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方情緒（Anti-Western sentiment），又稱反大西洋主義（Anti-Atlanticism）或西方恐懼症（Westernophobia），是指對西方世界的人民、文化或政策的廣泛反對、偏見或敵意。[2][3]
反西方情緒在全世界都存在，它往往源於反帝國主義和西方列強過去殖民行為的批評。在非洲，帕特里斯·盧蒙巴和蒙博托·塞塞·塞科等人將剛果地區的帝國主義歸咎於西方。在埃塞俄比亞，提格雷戰爭期間對國內政治和衝突解決的不滿導致了反西方情緒。在中東，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助長了反西方態度。阿爾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等聖戰組織將西方國家視為恐怖主義目標，因為西方國家被認為是對伊斯蘭教的侮辱和對穆斯林國家的軍事干預。許多拉美國家因歷史上美國和歐洲的干預而受到批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的反西方情緒不斷高漲，尤其是在中國。諸如「百年屈辱」之類的歷史恩怨，加劇了人們對西方動機的懷疑。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強化了這種情緒，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在俄羅斯，反西方情緒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俄羅斯領導人傳統上拒絕西方自由主義，他們認為西方自由主義對俄羅斯在該地區的霸權構成威脅。
簡介
在許多現代案例中，反帝國主義助長了反西方情緒，特別是針對「被認為犯有過去和現在的殖民罪行」的國家，例如德國、英國和荷蘭。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西方情緒，包括西方——尤其是歐洲國家。穆斯林世界也存在針對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廣泛反西方情緒。反美情緒源於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對伊朗的多次製裁。[4]
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後，圍繞經濟意識形態的國際衝突將被圍繞文化差異的衝突所取代。[1]他在「文明衝突」一文中認為，經濟和政治區域主義將越來越多地將非西方國家轉向與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進行地緣政治接觸。他認為，穆斯林人口的增長與伊斯蘭狂熱的增長同時導致了對西方化的拒絕。
非洲
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獨立領袖帕特里斯·盧蒙巴將帝國主義歸咎於西方世界。1960年他「發表講話，毫不含糊地表明聯合國及其秘書長、美國和西方列強都是腐敗實體。」[5]在剛果危機期間，盧蒙巴受到蘇聯的支持，這促成了他被西方支持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推翻和處決。當蒙博托成為剛果領導人後，他將國家重新命名為扎伊爾，並製定了「純潔性」（Authenticité）或「扎伊爾化」（Zaireanization）的國家政策，旨在消除該國的所有西方文化影響。2001年，剛果總統洛朗·卡比拉被暗殺後，剛果的反西方情緒高漲，許多剛果公民將他的死歸咎於西方世界。[6]
埃塞俄比亞：在提格雷戰爭期間，由於對內部政治壓力的不滿和對解決衝突的要求，埃塞俄比亞廣泛表達了反西方情緒。[7]2021年，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了親政府集會，以抗議譴責「西方干預」和美國經濟和安全援助制裁的國際壓力。抗議者還揮舞橫幅支持有爭議的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項目。[8]
加納：加納第一任總統夸梅·恩克魯瑪持有堅定的反西方立場，並將非洲的許多困難歸咎於美國。[9]
亞洲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大陸的反西方情緒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中國年輕人中。[11]引起強烈反西方反彈的值得注意的事件包括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12]、2008 年奧運會火炬傳遞期間的示威活動 [13]以及據稱「西方媒體的偏見」[14]，尤其是與2008年西藏騷亂有關的報道。[15]雖然現有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人對美國持積極態度，但人們仍然懷疑西方對中國的動機主要源於歷史經驗，特別是「百年國恥」。[16][17]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發動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加劇了對西方的懷疑。[18]儘管中國的千禧一代對政治基本上漠不關心，但自70年代末中國經濟改革以來，中國Z世代對西方和「西方價值觀」的看法空前低落，集中在科技公司、反東亞種族主義、反華宣傳、對中國內政施壓等問題。在多倫多大學於2020年4月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每5個30歲以下的中國人中就有4個表示他們不信任美國人。[19][20]
日本：在日本現代思想史上，有一段批評「西方」的傳統。[21]日本右翼團體也對美軍駐日、日本二戰期間被核炸不滿。
印度：儘管民意調查顯示今日印度對西方國家持積極態度，但由於印度獨立運動，反西方情緒在二十世紀初的印度很普遍。[22]
新加坡：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中國、東帝汶、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等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應該以「亞洲價值觀」為基礎。[23]換句話說，像亞洲四小龍這樣的國家應該追求西方式的生活水平，而不接受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和原則。
