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波蘭語：Partyjny beton[1]），是一個流行於20世紀80年代的波蘭政治術語，指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的正統共產主義派。這一派系誕生於波統工黨與團結工會相互對抗的背景之下。保守派立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立場，捍衛波統工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的國家原則，要求強力鎮壓團結工會，積極推行戒嚴政策，反對「水平結構派」[2]。1988—1989年，保守派慘敗。在波統工黨自行解散、波蘭人民共和國轉變為波蘭第三共和國之後，其在政治上不復存在。
背景
「保守派」一詞與20世紀80年的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鬥爭有關，從未在此語境之外使用過。然而，波蘭共產主義運動最初的特點便是嚴格的保守主義與較為溫和的派系之間的差異和衝突。
波蘭共產黨和波蘭共產主義工人黨中保守派的歷史先驅是尤利安·萊什琴斯基及其支持者。以阿道夫·瓦爾斯基為首的大多數共產黨員傾向於社會主義力量的廣泛陣線，並認為有必要考慮到波蘭的民族特性；而以萊什琴斯基為首的派系則採取「宗派主義」立場，完全傾向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主義的蘇聯。[3].（儘管存在分歧，但他們都在大清洗期間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在波蘭工人黨黨內，思想家萊昂·卡斯曼和黨內強人雅各布·貝爾曼延續了萊什琴斯基的親蘇保守路線。
1944年，波蘭工人黨在蘇聯的政治、軍事支持下上台，在波蘭建立了斯大林主義政權。由博萊斯瓦夫·貝魯特、雅各布·貝爾曼和希拉里·明克組成的執政三巨頭採用了嚴格的一黨專政[4]和國家主義政策。這一時期後來被視為保守派的政治理想，這絕非偶然。
貝魯特去世後，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於1956年領導波蘭去斯大林化。此後，納托林派成為波統工黨內保守派的代名詞。[5]該派係由政治局委員弗朗齊謝克·尤日維亞克和弗朗齊謝克·馬祖爾領導。納托林派尖銳地批評「自由主義和機會主義」，主張恢復斯大林主義制度，進行經濟國有化、管理集中化、文化意識形態化，並鎮壓異見者，打擊波蘭天主教會。20世紀60年代，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委員會委員米奇斯瓦夫·莫查領導的「游擊隊派」延續了這一路線。其中還出現了民族共產主義傾向和反猶主義傾向。「納托林派」被認為是類似阿爾巴尼亞霍查主義的產物，而游擊隊派則被認為類似於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蘇聯的謝列平幫。[3]
最激進的斯大林主義者，貝魯特時期的總統府長官卡齊米日·米雅爾、前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前農業部部長希拉里·切沃霍夫斯基則轉而成立了波蘭共產黨。該政黨被波蘭人民共和國官方宣佈為非法，米雅爾流亡阿爾巴尼亞，中阿決裂後又流亡中國。
漸漸地，哥穆爾卡及其派系在反猶問題上逐漸靠近游擊隊派。這一趨勢主要由政治局委員、哥穆爾卡的得力助手澤農·克里什科倡導。這一點體現在1968年波蘭政治危機和1970年波蘭抗議事件中。
20世紀70年代，在愛德華·蓋萊克的統治下，波統工黨奉行「自由主義」的政策——以社會手段取代直接的國家暴力，通過蘇聯補貼和西方貸款刺激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貧困水平，放鬆鎮壓力度，允許在文化和公共生活中進行一些辯論。十二月流血事件中的政府負責人哥穆爾卡、克里什科、馬里安·斯彼哈爾斯基、米奇斯瓦夫·莫查、斯坦尼斯瓦夫·科喬韋克和伊格納齊·洛加-索溫斯基被從政治局除名。但黨政機關內的許多人都對這一政策持消極態度。此外，經濟發展陷入僵局（這一點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就已十分明顯）、[6]社會緊張局勢的逐漸加劇激化了這種情況。轉折點是1976年的六月抗爭。勞工保護委員會和沿海自由工會的成立標誌着一種對政權極其危險的趨勢——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與勞工抗議的結合。
保守派黨員懷念20世紀50年代初和60年代末的時代。這一點有着多種公開表現形式。
1977年初，一封名為《2000年書信》的公開信被發表。這份公開信由黨報記者、電影編劇雷沙爾德·貢塔爾茲起草，並得到的著名電影製片人博赫丹·波倫巴、雷沙爾德·菲利普斯基、安傑伊·奧哈爾斯基的支持。貢塔爾茲是前波蘭安全局官員、臥底，積極參與了1968年的反猶運動。波倫巴、菲利普斯基赫奧哈爾斯基採取了類似民族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在《2000年書信》中，他們呼籲「通過與愛國主義結合來復興社會主義」，並譴責勞工保護委員會與「西方帝國主義和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的聯繫。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似與斯大林主義撇清關係：他們將持不同政見者稱作「斯大林時代的政治家，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諷刺模式，並在1956年後通過欺詐手段攫取了政權」（這明顯暗指了普瓦維派的轉向）。
在此之後，信件又對波統工黨領導層提出了尖銳地批評——「對反民族和反社會主義勢力採取令人吃驚的放任、腐敗、任人唯親、法律面前不平等、在宣傳中自我美化、無視建設性批評、歪曲1976年6月事件的實質」。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書信》並未保持斯大林主義的基調，而是採用了民主的基調。考慮到貢塔爾茲的觀點和政治起源，這可能會令人驚訝。作者不僅要求制止腐敗和中飽私囊，而且要求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恢復「列寧主義的黨內民主和人民政權原則」。甚至對工人的抗議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儘管是以一種非常克制的形式）。作者表示，「他們不希望鎮壓工人抗議」，但要求對勞工保護委員會採取「政治措施」，尤其是針對「那些在管理崗位上保護反波蘭勢力不被揭露的人」。總體而言，該文本包含了對即將到來的政治危機的某種預期。
《2000年書信》引起了重大的政治醜聞。不論措辭如何，它都被視為是統治階層內鬥的行動。蓋萊克及其派系認為，這一公開信與其說是對勞工保護委員會的攻擊，不如說是對他們的攻擊。他們將此歸咎於強硬派弗朗齊謝克·什拉赫齊茨、米奇斯瓦夫·莫查和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的煽動（副總理揚·希德拉克將後兩者描述為「兩個法西斯主義者」）。受迫害的威脅籠罩着貢塔爾茲及其合著者，但他們得到了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的默許。儘管兩人在意識形態上並非同路人，但他認為維持反蓋萊克陣線的存在對他的利益來說是權宜之舉。[7]中央委員會委員奧爾紹夫斯基也對《2000年書信》的作者提供了贊助。
1978年12月，在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波統工黨科寧省委員會第一書記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再次嚴厲批評蓋萊克失敗的社會經濟政策（「排隊就像35年前一樣」）、對異議者和教會的過度放任，以及對西方的過度和解。這次講話對執政的波統工黨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引起了強烈反響。最終，蓋萊克解除了格拉布斯基的職務。但是，這次講話反映出了黨內機關對第一書記政策的嚴重不滿。[8]
1979年10月，作為波統工黨八大之前黨內討論的一部分，由科學界和文化界傑出人士聯名簽署的《44人信》出現了。簽名者還包括：貢塔爾茲、波倫巴、菲利普斯基，電影從業者齊格蒙特·馬拉諾維奇、沃伊切赫·布爾佐佐維奇、茲比格涅夫·庫日明斯基等人。這封信的語氣相較《2000年書信》變得更為嚴厲，反斯大林主義和對民主的關注不再明顯。作者震驚地指出「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對抗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模式的強化」，尖銳地批評了安傑伊·瓦伊達和斯瓦沃米爾·姆羅熱克等人，抱怨「對那些致力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人的歧視」，並表達了對「意識形態不穩定和不稱職的官員的不作為」的不滿。他們呼籲加強黨對文化的意識形態控制，並在波統工黨省委下設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俱樂部」。[3]
波統工黨內「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波蘭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他參與了對1970年波蘭抗議事件的鎮壓，但他是當時的高級領導人中唯一一個在哥穆爾卡下台後保留所有職位的人（部分原因是他相對年輕）。奧爾紹夫斯基極端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導致了與蓋萊克的衝突。1980年2月召開的波統工黨八大上，奧爾紹夫斯基被免去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並被任命為駐東德大使，這本身就是他政治傾向的表現。然而，不到六個月後，他就再次官復原職。蓋萊克甚至邀請他擔任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但奧爾紹夫斯基拒絕了，他寧可等待並根據情況做出決定。
組織形成
1980年夏天，波蘭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了企業間罷工委員會，電工萊赫·華里沙當選主席。反對派組織和持不同政見團體（尤其是勞工保護委員會）的合法化是在默認情況下發生的。
這次，武力解決遭到了拒絕。波統工黨領導層和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同罷工領袖簽訂了《格但斯克協議》，同意成立獨立工會「團結工會」。波統工黨宣佈願意與社會對話，黨的最高領導層也發生了變化。愛德華·蓋萊克因「嚴重疾病」而被停職。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繼任成為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在前所未有的條件下，他的執政最初被描述為軟弱和混亂。自上而下的士氣低落覆蓋了整個波統工黨及其黨員。[6]
這一事件引起了黨內保守派高層及其附屬團體、共產國家的受益者的不滿和震驚。在波統工黨內，政府機關、執法機關、公共組織和媒體開始迅速形成「保守派」的結構。其理論基礎是四項原則：發達社會主義制度不可侵犯、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波統工黨在社會政治制度中的領導作用以及與蘇聯的軍事政治聯盟。這四項原則在波蘭被認為是保守的。「保守」一詞不僅被波統工黨政權的反對者使用，也被其領導人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和切斯瓦夫·基什恰克用於最負面的含義。[9]
包括官員在內的正統共產主義者，自願加入了對愛德華·蓋萊克及其核心圈子（彼得·雅羅謝維奇、茲齊斯瓦夫·格魯津、耶日·武卡謝維奇、塔德烏什·烏扎什奇克等人）的批評。他們嚴厲譴責腐敗、濫用權力和無能，並承認工人抗議的正義性。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領導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蓋萊克時期的侵權行為。他們甚至提出了降低官員工作、廢除機關工作人員特權的民粹主義口號。然而，這些舉措也僅僅是流於口頭之上——例如，波統工黨華沙市委員會第一書記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重返黨內領導層後，下令為退休的茲齊斯瓦夫·格魯津分配一套舒適的公寓。[6]
然而，保守派的主張卻完全不同。蓋萊克的統治因「自由主義」而被譴責，他被指軟化了對持不同政見者和教會的懲罰政策，削弱了對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控制，並接受了西方貸款。擺脫危機的出路不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化和公共對話，而在於加強黨的專政、懲罰機關和軍隊對權力的影響、嚴格的新聞檢查、鎮壓反對派和異議人士、切斷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並加強與蘇聯的聯盟。這實際上再現了納托林派和游擊隊派長期以來的態度。
獨立、自治的工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一黨專政的基礎的破壞。因此，團結工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保守派的主要敵人。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在於其時機和形式。
組織結構
到1987年中期，保守派的領導人有：[10]
- 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1980年12月—1981年7月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
- 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1980年8月起，他再次出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外交部長、意識形態負責人
- 安傑伊·扎賓斯基——1980年9月起，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卡托維茲省委第一書記
- 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1981年7月至9月，任波蘭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長，7月起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執法與國家安全部部長
