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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動計劃（英語：China Initiative）是指2018年11月美國政府推出的一項計劃，由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司負責實施，並表示該計劃旨在全面消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防止美國科技被中國盜竊[1][2]。該項計劃由時任美國司法部部長傑夫·塞申斯於2018年11月1日宣佈啟動[3]。但計劃遭到了廣泛的批評，被認為助長了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與偏見、[4]損害了美國吸引頂尖人才和推動科技進步方面的利益[5][6]，指控的定義也不清晰[7]。
2022年2月23日，時任美國助理首席檢察官馬修·奧爾森宣佈中止該計劃，[4]然而以中國行動計劃之名開啟的某些案件目前實質上仍在持續[8]。
「中國行動計劃」是一項美國的司法行動，旨在起訴某些美國政府認為與中國有關聯、而且存在間諜行為的在美科學研究人員和學者。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當勞·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司法部啟動該計劃，其宣稱的目的是防止被察覺的工業間諜活動。特朗普及其政府相信，中國正在利用研究人員和學生竊取美國的技術創新。[9]
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處指根據《貿易法》第301條，指控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政策合理和資助黑客入侵。[10]2018年6月，美國司法部發佈了一份報告《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10]美國司法部表示，中國行動計劃是為了對抗來自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以及強化美國總統對總體國家安全的戰略。[10]
2022年2月23日，司法部宣佈終止中國行動計劃，主要原因是：「認為它不公平地將美籍以及旅居美國的華人描繪為不忠誠。」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馬修·G·奧爾森表示，該決定並不意味着司法部放棄了對中國威脅做出反應，而是希望以其它方式追求這一目標。奧爾森表示，司法部將繼續與中國政府構成的威脅作鬥爭；在該計劃下開始的案件，還將繼續追查。[11]
中國行動計劃的案件通常涉及在披露表格上撒謊或遺漏信息。有些案件被定罪了，例如：查爾斯·利伯因向聯邦官員作出虛假陳述並提交虛假納稅申報表而被認定有罪，梅亞·梅亞潘（Meyya Meyyappan，NASA科學家）向聯邦官員作出虛假陳述並表示認罪。其它案件有些被中止或放棄，例如陳剛；有些在審判中敗訴，例如胡安明。[12][13]司法部對現存案件進行了審查，並稱「對這些案件的現狀感到滿意」。[11]
2021年9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國行動計劃是美國反華勢力濫用國家安全概念、對華進行遏制打壓的工具；並表示，該計劃有損中美關係、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現象，對美國亞裔群體造成嚴重損害[14]。
美國指控中國在千人計劃中招募美國學者，進行間諜行為。但是，像「千人計劃」這類的外國政府人才招聘計劃本身是不違法的，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計劃[15]。美國司法部在對於「什麼是中國行動計劃的案件」也沒有嚴格的定義。[7]導致雖然該計劃宣稱的目標是打擊間諜活動，但在與任何「中國行動計劃」關聯的案件中，都無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多數指控只是關於在申請聯邦撥款時未有及時完全披露與中國大學的關係，但這種行為並不少見，許多研究人員並不清楚申報流程而經常忘記或不小心遺漏申報，因此被成功定罪的案件都是以「作出虛假陳述」為由，而不是間諜罪。[11][7]另外計劃不成比例地針對華裔人口也導致了種族主義的指控。[16]
在中國行動計劃下，聯邦調查局展開了數千項調查，但遭遇諸多挫折，引發對該計劃的批評。在2021年7月，有6起案件被撤銷，同年9月，胡安明案以無罪釋放而告終，暴露出「執法失誤和檢控過度熱心」。[7]
