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首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感染[註 1]報告於1985年[2]，首例報道感染者為一名來自阿根廷的美國遊客，在北京協和醫院因並發病逝世[3][4][5]。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依據血清檢測顯示，已知作為愛滋病病原的HIV最早於1982年以進口血液製品形式進入中國大陸，並於1982年開始感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5][6]。1990年代，愛滋病疫情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主要集中於雲南邊境吸毒者群體中，並且逐漸以各種傳播方式擴散到了全國各地，形成了第一波HIV流行。[7]由於政府醫療部門對疾病認知不足、行政部門瀆職瞞報等多方面原因，[8][9][10]造成了以河南血禍為代表的第二波HIV流行。[5]
199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組織成立部門，防治中國大陸地區愛滋病疫情，1990年代末通過法規和防治計劃開始控制疫情，但2000年代初，中國大陸政府官員多次承認愛滋病疫情快速增長之態勢[11][12][1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HIV/AIDS的態度從否認轉為重視疫情對於人民的威脅[14]，愛滋病疫情控制取得可觀進步[15][16][17]。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曾預測到2010年，中國大陸將有1000萬HIV感染者[7]。但截至2022年底，中國大陸現存HIV/AIDS患者數量只有122.3萬[18]，且HIV流行率已經被降低到不足0.1%[7]。2023年，根據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韓孟傑的說法，中國大陸新增愛滋病患者的數量在2019年達到一年15萬人的高峰，並在隨後的新冠疫情三年間呈現出整體下降13%的趨勢[19]，可能的原因包括疫情阻礙人與人之間交流，因此減少了高危行為，同時年輕男同性戀使用使用暴露前預防（PrEP）及暴露後阻斷（PEP）的比例不斷提升[20]。
愛滋病作為污名化的社會疾病，在世界各地產生了社會恐懼[21][22]；愛滋病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曾是，或現在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23][24][25][26][27][28]，儘管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界嘗試減少對患者的歧視[29]，但在包括醫護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社會大眾對HIV攜帶者的歧視仍然普遍存在[30]。媒體亦對愛滋病患者存在歧視[31]。為數不小的公眾對愛滋病有種強烈的恐懼情緒，形成了「恐艾症患者」群體[32]。
傳播歷史
雖然美國在1981年首次報道了愛滋病病例，但1980年代各界對於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情況知之甚少，有中國學者在外國學者訪華期間否認HIV在中國流行[4]。1984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開始進行HIV血清檢測[33]，成為中國大陸早期愛滋病研究者[6]。1985年，中國大陸出現首例愛滋病死者，至1980年代末，愛滋病疫情在中國大陸處於散發狀態[34]，案例多集中在沿海城市，患者多為外國人和其中的海外華人[35]。
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首宗死亡個案發生於1985年6月[2]：死者為來自阿根廷裔美國旅行者，因肺部疾病送醫，經與美國方面聯繫後確認感染愛滋病毒，最終於北京協和醫院因併發症身亡[5][4][3]。當時的協和醫院內科副主任王愛霞在診治期間曾提取了該患者的血清標本，兩周後的檢測結果也顯示該例患者為抗HIV抗體陽性[36]。
1985年首宗死亡個案後不久，曾毅與浙江省人民醫院和浙江省衛生防疫站合作，在1982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的血液製品中發現HIV，經使用機構浙江省人民醫院查驗，相關血液在1983-1985年共輸給19名患者，進一步化驗顯示其中四名血友病患者受到HIV感染[5][6][4][37]。這一結果顯示HIV最早於1982年以血液製品進口的形式輸入中國大陸，證實HIV在中國大陸傳播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6][4][38]。隨即，中國政府禁止了血液乃至二手衣物的進口[5][4]；1986年，中國政府要求每年新來華的外國學生進行愛滋病篩查[5]。
第二例愛滋病死亡病例出現於1987年2月[39]，為中國大陸醫師診斷的首例[40]：死者為在美國居留近十年後返回福建的香港華人[39][40]。同年，浙江省人民醫院感染事件中的一名患者死亡，衛生部門對其進行了病理解剖，解剖報告發表於1988年《臨床與實驗病理學雜誌》，證實患者為首例中國大陸籍HIV抗體陽性死亡病例[41][37]。同年，雲南和福建各發現一名愛滋病患者，均為外籍[42]。據合眾社報道，新修訂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將婚外性行為等視為非法，禁止了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性行為，且政府還要求外國人進行愛滋病檢測，北京周報等官方媒體將之與防範愛滋病關聯[4][39]。1989年人大常委會通過傳染病防治法 ，愛滋病被納入乙類傳染病依法進行防治[5]。
1980年代末以來，愛滋病疫情在中國因為雲南的注射吸毒和中原地區的血液買賣先後導致兩次大規模流行[5]。1990年至2000年初，愛滋病疫情呈現快速增長態勢[35][15]。1989年，雲南瑞麗報告中國大陸首次HIV感染流行[44]。1989-1994年間，中國大陸超八成的HIV感染病例發生於雲南，主要通過共用針具傳播[43]。
1995年以來，愛滋病的傳播逐步擴大化[43][45]：1995年前，毒品注射引起的HIV感染僅在雲南一省流行，到1999年全國多數省份均已報道同類案例[44]；輸血傳播出現在華中地區，全國各省均已出現性傳播病例，但雲南的疫情仍為疫情擴大的主體[43]；1995年報告病例為之前十年的總和[45]。全國範圍的疫情被認為存在低估[43]，2000年代媒體報道顯示當年河南省等地存在瞞報疫情的情況[46]。