下一梯隊中的傑出黨員包括：
- 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自1981年11月起再次出任波統工黨華沙市委第一書記
- 米奇斯瓦夫·莫查——自1980年12月起，再次出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
- 茲齊斯瓦夫·庫羅夫斯基——1980年9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組織部秘書
- 卡齊米日·齊普雷尼亞克——1980年11月起任波統工黨什切青省委第一書記，1981年4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7月起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 沃齊米日·莫日什恰克——1981年7月起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候補委員，自10月起任中央委員會委員，1981年5月至11月任波統工黨奧爾什丁省委第一書記
- 阿爾賓·西瓦克——自1980年9月起為候選人，1981年7月起擔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委員、官方建築工人工會副主席
- 瓦迪斯瓦夫·克魯切克——1980年2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黨務控制委員會主席、波蘭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委員
- 羅曼·內——1980年12月起任波統工黨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主管教育
- 埃日·瓦什楚克——1980年8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 亞努什·普羅科皮亞克——1981年3月前，任波統工黨拉多姆省委第一書記、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 齊格蒙特·納伊多夫斯基——1980年10月起任波統工黨托倫省委第一書記，他是波蘭人民共和國前文化部長
- 米哈爾·阿特拉斯——1980年4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行政部門負責人
- 瓦茨瓦夫·皮翁科夫斯基——1977年12月起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外事部部長
上述所有人（除普羅克皮亞克、阿特拉斯和皮翁科夫斯基三名次級官員外）都是在1980年8月後進入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前曾在政治局、書記處和部長會議任職：莫查和科喬萊克親自參與了1970/1971年的流血事件，在蓋萊克領導下被撤職，但又被拉回來與團結工會對抗。奧爾紹夫斯基是個例外——儘管他參與了這些事件，但自1968年以來他幾乎沒有離開過黨的最高層。
並非所有波統工黨人，甚至並非所有高層，都屬於保守派。300萬波統工黨黨員中約有100萬同時是團結工會的成員。許多基層黨組織，尤其是工業企業內的黨組織，熱切地接受了這一變化。這些人創建了「水平結構派」——具有歐洲共產主義傾向的派系，傾向於改良主義以及與團結工會合作（克拉科夫的「庫茲尼察」協會自1975年以來就一直存在）。
大多數黨內幹部則隨形式而站隊——這被認為是「中間派」立場。中間派的代表人物是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新任第一書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以及政治局中富有影響力的成員、中央社會政策委員會書記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11]
「自由派」也很活躍，他們專注於改革、民主化以及與團結工會對話（但更常見的是停留在言辭層面）。這一派系的的代表人物有：主管工會事務的副部長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中央委員會新聞、廣播和電視部部長尤瑟夫·克拉薩、格但斯克省委第一書記塔德烏什·菲什巴赫和波茲南省委第一書記愛德華·斯克日普恰克。華沙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研究所所長安傑伊·韋爾布蘭在1980年12月之前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是「水平結構派」的支持者。[3]
然而，保守派的主張在黨和國家機構中最受歡迎。中間派欣然採納了他們提出的方針並支持其領導人。
波蘭內務部系統包括公民民兵（警察）和安全局。在此系統中的保守派成員有：[12]
- 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中將——內務部長（至1981年7月）
- 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中將——內務部副部長、安全局局長（至1981年11月）
- 瓦迪斯瓦夫·恰斯通中將——安全局局長（自1981年11月起）
公開以保守派身份出現的有：
- 亨里克·瓦爾琴斯基上校——內務部第三司司長，主管政治、意識形態方面
- 澤農·普瓦泰克準將——內務部第四司司長，主管宗教
- 約澤夫·薩辛準將——內務部第五司司長，主管工業領域
- 斯坦尼斯瓦夫·扎奇科夫斯基準將——公民民兵總司令（至1981年10月）
- 亞當·克日什托波爾斯基準將——內政部副國務秘書，副部長級
- 耶日·奇維克上校——首都（華沙）公民民兵司令
- 耶日·安傑耶夫斯基上校——格但斯克省公民民兵司令
- 耶日·格魯巴上校——卡托維茲省公民民兵司令
- 亞羅斯瓦夫·韋爾尼科夫斯基上校——什切青省公民民兵副司令，1981年12月期擔任正司令
- 尤澤夫·科茲德拉上校——比得哥什省公民民兵司令
- 亨里克·扎什凱維奇上校——波茲南省公民民兵司令
- 尤利安·烏蘭圖夫卡上校——奧波萊省公民民兵司令
- 馬里安·莫茲加瓦上校——拉多姆省公民民兵司令
- 塔德烏什·瓦利赫諾夫斯基上校——內務部學院院長、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自1981年7月起）
約20%的內務系統人員加入了公民民兵工會。這些人大多來自巡邏部門、調查機構、刑事調查部門和打擊經濟犯罪部門。安全局的政治調查機構和公民民兵機動預備隊的懲罰性特種部隊則沒有受到運動的影響。（實際上，安全局中也有團結工會的支持者：格但斯克的亞當·霍德什上尉，弗羅茨瓦夫的馬里安·哈魯凱維奇上尉甚至建立了地下組織——但兩例均是意外情況）。總的來說，內政部系統完全由黨的領導層掌控的。
波蘭人民軍的指揮層通常不發表公開的政治意見，但這次波蘭人民軍司令部採取了堅定的保守派立場。波蘭人民軍是「意識形態穩定的綠洲」——黨的領導、國家紀律、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神論以及親近蘇聯。軍隊將領已經為建立軍事政權做好了準備，甚至要求內務部官員遵守軍隊紀律。(與此同時，包括團結工會成員在內的波蘭公民都尊重波蘭軍隊，堅信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8]
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上將——時任國防部長，自1981年2月起擔任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總理）——被認為是中間派。他優先考慮國家的穩定，但表示同意與社會對話。自1981年10月出任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以來，雅魯澤爾斯基迅速轉向保守派。類似地還有其副手弗洛里安·西維茨基中將、約澤夫·烏爾班諾維奇中將、塔德烏什·圖恰普斯基中將、梅奇斯瓦夫·奧別津斯基中將和海軍司令路德維克·揚奇申。
軍隊中保守派（他們被稱為「莫斯科派」）的代表人物有：
- 尤金紐斯·莫爾奇克中將——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部第一副部長、華約聯合武裝部隊副司令
- 約瑟夫·巴里瓦上將——國防部副部長、波蘭人民軍主要政治委員會主席
- 愛德華·盧卡西克上校——負責政治事務的空軍副司令
- 諾伯特·米赫塔上校——國防部駐波蘭科學院代表處主任
軍隊中保守派的政治核心是：
- 沃齊米日·薩夫丘克——波蘭人民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前國防部副部長、波蘭人民軍政治局局長。1980年5月，薩夫丘克被解除指揮職務，但他在將軍和軍官中仍有相當大的權威。
軍事內務部（WSW）處於特殊地位——它是軍隊的反間諜、安全和維持紀律的機構。該結構直接歸雅魯澤爾斯基領導，被視為他的私人「禁衛軍」。該機構的軍官控制着武裝力量中的局勢，並監督黨內機構的官員。該組織由雅魯澤爾斯基的親密夥伴——切斯瓦夫·基什恰克上將（自1981年7月起擔任內政部長）和愛德華·波拉德科上將領導。
團結工會得到了波蘭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支持，並主導了技術界、科學界和藝術界。但社會上的相當一部分人隸屬於波統工黨並接受了其政治制度。這些人包括公務員、企業人員、官方工會工作人員、合法或非法的個體經營者以及人道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擔心自己的社會地位、收入和傳統觀點受到挑戰，因為對團結工會抱有強烈的敵意。
隨着高層中保守派開始變得活躍，正統共產主義的公共團體也開始成立。意識形態領域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最為活躍。這些團體的領導者通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家、黨的新聞記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和電影製片人（儘管名義上，工人貴族或退役軍官有時也被任命為第一負責人）。正是這些社會階層，連同黨國體系內最保守的部分以及波統工黨元老，一起構成了保守派的社會基礎。這種動機源自對自己的立場和「習慣性世界圖景」受到挑戰的恐懼。[13]
在這些團體中，較為活躍的有：[3]
- 華沙80——該組織依靠退休的黨務人員、軍隊和警察官員，以及活躍的記者和意識形態機構的講師。該俱樂部的領導人是哲學家塔德烏什·亞羅謝夫斯基，諾貝特·米赫塔將軍也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領導人。該組織在首都著名的Uniwersus書店舉行活動。該組織捍衛波統工黨發揮領導作用的原則，並呼籲在黨內政治中恢復「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在一些工業企業中設立了分部，試圖與團結工會的工廠小組抗衡，但收效甚微。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公開支持該組織。
- 卡托維茲論壇——最活躍、最激進的組織。該組織依靠的是意識形態職能部門以及黨和國家機構的中層人員。領導人是哲學家弗謝沃洛德·沃烏切夫（名義上的領導人是礦工「突擊手」蓋拉德·加布雷希，1981年4月至7月任政治局委員）。卡托維茲論壇的意識形態以徹底的斯大林主義為基礎，貝魯特時代被其公開地承認為政治理想。在與團結工會的論戰中，雙方互相侮辱，甚至直接發出死亡威脅。胡塔-卡托維茲鋼鐵廠中具有改革意識的波統工黨成員遭到了人身攻擊。該組織按照以安傑伊·扎賓斯基為首的波統工黨省委員會和齊格蒙特·巴拉諾夫斯基上校領導的省安全局的指示行事。扎賓斯基沒有正式加入卡托維茲論壇，但他實際上領導着該組織。不論是在與團結工會的對抗中，還是在黨內陰謀中，他都將沃烏切夫作為公開的攻擊工具。
- 波茲南共產主義者論壇——該組織在卡托維茲論壇的直接影響下成立，且與後者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但是，該組織有着自身顯著的特徵：其人員基礎不是思想家，而是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經濟學家（這對保守派來說是很罕見的）。該組織的領導者是波茲南MERA自動設備工廠廠長揚·馬耶恰克。該組織主張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技術官僚主義相結合：其聲稱「明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是經濟發展的保證」。此組織積極參與地區黨內鬥爭，在波茲南省的保守派省長斯坦尼斯瓦夫·措扎希與自由派第一書記愛德華·斯克日普恰克的對抗中支持前者。在最高領導層中，由於其曾擔任過波茲南省省長，該組織支持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
- 什切青共產主義者運動——該組織沒有穩定的結構。其中大多數成員是知識分子，少數是個體農民和工人，這些人並非都是波統工黨黨員。該組織的非正式領導人是流行歷史小說作家伊雷內烏什·格維東·卡明斯基（該組織的大部分支持者均是其讀者）。該組織將保守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共產主義、反西方和反錫安主義相結合，強調「波蘭精神」問題，並認為波統工黨統治是這一問題的保障。該組織的主要活動形式是與知識界中的團結工會支持者辯論。其嚴厲的言論和要求甚至導致了與波統工黨省委的衝突。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是該組織的支持者。
- 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與波蘭共產黨的同名組織、波統工黨官方的共青團波蘭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均沒有關係。這是一個規模雖小但極具攻擊力的激進青年共產主義團體。該組織由出版社員工帕韋爾·達切夫斯基和哲學家、社會學家澤農·克利什科之子亨里克·克里什科。該組織的主要中心位於華沙大學和羅茲大學。其意識形態基於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該團體向團結工會提出了強硬要求，試圖通過極具民粹主義色彩的立場進行宣傳，並與獨立學生協會發生了激烈衝突。該組織的行動甚至讓軍方領導層感到過於挑釁，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因此指示巴里拉將軍「進行調查並恢復秩序」。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機構中，負責社會事務的斯坦尼斯瓦夫·加布雷爾斯基支持該團體。