中國行動計劃實施兩年多以來，多起案件因證據不足自行撤銷，「中國行動計劃」並被認為涉嫌種族歸納，違反美國憲法中的民權概念等等（針對華人，而事實上，美國各族裔都有可能出售技術情報）[17][18]。2021年9月，177名史丹福大學教員聯名向美國司法部發出公開信，要求停止中國行動計劃，認為該計劃已經「明顯偏離其聲稱的使命」、會損害美國的科技競爭力等[19]；Peter Michelson、Steven Kivelson等人參與聯署[20][21]。美國華人聯合會（United Chinese Americans）主席薛海培認為，中國行動計劃已變成了一場具有表演性質的政治迫害，毀了一個又一個美國華裔學者的職業生涯，並讓更多美國華裔和亞裔生活在恐懼和焦慮中；「我們要求司法部調查相關機構的不當行為、撤銷中國行動計劃中所有還在審理中的案件，並要求白宮廢除該計劃」[22]。2021年8月，20多個美國亞太族裔組織致信美國總統喬·拜登，要求廢除中國行動計劃[22]。
2021年12月14日，彭博社在分析了有關中國行動計劃的50份美國司法部起訴書後表示，中國行動計劃在抓捕間諜方面並不是很成功，其中約38%的案件因學術研究人員和教授存在欺詐行為、未披露與中國大學的關係而起，但沒有人被發現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而這些案件中有近一半已被撤銷[7]。起訴書中，近50%的案件涉及違反美國的制裁令，20%的案件被指控為經濟間諜活動；但大多數案件都沒有解決，只有相當少比例的起訴是關於中國黑客入侵[7]。報道表示，起訴書列出的大多數案件涉及的是個人牟利與職業發展，而不是國家主導的間諜活動[7]。儘管如此，這些起訴書中把許多所謂的盜竊行為都描述成是為了中國國家利益[7]。薛頓賀爾大學法學院教授瑪格麗特·劉易斯（Margaret Lewis）將這個成案率低的現象，描述為起訴書着重「個人動機與國家政策目標的混合」，導致「中國性」（China-ness）也被定為犯罪所致[7]。波士頓的前美國律師安德魯·萊林則辨護說，披露的相關案件數量很大，因為間諜案件需要的調查時間更長。[7]
在已知的77起中國行動計劃的案件中，有19名科學家涉嫌參與了千人計劃，其中有14人被控違反科研誠信標準，因為他們未在資助文件中披露與中國實體的所有隸屬關係。這14人中無一人被指控將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23]在中國行動計劃下提出的28起起訴中，只有8起被定罪或認罪。只有四位是華裔教授，而且沒有人因間諜或盜竊被定罪。[24]按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研究員馬克·科恩（Mark Cohen）的說法, 「政府正在接受與技術沒什麼關係的指控。」[25]
成正東（音）自2020年8月被捕後入獄13個月。2022年9月，他因兩項虛假陳述的指控而被定罪。儘管如此，但《科學》期刊仍認為他是「在司法部的中國行動計劃下翻車的最新案例」，[26]因為針對他的九項欺騙政府和作出虛假陳述的指控，大多數都被推翻了。他承認在NASA的撥款申請過程中，未能透露他在廣東工業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的工作。他被判處自2020年8月已服刑的13個月監禁，罰款20,000美元，並向NASA償還86,876美元。[26]
民權組織指出了司法部關於中國行動計劃的信息矛盾之處。《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一項調查發現，司法部沒有為中國行動計劃案件提供明確的定義，也沒有披露其中包含了多少案件。該調查稱，由於缺乏透明度，因此無法了解該計劃的具體內容、所獲成就以及受影響者需要付出的代價。按照行政程序法司法工作組（APA Justice Task Force）的傑里米·吳（Jeremy Wu）的說法，如果對中國行動計劃缺乏邊界和範圍的準確定義，信息可能會被操縱，或者以政府的口吻來呈現。[27]
某些被公開描述為中國行動計劃的案例，並沒有出現在該計劃的網頁上，包括麻省理工教授陳剛的案例。陳剛被指控在從能源部獲得聯邦撥款時，未能披露來自中國實體的合同、任命和獎勵。麻省理工170名教職員工聯名給校長雷歐·拉斐爾·萊夫寫了一封信，說這並非事實，並對這些指控進行了數次反駁。[28]麻省理工的校長稱，有爭議的合同是麻省理工學院與中國的南方科技大學之間的合同，在五年內向麻省理工提供2500萬美元，是學校委託陳剛去接收，並不是他個人的收益。[29]麻省理工為陳剛支付了法律辯護費用。[29]檢察官建議撤銷對陳剛的指控，美國地方法院於2022年1月駁回此案。[30][31]
其它案件，包括克利夫蘭診所研究員王青（音）的案件，在指控被駁回後，被從網頁上刪除。《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發現，在23起科研誠信案件中，網頁上僅列出了13起。其中七起案件以駁回和無罪釋放告終，並被刪除。在涉及竊取商業秘密或經濟間諜的12起案件中，僅列出了10起，有7起僅被控竊取商業秘密而未被控從事間諜活動。只有一起案件同時指控竊取和間諜活動。麻省理工的分析顯示，中國行動計劃的網頁刪除了17起案件、39名被告，也增加了2起案件、5名被告。[27]