截至1998年，中國大陸所有省份均已報告HIV/AIDS病例[7]。到1999年底，中國大陸官方估計有愛滋病感染者50萬人，英國《衛報》提供的內部估計甚至高達400萬人[47]。吸毒者和賣血者均多為農村人口，對HIV知之甚少，對自身病情了解甚少，疫情的規模可能被低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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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到1994年期間，雲南邊境地帶共報告中國大陸超八成的感染病例，其中超過90%為少數民族，且多聚集於毒品種植和走私的金三角地帶[43]。1989年，雲南瑞麗邊境地區的一項對吸毒者的丙肝篩查中，五分之二的樣本發現呈現HIV陽性，進一步核查發現了146名HIV感染者[4][50]，而此前全國僅有22例HIV陽性患者[4]：這項調查第一次報道了中國大陸注射毒品人群中的HIV感染流行[44]。
1990年，首例中國大陸居民愛滋病病例報告於北京，患者4月入院，8月確診，9月死亡[51][52]。同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在雲南大理進行愛滋病篩查期間發現了一村莊近八成居民患有愛滋病，共百餘例，而此前全國已知愛滋病病例不足10例[5]。1991年的調查顯示，吸毒者共用針頭極有可能是傳染源：政府為應對病毒傳播，在一年內設立了大量強制性戒毒中心，但是因戒毒復吸率過高收效甚微[4]。
1980年代末為防範HIV輸入，中國政府禁止了血液製品進口[5][4]。國內血源不足引發生物製藥公司實行有償採血，在河南、安徽、貴州等省份設立血站[53][54]。1990年代，有100萬人參與了有償獻血，多數為貧困農民[55]。血站違規採血引起的污染，導致了第二次的HIV感染流行[35][56]。當地政府對事件採取遮掩的態度，可能擴大了疫情[53][54]。疫情95%主要集中在河南及周邊省份的重點地區，推測感染高峰在1994年以前[57]。
1995年3月，河南省衛生部門報告首例本省居民感染HIV病例，病例與採血關聯，隨即各地政府採取關閉採血機構、打擊血漿倒賣的措施控制疫情傳播[54][58]。而據河南社科研究者劉倩，河南疾控中心1993-1995年間檢出588人份HIV陽性血樣，僅1993年就有542人份，遠超當年全國報告病例總數274人[59]。據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採訪得知，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製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HIV[60]。後續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河南[61]、河北[62]、山東[63]、貴州、安徽[61]等多個省份都曾在單採血漿者之間發生HIV流行[64]。顏江瑛等人報告指出[65]，採血液者間HIV流行率達9.1%，採血漿者間的HIV流行率達到了25.9%[35]。採血頻率越高，感染率越高，每月捐贈超過15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41.7%[48]。在1995年血站關閉、政府推廣無償獻血後，疫情擴散受到了控制[60]。但賣血導致HIV疫情的事件至2000年代初才開始獲得曝光[55]。
由於受感染者聚集於農村，在就醫前少有知曉自身HIV感染情況者，疫情的規模可能被低估[48]。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66]。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約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愛滋病」，而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67][68]。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發表的《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現狀及流行形勢分析》稱全省只確認了31578多人的愛滋病陽性案例，確診AIDS現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並結論河南愛滋病已進入低流行狀態[69]。感染愛滋病毒的單採血漿者可能是世界上與商業血漿捐贈有關的的已經報告的最大HIV感染人群[57]。事故至今造成血液製品行業發展遲緩[10]。
2000年代，愛滋病在中國快速擴散傳播，2000年代初即開始有中國政府官員承認疫情[13][12][70]。疫情擴大化可能導致大流行的風險引起了聯合國等多方關注[71][72][73]。2000年代前期，中國大陸HIV感染人數估計約為43萬與150萬之間[74]，也有統計給出了比這個區間更高的數據[75][76]，有指數千萬人[77]，有媒體據此擔憂中國成為「愛滋大國」[78][79]。2001年上半年的報告發病率比2000年上半年激增67%[55]。2002年，中國政府通過哨點檢測估算出HIV/AIDS患者數量約為85萬人，由於農村數據收集不足可能存在低估，聯合國估計患者數已超過100萬，聯合國和中國政府都預計到2010年這一數據將達到1000萬[55]。自2003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支持下，開始進行全國範圍內的HIV/AIDS監測，並且每年推出年度報告[註 3][80]。
2003年聯合報告[註 3]顯示，估計中國大陸有84萬HIV陽性者，其中8萬人患愛滋病。該評估稱，儘管總體流行率較低（成人感染率低於0.1％），但疫情已蔓延至31個省份。截至2004年，注射吸毒者和非注射吸毒者分別貢獻43.2%和26.8%的HIV感染病例[48]，但新增病例有開始從高危人群[註 4]向普羅大眾轉移、從農村偏遠地區向城市轉移的傾向[81][73]。2003年以前中國大陸HIV/AIDS流行規模的數據很少[80]，2004年估計僅10%的HIV/AIDS患者被確診[82]。2006年聯合報告[註 3]顯示，至2005年底中國已確認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攜帶者有65萬，累計患病者超過100萬[83]。依據2007年聯合報告顯示[註 3]，性傳播漸成為首要感染途徑，地區間的疫情差異較大，傳播速度已經開始有所下降[84]。2007年的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佔44.7%，同性性傳播佔12.2%，注射吸毒傳播佔42%，母嬰傳播佔1.1%[84]。截至2007年10月底，全國累計報告HIV感染者223,501例，其中愛滋病病人62,838例，死亡報告22,205人[84]。截至2007年底中國現存HIV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全人群感染率為0.05%，其中愛滋病病人8.5萬人，2007年新發HIV感染者5萬，因愛滋病死亡2萬人[84]。