- 波蘇友好協會——建於1944年，具有官方地位，形式上是一個群眾組織。然而，在其300萬正式會員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活躍。該組織的主席是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成員斯坦尼斯瓦夫·弗龍斯基。該組織沒有提出任何特別的黨內主張，但極力宣揚對蘇聯的崇敬以及波蘭人民共和國對蘇聯政策的實際服從。通過這一渠道，波蘭與蘇聯維持了多方面的聯繫，蘇聯對波蘭社會的影響也是通過這一組織進行的。波蘇友好協會的職能相當多樣：從與大使館的禮節性接觸、組織官方的歷史政治活動，到監控在蘇聯的波蘭遊客行為，都涵蓋在內。
- 愛國聯盟「格倫瓦爾德」——在保守派的政治體系中，該組織有着特殊的地位。該組織不僅聲稱自己是一個大眾化組織（官方稱有10—20萬成員，但實際活躍成員人數約為1000—1200人），還尋求一定程度上脫離波統工黨的自主性。該組織的核心成員主要由知識分子、退役軍人和警察組成。其主席是預備役準將弗朗齊謝克·岑巴雷維奇，秘書長是社會學教授梅奇斯瓦夫·切恰克，但最活躍的領導者是電影導演博赫丹·波倫巴（什切青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伊雷內烏什·卡明斯基也是成員之一）。「格倫瓦爾德」的活動人士站在國家主義的民族共產主義立場上，雖然宣稱馬列主義，但實際上此思想被波蘭民族主義、反西方主義以及幾乎公開的反猶主義所取代（其宣傳的核心之一是嚴厲批判波蘭共產黨和國家安全機構中的知名人物，如雅庫布·貝爾曼、羅曼·羅姆科夫斯基和尤利亞·布里斯蒂蓋爾）。他們將波統工黨視為波蘭國家的基礎；而批評「團結工會」並不僅僅出於其反共立場，也是因為它的反國家性、親西方傾向以及「猶太專家」的影響。該組織的主要活動手段是領導人的公開演講和街頭行動。其在高層領導和特務機關中得到了支持者的庇護，如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門主管瓦萊里·納梅特凱維奇以及上校亨里克·瓦爾琴斯基。
- 社會政治知識俱樂部「現實」——該組織在全國範圍內協調保守派的區域性團體。其起源於華沙80成員在華沙創立的周刊《現實》。雖然其名義上的主席是波統工黨前羅茲地區委員會書記馬里安·圖皮亞克，他的副手是波統工黨普沃茨克省委成員、曾在公民民兵志願預備隊服役的溫岑蒂·格拉迪謝夫斯基，但實際的領導者是「現實」背後的策劃者和保守派的「灰衣主教」雷沙爾德·貢塔爾茲。該組織得到了黨內高層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的支持，其社會基礎主要是波蘭工人黨/波蘭統一工人黨的老黨員。作為「愛國左派」，該組織的成員主張對社會進行全面的黨內意識形態控制，並要求採取強硬手段打擊「右翼和教權主義者」。在其宣傳中，常常夾雜着民粹主義的論調，揭露腐敗和濫用職權，呼籲收入和財產的「平均化」，並攻擊領導人（特別是與蓋萊克派系相關的或自由派和中間派的成員）。「現實」俱樂部的廣泛網絡擁有行政資源，在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動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提高了該派別的攻擊性。
此類組織的成員人數通常較少，通常在100到200—250人之間（相比之下，愛國聯盟「格倫瓦爾德」的1000名活躍成員和「現實」俱樂部的1500名成員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格外多）。它們的影響範圍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黨內活躍分子、政府官員、部分知識分子和退休人員當中，幾乎沒有涉及工人階級。然而，這些團體比黨內官員、軍隊和警察系統對團結工會的立場要更為強硬和激進。這種現象在小型省會城市中格外顯著。例如，在格魯瓊茲的「黨內倡議小組」，由蓋萊克時代的退休黨員組成，公開散佈「解散團結工會，絞死叛徒」的口號。這些激烈的言論被描繪為「黨群的聲音」。
這些形式上不受波統工黨紀律約束的組織，可以公開批評黨內領導層中的自由派和中間派，如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雅蓋爾斯基和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等人。另一方面，這些組織公開支持保守派的領導人，如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安傑伊·扎賓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和阿爾賓·西瓦克。這種支持在波蘭黨內高層的幕後權力鬥爭中具有重要意義。
保守派團體的建立離不開高層的支持。安傑伊·扎賓斯基是卡托維茲論壇的庇護者，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支持「現實」組織，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關心「華沙80」俱樂部，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支持「格倫瓦爾德」，而薩夫丘克和莫爾奇克將軍則代表了軍隊中的保守路線。在幕後且不為外界所知的是內務部的資深官員米羅斯瓦夫·米列夫斯基，他在其中默默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這座「金字塔」的底層是普通的成員，他們包括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黨員、「工人運動的老戰士」、安全局和公民民兵志願預備隊的退役人員。再往上一層是各個組織的領導者，如弗謝沃洛德·沃烏切夫、揚·馬耶恰克和塔德烏什·亞羅謝夫斯基。再上一級則是格拉布斯基、扎賓斯基、科喬萊克、奧爾紹夫斯基等人，他們屬於黨內高層的書記和政治局成員，作為保守派集團的庇護者。同時，他們自己也是外國庇護者的依賴者。
1980年8月—1981年12月期間，波蘭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相對的新聞自由，尤其是在紙質出版物方面（電視仍受到政府的較嚴格的嚴格控制）。波蘭記者協會受到團結工會的影響，其主席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雖然是波統工黨黨員，但與勞工保護委員會關係密切。團結工會的出版物廣泛傳播，黨內官方刊物則展現了波統工黨各主要派系的立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蘇聯的宣傳渠道批評波蘭媒體「混亂」，聲稱媒體上「能刊登出記者所想的一切內容」。[14]
唯一的例外是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論壇報》，該報僅刊登官方的政策聲明，以及軍隊的《自由戰士報》，明確支持黨內的保守派。保守派的主要喉舌則是華沙的周刊《現實》。該報由雷沙爾德·貢塔爾茲和亨里克·蒂茨內爾主編。貢塔爾茲曾在20世紀60年代末參與反猶媒體運動，而蒂茨內爾則是國家安全局的非正式線人，曾在20世紀60年代編輯《波蘭信使》，這是一份與波統工黨的衛星黨民主黨的報紙。兩人都持有正統的共產主義觀點，並在黨內和國家安全機構中有着廣泛的聯繫。後來發現，《現實》周刊的資金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敘利亞，具體來說是來自哈菲茲·阿薩德政權的支持。[3]
《現實》周刊的文章以保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對團結工會不妥協的敵意為特點。該刊物發表了一些主張和號召，因其過於強硬，甚至讓黨和軍隊的官方機構感到不便。同時，《現實》不僅揭露腐敗和管理不善，還對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和甚至雅魯澤爾斯基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指責他們「機會主義」和「縱容」。這些言論通常經過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或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的協調批准。儘管《現實》在組織層面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宣傳和煽動方面卻未能贏得廣泛的群眾支持，所表達的觀點也未能在社會中引起強烈反響。
歷史
團結工會從一開始就獲得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力，以至於對其毫不妥協的對手不再指望通過政治手段取勝。維持黨的統治只能依靠國家強制手段，問題僅在於能否避免直接的軍事暴力。
與此同時，保守派的代表們對形勢有着現實的評估。他們明白，在1980年夏秋之際，團結工會的成立是無法阻止的。工會領袖安傑伊·格維亞茲達和卡羅爾·莫澤萊夫斯基後來指出，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是當時在團結工會註冊問題上最為建設性和務實的談判者，而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則表現出特別的友善態度。米奇斯瓦夫·莫查真誠地表達了他對團結工會力量的敬意。與此同時，安傑伊·扎賓斯基在卡托維茲試圖拉攏並腐化工會的積極分子，以接近他們並獲取支持。[11]
但這樣的時期並未持續多久。當局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無法將團結工會置於黨的控制之下，因而保守派迅速改變了方針。政治局和部長會議成員瓦迪斯瓦夫·克魯切克，以最直白的方式表達了保守派的立場，建議在1980年8月26日就應該實施緊急狀態。1980年10月8日，發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變動：中間派斯坦尼斯瓦夫·科瓦爾齊克被撤職，內務部長之位被保守派的主要軍事力量領導人，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將軍取代。一個月後的1980年11月8日，奧爾紹夫斯基和米萊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將權力移交給軍事指揮部門。早些時候，米萊夫斯基的副手、斯塔胡拉將軍已經下令準備拘留營，儘管當時官方還未公開討論類似措施。然而，在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1980年11月10日，團結工會在法院獲得了正式註冊。保守派的代表指出，這是「反社會主義勢力空前活躍的表現」。
保守派的反擊早在秋季就已經悄然展開。中央委員會秘書茲齊斯瓦夫·庫羅夫斯基向各省級黨委指示如何保護黨的官員免受腐敗指控。領導層的更迭不僅涉及到蓋萊克時期因醜聞而失勢的官員，如卡托維茲的茲齊斯瓦夫·格魯津或比得哥什的尤澤夫·馬伊赫扎克。此外，例如，什切青的省委第一書記亞努什·布雷赫因推動與工廠間罷工委員會領袖馬里安·尤爾奇克達成協議而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代表卡齊米日·齊普雷尼亞克（但他不久後被中間派的斯坦尼斯瓦夫·米希凱維奇替代，後者傾向於支持雅魯澤爾斯基）。安傑伊·扎賓斯基，作為保守派領導之一，被任命為格魯津的繼任者。隨着政治震盪逐漸消退，黨內保守派開始整合和鞏固力量。
1980年12月，蘇聯軍隊入侵波蘭的威脅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後來，安傑伊·扎賓斯基在與蘇聯、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接觸中表示支持華約提供類似1968年8月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干預的「兄弟援助」。扎賓斯基具體討論了入侵波蘭的作戰計劃，[13]與克格勃、史塔西、捷克斯洛伐克StB的軍官以及捷共北摩拉維亞地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米羅斯拉夫·馬穆拉進行了磋商。
1981年初，團結工會發起了一場積極的運動，要求為每周增加第二個休息日。保守派官員開始談論「罷工恐怖」。由於雅魯澤爾斯基在1981年2月11日出任波蘭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並呼籲為國家爭取「90天的和平」，緊張局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出於對軍隊的尊重，團結工會願意與政府達成對話並妥協。然而，雅魯澤爾斯基的上台實際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圖。
早在1981年初，保守派的存在就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後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的日記被公佈，他在日記中直言將奧爾紹夫斯基、格拉布斯基和扎賓斯基稱為領導層中的保守派。自由歐洲電台也指出，有一個在克里姆林宮支持下活動的保守派。[15]
1981年3月的比得哥什危機成為一個關鍵事件。比得哥什的工廠間罷工委員會以其高度活躍和激進的反共立場著稱。比得哥什工人的團結工會積極支持創建個體農民工會「團結農會」的倡議。1981年3月19日，工會中心主席揚·魯萊夫斯基和其他工會代表在比得哥什省議會會議上遭到殘酷毆打，這一事件引發了巨大的社會震動。[16]
後來證實，比得哥什挑釁計劃（代號為Noteć，後改為Sesja）是在華沙策劃的，由內政部上校普拉泰克準備，並得到斯塔胡拉將軍的批准。[17]該行動得到了保守派領導人奧爾紹夫斯基的認可，並得到了中間派的雅魯澤爾斯基和卡尼亞的完全同意。行動的目的是對最激進的工會中心進行示威性打擊，藉此恐嚇和打壓全國範圍內的團結工會運動。這表明保守派在政治領導層中的影響力正在增強，作為中間派領導的雅魯澤爾斯基集團開始傾向於使用強硬手段，儘管當時他們還不準備實施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然而，結果卻與他們的預料恰恰相反：大規模的憤怒演變成了有組織的抗議。1981年3月27日，約有1300萬工人參與了全國範圍內的警告性罷工。[18]僅憑藉萊赫·華里沙及其溫和派支持者以及主教團的努力，才避免了這場持續四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升級為全國性無限期大罷工。經過一個半月的艱難談判，1981年5月12日，團結農會最終得到了官方註冊。
比得哥什危機顯著改變了國家上下的氣氛。這一事件直觀展示了政府使用強硬措施的原則性準備。團結工會急劇激進化。1980年夏秋季的樂觀情緒讓位於嚴重的社會分裂。官僚代表，特別是黨內保守派，國家安全機構和警察成為了群眾仇恨的對象。儘管團結工會沒有實施身體暴力，至少沒有記錄這樣的時期，但黨內官員卻聲稱遭遇了「道德恐怖」，自己「無法上街」，並要求為自己提供武力保護。[3]
