者會因為作者是女性而給予不公正的評價，三姐妹都使用了化名。化名的姓貝爾來源於教堂的副牧師，三個名的頭字母和三姐妹的頭字母相同，安妮就成了艾克頓·貝爾（Acton Bell）[3]:129-130。1846年5月，165頁的《庫勒、艾利斯和艾克頓·貝爾詩集》開始以出售，評論界給了一些好評，但銷售量非常慘澹，第一年只賣出去兩冊。夏洛蒂後來認為，在三姐妹的詩集中，自己的詩歌很幼稚，愛梅麗的詩「粗獷、憂鬱、崇高」可以傳世，安妮的「自有其真摯可愛的淒婉情趣」[17]:17。
《艾格妮絲·格雷》
在詩集還未獲得反響之前，勃朗特三姊妹就已經完成了各自的第一部小說。由於藝術觀點不同，三姊妹的關係出現了裂痕，安妮為此還寫了兩首號召家庭和諧的詩歌[3]:133-134。1846年7月，《教師》、《呼嘯山莊》和《艾格妮絲·格雷》三部小說的套裝開始在倫敦的出版商手中流轉。幾次被拒之後，《呼嘯山莊》和《艾格妮絲·格雷》被接收了，《教師》無人願意出版。夏洛蒂不久就寫出了《簡·愛》，很快被Smith, Elder & Co.出版。出版商受到《簡愛》熱銷的鼓勵，才匆匆於1847年12月出版了《呼嘯山莊》和《艾格妮絲·格雷》，儘管愛梅麗和安妮所提出的樣書中的錯誤基本都沒有改正[9]:60-70。評論界為《呼嘯山莊》感到震驚，而忽視了《艾格妮絲·格雷》[6]:539-540。
《艾格妮絲·格雷》（Agnes Grey，1847）初名《一個人的生活片段》，講述了自幼受人寵愛的嬌弱少女艾格妮絲·格雷主動外出擔任家庭女教師，以幫助經濟窘迫的家庭。她遇到的紳士們表面上很有風度、談吐優雅，實際上精神匱乏，以諷刺侮辱他人為樂；女主人並不關心孩子想什麼，只是一味驕縱；孩子完全被慣壞，不知道尊重別人，整天打鬧或虐待動物。艾格妮絲·格雷很難讓孩子學到東西，覺得自己完全是個「出現在陌生地方的陌生人」。她以極大的自制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堅持以善良影響孩子，教導孩子善待動物，抵抗從父親和叔叔來的壞影響。最終，艾格妮絲和學生成為了朋友，最後和同樣善良的牧師韋斯頓結婚[18]:1-4[12]:230-257。
在英國文學史上，1840年代出現了多部以女家庭教師為主人公的小說[19]。與其他小說借女家庭教師的視角觀察巨大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或是主人公對家庭不滿意才走入社會不同，《艾格妮絲·格雷》中的主人公在家中是主動走向社會的。安妮在書中關注女主人公的心理變化，以圖如實地反映社會對女家庭教師這個群體的漠視和不公，獲得人們的關注和支持[9]:82-83，就像她在書中所說「如果某位家長從中獲得了某種有益的啟示，或者某位不幸的女家庭教師由此而稍稍獲益，我的一片苦心就算沒有白費」[18]:25。與夏洛蒂和愛梅麗較為誇張的敘述風格不同，安妮在《艾格妮絲·格雷》中的敘述風格樸實自然、力求節制甚至帶有宗教性的意味[20]（p. 210-211）。愛爾蘭名作家喬治·穆爾稱其為「一首最好的散文敘事作品」[17]:500，但安妮這種寫實的風格和樸實節制的文風也是評論家和後世讀者忽視這本書的原因之一[21]。
《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