2010年以來的數據顯示，性傳播已經成為了HIV傳播的主要途徑，且以異性性行為傳播為主，其傳播比例從2006年的30.6%上升到了2011年的62.6%[5]，2018年達到了69.6%[85]。2017年，收報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異性性行為為主，占約七成，同性性行為其次，占約二成半[86][85]。2014年10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介紹說，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國報告現存活的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達49.7萬例，死亡15.4萬例[87]。全國新報告HIV感染者和愛滋病患者10.4萬例，比前一年增長14.8%[88]。根據2018年聯合報告[註 3]，至2018年年底，中國大陸存活愛滋病感染者約125萬，流行率為萬分之9，整體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89]，但感染者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86]。隨着愛滋病檢測範圍的擴大，報告新發感染人數逐年增加，2017年達到13.5萬人，另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86]。
據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韓孟傑介紹，中國大陸新增愛滋病患者的數量在2019年達到一年15萬人的高峰，並在隨後的新冠疫情三年間呈現出13%的下降趨勢[19]。同年，《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從2015年到2022年間，老年感染者的數量快速攀升，六十歲以上的感染者占同期感染者的佔比達到25.1%，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華南地區受到愛滋病影響較為嚴重的省份。[90][91]截至2022年底，中國大陸現存HIV/AIDS患者數量為122.3萬，2022年全年新增HIV感染人數達到10.7萬，死亡3萬例。[18]
| 年份 | 發病率（1/10萬） | 死亡率（1/10萬） | 病死率（%） | 發病人數 | 死亡人數 | 來源 |
|---|---|---|---|---|---|---|
| 2004 | 0.2265 | 0.055 | 24.2633 | [92] | ||
| 2005 | 0.4299 | 0.1006 | 23.4122 | [93] | ||
| 2006 | 0.5102 | 0.1018 | 19.952 | [94] | ||
| 2007 | 0.74 | 0.30 | 40.14 | [95] | ||
| 2008 | 0.76 | 0.41 | 53.57 | [96] | ||
| 2009 | 1.00 | 0.4967 | 13281 | 6596 | [97] | |
| 2010 | 1.1974 | 0.5801 | 15982 | 7743 | [98] | |
| 2011 | 1.53 | 0.688 | 20450 | 9224 | [99] | |
| 2012 | 2.93 | 0.8591 | 41929 | 11575 | [100] | |
| 2013 | 3.12 | 0.84 | 42286 | 11437 | [101] | |
| 2014 | 3.33 | 0.89 | 45145 | 12030 | [102] | |
| 2015 | 3.69 | 0.94 | 50330 | 12755 | [103] | |
| 2016 | 3.97 | 1.03 | 54360 | 14091 | [104] | |
| 2017 | 4.145 | 1.11 | 57194 | 15251 | [105] | |
| 2018 | 4.6199 | 1.3459 | 64170 | 18780 | [106] | |
| 2019 | 5.0986 | 1.5036 | 71204 | 20999 | [107] | |
| 2020 | 4.4283 | 1.3405 | 62167 | 18819 | [108] | |
| 2021 | 4.2669 | 1.3919 | 60154 | 19623 | [109] | |
| 2022 | 3.6905 | 1.3388 | 52058 | 18885 | [110] |
流行病學
截至2022年，愛滋病的流行率被控制到0.1%以下，[7]整體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89]，但AIDS感染者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86]。隨着愛滋病檢測範圍的擴大，報告新發感染人數逐年增加，2017年達到13.5萬人，另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86]，約有40萬人[111]。儘管流行率較低，但是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傳播速度較快，引起各方關注[112]，中國大陸的愛滋病發病率已經從2004年的萬分之0.23上升到2017年的萬分之4.2[113]，2018年新增病例增長14%[114]。2012年至2018年期間，愛滋病的發病和死亡人數逐年增加；2019年1月至7月期間，新發例數達39483例，死亡數達11454例[115]。據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韓孟傑介紹，中國大陸新增愛滋病患者的數量在2019年達到一年15萬人的高峰，並在隨後的新冠疫情三年間呈現出13%的下降趨勢[19]。
各個省份中，雲南省HIV/AIDS患者最多，其次為四川、廣西、河南、廣東、新疆，六省人數佔據中國大陸31省份的60%，在地理上愛滋病人口達到萬人及以上省份多位於西南和西北地區[116]。即便是在河南省等省區，感染人群僅集中在重點地域[57]。廣西、河南、雲南、四川、重慶等地老年人群體中觀測到疾病熱點，感染率急劇上升，被認為和毒品販運路線和1990年代輸血傳播有關[117]。從2015年到2022年間，老年感染者的數量快速攀升，六十歲以上的感染者占同期感染者的佔比達到25.1%，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華南地區受到愛滋病影響較為嚴重的省份[90][91]。隨着年輕一代對於性更加開放，性傳播群體開始擴大，15至24歲新增HIV感染者在2008年至2015年期間翻倍[113]。
2010年以來的數據顯示，性傳播已經成為了HIV傳播的主要途徑，且以異性性行為傳播為主，其傳播比例從2006年的30.6%上升到了2011年的62.6%[5]，2018年達到了69.6%[85]。季節性遷徙可能加速了疫情的擴散與傳播[118]。2017年，收報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異性性行為為主，占約七成，同性性行為其次，占約二成半，母嬰傳播和輸血傳播已經基本阻斷[86][85]。