波蘭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在1981年春夏時節，波蘭持續發生大規模的罷工，主要集中在經濟訴求上（確保糧食供應、提高工資）。六月份和七月份出現了「飢餓隊列遊行」——由女性工人以及男性工人的女性親屬組成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
團結工會在工業企業內積極創建生產自治機構。工人委員會開始負責調節生產過程和社會事務。工會組織制定了自己的糧食供應和住房分配計劃，並通過直接行動的方式維護這些計劃（尤爾奇克領導的什切青工會特別以自治活動著稱，而魯萊夫斯基領導的比得哥什工會則以糧食和住房事務為重點）。 保守派派的活動家們不無道理地認為，自治機構對波統工黨的權力構成了嚴重威脅。這被視為卡羅爾·莫德澤萊夫斯基的概念「反國家理論」的實現，根據該理論，自治逐漸取代了黨政機構的權力。
在這種背景下，保守派對政治局和國務院的政策持負面評價。主要批評目標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尼亞，部長會議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副主席拉科夫斯基，中央委員會部門負責人克拉薩以及政治局成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巴爾齊科夫斯基。中央委員會各部門負責人阿特拉斯和潘特科夫斯基幾乎公開指責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對「反社會主義力量」的縱容。瓦爾琴斯基上校提出了類似於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建議。像卡托維茲論壇和「華沙80」這樣的團體幾乎將拉科夫斯基、克拉薩和巴爾齊科夫斯基視為敵對代理人。類比中國的情況，格拉布斯基、奧爾紹夫斯基、扎賓斯基和庫羅夫斯基被稱為「四人幫」，拉科夫斯基指責他們在「恐嚇中央委員會」。[8]
保守派，尤其是其附屬組織，開始轉向軍事鎮壓的言論。團結工會的著名專家亞當·米奇尼克稱這些活動分子為 「帶有法西斯情緒的蘇聯特務」。[3]
保守派將賭注押在了領導層的變動上。保守派最有可能登上國家權力頂端是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安傑伊·扎賓斯基的候選資格也被考慮過，但儘管他在意識形態上完全符合要求且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他仍被視為「年輕的同志」。保守派的主要政治戰略家是經驗豐富的奧爾紹夫斯基——他始終更喜歡保持在第二線。軍事力量由米萊夫斯基將軍提供保障。
波統工黨保守派得到了「兄弟黨」——蘇聯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支持，這些政黨對波蘭發生的局勢極為擔憂。蘇聯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他不久之後成為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認為格拉布斯基是蘇共在波統工黨內最可靠的盟友。東德國防部長海因茨·霍夫曼和捷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的瓦西爾·比拉克向波蘭同僚提出了具體的行動計劃和逮捕名單。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安全局（StB）俄斯特拉發分局局長弗朗蒂舍克·金茨爾與卡托維茲指揮官耶日·赫魯巴討論了類似的問題。兩人一致認為，將波蘭的西里西亞變為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的共同保護國是一個理想的目標。
米哈爾·阿特拉斯和瓦茨瓦夫·皮翁特科夫斯基在東德大使館會談時，對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極為負面。他們主張「立即採取果斷行動」，逮捕反對派並進行黨內清洗。他們認為未來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者應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格拉布斯基、奧爾紹夫斯基、扎賓斯基、科喬萊克和庫羅夫斯基。大使館將這些言論的報告遞交給了昂納克和勃列日涅夫。[9]
1981年5月16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埃里希·昂納克和古斯塔夫·胡薩克就波蘭問題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並公開表達了對「健康力量」（здоровым силам）——即波統工黨保守派的支持。這一局勢令卡尼亞及其支持者感到不安和惱怒。最為直言不諱的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直指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保守派依靠的是布拉格和昂納克的支持[3]（儘管他避免提及莫斯科和勃列日涅夫）。
波統工黨的局勢由克格勃駐外機構密切關注，該機構由中將維塔利·格里戈里耶維奇·巴甫洛夫領導。一群軍隊將領向巴甫洛夫提交了一項計劃，建議解除雅魯澤爾斯基的職務，並在米赫塔將軍的指揮下實施緊急狀態。克格勃的代表甚至聯繫了前波蘭領導人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但他以年邁和疾病為由拒絕重返領導崗位。得知此事後，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亞向維塔利·巴甫洛夫作出解釋，懇求不要將自己排除在外，並保證「他將永遠站在蘇共一邊」。[8]
東德領導層也在進行自己的探查工作。埃里希·昂納克是波統工黨保守派最堅定的支持者。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埃貢·克倫茨曾與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庫羅夫斯基及工會事務部長斯坦尼斯瓦夫·喬塞克會面，建築部長沃爾夫岡·容克爾則會見了波統工黨華沙省委前第一書記阿洛伊齊·卡爾科什卡。波蘭的事件在東德引發了強烈的不安情緒以及某種復仇主義的心態。1980年8月，工人階級戰鬥隊進入戰鬥準備狀態。東德的官方宣傳將波蘭塑造為「一個充斥着失控的通貨膨脹、毒品問題和搶劫的國家」。對波蘭公民——包括外交官、學生和遊客——進行嚴密監視。東德基層幹部直接指責波蘭人「背叛社會主義」，並建議「由東德和蘇聯來整頓波蘭秩序」，甚至對「是否過早地承認了奧得河—尼斯河線」提出了質疑。[3]
波統工黨計劃於1981年7月召開第九次特別代表大會。在這一會議上，保守派領導人計劃向黨內強行推行他們的綱領，改變高級領導層組成，甚至在最佳情況下將他們自己的領導人推上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位。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寄希望於莫斯科的支持：6月5日，蘇聯駐波蘭大使鮑里斯·阿里斯托夫向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遞交了一封蘇共中央致波統工黨中央的信件。[19]信件的內容帶有明顯傾向於保守派的色彩，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甚至沒有被稱為「同志」。[20]
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提議關閉全國除波統工黨官方報刊之外的所有報紙。尤金紐斯·莫爾奇克將軍和沃齊米日·薩夫丘克將軍發表了帶有威脅性的聲明。波統工黨的保守派及其他類似團體向中央委員會發出大量請願，要求黨採取「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加強軍隊和內政部的政治作用，鎮壓「反社會主義勢力」，並進行黨內清洗，開除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尤瑟夫·克拉薩和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他們表達了對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安傑伊·扎賓斯基、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特別是阿爾賓·西瓦克的支持（西瓦克因其工人形象最為合適，並且是唯一敢於出現在工人集會上的波統工黨高級官員）。7月9日，卡托維茲論壇發佈了一份針對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的聲明，措辭強硬。[21]這些團體要求鎮壓波統工黨內的反對派，並替換那些「對社會動亂負有責任且目前無所作為」的黨內領導人。[3]
然而，國家的整體氛圍也影響了執政的波統工黨。在基層黨組織中，許多代表團的綱領和選舉並未完全受到控制。在格但斯克舉行的大會前會議上，卡托維茲論壇的成員被稱為「老鼠、叛徒、『紅色旅』」，並被要求「滾出波蘭」。[8]另一位代表要求斯大林主義者「不要再提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還有一位代表提議由精神科醫生對卡托維茲論壇的活動進行調查。格但斯克第一書記塔德烏什·菲什巴赫明確與團結工會合作，但這只是特例。儘管如此，這些言論仍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
黨內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被黨內佔主導地位的中間派巧妙地加以利用並進行操控。由卡尼亞、雅魯澤爾斯基和巴爾齊科夫斯基領導的執政集團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立場。其中，教條主義被視為更為嚴重的威脅，因為其代表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官員，這些人覬覦最高權力。
頗受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信任的記者耶日·烏爾班自8月起擔任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辦公室主任，他嚴厲批評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保守派，要求他們「停止利用所謂的『純粹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對抗中央委員會成員」。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和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也強烈譴責了「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雅魯澤爾斯基指示軍事內務局秘密曝光有關保守派領導人安傑伊·扎賓斯基的腐敗醜聞（在調任到卡托維茲之前，他曾被稱為奧波萊省首富）。[11]同時，卡托維茲黨代會投票結果的造假問題也被提上了議程。
這些行動都產生了效果。安傑伊·扎賓斯基公開斥責卡托維茲論壇，指責他們「超越了權限」。受到震懾的卡托維茲論壇領導人加布里斯開始公開表達對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的忠誠。沃烏切夫寫信給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抱怨自己因「共產主義觀點」而遭到「迫害和追蹤」。[3]
1981年6月9日至10日，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全國黨代會前的全會。第一書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在開幕講話中呼籲黨的團結，反對「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並承諾終結對「社會主義敵人」的讓步。然而，這並未讓保守派信服，隨即引發了他們的反抗。[8]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帶頭發動了對第一書記的攻擊，指責卡尼亞阻礙了「應對危機的倡議」（實際上是指要求通過武力鎮壓反對派），並指責拉科夫斯基公開縱容團結工會和團結農會，還指責克拉薩在意識形態上的背叛並導致了媒體的混亂。格拉布斯基直接提出要求卡尼亞下台的問題，這在執政黨內是史無前例的，就像他在1978年的發言一樣。
格拉布斯基得到了齊格蒙特·納伊多夫斯基、亞努什·普羅科皮亞克、斯坦尼斯瓦夫·米希凱維奇以及戈茹夫省委第一書記雷沙德·瓦布希的支持。此外，他還得到了沃齊米日·薩夫丘克將軍的支持。這一點尤為重要。實際上，薩夫丘克比格拉布斯基更早提出了要求領導層下台的呼聲，指責他們「無力應對敵人」，但由於軍隊的紀律，他沒有具體提到任何名字。
然而，令格拉布斯基感到意外的是，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並沒有和他站在一起。有人推測，奧爾紹夫斯基巧妙地利用了格拉布斯基的單純，通過他的行動來試探卡尼亞的立場，同時檢驗保守派的力量，但避免了與最高領導層的直接對抗。安傑伊·扎賓斯基也採取了類似的策略，沒有與格拉布斯基一同展開強硬對抗。
卡尼亞的支持者則積極表態，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以及格但斯克造船廠基層黨組織書記揚·瓦本茨基（職業為焊工，自由派費什巴赫的積極支持者）都站在他這一邊。約澤夫·巴里拉將軍、米奇斯瓦夫·格魯津將軍（茲齊斯瓦夫·格魯津的兄弟），以及海軍上將路德維克·揚奇申也表達了對雅魯澤爾斯基的支持。與此同時，奧爾紹夫斯基和扎賓斯基公開站在了中間派的立場上，而米萊夫斯基則完全沒有表態。[3]
在這次會議上，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的中間派集團取得了全面勝利，格拉布斯基的仕途基本告終。這次會議展示了波統工黨領導層的決定性影響力正從黨內官僚機構手上轉移到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軍事指揮層手上。在黨內，局勢的主導權也不再掌握在保守派手中，而是由巴爾齊科夫斯基等務實的中間派控制。即便是莫斯科，也不得不接受了這一現實。[20]
