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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頭族（英語：Beatnik）是大眾媒體創造出來的一種刻板印象，盛行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展現的是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文學運動中膚淺的一面。有關披頭族的橋段包括偽智主義（pseudo-intellectualism）、吸食毒品，以及傑克·凱魯亞克在自傳體小說中對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進行的卡通化的描述和對心靈的拷問。
 | 此條目目前正依照其他維基百科上的內容進行翻譯。 (2018年4月10日) |
凱魯亞克於1948年提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這一說法，概括了當時他社交圈中的聚集在紐約底層且具有反從眾特質的年輕人們。這一稱呼在他與小說家約翰·克萊倫·霍姆斯的對話中也有出現。約翰·克萊倫·霍姆斯發表了最早的一部關於垮掉的一代的小說——《Go》（1952年）——並在《紐約時報雜誌》發出了「This Is the Beat Generation（這就是垮掉的一代）」宣言[1]。1954年，諾蘭·米勒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說《Why I Am So Beat（為何我如此潦倒）》，詳細描述了四個學生的周末派對。
所謂的「Beat」來源於底層俚語「beaten down（潦倒）」，但是對於凱魯亞克和艾倫·金斯堡來說，「beat」還有一層「天國八福（beatitude）」的精神內涵。凱魯亞克認為他已經發現了（且自己已經成為了）類似於迷惘的一代的一種新的潮流。[2][3]
在《Afterma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Beat Generation（餘波：垮掉的一代之哲學）》中，凱魯亞克批判道：
| 「 | 「垮掉的一代」是我們，即約翰·克利倫·霍姆斯和我，以及艾倫·金斯堡，在1940年代後期對於這一代的印象。這一印象是瘋狂的、具有鮮明嬉普士（hipster）特徵的（當時嬉普士忽然興起並風靡全美）、嚴肅的、搭順風車四處閒逛的、衣衫襤褸的、快樂安詳的、以一種醜陋卻優雅的新方式展現美感的——並且一點點地、通過我們聽到「beat」這個單詞是如何在時代廣場的街頭以及鄉下，或是在戰後美國其他城市的鬧市區，從人們口中說出來的方式累積着——「beat」，原意為潦倒，但同時充滿着強烈的信念。我們甚至可以聽到街上老一代的1910嬉普士之父（1910 Daddy Hipsters），以憂鬱而帶着嘲笑的方式說出這個單詞。這一單詞並不意味着少年罪犯；它代表着一種精神特質，一種不拉幫結派卻在注視着我們的文明把窗戶反鎖的、孤獨的巴托比們……[注 1] | 」 |
1958年11月8日，在紐約亨特學院的「Is There A Beat Generation?（所謂的垮掉的一代真的存在嗎？）」論壇上，凱魯亞克解釋了他對「beat」的解讀。與會者包括凱魯亞克、詹姆斯·韋克斯勒、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家阿什利·蒙塔古以及作家金斯利·艾米斯。韋克斯勒、蒙塔古和艾米斯身着西裝，而凱魯亞克則身穿黑色牛仔褲、短統靴以及花格襯衫。凱魯亞克的開場白是：
| 「 | 這是因為我「Beat」，即我相信着天國八福（beatitude）。上帝是如此愛着這個世界以致於他將其賜給獨生愛子……誰知道在所有這些個性和殘酷的表演之下，宇宙實際上不是憐憫的滄海和真正神聖的甜蜜呢？[注 2] | 」 |
凱魯亞克的這一段話後來被發表在文章《垮掉的一代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eat Generation）》(Playboy，1959年6月）中。那篇文章提到，凱魯亞克最初的「垮掉哲學（beatific philosophy）」已經被許多專家策略式地忽略，以改變凱魯亞克關於笑話和行話的概念：
| 「 | 在某個下午，我去了一趟兒時的教堂，才了解了「Beat」本應有的真正意義……「Beat」應該表示「至福的（beatific）」……人們開始稱自己為「beatniks」、「beats」、「jazzniks」、「bopniks」、「bugniks」，最終我卻被稱為是所有這一切的「化身」。[注 3] | 」 |