在中國，注射吸毒者共用針頭、血製品和輸血有關的活動、不安全的性行為為愛滋病毒傳播的高風險活動[48]。
- 中國大陸地區HIV感染疫情流行開始於雲南瑞麗農村的注射毒品者[35][4]。毒品相關疫情集中於廣西、新疆、四川、廣東等非法毒品貿易路線上，2004年聯合報告[註 3]表明當地靜脈吸毒者的HIV陽性率高達50-80%[48]。現有戒毒治療和清潔針具交換等措施進行防控[85]。2018年聯合報告顯示，經注射吸毒感染者較2012年下降44.5%，戒毒在治人員愛滋病新發感染率為0.03%[85]。吸毒者與性工作者雙重疊的群體風險較大[112]。
- 性工作者主要集中於東南沿海[47]。性交易的繁盛產生擔憂，性工作者可能充當了將疫情傳播到大眾的橋樑[118][119]。對廣西暗娼行為的研究表明：站街女群體較在會所等場合提供性服務的群體更有可能感染HIV，進行靜脈吸毒，進行不帶安全套的性行為[119]；老年人經由暗娼導致的HIV傳播有所擴大，可能是因老年人較年輕人更不願意採取安全措施[119]；2011年廣西性工作者群體HIV感染率為0.92–1.10%，在中國大陸僅低於雲南開遠的感染率（10.3%）[119]。2010年一則針對自陸路口岸返回香港人士的調查報告顯示，約三成受訪者表示曾在內地進行嫖娼，其中三成表示自己未有採取安全措施，跨境活動可能為愛滋病疫情的擴散提供給機會[120]。有學者指出，性交易非法導致性工作邊緣化，對於防範愛滋病造成困難[121]。警察對性工作者採取歧視態度，以是否使用避孕套作為查獲賣淫的證據，使得性工作者更容易採取危險性行為[122]。
- 1990年代「血漿經濟」助長了愛滋病擴散[54]。貧困農村社區的賣血者亦為高危人群[註 4][48]，其中大多數感染發生在1996年之前，主要分佈在中國中部省份[112]，河南、安徽、山西、河北、山東、貴州等省份HIV在有償獻血者中的感染率為10% ー20%[112]。HIV感染率與有償捐獻的頻率相關：平均每月捐贈少於5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HIV血清陽性率為8.3%，每月捐贈超過5次但少於15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16.1%，每月捐贈超過15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41.7%[48]。有償血漿捐贈是2000年代HIV流行的主要原因，安徽省報告手術期間輸血佔據14.4%的感染病例[112]。過往經血漿捐贈感染者已經開始通過性行為傳播HIV[112]。
- 在中國大陸，男男性行為者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註 4][48][124]。2017年中國大陸報告HIV/AIDS病例中，同性性行為[註 5]貢獻25.5%[85]。收報愛滋病以男性同性性行為傳播病例中，多以固定伴侶為主 ，有較高概率採取不安全的性行為[126]。中國大陸男男性行為者HIV感染率從2003年的1.4%增長到了2014年的7.7%[126]。2009-2011年期間，北京市男男性行為者間HIV流行率在8.0%左右，感染概率與雙性戀、居留北京不滿三年、消極看待保護措施呈相關性[127]。
- 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為HIV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註 4][128]。2011-2015年期間，15-24歲HIV/AIDS患者年均增長達到35%，其中65%為大學生[128]。大學生感染群體主要為男性，主要的傳播途徑為同性性交傳播[128]。青春期成長教育缺乏、缺乏安全性行為的實踐經歷、開放的性觀念可能導致了這一局面[128]。
2016年，中國大陸愛滋病患者死亡人數達到14091[116]。針對1989-2012年HIV/AIDS患者的研究表示，診斷後1年死亡率為5.7%，兩年8.2%，5年14.3%，10年為22.9%，15年為30.9%，高死亡率與男性、少數民族和愛滋病患者[註 1]相關，同性傳播、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和增加CD4檢測頻率與低死亡率相關[129]。
由於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愛滋病毒引起的死亡仍然是公共衛生的一個重大問題[129]。2011年開始印發《國家免費愛滋病抗病毒藥物治療手冊》以及新的治療標準，優先考慮耐藥性檢測和轉換藥物治療方案，修訂了開始治療的時機[129]。國家數據和北京、河南等地方報告顯示，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者死亡率有明顯下降[130][131][132][57]。但2006-2012年期間，中晚期感染者仍佔據每年新報告HIV/AIDS病例的40%[133]。
2006年的報告顯示，HIV/AIDS患者重度抑鬱和自殺比例較高，多數患者在確診兩年後仍有抑鬱傾向[134][135]。2018年的統合分析顯示，AIDS患者中抑鬱症的流行率為50.8%，HIV陽性男男性行為者中為43.9%，在HIV陽性獻血漿者中為85.6%，其它HIV感染人群中為51.6%[136]。
中國大陸擁有高度多樣的HIV-1亞型[7]。1987年，曾毅等人分離出中國大陸第一株HIV，顯示為HIV－1AC株[6]。1989年，中國大陸首次在雲南省德宏州吸毒者群體中發現HIV流行，後續分子研究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亞型為HIV-1之B亞型及B』亞型，傳染來源判斷為緬甸[137]。1990年，從泰國遣返回雲南的妓女群體中發現了CRF01_AE亞型[137]。1995年在雲南省德宏州首次報道C亞型毒株[137]。1999年，福建省發現中國大陸已知最早的HIV-2感染者：一名西非回國居民被邊檢檢出HIV-2，其在海外以及回國後在國內均有冶遊史[138]。2018年，湖南省出現中國大陸首次非輸入性HIV-2傳播病例報告，共2人確診[139]。2017年，北京協和醫院報告世界首例呈現HIV-1抗體陰性的愛滋病合併肺卡波西肉瘤的成人病例，HIV核酸檢測後確診[140][141]。
HIV的基因具有高度變異性，能依據時空適應差異產生許多亞型[142]，以及不同的循環重組體和獨特重組體[7]。在中國大陸發現的HIV-1亞型現已經包括B、B』、A、C、D、E、F、G以及BC和BB重組體等[137]。華中地區有償采供血人群中的優勢株為B』亞型， 約有8.5～9.6年的中位潛伏期[137]。注射吸毒者中，最常檢測到C亞型[143]，以及CRF07_BC和CRF08_BC重組體[7][143]。男同性戀者中[7]，則最常檢測到CRF55_01B和CRF59_01B重組體[7]。多種不同的CRF01_AE病毒株在中國流行[7]，該毒株有較強的致病性[144]，脫離潛伏期僅需要4-5年[137]。
疫情控制