會議的結果在保守派中引發了負面反應。這些力量的觀點由前副總理塔德烏什·佩卡公開表達，他因在1980年8月採取強硬立場而被免職。私下裏，佩卡反對召開第九屆黨代會，稱「黨正在變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隨後將變成民族主義—天主教政黨」，並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蘇聯的干預和實施緊急狀態上。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在與東德國家安全部長埃里希·梅爾克的對話中滿意地指出，卡尼亞展現出了出乎意料的政治力量，但他對格拉布斯基的失敗表示不滿，並對奧爾紹夫斯基及其幕後陰謀表示懷疑。安德羅波夫認為，奧爾紹夫斯基的立場「並非完全親蘇」，甚至懷疑他可能有親西方的傾向[3]（儘管當時這一看法顯得不合時宜，但五年後這一猜測得到了完全的證實）。
在黨代會開幕前幾天，保守派在卡托維茲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力量展示。此次活動包括保守派組織的會議和集會，參與者包括卡托維茲論壇、波茲南共產主義者論壇、什切青共產主義者運動、「華沙80」和其他地區派系。會議的參與者向黨代會代表發出公開信，呼籲捍衛波統工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性質。7月9日，卡托維茲論壇廣泛傳播了一份黨代會前的聲明，要求確保波統工黨的思想政治統一，根除黨內的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並停止「意識形態裁軍」。
卡托維茲論壇首次公開提出更換黨的領導層，指責這些領導人不僅在1980年8月的事件後無所作為，還推行了導致社會動盪和團結工會崛起的政策。儘管沒有直接點名，但「那些前領導班子中的倖存者」明顯指的是卡尼亞、雅魯澤爾斯基和巴爾齊科夫斯基。考慮到卡托維茲論壇及其盟友與黨內高層人物——如扎賓斯基、奧爾紹夫斯基、格拉布斯基、米萊夫斯基和科喬萊克——的聯繫，這次行動可以被視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姿態，意在挑戰現有的領導班子。
1981年7月14日，波統工黨九大在華沙開幕，大會的口號是「捍衛社會主義就是捍衛波蘭的獨立」，該口號由將軍約澤夫·巴里拉的軍隊政治部編寫。出席大會的外國嘉賓僅限於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包括蘇聯共產黨（由維克托·格里申、康斯坦丁·魯薩科夫和吉洪·基謝廖夫率領）、德國統一社會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保加利亞共產黨、羅馬尼亞共產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蒙古人民革命黨、越南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西方共產黨代表團則選擇不參加，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由恩里科·貝林格領導的意大利共產黨，則公開支持團結工會。[3]
在主要報告中，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再次宣稱要「與兩種極端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作鬥爭」。他承諾繼續與團結工會對話，並對教會的「明智克制」表示肯定。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發表了一篇「驚人大膽」的演講，反對「教條主義、僵化和修正主義」。[8]這些立場顯然得到了大多數普通代表的支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的演講——關於濫用職權調查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他提議對前領導人蓋萊克的班子寬大處理，限制在譴責範圍內，不對其成員採取嚴厲的紀律措施。這是保守派在此問題上的普遍立場：儘管在言辭上表現得極其批評，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採取溫和態度，以避免為權力階層樹立危險的先例。這種做法引起了會場的強烈不滿：「這份報告太糟糕了，甚至沒必要反駁！」隨後，愛德華·蓋萊克、彼得·雅羅謝維奇、愛德華·巴比烏赫、茲齊斯瓦夫·格魯津、耶日·武卡謝維奇、塔德烏什·佩卡、塔德烏什·烏扎什奇克、揚·希德拉克以及茲齊斯瓦夫·讓達羅夫斯基被公開驅逐出波蘭統一工人黨。[3]
波統工黨九大因其討論自由度被形容為「自斯大林去世以來前所未有的」。在近兩千名代表中，超過20%是團結工會的成員（幾乎全是工人，佔大會參與者的同等比例）。在代表小組（分組討論）中，民主與自治的問題成為熱門話題。保守派代表的受歡迎度不高，保守教條主義的發言，例如伊雷內烏什·卡明斯基的發言，遭到了強烈的抵制。未當選代表的弗謝沃洛德·沃烏切夫的幕後活動引發了醜聞，並招致調查。[3]
然而，黨內領導層總體上依然掌控着大會。與雅魯澤爾斯基關係密切的意識形態官員馬里安·奧熱霍夫斯基（即將成為中央委員會書記）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他仔細監督確保對教條主義的譴責與對修正主義的譴責並行，並強調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忠誠。
中央委員會和第一書記實行交替選舉。在選舉黨首時，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和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卡尼亞如預期般獲得了絕大多數選票）。但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各派系之間進行了實際的鬥爭。黨內保守派在大會上遭受了重大損失。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標誌性人物如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米奇斯瓦夫·莫查、安傑伊·扎賓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和《人民論壇報》總編輯維斯瓦夫·貝克均遭遇失敗。格拉布斯基和莫查僅獲得了次要職位，從此不再在政治上發揮重要作用。扎賓斯基和科喬萊克繼續擔任地區黨委員會的領導，但他們的地位受到嚴重削弱；幾個月後，兩人都被解職並派往外交崗位。貝克則保留了總編輯的職務，但無法再獨立開展政治行動。
人事變動的主要結果是軍隊指揮層和內務部領導層在黨內地位的顯著加強。得票最多的是雅魯澤爾斯基將軍，成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還有西維茨基將軍（政治局候補成員）、基什恰克將軍、烏爾班諾維奇將軍和盧卡西克將軍，候補中央委員則包括圖恰普斯基將軍、莫爾奇克將軍、奧別津斯基將軍以及海軍上將揚奇申。卡尼亞在閉幕詞中滿意地指出：「這一次，我們選出了歷史上最多的身着軍裝的同志。我們深信，在複雜的意識形態形勢下，我軍為保衛社會主義的戰備狀態具有巨大的意義。」這就是大會決策的核心內容。[8]只因對「拉丁美洲軍政府形象」的顧慮，中間派暫時沒有讓一位將軍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然而，大會的結果明確展示了軍隊在黨內權力結構中的主導地位的加強。
7月18日，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組建了政治局。保守派中的代表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阿爾賓·西瓦克和塔德烏什·波倫布斯基進入了黨的最高機構。奧爾紹夫斯基繼續擔任意識形態和外交政策的負責人，保持其作為高級領導人之一的地位。米萊夫斯基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負責監督警察和國家安全事務。儘管這是明顯的提升，但也有一個負面影響：內務部的直接領導權轉交給了雅魯澤爾斯基的親密盟友基什恰克將軍，這代表了另一個高級幹部派系的崛起。負責教育事務的波倫布斯基則在幕後運作，緊跟奧爾紹夫斯基的步伐。然而，西瓦克的崛起尤為顯著，他被定位為「反華里沙」人物。他的演講成為了保守派的宣言。他呼籲遏制團結工會，阻止建立生產自治以及擴大農場主權利（他批評這些會導致「股份公司的推廣和農村貧困的出現」），並提議為「反共反動運動的受害者」立紀念碑（與紀念1970年12月在格但斯克抗議活動中喪生工人的紀念碑相對立）。[3]
總體而言，對波統工黨九大結果的評價是矛盾的。蘇共中央書記伊萬·卡皮托諾夫在與東德國務委員會副主席保爾·維爾納的談話中總體上表示滿意，[8]但同時也表達了對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政策的不滿，並對格拉布斯基和扎賓斯基的失敗感到「震驚」。昂納克在致勃列日涅夫的機密信件中，憂心忡忡地提到了像社會學家希希耶羅尼姆·庫比亞克、礦工耶日·羅馬尼克、製革廠領班佐菲婭·格日布這樣的團結工會和勞工保護委員會的支持者被選入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甚至進入了政治局。東德領導層曾力推奧爾紹夫斯基擔任波統工黨中央第一書記，但勃列日涅夫暫時決定讓卡尼亞繼續留任。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保守派領導人公開表達了對大會「軟弱無力」決議的不滿和憤怒。這些情緒在由科喬萊克主持的七月華沙省委員會全會上得到了官方體現。甚至有人攻擊雅魯澤爾斯基，稱他「對任何事都無動於衷，像個沉睡的獅身人面像」。全會的參與者要求「真正軍官的鐵腕領導」，呼籲對團結工會進行「先發制人的進攻」，並建議「立即逮捕所有反社會主義分子」。波統工黨中央社會科學院的黨委書記揚·索布恰克公開批評卡尼亞「防守不力」，並要求進行大規模鎮壓。在大會結束一個月後的與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的機密談話中，科喬萊克甚至主張用直接的軍事暴力鎮壓團結工會，即使這需要「幾千人的犧牲，但能避免血流成河」。[3]
儘管波統工黨九大上做出了形式上妥協的決定，但國內的對抗卻愈發激烈。社會經濟狀況迅速惡化，政府明顯表現出通過犧牲民眾利益來進行穩定的意圖。（尤其是卡托維茲省第一書記扎賓斯基——他以個人財富和腐敗而聞名，明確反對提高礦工工資和實施周六休假。[11]）因此，團結工會繼續進行抗議行動、罷工和示威。
1981年9月成為波統工黨向保守派最終轉變的分水嶺。月初召開了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表面上討論經濟改革的問題。然而，會議的基調由保守派的代表所設定，尤其是由扎賓斯基領導的卡托維茲代表團。卡尼亞和巴爾齊科夫斯基遭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立場的空前攻擊。政治局候補成員揚·格洛夫奇克談到「冷酷算計的反社會主義反對派」，並指出在九大上他們並未受到反擊。中央委員會成員安傑伊·亞努斯呼籲基什恰克將軍「下達命令並賦予警察和安全部隊權力，以便他們不怕走上街頭」。反對保守、強硬的言辭在一兩個月前仍然有效，但如今已失去了效力。出於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官僚機構轉向了保守派的立場。[3]
1981年9月5日——10月5日，團結工會一大在格但斯克舉行。大會分為兩個階段。萊赫·華里沙被選為團結工會主席。他憑藉溫和的綱領戰勝了激進的反共派代表——馬里安·尤爾奇克、安傑伊·格維亞茲達和揚·魯萊夫斯基。在大會開幕式上，工會事務部長斯坦尼斯瓦夫·喬塞克發表了歡迎辭。他宣讀了副總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的致辭，聲明了願意合作的態度。[22]
大會的文件和華里沙的發言保持了妥協的基調。並沒有提及波統工黨下台或波蘭退出華約的問題。然而，大會上通過的自我管理共和國和社會多元化的綱領卻不給黨治留任何空間，因此對於官僚機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說保守派了。尤其是在圍繞大會通過的《致東歐勞動者的呼籲》的辯論中，這種立場的不可調和性表現得尤為明顯。[23]
在團結工會一大的前幾天，華約在波蘭人民共和國境內組織了西方-81演習，[20]波蘭軍方由莫爾奇克將軍代表參與指揮。蘇聯、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向波蘭人民共和國外長約澤夫·奇雷克表達了「關切」。越南共產黨官方媒體稱團結工會是「中情局的分支機構」。昂納克與菲德爾·卡斯特羅討論了波蘭的局勢，兩人得出結論：「波蘭統一工人黨無法控制局勢」，並認為武力對抗不可避免。[3]8月，卡尼亞和雅魯澤爾斯基被召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亞的別墅，聽取了嚴厲的指責。會談記錄被發送給所有華約成員國的領導人。9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與卡尼亞的電話交談中發出了最後的警告。[24]
團結工會一大的結果成為波統工黨中央政治局特別討論的議題。卡尼亞突然改變了言辭，開始談論組建黨的「自衛隊」。雅魯澤爾斯基也將即將發生的「極端行為」歸咎於團結工會。秘書處辦公室的負責人茲比格涅夫·雷古茨基被免職，他被認為是「克拉科夫自由派」之一，並為更傾向保守派的安傑伊·巴日克取代。軍事內務部向雅魯澤爾斯基提交了簡報，顯示軍官團堅定支持鎮壓團結工會。「愛國聯盟「格倫瓦爾德」的活動分子公開呼籲進行軍事政變。
1981年9月9日，西維茨基將軍召開了總參謀部會議，會上他通報了可能實行戒嚴的情況。9月13日，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國防委員會召開會議，基什恰克將軍在會上宣佈「軍事威脅狀態」，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對此表示同意，戒嚴問題被納入議程。軍方的態度與黨內的保守派一樣強硬。軍官們已經開始對政治權力產生興趣。即便曾經是團結工會成員的普通士兵，在軍營環境中也被置於嚴格的紀律之下，並接受了密集的思想灌輸。9月未能實施戒嚴，僅僅是因為卡尼亞的強烈反對，他在當時仍是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人，並擁有決定性的發言權。[3]
1981年9月16日，波統工黨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保守派再次展示了他們的態度。幾乎所有黨內高層成員現在都將團結工會視為敵對且危險的力量。卡尼亞傾向於採取壓制性措施。巴爾齊科夫斯基將團結工會形容為反對黨。科喬萊克和西瓦克指責團結工會對波統工黨成員進行「恐怖行動」。奧爾紹夫斯基、齊普雷尼亞克，甚至是自由派的瓦本茨基都指責團結工會組建了「工會突擊隊」（這一行為主要歸咎於魯萊夫斯基和尤爾奇克；儘管工會突擊隊僅存在於比得哥什和什切青，行動也僅限於維持集會秩序）。[25]米萊夫斯基、基什恰克和格洛夫奇克表示準備進行武力對抗。甚至團結工會成員羅馬尼克也承認，「波統工黨已沒有退路了」。
