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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朝时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六筦,同六管,即鹽、鐵、酒專賣,政府鑄錢,名山大澤產品收稅和五均賒貸。這些措施於王莽即位的次年起,先後公佈施行,合稱六筦(筦,即管,由國家經營管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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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國二年(10年),初設「六筦」之令,對酒、鹽、鐵、鑄錢、名山大澤、五均賒貸等六類與民生物資或經濟活動進行管制。[1]其中酒、鹽、鐵、鑄錢、名山大澤在西漢武帝時代即已管制,五均是武帝平準事業的擴大,而官方貸現金給百姓,則是王莽的獨創。[2]
五均是絲、綿、布、帛、五穀等五種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管制。[3]王莽在長安及五都設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為「五均同市師」。長安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4]
賒貸事業,西漢已有。官家常貸給百姓種子、糧食、牛隻等,而且常免其還債;然而貸現金給百姓,只有民間才有;私人錢莊往往放高利貸以剝削有急需的百姓。王莽推動的貸現金予百姓政策,凡因祭祀、葬喪而貸者,不計利息;因經營而貸者,扣除本錢,僅以淨利的十分之一計息,相較於當時通行的二成利息,實優厚許多。[5]
六筦中,鹽、鐵專賣和政府鑄錢都系承襲漢武帝劉徹以來舊制。酒的專賣,武帝時一度施行,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鹽鐵之議後廢除,改收酒稅,新莽時恢復專賣,規定賣酒毛利三分償付各種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費用,七分作為純利入官。名山大澤產品的征課,過去亦曾實行。這時更規定,凡開採金、銀、銅、錫和采捕作為貨幣原料的龜、貝的工商業者,其產品不許在市場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報,而政府會在一定時期予以收購。凡從事魚鱉、鳥獸等的捕撈獵取和從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業者及出售家庭副業產品者一樣,收其利潤的十分之一以為「貢」(相當於後世的所得稅),經營這些產品不向政府申報和申報時有隱瞞的,產品沒收,並罰一年勞役,以示懲誡。
《漢書·王莽傳》: 「始建國二年,初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採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所謂六筦制度,就是由官府統制籌錢,專賣鹽、酒和鐵器,徵收山林湖沼的生產稅。六筦制度中除了酒之外,其餘幾項都是效法漢武帝干預工商的政策。而增加對酒的管理,則是採納了大羲和魯匡的建議: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 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魯匡的這一建議同樣具有鮮明的復古色彩。儒家歷來有限酒、反對過量飲酒的傳統。《尚書》中有《酒誥》,孔子也說: 「唯酒無量,不及亂。」但將酒列為國家專賣,還是王莽的首創。
《漢書·食貨志》對此有着較為詳細的記載: 「夫鹽,食肴之將;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 名山、大澤,饒衍之臧; 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 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在王莽看來,由國家經營鹽、酒、鐵器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質有利於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而且能夠抑制豪民富賈的囤積居奇,因而不惜動用嚴刑峻法推行貫徹,有「犯者罪至死」。
始建國二年( 公元10 年) ,國師公劉歆依據《周禮》提出建議: 周代有泉府職官,收取賣不出的存貨,出售買不着的緊俏、短缺貨物。這就是《周易》所說的「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王莽採納了劉歆的建議,下詔說: 「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按照王莽的詔書,「五均」來自於《樂語》,顏師古注引臣瓚曰: 「其( 《樂語》) 文雲: 『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周書·大聚解》中亦有: 「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而賒貸之舉則脫胎於《周禮·泉府》: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從《樂語》、《周書》以及《周禮》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五均」政策其着眼點在於「恩及小民」,目的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並且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詔書頒佈之後,王莽在長安、邯鄲、宛城、臨淄、成都等六大城市設置五均官,把市令或市長改稱為五均司市師,各郡縣設置司市,大都由地方官兼任,統稱為市官。市官下面設置交易、錢府兩種屬官。交易官的職責是平均物價,抑制商賈囤積居奇。每季度第二月訂定本市貨物價格,按質分為三等,稱為市平。市場上買賣五穀市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過於求,交易官就按照貨物實價全部收購。如果物價超過市平,聽憑買賣雙方自由交易。錢府官的職責是收稅和辦理借貸,借貸的目的在於抑制高利貸。具體規定是: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貧民遇有祭祀、喪葬,無經費可舉行,可以向錢府借錢,無利,限期歸還。產業收入,除去經營者的衣食費用,錢府收取利子錢,每年不超過純利的十分之一,或者每月收取本金的百分之三。
五均的設立是為了平定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進行斂財,維護市場穩定。儘管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由此帶來的好處卻很難落實到百姓的身上。貨物價格低的時候不買,貨物價格高的時候又拋售出去,這種做法使得生產者難以從中獲利。這對於抑制商人謀取暴利確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對於小生產者來說,卻會使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對於賒貸來說,這一政策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緩解百姓的燃眉之急,對於放高利貸的豪強門閥具有一定的衝擊,由官府進行放貸亦可使利息收入成為國家財政來源的一部分。可以說賒貸是一項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仁政。但對於貸款治產業者,除了要每年繳納十分之一的利息,還要繳納王莽所徵收的個人所得稅,這對於百姓來說並沒有起到「減負」的實際效果
「五均六筦」制度制定者的初衷為了抑併兼,齊眾庶,但因王莽管理不力,用人不當,致使這一政策的執行者——各級官吏將其演變為橫徵暴斂的捷徑,成為富賈豪強藉以巧取豪奪、的機遇。
總結其失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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