早期的疾病控制着重於阻止愛滋病毒入境，血液進口被禁止、強化懲治毒品和賣淫的法律、允許隔離患者等傳統的公共衛生控制和隔離傳染病病例的方法，這類方法收效甚微，且可能助長了對危險活動的隱瞞[145]。1990年中國衛生部成立了國家愛滋病委員會，1992年中國衛生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愛滋病諮詢熱線[146]。自1995年起即有官員考察團前往澳大利亞、美國、巴西、泰國等地進行，考察防範愛滋病的方法[145]。1997年，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組織學者討論對風險人群的干預措施[145]。1998年11月30日，政府發佈了一項關於預防和控制愛滋病的13年計劃（1998-2010），該計劃確定了愛滋病毒陽性人口保持在150萬以下的目標[146]。同年，中國在國際愛滋病會議上宣佈中國的中期愛滋病防治政策[146]。2006年，中國政府公佈實施了《愛滋病防治條例》[146]。
媒體通在疫情控制中起到了巨大影響。中國大陸媒體對中國HIV/AIDS疫情的首次全面報道追溯到1996年《南方周末》頭版報道[145]，自此國內外媒體開始報道河南等地患者缺乏服務的情形，中國大陸愛滋病情況獲得國內外的廣泛關注[145]。199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禁止用於商業用途採血[147]。2003年SARS疫情引起了政府的積極轉變，帶來了實時電子病例報告等對於防範HIV/AIDS控制有益的制度[145]。2003年，國務院推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即：向無保險的患者提供免費藥物；免費自願諮詢和檢測；向孕婦感染者免費藥物，且對新生兒進行檢測；愛滋病孤兒免費入學；向HIV/AIDS感染者的家庭提供關懷和援助[145]。2004年開始推廣推廣高危人群行為干預措施[146]。2011年開始印發《國家免費愛滋病抗病毒藥物治療手冊》以及新的治療標準，優先考慮耐藥性檢測和轉換藥物治療方案，修訂了治療開始的時機[129]。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司法解釋，指出：已知感染HIV而繼續賣淫者，將按照傳播性病罪從重處罰，致使愛滋病毒感染的以故意傷害罪定罪；已知感染HIV而不採取防範措施與他人發生性關係，若造成愛滋病毒感染，則亦以故意傷害罪定罪[148][149]。《愛滋病防治條例》要求娛樂場所提供避孕套，大學校園和酒店等地安裝了避孕套販賣機，針對青年和農民工的避孕套宣傳和愛滋病毒教育活動擴大化[145]。2002年起，中國在河南省試點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計劃，2003年推廣到各省區[150]，自此中國迅速擴大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計劃[113]。2017年聯合報告[註 3]顯示，接受抗病毒治療者達到61萬人，但是治療推廣帶來的病毒耐藥性問題引發了新的擔憂[86][151]。2018年，第一種低成本的單片複方愛滋病治療藥物綏美凱獲得中國藥品和食品管理局批准並上市[113][152]。
2004年起，中國政府開始為愛滋病流行地區提供免費HIV篩查[82]。2000年代以來愛滋病檢測人數不斷擴大，2011年一年已經達到約8000萬人次，是2004年的一倍[153]。2004年估計僅10%的HIV感染者被確診[82]，2017年仍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86]。公共衛生系統之外，非政府組織也提供了篩查服務，並獲得了同性戀者的歡迎[111]。中國政府制定了美沙酮維持治療計劃協助吸毒者戒毒，並且獲得了國際國內社會的認可[17]。2004年起，雲南省等多個地區開始為吸毒者提供清潔針具和美沙酮[154]，一度被質疑為縱容吸毒[155]。但是近年來，雲南省愛滋病治療覆蓋逐步提升，新發感染人數已經不再快速增長[5][156]。
199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法案於1998年10月1日生效，法律要求衛生部門規範採血，禁止用於商業目的的非法採血[147]。2002-2008年，全國報告輸血傳播病例18例，均是反覆有償獻血所致；雖然自願獻血者也可能造成傳播，但該群體HIV陽性檢出率極低，窗口期感染應當更低[157]。2017年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地區HIV的母嬰傳播和輸血傳播已經基本阻斷[86]。
2017年的調查顯示44%大學生在大學以前未經過性教育[113]。中國的大學現在已經開始以折扣價格設置了出售愛滋病毒檢測包的自動售貨機[113]。以哈爾濱醫科大學為例，愛滋病毒檢測包售價價格30元，價格僅為市場價的十分之一，但2016年11月開始到2017年4月間僅售出10包[113]。《經濟學人》報道認為，要打破愛滋病流行擴大化的局面，中國需要推廣普及性教育[111]。
醫學研究
HIV監測和CD4抗體水平監測依賴於實驗室技術水平[17]。2010年報告顯示，當年有8273個地方檢測實驗室、254個確認實驗室、35個省級確認中心實驗室和1個國家愛滋病參考實驗室，形成了完善的實驗室網絡[17]。HIV抗體測試到CD4細胞計數、病毒載量、嬰兒早期診斷、耐藥性基因分型、HIV-1亞型和發病率分析等等均可以在各個實驗室完成，但地方實驗室的建設有待完備[17]。2008年起，中國大陸衛生部門開始採用一套統一的網絡數據上報系統來檢測疫情，範圍涵蓋所有省份，內容包括愛滋病毒檢測、預防、治療和護理信息，方便了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利用，支持了政策推進和實施[17][158]。2018年科學報告期刊刊載了中國研究人員利用百度指數來預測愛滋病流行的方法[159]。
疫苗研發有三期，需要至少八年：第一期測試安全性和耐受性，第二期測試免疫系統刺激，第三期需要證實對患者產生保護性，愛滋病疫苗僅需要30%的有效性就可被批准上市[160]。中國自1990年代即開始參與HIV/AIDS疫苗研究，至2007年有長春百科和國家愛滋病性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藥物實驗進入二期階段[161][162]。但2014年，據中國科學院孫彩軍博士介紹，至今全球範圍內已進行兩百多次人體臨床試驗，進入三期成功者僅三期臨床階段，多數止步於一二期實驗[163]。2007年清華大學張林琦博士與香港大學陳志偉博士介紹了改良型痘苗病毒天壇株（MVTT）載體疫苗經7年恆河猴實驗效果顯著，但仍需臨床試驗[163]。截至2018年，全球尚無成功疫苗[164]。2018年4月，香港大學陳志偉團隊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與內地多個院所共同研發的名為BiIA-SG的針對HIV的創新型廣譜抗體藥物，前期研究表明在人源化小鼠上廣譜性為100%[165]。