對話、妥協和政治解決的手段已經幾乎被放棄。政治局以對抗的語氣發佈了聲明，題為《反對政治冒險及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企圖》。9月25日，波蘭人民共和國眾議院通過了《自治法》和《國營企業法》，這些法律帶有明顯的反工會內容。[23]基什恰克將軍下令讓公民民兵隊伍進入戒備狀態，斯塔胡拉將軍則開始組建特別小組，負責進行預防性逮捕、護送和看守拘禁營地的工作。
在有限的範圍內，波統工黨開始向親近其的積極分子分發武器，總共武裝了7768人。卡托維茲的局勢尤其緊張，扎賓斯基預見到可能發生激烈的衝突，向軍區請求了50輛坦克以保護黨的設施。在克拉科夫，省黨委第一書記克雷斯滕·東布羅瓦（此人之前被認為是自由派）組建了特別隊伍，負責清除街頭團結工會的宣傳材料。在什切青，省黨委成立了一個突擊隊。在華沙，黨委組織了黨員與退伍軍人和軍官的會面，目的是學習戰鬥經驗。雅魯澤爾斯基向內政部和中央委員會秘書處下達了任務，要求通過「瓦解行動」來「削弱、癱瘓和摧毀團結工會」。[3]
到了9月份，保守派與中間派之間的界限幾乎消失了：波統工黨整體上轉向了強硬的保守派立場，並傾向於將政治權力交給軍方。保守派的領導人雖然沒有佔據黨和國家的最高職位，但政治路線已經完全由他們的意識形態所決定。
1981年10月—11月及12月初，是黨政機構加速為實施戒嚴做準備的時期。為了這一目標，波統工黨進行了多項結構性、組織性、意識形態以及宣傳活動。黨的主要方針轉變為「秩序」和「安全」，這些成為了行動的核心目標。
自1981年10月1日起，波蘭各城市，尤其是華沙，開始實施軍隊巡邏。[23]共計1330名隸屬於軍事內務部的士兵參與其中。10月26日，軍方成立了「地方作戰小組」。表面上，這些巡邏隊和作戰小組的任務是打擊普通刑事犯罪和投機行為，確保民眾的日常供應。然而，實際上它們是軍方施加壓力、進行控制和收集情報的工具。根據國家特別計劃《國家的社會政治與防務問題》，數百名軍官與市民舉行會面，以強制性的方式闡述波統工黨的立場。政府試圖逐漸讓民眾習慣軍隊的日常存在。
保守派的社會組織進行了結構性重組。最大的幾個組織——首先是沃烏切夫的卡托維茲論壇、馬耶恰克的波茲南共產主義論壇、卡明斯基的什切青共產主義運動——停止了獨立活動，改為波統工黨相關委員會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討會」。這些團體仍是保守派的先鋒力量，但現在只按黨的指令行事。之前公開的斯大林主義者與官方職能人員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逐漸消失。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儘管不再正式擔任黨的職務，向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成員赫爾曼·阿克森求助，尋求技術支持，用於舉辦「揭露敵人的論壇和俱樂部」。東德政府對此請求作出了回應。
在官方宣傳中，二戰的歷史愈發頻繁地被利用。團結工會默認與納粹德國的佔領者等同，儘管波統工黨實際上與東德保持着密切聯繫。在波蘭各地散發的傳單充滿了斯大林主義內容，呼籲建立雅魯澤爾斯基的軍事獨裁，打擊團結工會以及「波統工黨中的外國代理人」（後者主要指庫比亞克、拉科夫斯基和巴爾齊科夫斯基）。這些傳單通常以虛構的組織名義發表，例如「新波蘭共產黨」或「社會主義祖國保衛運動」（ROSO）。一些文本甚至引起了雅魯澤爾斯基的憤怒。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呼籲來自黨內機構。例如，ROSO背後是與科喬萊克關係密切的華沙委員會書記亞努什·巴爾奇以及前政府宗教事務辦公室主任卡齊米日·孔科爾。[3]
1981年10月13日，波統工黨華沙省委員會的會議演變成了一場針對黨內領導層，尤其是卡尼亞的「審判」。發言者們要求毫不妥協地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特別是黨的領導地位，並以西瓦克為榜樣。科喬萊克和支持他的奧爾紹夫斯基推動了對第一書記的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評，指責他在團結工會的「侵略」面前投降，做出了對教會的「不合理讓步」等等。卡尼亞被公開稱為「沒有威信的領導者」，「正在削弱黨的地位」。
1981年10月18日，波統工黨中央全會投票通過了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的辭職決定，由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接任。[9]這次被稱為「斯坦尼斯瓦夫的犧牲」的事件，成為保守派的最大人事勝利。新任第一書記受到了奧爾紹夫斯基、科喬萊克、米列夫斯基和格拉布斯基等人的熱烈歡迎（西瓦克對雅魯澤爾斯基的言辭不夠強硬感到不滿）。雅魯澤爾斯基將黨內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和波蘭國防部長三個職務合併，軍事獨裁的趨勢變得昭然若揭。
在政治環境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社會開始陷入抑鬱、冷漠和憤世嫉俗的情緒中，普通犯罪率急劇上升。暴力事件頻發，有時甚至超過了合法界限。1981年9月25日，在華沙的哈拉·衛隊警察體育中心，幾近發生了公民民兵工會成員與派來平息衝突的公民民兵機動預備隊之間的對抗。[12]10月20日，在卡托維茲最大的鋼鐵廠卡托維茲冶金聯合企業發生了一場「小型政變」：來自原卡托維茲論壇（現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研討會」的一部分）的保守派成員佔領了工廠黨組織的辦公室，該黨組織傾向於與團結工會進行對話。這些激進分子要求採取「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要求與團結工會毫不妥協地對抗，並要求罷免庫比亞克、拉科夫斯基和巴爾齊科夫斯基，呼籲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重返黨的領導層。在卡托維茲，他們得到了省委第一書記扎賓斯基和書記安傑伊·尤爾恰克的支持，在華沙則得到了奧爾紹夫斯基和米萊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工廠內的大多數黨員支持「機會主義的」黨組織，並與激進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發展為肢體衝突。激進的「研討會」成員不得不撤退。
卡托維茲省一直是一個衝突極其激烈的地區。以扎賓斯基為首的省黨委員會是保守派的先鋒力量。持同樣立場的還有警察指揮官格魯巴上校以及地方安全局局長齊格蒙特·巴拉諾夫斯基上校。另一邊，安傑伊·羅茲普霍夫斯基和斯特凡·帕爾卡領導的卡托維茲和西里西亞-棟布羅瓦的工會中心則是團結工會激進派的堡壘。早在1981年春季，該地區就已經出現了肢體衝突和對工會活動人士的襲擊事件，表明了這裏緊張局勢的升級。[11]
1981年10月27日，索斯諾維茨礦區發生了一起毒氣泄露事件——一種不明物質從一輛不明車輛中被噴灑出來，導致60多名礦工被送往醫院治療。團結工會的活動人士指責這是由埃德蒙·佩雷克少校領導的特種部隊所為。然而，格魯巴上校聲稱，這次襲擊可能是由原卡托維茲論壇的成員或來自東德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策劃的。此事件引發了礦工與當局的嚴重衝突，[26]罷工者在沃伊切赫·菲蓋爾的領導下組建了一支「秩序維護小組」。波蘭和蘇聯的官方宣傳隨即將罷工的礦工稱為「波蘭紅衛兵」，蘇聯《文學報》還發表了一篇相關的長篇報道，對罷工者進行了強烈批評。[27]
社會暴力的明顯升級進一步刺激了團結工會和其他反對派組織的激進程度。即使在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也出現了專注於地下鬥爭的右翼民族主義派系，如帕維爾·涅茲戈斯基領導的「真正波蘭人」和沃伊切赫·齊賓斯基領導的「獨立服務俱樂部」。揚·魯萊夫斯基建議繼續組建「工作巡邏隊」以維護秩序。10月25日，馬里安·尤爾奇克在切比亞圖夫的一家家具廠發表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他甚至提到可能會對黨的高層處以絞刑（這件事後來被立案調查）。[28]11月11日，波蘭國家獨立日當天，獨立學生會與右翼民族主義組織獨立波蘭聯盟聯合舉行了軍裝示威活動。儘管這些言論大多停留在口頭和象徵性的層面上，官方宣傳卻極力將其誇大，宣傳保守派的觀念，並不斷強調「團結工會的恐怖主義威脅」，以此來抹黑反對派力量。
198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期間，發生了規模最大的一次衝突。[29]華沙高等消防學校的學員們宣佈罷課，這一行動得到了團結工會馬佐夫舍分部的支持，領導人是激進的反共人士塞韋倫·亞沃爾斯基，以及公民民兵工會的活動家伊雷內烏什·謝拉尼斯基。[12]這一事件迅速演變為全國性的重要政治運動。然而，其最終被ZOMO特種部隊鎮壓，鎮壓過程中甚至動用了直升機。
12月3日，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團的緊急會議在拉多姆召開，討論在實施緊急狀態和禁止罷工的情況下的應對計劃——此類信息已在全國範圍內流傳。會議決定，如發生緊急狀態，將發起24小時抗議罷工，並計劃轉向無限期的全面罷工。會議上，揚·魯萊夫斯基提出對雅魯澤爾斯基政府表達不信任，並着手組建臨時政府。團結工會主席華里沙遺憾地承認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他的激進派反對者則表達了工會群眾的立場，要求積極反抗政府（塞韋倫·亞沃爾斯基甚至直接威脅華里沙，稱若他放棄決議，將面臨嚴重後果）。[30]
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所有內容均被秘密錄音並由國家安全局第五處轉交給黨報發佈。隨後，保守派的宣傳開始指責團結工會計劃「摧毀黨」，並要求政府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在與東德大使的談話中，格拉布斯基指責雅魯澤爾斯基「軟弱且優柔寡斷」，主張將權力移交給米萊夫斯基或奧爾紹夫斯基。黨報甚至聲稱團結工會在企業中建立了武裝小組。然而，當政治局成員庫比亞克質詢具體證據時，內政部副部長斯塔胡拉將軍不得不承認，僅有「武裝的跡象，但尚未發現具體證據」。[3]
1981年12月10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書記處批准成立政治保衛部隊（OPO），該力量由黨內積極分子、預備役軍官和士官組成。名義上，OPO被編入公民民兵志願預備隊（ORMO）系統，但實際上有獨立的指揮體系，並直接隸屬於波統工黨委員會的組織部門。中央書記莫日什恰克簽署了一封指導信，分發給相關組織。OPO的總體規模設定為6萬人，進一步加強了對社會的軍事管控和對反對勢力的壓制。[31]
1981年12月11日—12日，全波蘭團結工會委員會在格但斯克召開會議，確認了拉多姆會議的決定，並表示願意在政府放棄暴力手段後進行談判。然而，波統工黨（和蘇共）將這一聲明解讀為「關於立即公開對抗和發動全民罷工，並將其演變為起義的決議」。這一解讀為黨內保守派提供了發動軍事政變的必要藉口，進一步推動了波蘭政局的惡化。
1981年12月12日上午，波蘭領導層最終決定實行戒嚴。出席會議的將軍有：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維茨基和米哈烏·亞尼謝夫斯基。隨後，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和尤金紐斯·莫爾奇克也加入了討論。前四位將領仍然猶豫不決，而後來的三位，特別是代表保守派和國家安全部門的米萊夫斯基，則堅決主張實施鎮壓。基什恰克逐漸傾向米萊夫斯基的立場，最終促使雅魯澤爾斯基下達了命令。最終決策的主要理由是收到關於「反共起義」的消息，即華沙團結工會計劃於12月17日發起的示威活動。[3]
1981年12月13日，波蘭實施了戒嚴。權力轉移給由雅魯澤爾斯基將軍領導的救國軍事委員會。軍事專員被派往各地區和關鍵企業，他們被賦予了全面的權力。反抗被ZOMO和軍隊鎮壓。[30]重大的事件發生於烏傑克煤礦（九名罷工者被殺）、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造船廠、皮亞斯特煤礦、七月宣言煤礦、卡托維茲冶金廠以及諾瓦胡塔冶金廠。12月17日，數萬人的示威被鎮壓，這標誌着新政權的鞏固。
官僚系統的權力系統變得更為複雜：除了波統工黨和國家部門、懲罰機構外，現在還出現了一個以救國軍事委員會為中心的垂直軍事管理結構。軍事專員和軍區指揮官被置於黨的機構、地方和經濟管理、警察指揮部之上。在行政政治領域，社會重新恢復了對官僚體系的完全服從。在經濟方面，國家中央集權的趨勢加劇，生產中的軍事紀律也得到強化，以「打擊投機和寄生蟲」為名，私營部門受到衝擊。針對在波蘭經營的合資企業的言辭尤其嚴厲。在信息和意識形態領域，建立了嚴格的審查制度，並進行大規模的宣傳。
波統工黨中央政治局不再是波蘭最高權力的唯一中心。但救國軍事委員會也並非主要的決策機構。在權力的頂端存在一個非正式團體——「督政府」。[11]在戒嚴期間，「督政府」成員包括：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維茨基、米哈烏·亞尼謝夫斯基（來自軍方）、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來自黨）。「督政府」中只有兩個成員——米萊夫斯基和奧爾紹夫斯基——直接與保守派相關。他們在軍隊和救國軍事委員會中的主要支持者是莫爾奇克將軍和巴里拉將軍，在內務部則是斯塔胡拉將軍和恰斯通將軍。
最高領導層中形成了強大的保守派集團。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負責與黨相關的警察和國家安全機構。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則控制着意識形態機構和媒體。他們的助手包括負責組織事務的秘書沃齊米日·莫日什恰克和中央委員會組織部負責人卡齊米日·齊普雷尼亞克，這兩人管理着黨的機關。阿爾賓·西瓦克以「民眾」的身份，最激烈地表達了保守派的立場，並與高層中的對立者進行公開辯論。[3]約澤夫·巴里拉負責軍方宣傳系統。尤金紐什·莫爾奇克是雅魯澤爾斯基在國防部的副手，也是華約聯合武裝力量的副指揮官，與蘇聯國防部保持着持續聯繫。另一位救國軍事委員會成羅曼·萊希中校負責老兵組織——這是保守派的重要社會基礎。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協調鎮壓機構。安全局局長瓦迪斯瓦夫·恰斯通、內務部第三局局長亨里克·瓦爾琴斯基、內務部第四局局長澤農·普瓦泰克、內務部第五局局長約澤夫·薩辛直接領導着政治鎮壓。然而，幾乎所有的黨、國家和軍警領導人——包括相對「溫和」的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維茨基、卡齊米日·巴爾齊科夫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塔德烏什·圖恰普斯基、約澤夫·貝姆——在這個階段都秉持着保守派路線。