進入1848年後，勃朗特全家都病倒了，光安妮就病了兩次。為了安慰自己患着感冒還要照顧布倫威爾的勃朗特牧師，安妮要求夏洛蒂告訴父親她們在文學上的成功，勃朗特牧師非常高興[6]:543-545。1848年6月的最後一周，安妮的糅合索普格林生活經歷和勃蘭威爾的墮落歷程的小說《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出版，立刻獲得了成功，六周內就銷售一空。但出版商紐貝刪減了其中不少段落，騙取了安妮的稿酬，還試圖讓公眾相信《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和《簡愛》的作者是一個人來推銷這本書[22]:2-3。為了澄清事實，1848年7月夏洛蒂和安妮前往倫敦，向出版商喬治·史密斯表明身份。多年之後，喬治·史密斯在《cornhill magazine》上回憶安妮給自己留下的印象：「一位優雅、寧靜、十分拘謹的女士，樣貌說不上漂亮，但討人喜歡。她的舉止奇特地表現出需要保護和鼓勵，總是保持着懇切的神色，讓人頓生同情之心[3]」
《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1848）講述了一位神秘女士帶着孩子和僕人來到了多年無人入住的威爾德菲爾莊園。她力求深居簡出，但還是被流言蜚語包圍了。不相信傳言的年輕農場主吉爾伯特·馬克漢姆最終從海倫給他的日記中得知了她的過去。原來，海倫的丈夫亞瑟·亨廷頓自幼嬌生慣養，使用各種手段讓海倫盲目的愛上了她。結婚之後亨廷頓仍然酗酒，和眾多酒肉朋友過着放蕩的生活並虐待試圖勸他從善的海倫。亞瑟還教兒子喝酒，海倫偷偷在酒中加入了酒石酸讓兒子完全討厭酒味。亞瑟又試圖教兒子謾罵和虐待動物，一直逆來順受的海倫決定出走，計劃當畫家來獨立生活，卻被亞瑟得知，燒毀了畫具。海倫最終帶着孩子出走，來到了威爾德菲爾莊園。她希望吉爾伯特不再追求在法律上不能結婚的自己。不久海倫得知丈夫病危，趕回家試圖給臨終的丈夫一些安慰，但阿瑟·亨廷頓拒絕了。阿瑟·亨廷頓去世之後，海倫繼承了遺產，她可以自由的從事繪畫了。面對仍然追求自己的吉爾伯特，海倫擔心再婚後會失去獨立地位，最終他們還是喜結良緣[23][22]。
《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是一部超前於時代的作品，當時像海倫·亨廷頓這樣的女性，不是嫁人後任由丈夫擺佈，就是去當家庭女教師，而亨廷頓卻走出家庭，當了畫家獨立生活[1]:55-57。正如梅·辛克萊（May Sinclair）所說的「海倫·亨廷頓當着她丈夫的面砰地關上臥室門的聲音響徹了整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本書中的男性形象則是當時社會的縮影，他們普遍存在着酗酒、放蕩、虐待家人的惡習，但這在當時的社會是習以為常。安妮·勃朗特將其歸結為對男性的教育上有着缺陷，認為社會應該對男性和女性採取平等的教育方式。安妮激進的觀點頓時引起了一些評論家的反對，為此安妮在《懷特菲爾莊園的房客》出第二版的時候，增添了一篇口氣強硬的前言，她強調了阿克頓·貝爾的獨立性，表示對作者的性別的猜測全是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說真話，因為真話對那些能夠接受他的人總是傳達它自己的道德」「當我們不得不寫罪惡和不道德的人的時候，我堅決認為最好要按他們的真實面貌來加以描述，而不是按他們希望讓讀者看到的面貌來加以描述」[22]:15。
夏洛蒂很不喜歡這部小說，她認為「題材的選擇整個是個錯誤，簡直想像不出與作者性格更不合拍的題材了」「我想，寫淳樸而自然的事物，安詳的描述和樸素的感觸，才是阿克頓·貝爾之長」[17]:53。她拒絕了重版小說的要求，出版商為了尊重夏洛蒂的感情，直到她去世之後才出版了小說的單行本。喬治·穆爾讚賞這篇小說的主題和風格讓人想起了簡·奧斯汀，但不喜歡其中採用的男主人公在給友人的通信中引述女主人公的日記這種雙重敘事結構[9]:120。作品激進的主題、複雜的雙重敘事結構和未能及時重版等原因都限制了這本小說的流傳，但今日的文學史已經將這部作品和《簡·愛》、《董貝父子》《名利場》一起作為那個時期作家對社會的質疑和批評的代表[20]:512