11月19日，即《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就中國行動計劃向司法部提出問題兩天後，中國行動計劃的網頁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刪除了幾項，也添加了另外幾項。一位前司法部官員表示，對於該計劃的規模和影響來說，該網頁的組織可能不夠清晰。有些案例，例如有一起涉及烏龜走私團伙（後來被刪除）的案例，可能是被錯誤地添加到其中的。按他的說法，此類錯誤可能是由於一名新工作人員熱衷於尋找「與中國有關」的案件。[27]
中國行動計劃的第一次起訴是對胡安明的審判，其結果是2021年6月陪審團意見不一導致審判無效，胡安明於2021年9月無罪釋放。胡安明是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機械、航空航天和生物醫學工程系的副教授。2020年，胡安明由於該案件被解僱，後於2022年復職。[32]FBI對其監視了21個月，未能找到任何間諜活動的證據，其後他被指控犯有三項欺詐罪和三項虛假陳述罪。[33]儘管胡安明未被指控間諜罪，但其中一名檢察官在審判期間表示，起訴科學家和教授的部分原因是「給這些中國間諜一個教訓」。[34]
在胡安明的第一次審判中發現，FBI有意地基於虛假證據立案，擅自獲取胡安明的大學文件，監視胡安明及其家人，並企圖脅迫胡安明為美國監視中國。[35]負責此案的FBI特工庫吉提姆·薩迪庫（Kujtim Sadiku）並不相信胡安明與中國軍方有牽連，但是他用Powerpoint演示文稿來讓田納西大學校方認為他有。按照胡安明辯護律師的說法，薩迪庫想要一個足夠嚴重的案件，因此即使證據可疑，他也繼續推進該案。[24]田納西大學協助了FBI的調查，在未授權的情況下提供了胡安明的大學文件，向他隱瞞調查，誤導NASA，並在他被捕後立即無薪停職。胡安明的上司與FBI進行了會面，但不清楚是誰授權的；FBI在進入田納西大學時，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胡安明有不當行為，也沒有取得合法權限就從他的人事檔案中獲取信息。[36][37]薩迪庫承認，有許多關於胡安明被指控濫用款項的政策，他並不熟悉。[24]一名陪審員將其描述為「最荒謬的案件」，並表示對胡安明的指控是「一系列看似合理的錯誤」的結果，「缺乏田納西大學的支持，代表了FBI冷酷的野心。」[38]之後，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蒙代爾·瓊斯和普拉米拉·賈亞帕爾表達了對胡安明案件的擔憂，並呼籲司法部監察長米高·E·霍洛維茨調查對FBI不當行為的指控。[39]
審判失敗後，聯邦政府宣佈將進行重審，最終胡安明於2021年9月被無罪釋放。美國地區法官托馬斯·A·瓦蘭（Thomas A. Varlan）駁回了此案，他說：「即使從對政府最有利的角度來看待所有證據，任何理性的陪審團也不會得出結論，認為被告實施了欺詐NASA的計劃。」[40][24]凱西·T·阿羅伍德是起訴胡安明失敗的領導者，他曾被總統拜登提名為美國田納西州東區檢察官。美國亞裔民權組織呼籲支持者反對這項提名，該提名被描述為「對亞裔美國人、移民和科學界的侮辱」。[41]胡安明說，阿羅伍德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得到獎勵，這是在鼓勵將來像他這樣的案件再次發生。[41]
在對陶豐的審判中，司法部所使用的證據是通過搜查令獲得的，但該搜查令是根據對陶豐的捏造指控發出的。這些指控是2019年其一位前同事提供給FBI的，她想要破壞陶豐的職業生涯。她認為，自己作為陶豐一篇論文的共同作者，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據稱她以「精神損失」為由向陶豐索賠31萬美元；陶豐拒絕後，她威脅要反擊，並將陶豐作為「技術間諜」舉報給FBI。[7]這名共同作者「使用虛假電子郵件帳戶進行指控，並侵入了陶豐的電子郵件，這甚至發生在與FBI特工會面期間。」[7]FBI依靠此信息獲得了搜查令。儘管間諜指控沒能成立，但根據檢方的說法，陶豐的電子郵件中包含有一份在中國任教的合同。陶豐的辯護人稱，該工作僅在討論之中，他並沒有簽署這份合同，也沒有接受該工作，因此並不違反披露的規定。[7][42]2022年9月20日，聯邦法官駁回了對陶豐的三項電匯欺詐指控，但維持了一項虛假陳述的指控。[43]
FBI還在大學召開了威脅意識的會議，散佈中國威脅論，並將學生、教師和研究員標記為「非傳統收集者」。[24]
據辯護團體稱，這些起訴導致美中緊張局勢惡化，「從2019年到2020年，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增加了71%。」[7]亞裔美國人辯護團體將中國行動計劃描述為亞裔美國人歷史上的新篇章，該歷史可以追溯到《排華法案》、對日裔美國人的囚禁和1990年代起訴李文和失敗。「非傳統行為者」一詞是用來描述與中國有聯繫的研究人員的，美籍華人辯護團體百人會認為，該詞是將亞裔美國人標記為永久外國人的一種方式。該委員會於2021年9月發佈了一份報告，分析了自1996年以來的190起經濟間諜案件。該報告顯示，如果被告使用亞洲名字，則其被誣告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定罪後面臨更嚴厲懲罰的可能性，都會增加一倍。報告還顯示，超過50%的中國科學家，和超過50%的美籍華人科學家，都越來越害怕在美國工作。[7][44]《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一項調查發現，截至2021年12月，因中國行動計劃被抓的人中有90%是華裔。[27]