團結工會最初被事實上禁止，隨後又被正式取締。罷工、示威和反對派組織都根據戰時法律受到鎮壓。約有一萬人被安全局和警方拘留，關入拘留營或被捕（與反對派活動家一起，還有37名蓋萊克時期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拘捕）。政府實施了軍事審查制度，基本行業的工人被宣佈服兵役，違抗者按軍隊條例處理。大規模鎮壓瓦解了擁有數百萬成員的工會運動。政治鬥爭以地下工會和其他秘密活動形式重啟，期間幾次發生公開抗議。[30]地下成員受到恰斯通將軍領導的國家安全局的打擊，示威者則面對貝姆將軍指揮的警察和ZOMO的鎮壓。1982年5月和8月的團結工會示威遭遇武力鎮壓：5月3日導致四人死亡，8月31日有八人喪生。自1982年秋天起，公開的大規模抗議基本停止。
軍事宣傳系統在巴里拉將軍的領導下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其中，保守派的影響尤為突出。宣傳以國家、秩序和安全的崇拜為基礎，讚頌軍隊為「拯救國家」所做的貢獻。宣傳重點強調，戒嚴狀態避免了「對黨成員的血腥恐怖和破壞性的內戰」。相關主題與二戰以及波蘭共產主義反納粹抵抗運動相聯繫。團結工會被描繪成外國（通常指美國和西德）的代理人，罷工者的形象（戴礦工安全帽的「暴徒」）與中世紀的條頓騎士和朗奴·列根相提並論。[32]《人民論壇報》的編輯貝克表示，戒嚴狀態下的秩序應一直持續，直到「波蘭人徹底忘記『團結工會』這個詞」。
保守派的社會基礎開始顯現。從12月13日起，年長的民眾湧向各級黨委，表示願意「捍衛社會主義」。眾多波蘭工人黨老兵、前安全局成員（其中不少在1956年後因濫用職權被解僱）、自由民主鬥士協會成員以及先前蓋萊克時期的技術官僚紛紛報名加入政治保衛部隊。在科沙林，黨委組織了一群意識形態堅定的退休人員，他們負責撕下「團結工會」的標語，追蹤「投機者和酒鬼」。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活躍分子組成了協助軍方巡邏的隊伍，查找「不忠誠」分子，並幾次報告成功阻止了計劃中的罷工行動。然而，這種行動有時也會引發反抗——在盧布林，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毆打。[3]
然而，這些人在華沙、波茲南和克拉科夫的活動僅具有象徵性意義。組織者遺憾地發現，這些曾在1940年代後期戰鬥的老兵中幾乎沒有年輕人。幾個月後情況更為明顯：軍隊、警察和國家安全機關根本不需要政治保衛部隊的協助。這些隊伍被併入公民民兵志願預備隊後基本處於閒置狀態。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因「傲慢」而被雅魯澤爾斯基親自下令解散，大多數失望的積極分子逐漸退出了這項活動。[31]
當局推動在企業和居民區成立「救國公民委員會」（OKON）。其成員主要是年長的共產黨人。他們的任務是識別不可靠人士，並進行「入戶宣傳」，支持波統工黨和救國軍事委員會。到夏季，OKON的成員人數幾乎達到了13萬人。負責監督OKON的工作成為保守派的一個重要任務，該計劃由米萊夫斯基負責。然而，OKON的效率非常低，僅僅是在模擬公眾對政權的支持。1983年5月，由作家揚·多布拉欽斯基領導的民族復興愛國運動成立了，該組織旨在成為波統工黨的群眾支持基礎。民族復興愛國運動的章程甚至被納入了波蘭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這個運動也仍然是被動地模仿，和雅魯澤爾斯基的大多數機構倡議一樣。
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政治壟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壟斷以及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得以完全恢復。這符合保守派的綱領，他們對戒嚴表示歡迎。然而，這一社會政治集團的成功並不意味着其每個成員的個人成功。保守派的綱領在落實過程中，並未涉及到許多它的倡導者。
在新政權體制下，黨務機構在很大程度上被軍方排擠。在救國軍事委員會中沒有任何黨務官員。地方上的軍事專員經常無視黨組織，並與之發生衝突，例如發起對權力濫用和腐敗的調查；而黨務人員則不滿軍方的專橫行徑，抱怨軍人酗酒、行為粗暴，以及缺乏民政管理的能力。借用同時期在另一半球發生的類似事件的說法，黨務人員指責軍方把波蘭人民共和國變成了「新的薩爾瓦多」。[3]
在1982年，雅魯澤爾斯基對黨內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清洗。在戒嚴期間，波統工黨總人數減少了近15%。與團結工會有聯繫的成員以及水平結構派的活動家被逐出黨內，一些被視為不可靠的黨組織也被解散。然而，雅魯澤爾斯基的出身背景並不屬於保守派。[9]因而他提拔了其他官僚團體，尤其是軍隊出身的成員。在黨務系統中，他傾向於扶持像巴爾奇科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這樣的中間派。
雅魯澤爾斯基進行清洗的工具是他的禁衛軍——軍事內務部，該組織掌握着大量的把柄，有着強大的幕後影響力。那些尤為臭名昭著、野心勃勃的保守派人物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卡托維茲，雅魯澤爾斯基撤掉了扎賓斯基的職務，並任命自己的溫和派支持者茲比格涅夫·梅斯內爾接替他。在華沙也爆發了嚴重的政治衝突。儘管科喬萊克在黨務系統中有着強勢地位，並得到了蘇聯和東德的支持，但雅魯澤爾斯基依然堅持讓他下台，並由經濟專家馬里安·沃茲尼亞克接任。起因是5月3日的衝突——科喬萊克作為第一書記，被認為「未能有效處理局勢」並被追責。同時，他被描述為「脫離實際、缺乏主動性的理論家，庇護着『辦公室幫』，導致首都黨組織的狀況糟糕透頂」。[3]與此同時，華沙80也停止了活動。
名義上，扎賓斯基和科喬萊克仍然留在公務員體系中：前者被安排到外交部，後者擔任駐蘇聯大使。然而，他們都已失去了政治影響力。
保守派組織的活動幾乎完全被停止，包括之前的卡提維茲論壇、什切青共產主義者運動、波茲南共產主義者論壇及其他幾十個組織。卡托維茲的馬列主義保守派領導人沃烏切夫曾期望雅魯澤爾斯基和救國軍事委員會在鎮壓團結工會後會將權力移交給保守派思想家，但他的希望被徹底擊碎。沃烏切夫被剝奪了參與實際政治的權力，並收到了第一書記梅斯內爾和省長羅曼·帕什科夫斯基的明確警告。參與沃烏切夫組織的人員被解除了意識形態職務，只有那些證明對雅魯澤爾斯基完全忠誠的人才得以繼續留在黨內。前卡托維茲論壇成員的最後行動是集體致信茲比格涅夫·梅斯內爾，保守派在信中抱怨「心理恐嚇」，並強調他們過去的所有活動都是與扎賓斯基、奧爾紹夫斯基、西瓦克和卡尼亞協商一致的。他們甚至在尋找工作時遇到了困難，不得不向史塔西的代表尋求幫助。省軍區司令部司令官揚·拉扎爾奇克將軍下令對沃烏切夫及其追隨者進行嚴格監控，並禁止與他們進行任何解除。
在保守派組織中，只有愛國聯盟「格倫瓦爾德」、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和社會政治知識俱樂部「現實」保留了合法地位。自1982年1月4日起，「現實」俱樂部由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直接領導，[10]他當時正式擔任的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職務，即波蘭駐東德的貿易代表。這些組織被認為在忠誠上毫無問題，甚至沒有提出任何理論上的替代方案。「格倫瓦爾德」代表尤其激烈地要求禁止外國公司在波蘭的存在。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則提出了類似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例如「拋棄民事法律的瑣碎規定，沒收大戶住宅，取締過高收入」，並建議將「鼓動性強的學生」替換為工農出身的青年（儘管並未涉及對富裕官員的任何限制）。
波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主要是出身於幹部階層的「金色青年」，他們作為ORMO的輔助小組活動，期待通過這種方式加速自己的職業發展。他們負責進行宣傳，組織公眾見面會，並在街頭巡邏。期間曾發生過幾起青年共產主義聯盟成員與青年反對派之間的肢體衝突。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曾試圖對該組織提供支持，但由於雅魯澤爾斯基態度冷淡，該組織也在1982年春季被解散。其領導人達切夫斯基隨後迅速退出組織，理由是自己已超過了「共青團員」的年齡。[3]
保守派的附屬組織中政治上最活躍、組織結構最完善是「現實」俱樂部。[33]該組織由曾經位高權重的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領導，他在黨內的廣泛聯繫為協會提供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協會的第二領導人是頗具影響力的記者、安全局特工雷沙爾德·貢塔爾茲。格拉布斯基成功地聚集了一批對其忠誠的支持者，後者視其為「共產主義者的最後希望」。「現實」俱樂部不僅被視為一個保守派團體，還被視為格拉布斯基重返政治和權力中心的計劃。
格拉布斯基呼籲加強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活動，以壓制「反革命餘孽」，鞏固黨的意識形態，確保其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他認為，「1981年12月13日的打擊效果並未得到充分利用」。格拉布斯基鼓勵活動分子與波統工黨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專員合作。同時，他在公開演講中甚至允許對當局進行謹慎而隱晦的批評，提及如拉科夫斯基和庫比亞克等人物。許多「現實」俱樂部的活動分子則持有更為保守的立場，認為雅魯澤爾斯基的派系過於寬容和妥協。
該組織在全國各地的黨組織中擁有活躍的小組，擁有可觀的資金，甚至支持與蘇聯、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國的大使館建立自己的外部聯繫。他們發表了公開的政治聲明，包括對國際問題的表態（例如，譴責以色列在第五次中東戰爭及整個阿以衝突中的行為）。 「現實」俱樂部的發言與敘利亞官方立場的明顯一致，引發了對其財務關係的調查（據報道，敘利亞大使館為貢塔爾茲購置了一輛汽車）。為此，貢塔爾茲不得不在給米萊夫斯基的特別信中做出解釋。
人們嚴肅討論了在「現實」俱樂部的基礎上建立「新共產黨」的前景——儘管格拉布斯基和貢塔爾茲都否認了這樣的意圖。這導致了當局對該組織的顯著壓力。奧爾紹夫斯基作為中介進行調解，他對《現實》周刊進行了人員更換。隨後，奧爾紹夫斯基促使該刊物（面向救國軍事委員會）與包括對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不滿的極端共產主義激進分子在內的組織保持距離。蘇共中央書記處、社會國家共產黨關係部部長康斯坦丁·魯薩科夫也勸說格拉布斯基避免批評當局，即使是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格拉布斯基試圖與基什恰克商定將「現實」置於內務部的正式指導之下，然而基什恰克建議他尋求米萊夫斯基的意見。米萊夫斯基則也選擇對這個問題保持距離。隨後，安全局發佈了禁令，禁止員工參與此類倡議。格拉布斯基向雅魯澤爾斯基的請求沒有得到回應。[3]
1982年12月18日，波統工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認為「不宜存在違反黨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統一的組織」。這不僅涉及到「自由派」，也包括保守派組織。最後，「現實」俱樂部於1983年1月30日被解散。[10]救國軍事委員會、波統工黨的領導人、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個人都不容許任何對其權力的可怕替代方案。相比團結工會，這些保守派組織顯得更加脆弱，因為他們不允許自己進行地下活動（除了極邊緣化的組織，比如米雅爾的共產黨或普沃茨克的「自由共產黨」，這些組織很容易被安全局處理）。沃烏切夫的假設，即雅魯澤爾斯基的政權會崩潰，從而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鋪平道路，顯得極其天真。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對保守派有所同情，蘇聯領導層還是將賭注押在真正控制局勢的雅魯澤爾斯基身上。[3]
雅魯澤爾斯基宣佈實施戒嚴，不僅是為了壓制團結工會，也是在蘇聯的壓力下做出的決定。而第三個重要原因是他對保守派發動黨內陰謀的擔憂。奧爾紹夫斯基、米萊夫斯基和扎賓斯基等人聲稱有權掌握最高權力，這讓他特別懷疑。[9]在與他們的衝突中，雅魯澤爾斯基能夠依靠的是軍隊資源以及黨的自由派和務實派。
扎賓斯基和科喬萊克的邊緣化嚴重削弱了保守派的影響力。不滿情緒不僅來自古怪的西瓦克，也來自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奧爾紹夫斯基。斯捷潘·奧爾紹夫斯基在1982年7月辭去了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書記的職務，由馬里安·奧熱霍夫斯基接任。意識形態機構和媒體的控制權從奧爾紹夫斯基移交給了雅魯澤爾斯基。儘管奧爾紹夫斯基仍身居高位——他依然是政治局成員，並再次被任命為波蘭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但雅魯澤爾斯基顯然決定逐步消除這個危險的最高權力競爭者。同時，米萊夫斯基的地位也逐漸減弱——雅魯澤爾斯基通過內務部長基什恰克直接控制懲罰機構，而不是通過中央委員會秘書的渠道。
與此同時，黨內維持了政治平衡。除了扎賓斯基和科喬萊克，被免職的還有一些知名的黨內自由派。在格但斯克，塔德烏什·費什巴赫被軍事情報秘密人員斯坦尼斯瓦夫·貝伊蓋爾替代；在波茲南，愛德華·斯克日普恰克被盧卡西克將軍接替。兩位接任者都是帶有明顯軍隊傾向的保守派。在克拉科夫，克里斯滕·棟布羅瓦的職位由偏向保守派的約澤夫·加耶維奇接任。不久在奧爾紹夫斯基之後，中央委員會的自由派庫比亞克也被罷免。
保守派人員的重要補充是年輕的政治學記者瓦爾德馬爾·斯維爾貢，他於1980年底開始擔任農村青年聯盟的主席（當時相當於農村地區的「共青團」）。1982年10月，尚未滿三十歲的斯維爾貢成為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的青年政策秘書。最初，他得到了拉科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在意識形態上，斯維爾貢與奧爾紹夫斯基的關係更為密切。他的政策被形容為「將斯大林主義與西方社會技術相結合」。