2018年11月，賀建奎團隊宣佈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改造嬰兒胚胎CCR5基因使實驗後的嬰兒對愛滋病產生了免疫力[166][167]，基因編輯技術是否足夠安全[168][169]、編輯CCR5基因是否會對其它生理機理產生影響[170][171]均未經驗證。賀建奎自稱7名嬰兒中疑似有一名基因敲除使破壞HIV-1結合位點附近蛋白構象的脫靶嫌疑者，但徵求意見後仍植入子宮[172]。事件引起多方爭議，事件後官方證實違反倫理規定，將對後續嬰兒情況進行跟進觀察[173]。
自2004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免費為HIV/AIDS患者提供中草藥用以治療[174]。截至2018年12月，僅有唐草片一種中藥通過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用以治療HIV/AIDS的審批，另有益艾康膠囊、扶正排毒片、愛可扶正片、艾可清膠囊、艾靈顆粒、中研II號、扶正抗毒膠囊、康愛保生膠囊等一批藥物臨床在試，尚不能達到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准要求[175]。中醫藥治療主要集中在協助HAART治療減少副作用，以及防治愛滋病常見機會性感染，通過有《愛滋病中醫診療指南》《愛滋病常見病證辨證施治技術指導原則》等一批技術規範文件[175]。
中藥提取物為抗病毒治療的藥物篩選提供了來源[176]，現已有黃芩苷[177]、丹通尼克[176]等藥物在試。2017年報道一組9名HIV/AIDS患者接受中醫藥實驗實驗功能性治癒的案例[178]，但缺乏對照和定期觀測[178][179]。中醫辨證被用於治療愛滋病[175]。2018年報道指出熱毒累積型和脾腎陽虛型兩種中醫症候存在蛋白質表達和信號通路的顯著差異，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持[180]。當前未有對照實驗顯示中醫治療對愛滋病患者長期生存產生影響，難以確認其有效性，且中西醫藥物間的相互作用缺乏研究，難以知曉其後果[181]。2019年的真實世界數據分析表明，中醫藥結合逆轉錄藥物治療比起單獨使用逆轉錄藥物，死亡率沒有明顯的差別，在前三年，單獨使用逆轉錄藥物的患者有着更高的CD4細胞計數，但第四年起則相反[174]。
社會歧視
愛滋病無法治癒、多傳播途徑等特徵造成了社會恐懼[21][22]，愛滋病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曾是或者現在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23][24][25][26][27][28]，儘管政府在內的各界嘗試改善對患者的歧視[28][29]，醫護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社會大眾對HIV攜帶者的歧視仍然普遍存在[30][115][182]，並且形成了一批「恐艾症」群體[183][32][184]。媒體依然存在對於愛滋病患者的歧視現象[185][31][186]。 1980年代愛滋病開始在西方國家出現時，中國輿論將之與西方資本主義掛鈎，感染者往往會被貼上外國人或者中國社會之外的標籤[187]。早期公共衛生警告往往宣傳宣傳其恐怖，並將疾病與外國與同性戀掛鈎[187]。但是首批感染者卻發生在偏遠農村的農民當中，其中還有許多是少數民族[187]。儘管處於疫情處於低流行態勢，愛滋病疫情的擴散依然引起大眾及媒體的關注，並引起過2010年取消愛滋病患者入境限制以及男男性行為增加導致愛滋病疫情擴大化的謠言[89][188][189]。網絡和媒體流傳的有關官員患愛滋病的性醜聞，曾引起過民眾恐慌和媒體關注[190][191][192]。
當今中國文化推崇家族和諧，而非個性化和超出常規的行為，因而後者會招致批評，被認為會經歷磨難，從而會產生恥辱與污名[187]。2009年的調查顯示，62%的HIV感染者感到恥辱，75%的感染者感到自卑，過半女性和超四成男性嘗試過自殺[187]。還有大量患者因為擔憂恥辱，不敢告訴自己的家人[187]。
在中國大陸，因為對愛滋病缺乏了解等原因，有為數不少的人對愛滋病有種強烈的恐懼，形成了「恐艾症患者」群體[183][32][184]。作為與HIV/AID患者接觸的前線，近四分之三的醫護人員曾發生過職業暴露行為，但根據山東等地的一項調查，只有一半的醫護人員知道如何處理職業暴露情形；2018年的一項統合分析顯示，儘管超過九成的醫護人員認可應當給HIV/AID病人無差別的診療服務，但只有30.87%的醫護願意自己提供此類服務[193]。長期的宣傳並未能減輕大眾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2014年的全國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HIV感染者在家中使用專用餐具[187]。儘管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愛滋病防治條例》等法律，愛滋病患者的權益仍然無法得到保障[187]。中國政法大學調查表明，半數企業員工認為愛滋病患者不應當享有平等就業機會，另有研究表明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願使用愛滋病患者生產的產品[187]。
1999年，藝人費翔接受病毒學家曾毅院士的邀請，在北京地壇醫院與HIV感染者公開擁抱，成為在中國大陸第一位敢於公開與愛滋病患者擁抱的知名藝人[187][194]。習近平的妻子、歌唱家彭麗媛則長期擔任世衛組織結核病和愛滋病親善大使[187]。濮存昕、姚明等人也先後加入了愛滋病宣傳大使的行列之中[187]。
2003年12月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一家醫院探訪愛滋病患者，成為中國第一位公開與愛滋病患者握手的總理，以消除社會歧視[15][195]，溫家寶執政的十年裏每年都會參與世界愛滋病日活動[187]。2004年11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北京愛滋病患者進行面對面會談。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前往北京市社區藥物維持治療第七門診部探望愛滋病患者[196][197]。
1999年，衛生部強調保護感染愛滋病毒的人的合法權利，申明HIV感染者可以結婚，愛滋病患者[註 1]不可結婚[146]，2003年中國大陸愛滋病患者結婚合法化[198]。2010年取消了愛滋病患者入境禁令[157]。中國大陸在2006年即通過了《愛滋病防治條例》，在2010年8月出現了首起涉及HIV/AIDS就業歧視的訴訟，社會反響極大[122]，直至2017年在廣州才有首起病人勝訴的案件[199]。2014年一起南充愛滋病兒童被村民集體驅趕事件，引起媒體和聯合國系統的關注，最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介入協調以保障兒童權益，並重申保障病患權益的要求，還命令各地督導檢查政策執行之情況[200]。