2021年1月，行政程序法司法工作組、布倫南司法中心和亞裔美國人前進司法（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共同呼籲結束中國行動計劃。他們在給喬·拜登的信中指出，美國國家安全部助理檢察長約翰·德默斯，指示美國94個檢察官地區中的每一個，都要提出中國間諜或竊取案件，而不需要任何明顯的理由能確信罪行正在發生。他們聲稱，該計劃「對資助者、大學和研究機構施壓，要求他們參與種族、民族和民族出身分析」，導致了對華裔人群的歧視性和污名化調查。[24]
自2013年起擔任加利福尼亞州第二十七國會選區美國眾議員的趙美心表示，「他們已將中國行動計劃變成了種族定性的工具」，[7]並且「他們已將其變成恐嚇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手段。某些還出現了戲劇性的錯誤。」[7]美籍華人組織-亞太裔美國人倡導者的執行董事阮秋表示，對種族定性的恐懼，驅使一些天才科學家返回中國尋找工作。[45]
2021年3月起擔任拜登政府新任美國司法部長的梅里克·加蘭承諾重新審查該計劃。10月，加蘭表示不會給歧視以空間，但確認每天都會展開新的調查。[7]政府發言人溫·霍恩巴克（Wyn Hornbuckle）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案件是基於行為而不是種族。FBI聲稱，其關於中國行動計劃的調查沒有任何種族動機。[7]
約翰·赫曼（John Hemann）是已宣佈的中國行動計劃第一案的檢察官，他表示該計劃「已經脫軌」，並且「演變成完全偏離這項工作初衷的東西。」[7]赫曼將中國行動計劃想要解決的問題，描述為政治和經濟性的，而不是可以通過刑事起訴解決的問題。他後來為被控簽證欺詐的醫學研究員宋晨（音）辯護。宋晨被指控在是否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務的問題上作了虛假陳述。其案件在2021年7月被撤銷。[7]
另一位前聯邦檢察官彼得·托倫（Peter Toren）建議，在科學家可能不清楚自己義務的情況下，指控他們未能報告其它來源的合同或收入，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他敦促科學家了解竊取的危險，但也表示他們應該理解並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建議，在被捲入調查之前就尋求專業幫助，並且不要自動假設一名FBI特工正在為他們的最大利益行事。[46]
波士頓前美國律師安德魯·萊林質疑，中國行動計劃是否與實際發生的間諜活動數量成正比。他說，對中國的適當反應不會是「僅僅起訴人」，「微妙的外交政策」不能只利用司法部。萊林呼籲刪除該計劃的某些部分。[7]
百人會和亞利桑那大學在2021年夏季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四成華裔科學家最近因為擔心政府的監視而考慮離開美國。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收集的數據，有更多美國培訓的華裔科學家放棄了他們的美國僱主而轉投中國，這一數量在2021年比前一年增長了22%，達到1,400多人，這與新冠疫情和中國行動計劃的時間相吻合。一位來自美國頂尖大學的中國機械工程教授說，他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後，離開美國去了香港，原因包括父母年邁、美國緊張的政治環境，以及其中國身份使得與其合作的科學家面臨審查的風險。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是最受矚目的離開者之一，他於2022年4月離開哈佛大學前往清華大學。儘管他沒有直接評價該計劃是否令到他離開的原因，但他2021年9月在對哈佛新生的演講中，將美國的學術環境與蘇聯進行了比較，他說「當年美國政府批評蘇聯的學術環境，想不到在這裏復活」[47]。
來自200多所大學的1,600多名學者和行政人員請願結束該計劃，他們聲稱該計劃不成比例地針對華裔研究人員。[7]2021年9月，美國物理學會主席西爾維斯特·詹姆斯·蓋茨表示，司法部不應糾纏披露信息的問題，並將中國行動計劃改名，以減輕對種族定性的擔憂。他呼籲重新審查過去違反正當程序的案件，呼籲賠償那些職業生涯受到損害的受害者，並建議政府給研究人員一段時間，讓他們糾正先前在披露信息方面的疏忽。同時，史丹福大學177名教職員工致函司法部，提出了類似的投訴。信中寫道，該計劃「不僅會影響被起訴的教職員工，還會影響更多的大學研究人員，這些人被當作目標，被調查，並且因為在事先沒有證據表明其存在重大不當行為的情況下即發起調查而感到威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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