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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端伯（？—1645年），字元公，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新城縣（今江西省黎川縣）人，生平好佛，嘗鐫私印曰「海岸道人」，明朝末年政治人物、散文家、詩人，因拒降清廷而殉國。
黃端伯自幼聰敏好學，博覽經史。天啓四年（1624年）甲子科舉人。崇禎元年（1628年）登戊辰科進士，次年授浙江寧波府推官。那時倭寇常犯浙江沿海一帶，他集思廣益，提出防倭十條計策，使該地倭患大為減輕。他在寧波「布衣素食，貨利不攖其心」。對初次犯法者重在教育，對賄賂者則深惡痛絕。對窮書生，只要有文才，便加意勉勵，給予資助和推薦。
崇禎五年（1632年），因母病故，遂回故里，三年服滿，改任杭州府推官。他辦事幹練，廣知博聞，公務之餘，常邀兩浙學士講學於西湖，為當地培養人才。崇禎十年（1637年），考選北上時，又逢父喪，居家七年。耳聞目睹居住在建昌（今南城縣）的益王朱慈炱作威作福、窮奢極欲的種種行為，義憤填膺，上疏朝廷，列數朱在建昌「擅增兵甲」，「擅增民詞，批行郡縣，騙害良民」等惡行。結果，反被朱慈炱誣諂為離間親藩。黃端伯於憤怒中棄官為僧，避居廬山。
崇禎十七年（1644年），闖王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鎮守山海關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福王朱由崧即於南京稱帝，黃端伯面北働哭，盼為國效力。經禮部尚書姜曰廣推薦，授為正六品禮部儀制司主事[1]、禮部儀制司郎中[2]。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南京失守，朱由崧逃逸，禮部尚書錢謙益、忻城伯趙之龍等偕百官皆迎降。城內自殺殉國者，除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以外，只有十二人，其中高級官員僅刑部尚書高倬，其餘皆是中下級官吏以及一般讀書人，故時人嘆曰：「國家無事，公卿大臣享其尊榮；不幸有變，儒生小臣奮其義烈！」
黃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門書寫「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大字，拒不出迎。清豫親王多鐸，命兵卒將端伯押至面前，並吆喝使跪，端伯不屈。多鐸拍案叱喝：「你認為弘光帝是何種人物，想為他一死？」端伯朗言：「皇帝聖明！」不願多說一句。多鐸問：「馬士英何等臣屬？」端伯答曰：「馬士英，忠臣也！」多鐸又可氣又可笑，問：「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為忠？」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經剃髮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多鐸點頭良久，他問：「素聞黃先生耿介孤直，能否在大清做官？」黃端伯斷然拒絕並斥責迎清失節之人，說得降臣趙之龍等人面色發赤。多鐸將其關押在江寧逾四個月，其間端伯一再拒絕清廷勸降。雖然身處牢獄之中，依然談笑如常，且作《明夷錄》言：「丹心傾漢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志。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髮，他指頸說：「我寧剃（殺）頭不剃髮」。八月十三日，多鐸再勸端伯降，並威脅道：「不降則戳！」黃端伯誓死拒降，多鐸遂命殺之。臨刑前，黃端伯面北遙拜，顏色自若[3][4]，「北向叩頭，口呼高皇帝、烈皇帝就死」。口占絕命詞曰[5]：
對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
割截無嗔恨，刀山是道場。
隨即整肅冠履，昂首引頸受刃。劊子手心驚目眩，不敢舉刀，黃端伯厲聲高喊：「何不刺我心！」。觀者萬餘，焚香拜泣，連多鐸也嘆稱「南來硬漢僅見此人」。
端伯殉節身死後，清廷將其收斂入棺，並將其靈柩疊至家鄉新城，葬於忠孝橋側。明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監國時（1646～1653），贈黃端伯太常寺卿，追諡忠節。明唐王朱聿鍵隆武年間（1645-1646）亦封其為禮部尚書，諡忠毅。清乾隆（1736～1795）時以表彰明朝殉國忠臣之故，追諡烈愍。《明史》有傳[6]。
黃端伯在文學創作上有所建樹。其散文文筆犀利，淋漓流暢。其詩真實生動，感人肺腑，表達了他憂國思安、保衛河山的忠節氣概，但他好佛迷禪，多用禪語，又是影響其創作的主要弊端。傳之於世的有《易疏》5卷、《東海集》、《廬山集》、《瑤光閣集》13卷（其中詩2卷、雜文10卷），皆列入《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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