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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女性主義(英語:Feminist separatism),是主張透過男女分離來對抗父權的女性主義理論[1],許多分離女性主義理論根基於女同性戀女權主義之上。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佛賴伊將分離女性主義描述為「與各種來自男性的模式分離,與各種基於男性定義、男性主導、基於男性利益、維護男性特權的機制、關係、角色和活動而生的的模式分離──此分離是由女性隨意發起或維持的。」 [2]
文化理論家愛麗絲·埃克霍爾斯將女同性戀分離運動的崛起,描述為對抗全國婦女協會等女權組織的恐同情緒。埃克爾爾斯認為,「……(同性)性的引入惱怒許多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她們方在婦女運動中找到擺脫性的喘息機會」[3]。埃克爾爾斯認為分離主義是女同性戀的一種策略,旨在將女同性戀與性聯繫起來,以便女權運動中的異性戀女性感到舒服。 [3]
1968年,鄧巴-歐蒂茲創立「Cell 16」,是第一個提倡分離女性主義的組織。[4][5][6] 文化史學家愛麗絲·埃克霍爾斯認為「Cell 16」「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7] 埃克爾爾斯將「Cell 16」作為異性戀分離女性主義的例子,因為該組織從未提倡將女同性戀當作政治策略。
「Cell 16」的基進女性主義期刊《不再有樂趣和遊戲》(No More Fun and Game)中,鄧巴-歐蒂茲和麗莎·勒格霍恩建議女性「與那些無心為婦女解放作貢獻的男人分開」。 [8] 取而代之的是,她們建議女性獨身,而不是和其他女性維持女同性戀關係,「一種僅屬個人的解決方案」。 [8]
1972年,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小冊子中,芝加哥婦女解放聯盟將分離主義區分為「意識形態立場」,和「戰術立場」。 [9] 該冊子中,解放聯盟進一步區分了「個人實踐」和「政治立場」的分離主義。 [9]
1978年,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佛賴伊在《關於分離主義和權力的筆記》(Notes on Separatism and Power)中,將分離女性主義視為所有婦女在某時都會實踐的策略,並包含在許多女性主義計劃中,如婦女庇護所、選舉配額等。佛賴伊認為,只有女性與男性分離時,才會受到社會非議;然而,男性分離主義,如紳士俱樂部、工會、運動隊、軍隊等,卻是被視為是一種相當正常的現象。
邦區是The Furies Collective的早期成員,視分離主義為一種策略,一段「初步」時期,或一種從主流行動主義暫時撤退,以實現特定目標,或促進個人成長。 [11]
除了主張退出與男性的工作、個人或休閒關係外,The Furies Collective還建議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只跟「切斷與男性特權聯繫的女性」交朋友[12] ,並建議「只要女性仍然受益於異性戀紅利,獲得異性戀特權和安全感,早晚會背叛自己的姐妹,特別是沒有這些紅利的女同性戀姐妹。」[12] 邦區在《向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學習》(Learning from Lesbian Separatism ,1976)中進一步闡述,在「在男性至上主義社會中,異性戀是一種政治制度」, [13]而實踐分離主義是逃避統治的方式。
女同性戀者,視分離主義為一種臨時策略,也是一種終生的實踐。 浪達同志文學獎獲獎者Elana Dykewomon就選擇終生實踐分離主義。
1988年,女同性戀哲學家Sarah Lucia Hoagland在《女同性戀倫理:邁向新價值》(Lesbian Ethics: Toward New Value )中,提到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可以鼓勵女同性戀者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發展健康的社群道德。Hoaland闡明了女同性戀亞文化和女同性戀社群之間的區別:亞文化的成員資格是「由外部敵對文化以消極的方式定義」,而社群的成員資格是基於「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這裏制定的價值觀」。[14] Bette Tallen認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不同於其他的分離主義運動,「不是為了獨立建國,而是為了發展自主的自我認同,創建強大而堅實的女同性戀社群」。 女同性戀歷史學家莉莉安·斐德曼描述,女同性戀分離主義的衝動是在更廣泛的文化中「讓女性間的愛情更加引人注目」,創造了文化和文化藝術品。 [15] 斐德曼認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創建分離主義機構的目的是「將她們關於正直、培育貧困者、自決以及勞動和報酬平等的理想帶入機構建設和經濟的各個方面」。 [15]
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英語:Separatist lesbianism),是女同性戀者特有的分離女性主義。[16]許多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購買土地,與男性和異性戀女性分開生活。 [16]
基進女同性戀主義運動代表了與主流女性主義運動的決裂。許多女性主義者和女同性戀試圖調和女性主義間既定目標的內在衝突。然而,許多衝突和決裂是由深根於更廣泛的、針對女性的特定國家文化敘事。一些基進女同性戀主義運動是為了回應這些需求而獨立創建的,而另一些則受到其他國家的激進運動激勵。這導致的不是單一的基進女同性戀歷史,而是不同的民族鬥爭。
國際上,基進女同性戀者經常利用國際趨同空間舉辦活動,提高女同性戀的知名度,如:1994年,石牆事件25 周年紀念日的紐約女同性戀遊行;1995年,北京主辦的世界婦女大會;1997年,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戀運動會。
在美國,1970年,當時包括女同性戀運動家Del Martin等七名女性,在北方同性戀組織會議上質問男同性戀權利運動與女性的關聯性,成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的濫觴。代表們通過了一項支持婦女解放的決議,但Del Martin仍嫌不夠。1970同年,Del Martin發表《如果僅此而已》(If That's All There Is),她在文中譴責男同性戀權利組織是性別歧視者。 [17][18] 1971 年,The Furies Collective成立僅限女同性戀者的公社,發行同名機關報。The Furies Collective由12名白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組成,年齡介於18至28歲之間,其中還有三個孩子。 [19] The Furies Collective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19][20] 其他著名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團體包括 The Gutter Dykes、The Gorgons 和 The Radicalesbians 。 [21]
在美國,女同性戀分離主義的實踐與酷兒民族主義和政治女同性戀主義相關的概念。一些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也與月神威卡教有關。 [22] [23]
在法語國家,使用「基進女同性戀主義」(法語:Lesbiennes radicales)一詞代替「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受哲學家維蒂格影響,[24]基進女同性戀主義運動於1980年代初的法國展開,隨後傳播到加拿大魁北克省。 [24]維蒂格引用西蒙波娃,挑戰生理決定論,認為當權者為了掩蓋利益衝突和維持統治,而構建性別和種族的差異。[25] 維蒂格與其盟友強烈抵制異性戀社會及異性戀霸權。 [26]
1970年代,拉丁美洲基進女同性戀主義興起。1977年,在墨西哥,基進女同性戀主義開始發展,由Mujeres guerreras que abren caminos y esparcen flores (Oikabeth) 組織領導。1984年,在智利,基進女同性戀主義在獨裁統治下發展。1986年,哥斯達黎加發起了一場基進女同性戀主義運動[27]。1980年代至90年代間,拉丁美洲女同性戀者生活困難,受到該地區的厭女打壓。為此,墨西哥、哥斯達黎加、波多黎各、阿根廷和巴西的社群開始更加緊密地合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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