家庭悲劇與去世
1848年8月，安妮的《窄路》和《三位導遊》兩首詩發表在《弗雷澤雜誌》上，這也是三姐妹除了詩集之外唯一發表的詩作。9月24日，長期酗酒的兄長布倫威爾去世，年僅31歲，這對全家是個重大打擊[24]，而準備布倫威爾的葬禮也讓愛梅麗和安妮累倒了[6]:569。冬天全家都出現了咳嗽和感冒症狀，愛梅麗的病情尤其嚴重，12月19日就去世了[6]:576。愛梅麗的去世讓一直與她較為親密的安妮更加悲傷，安妮開始表現出明顯的氣短和哮喘，但仍支撐着病體給一位神學家寫了回信，討論《威爾德菲爾莊園的房客》中提及的普救論的問題，表示「我起初是戰戰兢兢地對它抱着希望，後來則堅定而歡欣地確信它是真實的了」[3]:178-179。
1849年1月上旬，安妮病情加劇，醫生診斷她是肺結核，並暗示病已經到了晚期，很難恢復。安妮平靜和有自制地接受了這個消息。與愛梅麗不同，她完全按照醫囑服藥治療[16]:170-172。之後的幾個月里，她的病情時好時壞，但人明顯地消瘦和虛弱下去，她決定重返斯卡波羅這個她最喜愛的地方。5月24日，安妮和父親與家中僕人們告別，和夏洛蒂、艾琳·努西一起離開了哈沃斯。他們在約克待了一天一夜，安妮坐在輪椅里和夏洛蒂去購物，還參觀了她喜愛的約克座堂。第二天，不想讓自己的病限制夏洛蒂的安妮自己雇了輛驢車出外，大家找到她時，發現她正教導趕車的男孩要善待驢子[3]:184-185。5月27日，病危的安妮看到夏洛蒂難以抑制自己的悲傷，對她說：「鼓起勇氣來，夏洛蒂，鼓起勇氣來」。次日下午兩點，安妮去世[6]:593-594。
夏洛蒂寫道：「她去了，沒有劇烈的掙扎，深信上帝，深深確信在她面前的將會是更好的生活」[15]:45。她決定「避免讓爸爸再遭受一次葬禮的打擊……想讓安妮安息在她覺得最快樂的地方，她喜歡斯卡波羅。」於是，安妮就地葬於斯卡波羅聖瑪麗教堂墓地。5月30日舉行了葬禮，墓碑上寫着「安妮·勃朗特在此安息，她是哈沃斯的牧師可敬的帕特里克·勃朗特的女兒。她去了，年28歲，1849年5月28日」。三年後夏洛蒂回到這裏，發現墓碑上刻錯了好幾處，為此重刻了墓碑，但仍把安妮的去世年齡刻成了28歲。2013年4月，勃朗特學會重立了墓碑，才改成了29歲[25]。
評價
由於各種原因，安妮·勃朗特被過久地低估了。直到1920年代，經過喬治·穆爾等人的努力，她的作品才得以重新進入人們的閱讀視野[22]:13。1959年威尼弗雷德·格林發表了《安妮·勃朗特》，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安妮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經過愛德華·遲薩姆和朱麗葉·巴克等研究者努力搜尋資料和進行研究，安妮的生平得以重建，她也得以在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其作品開始被出版社列入各自的英語經典叢書出版[9]:1-2。勃朗特學會的薩莉·麥克唐納德在2013年說道「在某些方面，她如今被認為是三姐妹里最激進的，敢於觸及女性需要保持獨立和酗酒是如何弄得一個家庭破裂這麼激進的題材。」[25]
參考文獻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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