根據自己對「beat」和「beatnik」的理解，凱魯亞克有一次對採訪者這麼說：「我不是披頭族；我是天主教徒[注 4]」，並展示了一張保祿六世的畫像說道：「你知道是這誰畫的嗎？我。[注 5]」
「披頭族」來自於對英文單詞「beatnik」的音譯。1958年4月2日，埃布·卡在他位於的三藩市紀事報專欄中創造了「beatnik」這一單詞[7]。他將源於俄語的後綴「-nik」加在「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beat」後面構成了「beatnik」這一單詞。埃布·卡的此專欄文章發表於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 1）發射六個月後[8][9]。艾倫·金斯堡對這一名詞抱以負面意見。他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批判道「披頭族是髒話（the foul word beatnik）」，並評論說，「如果在這個國家盛行的是「披頭族們」而不是「垮掉一代的詩人們」的概念，這並非是凱魯亞克創造的，而是大眾媒體工業創造出來繼續洗腦民眾的新概念[注 6]」。
在當時的地方話中，「Beat」和垮掉派文化（Beat culture）、垮掉派精神和垮掉派文學有關；而「披頭族（beatnik）」卻代表着一種在卡通畫中，或是扭曲的、有時還有點暴力的媒體形象中出現的刻板印象。1995年，電影學者雷·卡尼寫下了正宗的垮掉派精神（beat attitude）與刻板的媒體所描繪的披頭族之間的差異：
「不少垮掉派文化代表着一種負面的，而非正面的立場。它們更多的是被一種對文化和情緒錯位（emotional displacement）、失意和渴望煽動的模糊感覺，而不帶有特定的目的或計劃……它們是許多不同的、相互衝突的、錯位的思想的集合體。[注 7]」
早在1958年，「垮掉的一代」和「垮掉派」已被用於描述凱魯亞克在1940年代發起，並延續至1960年代的反唯物主義（antimaterialistic）文學運動。反唯物主義的垮掉派哲學和對靈魂的搜尋影響了1960年代的音樂家，例如鮑勃·迪倫、早期的平克·弗洛伊德以及披頭四樂隊。而貫穿垮掉派運動的音樂則是由薩克斯風樂手查利·帕克和小號手迪齊·吉萊斯皮所開創的現代爵士樂；他們的音樂被媒體稱作咆勃爵士樂。傑克·凱魯亞克和艾倫·金斯堡在紐約的爵士樂俱樂部（例如Royal Roost、Minton's Playhouse和鳥園爵士）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他人閒談並挖掘各種音樂。查利·帕克、迪齊·吉萊斯皮和邁爾士·戴維斯迅速地被金斯堡標記為這一美學圈內的「秘密英雄」。垮掉派運動的作家也借鑑了1940年代爵士/嬉普士的不少俚語，將「square」、「cats」、「cool」和「dig」等單詞摻雜於他們自己的作品中。
「披頭族」這一名稱在被創造伊始，相關潮流就在當時的年輕大學生之間流行開來。男生模仿着咆勃爵士樂小號手迪齊·吉萊斯皮標誌性的山羊鬍須、牛角框眼鏡和貝雷帽，自己卷香煙，還演奏邦哥鼓。女性的時尚包括黑色的連體衣以及又長又直的、不加裝飾的頭髮，以示對中產階級美容沙龍文化的反叛。與此亞文化相關的還有對大麻的使用。1950年代，奧爾德斯·赫胥黎的《感覺之門》進一步影響了人們對毒品的看法。
從1960年起，某個位於英格蘭紐奎的披頭族小團體（年輕的威茨·瓊斯也身於其中）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以及對他們將頭髮留到肩膀位置長度的厭惡。之後，他們上了電視節目，在BBC的《今晚》中接受了艾蘭·維克的採訪[13]。
垮掉派的哲學思想往往是反文化和反唯物主義的；它更強調一個人的自身價值而不是他的物質財產。一些垮掉派作家，例如阿倫·沃茨，開始鑽研起東方的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他們在政治上偏向自由主義、左翼以及反戰，也支持反種族主義（雖然這些不少都繼承於最初的垮掉派運動，但是一些人，特別是凱魯亞克，也同時包容着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觀點）。對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藝術的開放在文學和音樂中顯而易見，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爵士樂。雖然埃布·卡和其他一些作家暗示着垮掉派的哲學與共產主義的聯繫；但是除了兩者對於資本主義都有着同樣的厭惡以外，垮掉派的哲學（由領導這場文學運動的作家描述的）和共產主義之間並沒有非常明顯而直接的關係。