政府稱會推動非政府組織防治愛滋病[201]，私營部門也被鼓勵開展預防和教育活動[202]。但大規模的非政府組織都有政府資助背景，小規模的非政府組織面臨着複雜的批覆手續[203]。2017年，抗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撤出對中國的資助使得中國大陸開始組建起與前者類似的基金會以資助非政府組織[14]，有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的薄弱分散不利於中國實現防控愛滋病的目標[14]。
2013年10月，貴州一名中學教師因體檢查出HIV陽性，被學校解約，為此提出勞動仲裁和民事訴訟，成為中國大陸第一例HIV相關就業歧視訴訟。該案件於2016年由貴州省黎平縣法院判決黎平縣教育和科技局應當支付給該教師離職的經濟賠償9800元，但並沒有要求黎平縣教育和科技局恢復其教職[204]。無獨有偶，2015年12月，一名HIV感染者在江西上饒市市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考試中獲得筆試面試和綜合第一的成績，卻因《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未被錄用。他在事後提起訴訟，但卻在一審中敗訴[205]。
為此，50名律師於2016年7月致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要求修訂《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206]，另有55名律師於2016年致信彭麗媛等人，呼籲關注HIV/AIDS病人的平等就業權[207]。2023年11月末，60名中國律師致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要求修改《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中針對愛滋病的歧視性條款。信件指出，實際操作層面，不少國家公務機關通過部門規定，牴觸《愛滋病防治條例》等上位法，剝奪了HIV感染者擔任公務員、警察、教師等職務的權利[205][208]。
在中國大陸，HIV攜帶者傾向於選擇不將自己的病況告訴他人，信任且傾向於尋求第三方專業人士的協助，為衛生服務提供者提供關懷創造了條件[209]。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和中央黨校的報告顯示，近九成的患者將病情告知自己的配偶，超八成告知家人，但有半數報告並且未經其允許被告知了朋友或鄰居，有15.3%的受訪者稱醫生泄漏了其病情[210]。曾有媒體在報道時間接透露的患者個人信息，曾對患者的權益保護造成了不良後果：2003年溫家寶與愛滋病患者握手的新聞圖片傳播後，病人病情被公開，加深了周圍人對病人的歧視[211]。
有批評稱，當前愛滋病病人權益保障無規定對親屬的告知權，可能侵害了一部分公共利益[212]。有學者認為，現行《愛滋病防治條例》規定醫師不得未經允許告知配偶和性伴侶以患者病情，違背了立法本意[213]。2019年，關於《民法典》是否應當保障愛滋病人的病情信息曾引起爭議，有學者建議添修條文，規定私隱保護「不得對他人及社會造成危害」[214]。2020年，新出台的《民法典》明確要求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應當在結婚登記前如實告知婚前病史，否者另一方有權利撤銷婚姻[215]。
早期公共衛生警告往往宣傳HIV/AIDS的恐怖，並將疾病與同性戀掛鈎，加深了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216]。中國大陸政府在不清楚病情傳播途徑的情況下，以排除同性戀者、血液製品等在內的潛在傳染源的形式企圖阻止疫情入境[216]。1997年同性戀除罪化以來，同性戀群體的權益一直缺乏保障：同性婚姻不合法與社會認同的壓力，使得70-90%的男男性行為者最終會與女性結婚，成為了傳播愛滋病的橋樑[113]。在中國大陸運營的同性戀社交網絡Blued在平台上添加了一個紅絲帶圖標，提供HIV/AIDS相關的信息，非政府組織亦使用微信用以傳播防範愛滋病的訊息[111]。
相關爭議
在20世紀90年代初，單採血漿行業快速發展，單採血漿站為了節約成本，使用同一個離心機離心不同人血液，再回輸紅細胞造成污染，且為節省成本頻繁採集、超量採集、交叉採集，甚至於省去檢測[10]。20世紀90年代中期，因捐獻血液問題及污染而導致第二次的愛滋病災難大爆發[56]。2001年8月23日，中國政府承認，3萬至5萬中國人可能通過非法採集和銷售血液感染了愛滋病毒[217]。2004年，邢臺市一家醫院據報道被法院下令向一名不幸感染愛滋的女孩的父親賠償36萬元人民幣[218]。2006年12月初，黑龍江省的一家醫院19名因輸入受感染的血液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受害者與醫院達成和解，獲得2000萬元人民幣賠償，其中十八名受害人會獲醫院發放一筆20萬元人民幣的援助金，以及每月另外2000元人民幣的援助金，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受害者將收到3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218][219]。
一些國際人權組織稱，高耀潔在內的中國的愛滋病活動人士在工作中繼續面臨嚴重障礙，包括任意拘留、騷擾和恐嚇，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220]。據美國之音報道，2002年8月22日，萬延海在互聯網上發表了《評河南省衛生廳『關於全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匯報』》，兩日後被北京公安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逮捕[221]，後於9月20日將其無罪釋放[222]。2010年，萬延海離開中國赴美。[223]據美國之音報道，2005年，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前來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製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信件由50多名愛滋病患者簽名，但提交信件的北京愛滋病活動人士胡佳被了解到情況的河南鄭州警方帶走[224][註 6]。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2013年，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愛滋病感染者赴北京集體請願，要求政府賠償，有請願者被逮捕[225]。同年，中國衛生部前官員、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長陳秉中向中國總理李克強發佈公開信，指責其主政河南期間隱瞞疫情，打壓王書平、高耀潔在內的河南愛滋病維權人士[226]。
2017年，浙江省中醫院一名技術人員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程，在操作中重複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污染，造成重大醫療事故，經疾控機構檢測確診5例感染者[227][228]；事後，涉事技術員被刑事拘留、立案調查，最終因醫療事故罪判處獲刑2年6個月，時任院長、副院長、檢驗科主任等被免職[227]。