在戒嚴令實施不到一年後，雅魯澤爾斯基開始發表一些保守派派消極看待的言論。1982年11月20日，他的講話引起了廣泛關注。在這次講話中，雅魯澤爾斯基引用列寧的話，提到「左派的老年病」[3]——這顯然是指奧爾紹夫斯基的意識形態立場（儘管他並不老）。然而，保守派的領導者們並沒有在執政的「督政府」內進行直接衝突。對抗發生在較低的層面。最常受到攻擊的對象是副總理拉科夫斯基，他負責政府中的工會事務。他被視為各種「自由化」項目的發起者。而波統工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莫日什恰克則對此立場表示強烈反對，他代表着保守派的觀點。
關於國家與天主教會關係的衝突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拉科夫斯基和庫比亞克提出了一些放寬措施，以便正常化關係（尤其是將波蘭的國際明愛交給教會自主管理）。然而，莫日什恰克準備了一份報告，堅決主張對教會活動實施嚴格限制，以排除教會對政治的干預。最終，這個問題被擱置了。
保守派傾向於儘可能延長戒嚴狀態；而自由派領導人認為，團結工會的威脅已經消除，軍事控制已不再必要，因此有必要進行一些改革，以擴大黨的統治基礎。逐漸，領導層「督政府」的核心成員——雅魯澤爾斯基、基什恰克、西維茨基也傾向於第二種立場。全國範圍內對保守派的普遍拒絕排除了有效的政治抵抗的可能性。1982年12月31日，戒嚴措施被暫停。1983年7月22日，戒嚴完全解除。
在正式進行「正常化」的情況下，保守派的代表們努力維護黨的統治體系，不允許出現任何顯著的變革。雅魯澤爾斯基及其支持者制定了遠大的社會操控計劃。這些立場彼此不兼容。對於權力職位和影響領域的爭奪變得更加激烈。衝突僅因對不穩定局勢的擔憂和共同敵人——地下團結工會的存在而得以遏制。
局勢在1984年10月19日被引爆：安全局的人員殺死了在全國頗受歡迎的地下團結工會牧師耶日·波比耶烏什科。[34]兇手很快被找到、逮捕，並被判處長時間監禁。但雅魯澤爾斯基的一句話引起了廣泛關注：「現在他們完了」，這不僅指的是直接的兇手及其上司，也包括了整個保守派。
儘管未能在文件上確認國家安全部門領導人和政治局成員直接參與了這起謀殺案，但中央委員會書記米萊夫斯基和國家安全局長恰斯通的責任在事實層面上毋庸置疑。與這些名字相關的整個政治路線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壞，清除保守派領導人已成為時間問題。[35]
1985年7月，波統工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將「波統工黨之惡靈」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逐出。11月，「保守派主要戰略家」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被排除，1986年7月，「特別工人」阿爾賓·西瓦克也遭到清除。此外，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被解職，不再擔任外交職務。這些人全都退出了政治活動。米萊夫斯基被送去退休，並因腐敗指控面臨刑事追訴的威脅。西瓦克被派往利比亞任大使，科喬萊克則在一家無政治影響力的哲學雜誌擔任編輯數年。奧爾紹夫斯基的去向最為激進：他切斷了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所有關係，與一名美國記者結婚，永久移居美國[36]（這也證實了安德羅波夫先前的懷疑）。長期以來一直是「意識形態純潔性維護者」的奧爾紹夫斯基的移民舉動讓黨內震驚。
保守派被徹底打垮。該派系失去了多年來的強有力領導人。卡齊米日·齊普雷尼亞克、沃齊米日·莫日什恰克、約澤夫·巴里拉、揚·格洛夫奇克和塔德烏什·波倫布斯基等人雖在黨內擔任顯要職務，但他們的政治分量遠不及格拉布斯基、奧爾紹夫斯基、米萊夫斯基和扎賓斯基。此外，他們還失去了蘇聯的支持。新任蘇聯駐波蘭大使弗拉基米爾·布拉維科夫個人反對蘇聯經濟改革，立場上接近保守派，但雅魯澤爾斯基在莫斯科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在1986年7月的波統工黨十大後，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維茨基、茲比格涅夫·梅斯內爾和馬里安·奧熱霍夫斯基成為了政治局成員。自1987年底起，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也加入了政治局。雅魯澤爾斯基的支持者們組成了一個控制黨的領導層的核心小組，其中卡齊米日·巴爾奇科夫斯基佔據了重要地位。「督政府」的非正式成員也發生了變化：米萊夫斯基和奧爾紹夫斯基的位置由巴里拉將軍和前外交部長奇雷克取代。
成為政治局成員後，基什恰克從米萊夫斯基手中接過內務部的黨務監督，同時保留了部長職位。副部長斯塔胡拉將軍被撤職並派往羅馬尼亞擔任大使，恰斯通將軍則被免去國家安全局的領導職務，改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接替恰斯通的是中間派亨里克·丹科夫斯基，他明確地支持雅魯澤爾斯基。涉足腐敗的瓦爾琴斯基上校也被解職，他因與私人企業家的腐敗合作而被揭露。在軍隊指揮層中，莫爾奇克將軍被排擠至次要角色，而塔德烏什·圖恰普斯基將軍和接替西維茨基擔任總參謀長的約澤夫·烏日茨基將軍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權力機構最終被清洗，完全置於雅魯澤爾斯基的控制之下。
1985年11月，最高權力的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動。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從總理轉任國務委員會主席，新任政府首腦由茲比格涅夫·梅斯內爾擔任。波統工黨的機構逐步重組，許多曾支持保守派的有影響力的黨內官員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代完全忠於雅魯澤爾斯基、經驗不足的新任官員。他們沒有意圖主導黨和國家的政策，嚴格按照執政「督政府」的決策投票。雅魯澤爾斯基本人對這些幹部的政治才能評價不高，[37]但始終能夠依賴他們的支持。這些變化在第十次黨代會及隨後的一系列波統工黨中央全會上得到了鞏固。
波蘭的社會經濟狀況依然艱難，團結工會在地下繼續開展鬥爭。1986年下半年，黨和國家領導層計劃按照蘇聯經濟改革精神進行改革。雅魯澤爾斯基被視為戈爾巴喬夫的堅定支持者。[38]政治犯得以釋放，私人企業的創辦手續也簡化了。國家安全局官員開始約談地下活動分子，試圖說服他們放棄秘密活動，提議「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的更新」。這些舉措引發了保守派的強烈不滿，但他們已無力反對。
然而，即使是這些改革措施也未能獲得公眾的支持。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版本的統治，波蘭社會都對波統工黨表示排斥。1987年8月31日，波蘭多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並與鎮壓部隊ZOMO發生衝突。政府試圖通過全民公投來獲取公眾對經濟改革的支持，特別是涉及大幅度提高物價的改革，結果以徹底失敗告終。
1988年春天，波蘭掀起了新一輪罷工浪潮。起初，政府打算通過強硬鎮壓來應對，基什恰克將軍甚至威脅要重新實施戒嚴。然而，到秋季，鎮壓手段的不可行性變得顯而易見。政權面臨全國無限期大罷工的威脅。基什恰克開始與華里沙直接接觸。11月30日，萊赫·華里沙在與官方工會主席阿爾弗雷德·苗多維奇的電視辯論中大獲全勝，使團結工會領導人獲得了公眾的支持，波蘭的社會氛圍從此發生了根本變化。[39]
9月，雙方在馬格達倫卡舉行了半秘密會談，會議決定當局與反對派展開公開對話。[40]9月27日，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出任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41]
值得注意的是，與1980年8月的類似情況相比，保守派的活動家幾乎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他們試圖在地方黨組織中組織反對行動，首先是華沙的波統工黨委員會，其第一書記是亞努什·庫巴謝維奇，他的黨內生涯始於扎賓斯基的共青團機構。基什恰克的新政策在內務部遭遇了顯著的反對，特別是在警察和國家安全官員中（儘管其中許多人已經參與了私人企業），但在這裏保守派根本沒有領袖。耶日·安傑耶夫斯基將在格但斯克實施嚴格的地方政策，而尤利安·烏蘭圖夫卡在奧波萊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但他們並沒有為全國性的政治活動做好準備。[3]
決定性衝突發生在1988年12月至1989年1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42]雅魯澤爾斯基、基什恰克和西維茨基等將軍堅持支持馬格達倫卡協議。他們得到了拉科夫斯基、巴爾齊科夫斯基、奧熱霍夫斯基、喬塞克和奇雷克的支持。與他們對立的是波倫布斯基、巴里拉和格洛夫奇克，他們認為與團結工會的對話必然會導致波統工黨的慘敗。拉科夫斯基再次成為攻擊的主要對象。[41]作為回應，將軍們威脅辭職，保守派不得不屈服，因為黨政機構害怕在沒有武裝保護的情況下與罷工者面對面。全體會議的結果是，塔德烏什·波倫布斯基、尤澤夫·巴里拉、揚·格洛夫奇克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齊格蒙特·穆拉尼斯基和佐菲亞·斯坦皮耶尼被剔除出政治局（沃齊米日·莫日什恰克早在6月就已離開黨的最高機構）。由此，保守派幾乎失去了在黨的高層中的代表性。曾經接近保守派的阿爾弗雷德·梅多維奇現在則支持最激進的民主改革。
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波統工黨政府與團結工會召開了圓桌會議。會議結果是團結工會獲得合法地位，新設立的瑟姆和瑟納特將舉行「半自由」選舉，並建立總統制度。雅魯澤爾斯基、基什恰克、巴爾齊科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的計劃是讓團結工會進入議會，從而避免罷工威脅，將痛苦的經濟改革責任推給反對派，並保持波統工黨對關鍵權力位置的控制。然而，1989年6月4日的選舉結果——團結工會候選人的輝煌勝利和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慘敗——徹底推翻了這些計劃。[40]
1989年7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黨的領導層進行了調整。被選為總統的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辭去了黨的職務。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被確認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齊米日·齊普雷尼亞克和亞努什·庫巴謝維奇被補入政治局，但他們已經不敢反對雅魯澤爾斯基、基什恰克和拉科夫斯基。保守派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
1989年8月24日，在切斯瓦夫·基什恰克擔任總理三周後，團結工會的代表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成為新一任總理。波蘭的變化迅速、激進且不可逆轉。曾經的執政波統工黨在新的政治體系中已無立足之地。
1990年1月，在波統工黨十一大上，黨作出了自我解散的決定，並宣佈成立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在會上，只有兩位代表提出異議：前卡托維茲論壇活動家、記者斯特凡·奧夫恰茲堅持要求保留馬克思主義基礎，而愛國聯盟「格倫瓦爾德」的電影工作者博赫丹·波倫巴則警告不要走向「世界主義」。這些是保守派最後的聲音。在十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波統工黨最後一任第一書記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宣告：「把旗幟帶出去。」至此，隨着黨的解散，保守派也隨之消亡。
命運與評價
塔德烏什·格拉布斯基退出政壇後過上了私人生活，並於1998年去世，享年68歲。米羅斯瓦夫·米萊夫斯基曾受到司法起訴，但由於證據不足，以及考慮到年齡和健康狀況，被釋放，他於2008年去世，享年79歲。安傑伊·扎賓斯基名義上「在黨中央的管轄下」，但實際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1988年去世，享年49歲。斯坦尼斯瓦夫·科喬萊克在法院審理程序中度過了二十年，雖然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但再次被指控，2015年在等待再次審判時以被告身份去世，享年82歲。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也在類似的情況下於2008年去世，享年81歲。瓦迪斯瓦夫·恰斯通於2018年被判刑，2021年去世，享年96歲。約澤夫·巴里拉是波蘭陸軍將領俱樂部成員，2016年去世，享年91歲。斯特凡·奧爾紹夫斯基與妻子居住在紐約。
幾乎沒有保守派的重要代表參與波蘭人民共和國晚期和第三共和國的政治活動。沒有人加入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後繼政黨，也沒有人加入正統的共產主義政黨。阿爾賓·西瓦克（2019年去世，享年86歲）是一個特殊的例外——他加入了民族沙文主義組織，並公開發表了帶有明顯反猶色彩的言論。
正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波蘭完全沒有市場。波蘭統一工人黨保守派及其成員被視為一種極具破壞性、反民主、反民族的力量，且被認為與國家對立。同時，多次有評論指出，保守派在局勢和前景的判斷上比基什恰克和拉科夫斯基一類的實用派和自由派更為準確。[40]他們預見到政治上因對話和妥協而招致的失敗，這一預見完全得到了驗證。[43]然而，保守派所提出的路線也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只是過程更為激烈，對國家的損害更為嚴重。1980年代保守派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被視為波蘭的歷史性幸運。[44]
在現代波蘭政治中，保守派被用來形容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領導的右翼政黨法律與公正黨。與波統工黨不同的是，法律與公正黨沒有自由派派系，被視為保守派的單一陣營。[45]團結工會元老揚·魯萊夫斯基在接受俄羅斯《新報》採訪時表示，其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實質並不在於當前的措辭（一些前波統工黨領導人加入了自由主義政黨公民綱領），而在於一種特權階層的心態——「波統工黨式的強權法則」。[25]
註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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