垮掉派運動將亞洲的宗教介紹到了西方社會。這些宗教讓垮掉的一代對於世界產生了新的看法；他們藉此來反對美國在1950年代發展起來的、保守的中產階級價值觀，以及1930年代後期老舊的種族主義、主流文化和制度性宗教[14]。在1958年的時候，有不少垮掉派作家已經發表了一些佛教相關的作品，其中就有凱魯亞克的《達摩流浪者》，其中的主角（原型為凱魯亞克自己）在他的生活中追尋着佛教的背影。艾倫·金斯堡於1963年前往印度的屬靈之旅（spiritual journey）也對垮掉派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在向沿路的僧侶討教經文後，金斯堡意識到將詩歌的功能和亞洲宗教聯繫在一起的是它們共同的目標——對最終真理的追求。他對印度口耳相傳的曼特羅聖歌的發現，也在後來影響了垮掉派詩歌。跟隨着受佛教影響的精神路線，垮掉派先驅們欣賞着亞洲宗教中對於人類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生命、存在和人的現實的洞察[14]。許多垮掉派的支持者認為亞洲宗教哲學的核心概念能夠提升美國社會的意識；這些概念蘊含着它們主要的意識形態[15]。
著名的垮掉派作家，例如凱魯亞克、金斯堡和蓋瑞·施耐德，都在某種程度上被佛教所吸引。他們都在自己人生的某個時段，刻意地跟隨着一種精神路線，為普世的問題和概念提供解答。這導致的結果是，垮掉派的哲學強調對自身內心的強化而反對經濟唯物主義；他們推測東亞的宗教可以滿足許多美國人生活中在宗教和精神上的虛空[14]。許多學者猜測垮掉派作家是在借用東方宗教來鼓勵年輕人參與精神和社會政治運動。來自於這些宗教的一些進步的概念，特別是那些關於個人自由的理念，影響了年輕人的文化，挑戰了資本家的統治，打破了當年那一代的教條，並讓他們拒絕去遵循性別和種族上的傳統慣例[15]。
第一部對垮掉派社會進行描述的電影大概是1949年由魯道夫·馬特導演的電影《當場斃命》。電影中的主角前往一個吵鬧的三藩市酒吧時，遇到一個女人向音樂家大喊：「酷！酷！真酷！（Cool! Cool! Really cool!）」其中一個角色說：「哥們，我是不是很有范兒（Man, am I really hip）」另一人回答說：「你（從之前默默無聞）一下子一鳴驚人了！（You’re from nowhere, nowhere!）」舞者們隨着節奏翩翩起舞。一些舞者穿戴着首飾，並有着超前於時代的髮型。在電影中，1940年代的典型打扮與披頭族的風格的穿着相互夾雜，例如某男性戴着披頭族的帽子，留着長頭髮、髭和山羊鬍，但仍然穿着西式正裝。一位調酒師管一位顧客叫「Jive Crazy（捷舞瘋子）」；對於音樂的討論讓粉絲們開始瘋狂。於是他讓其中一個人「冷靜一下」，但是那人回答道，「別管我。我（的激情）正被點燃！（Oh don’t bother me, man. I’m being enlightened!）」
1953年，在達爾頓·特朗勃編劇、柯德莉·夏萍和格里高利·派克參演的電影《羅馬假日》中，埃迪·艾伯特扮演的的一位次要角色就是一位人們的刻板印象中的披頭族（而這還是在「披頭族」這一單詞出現的五年前）[16]。他擁有一個東歐姓氏——拉多維奇（Radovich），職業是一個放縱的攝影師，常穿着松垮的衣服和條紋T恤，留着絡腮鬍（這一點在劇中總共被提到過四次）[17]。
另一部牽涉到披頭族文化的是在1959年的《一桶鮮血》，由查爾斯·B·格里菲斯創作，羅傑·科曼導演。在電影中，咖啡廳的一位服務員助理為了取得披頭族贊助者團體的認同，用死亡的動物或人體來進行雕塑創作。電影中另一位具有影響力的角色是披頭族詩人，是他說服了這個團體將這位服務員助理視為一位值得注意的藝術家。藝術家在得到團體的認同後，團體中的一位仰慕他的女性粉絲暗中給了他一小瓶海洛英；這也隱喻了吸毒是披頭族文化中可以接受，甚至是必要的一部分。電影的配樂採用了炫酷的、以銅管為基礎的爵士樂，也有用原聲結他伴奏的人聲演唱。搖滾樂在電影中沒有出現，即使它當時已經開始流行，並且在某一方面也反文化。一種可能性是，人們認為搖滾和事不關己、低調、虛無的垮掉派社會態度大相逕庭。
鮑勃·丹佛在處境喜劇《The Many Loves of Dobie Gillis》（1959–63）中扮演的角色梅納德·克雷布斯確立了一個懶惰而特立獨行的披頭族刻板印象，和1950年代中前期銀幕上激進且反叛的垮掉派形象（特別是馬龍·白蘭度和詹姆斯·迪恩扮演的角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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