對涉事醫生的法院判決文書顯示，2016年12月30日上午，涉案技術員進行「封閉抗體治療」項目期間抱持僥倖心理，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程操作，2017年1月24日接受項目的一女子告知主治醫師其丈夫因個人原因感染HIV，涉案技術員了解後自知危險而上報，至2017年2月確認5名HIV感染者[229]。
2014年9月，福建一五歲女童血液檢驗呈現HIV陽性，疑似因四年前心臟手術在醫院輸血導致[230]。官方調查事後發現輸血血樣中有一例陽性樣本，與獻血者複查後證實HIV感染：這些結果顯示該女童大概率為愛滋病窗口期感染，且認定醫院和血液中心均無法律上的不當行為[231][232]。兩家涉事單位進行了77萬人民幣的補償[233][234]。事件引發對輸血安全的擔憂[231][235]，以及對窗口期輸血導致事故的責任等相關法律規章進行修改的爭議[213][232]。
2018年11月，賀建奎對美聯社表示，其團隊於2018年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改造嬰兒胚胎細胞，使得嬰兒CCR5基因對愛滋病產生了免疫力[166][167]，隨後引發了中國境內外的廣泛爭議[236][237]。基因編輯技術是否足夠安全未經驗證[168][169]，編輯CCR5基因是否會對其它生理機理產生影響[170][171]，人體基因編輯技術是否符合人類倫理[238][239]等問題引發各界強烈意見[236]。後續調查指出偽造倫理審查書[240]、違反HIV攜帶者不得實施輔助生殖之規定的情形[240]。廣東省調查組表示對涉事人員將依法處理[241]，賀建奎就職學校南方科技大學亦終止其在校內教學科研活動[242]。不久，賀建奎因非法行醫入獄[243]。但他的國際合作者，如張進、米高·W·蒂姆卻能置身事外，從未遭到任何的譴責[244]。2022年4月，賀建奎刑滿釋放[244]。此後，賀建奎一度獲得香港吸引優秀人才的簽證，打算前往香港尋找合作者以研究罕見病，但引發爭議後，其簽證被香港政府撤銷[245]。
2019年2月5日，中國大陸媒體報道上海新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批次為20180610z的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呈現HIV抗體陽性[246][247][248]。依據經濟觀察網報道，事件追溯到江西一位新生兒檢出HIV弱陽性，依照追溯體系追查到上海新興醫藥，同年1月15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佈《關於修訂靜注人免疫球蛋白和凍干靜注人免疫球蛋白說明書的公告》，在其中警示：原料由人血採集，生產理論上可以消除病毒傳播危害，但無法完全消除隱患，應當謹慎使用[249]。據財新網報道，行業人士指出，工業產生中通常會經過病毒去除和失活，因此出現感染的概率較低[250]。據自由亞洲電台轉述業內人士，批評涉事企業未做好血液檢測，安全隱患極大，該電台亦證實常規操作流程下較難出現病毒[251]。隨後，涉事產品被查封，並被要求檢測[252][253]。2月6日，國家藥監局發文稱涉事藥品和涉事兒童均未檢出HIV陽性[252][254][255]。2月10日晚間，上市企業中國醫藥稱已經受政府命令已經停產旗下公司上海新興相關批號藥品[256]。
相關條目
外部網站
- 抗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英語）
-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關於全球基金在中國的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駐華辦公室（簡體中文）
- 中國國別數據（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英語）
- 中國2012年愛滋病防治進展報告（英語）
- 世界衛生組織HIV/AIDS數據庫（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英語）
- 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之愛滋病控制部分（2007）（簡體中文）
- 英國慈善機構Avert對於中國HIV/AIDS現狀的同行評議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15）（英語）
- 2018年中國愛滋病感染傳播的網絡媒體分析（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 中國與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聯合國駐華系統報告（2018）（簡體中文）
病患權益保障
- 人權觀察關於中國愛滋病活動者受限的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05）（英語）
- 國際人權聯盟關於中國愛滋病人權侵害的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05）（英語）
- 中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視狀況調查報告（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報告（2009）（簡體中文）
- 檢測等關懷事宜提供機構：
-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 關懷愛滋 AIDS Concern（香港）
- 中國紅絲帶網-全國愛滋病信息資源網絡（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 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診斷國家標準（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媒體故事
- 楊紫燁導演奧斯卡獲獎影片《潁州的孩子》（2006）（英語）
- 美國駐華大使館關於中文愛滋病文獻的翻譯摘選（2001）（英語）
- 南方人物周刊：《高耀潔：80歲這一年》（2007）（簡體中文）
- 余華1995年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簡體中文）
- 《許三觀賣血記》：這只是千萬個賣血故事中的一個（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簡體中文）
腳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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