南韓:從歷史上看，韓國的反西方情緒與該地區反對基督教傳教活動有關，尤其是東學運動。這與美韓關係偶爾出現的困難有關。[24][25][26][27]
在大韓民國的早期階段，反西方情緒如此極端。它僅限於極少數根據國家安全法（1948）面臨逮捕和監禁的人。李承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國家安全法》為其極右翼權力基礎贏得支持。它的使用還確保了反美主義仍然是隨時可能被捕的極端分子的保留地。實際上，這意味着反美主義仍然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它一直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繫在一起，直到民主化運動開始。[28][29]
伊斯蘭
伊斯蘭主義：與政治薩拉菲派一起，聖戰分子（也稱為薩拉菲派聖戰分子）將基督教歐洲視為異教徒（Dar al-Kufr）居住的土地。對於聖戰分子來說，基督教歐洲是武裝聖戰例如戰爭行為或恐怖襲擊的合理目標。聖戰分子將這些土地稱為Dar al-Harb（戰爭之地）。[30]聖戰分子本身以兩種突出的方式激發他們的攻擊：抵制西方/基督教對穆斯林國家的軍事干預，並阻止對伊斯蘭教的侮辱，例如穆罕默德漫畫。[31]在他們對西方的批判中，伊斯蘭主義者引用了亞歷克西·卡雷爾、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阿諾爾德·J·湯因比和阿瑟·庫斯勒等西方思想家。[32]恐怖組織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都是反西方的。他們知名於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西方國家宣揚恐怖主義。[33]
俄羅斯
俄羅斯的反西方情緒可以追溯到19世紀西方主義者和斯拉夫主義者之間的思想辯論。雖然前者認為俄羅斯是一個落後的西方國家，但後者完全拒絕了這些說法，並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是「腐朽的」。在俄羅斯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一位重要的反西方人物是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他原先是自由主義者，最終放棄並徹底批評了自己以前的觀點。蘇聯時期，「西方」最終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代名詞，從而出現了著名的宣傳陳詞濫調「西方的腐敗影響」。冷戰後，俄羅斯聯邦的一些政客支持明確宣揚俄羅斯東正教傳統主義和拒絕西方自由主義。一些極端民族主義的政客，如已故的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表達了最強烈的反西方情緒。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國內外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事務上都推行了明確的保守主義政策。普京抨擊全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36]，並推動新智囊團強調俄羅斯民族主義、恢復俄羅斯的歷史輝煌，以及系統地反對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37]在這場文化運動中，普京與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密切合作。莫斯科宗主教基里爾是教會的領袖，他在2012年支持普京當選，稱普京就像「上帝的奇蹟。」[38][39]眾所周知，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舉辦促進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團體。[40][41]俄羅斯政府限制了一些自由派非政府組織的外國資助。前蘇聯的親俄活動家經常將西方等同於同性戀和同性戀議程。[42]2013年俄羅斯的《同性戀宣傳法》受到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宗教政治人物的歡迎，作為抵禦西方影響的堡壘。《亞羅娃亞法》禁止宗教少數派傳福音，禁止總部設在美國的耶和華見證人。[43]塞繆爾·P·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將俄羅斯和其他東正教歐洲國家歸類為與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也存在反西方情緒，特別是在人口主要由美洲原住民組成的國家，如玻利維亞、危地馬拉或秘魯。[44]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烏拉圭等國家，歐洲人的人口比例更高。因此，有許多拉美人認同西方人，因此反西方的話語並不像其他地區那樣突出。然而，這並不是說沒有反西方的話語。事實上，在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領導人或運動的國家，甚至在古巴、墨西哥或委內瑞拉的左翼政黨中也能找到。[45]近年來，拉丁美洲國家越來越遠離美國和歐洲.[46]
反美反歐情緒與歐美對拉美的政治干預歷史有關。拉美地區許多人對美國支持冷戰時期的政變和右翼反共獨裁提出尖銳批評。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往往更加區域化，側重於內部合作，隨之而來的是對全球化的顯著不信任。[47]南方共同市場、南美洲進步論壇和南美洲國家聯盟等拉丁美洲組織是代表拉丁美洲外交政策這一方面的強大團體。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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