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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香港獨特的歷史及其中西文化薈萃一堂的特色,香港大專院校形成其獨特的學生文化。而各間大學又因其組織結構有別,文化各有不同,如香港大學以舍堂為單位,而香港中文大學則以書院為單位(而屬下崇基學院,其文化類似香港大學,以宿舍為單位,走讀生及走讀生舍堂則被摒除在外;其他書院則較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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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互片,正稱「四院會師」,是香港中文大學迎新營中的一項以書院為單位的傳統活動。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四所於2000年以前成立的成員書院學生(即聯合書院、新亞書院、逸夫書院及崇基學院),傳統上會在大學迎新營其中一天於校園百萬大道(通常是靠近科學館一端)舉行「四院會師」,以書院為單位,由各書院舊生帶領新生向其他書院呼喊口號,約有1000名新生參與此活動[1]。口號內容既有互相激勵,亦有詆譭其他書院,全憑學生創作。活動本意是聯絡各書院學生的感情,特別是加強每間書院內部的歸屬感和凝聚力。而自2012年,五所新創立書院正式招生後,亦模仿四院會師的模式,創立了「新四院會師」(善衡書院不會參與),但通常會在百萬大道近圖書館一端進行,並在四院互片及九院學生合照後才緊接進行。
近年香港各大學迎新活動中屢次出現意識不良的活動,惹來公眾人仕關注[2]。直至2002年8月23日中大迎新營「四院會師」中,有逸夫書院學生展示印有「新亞桑拿」字樣的性感少女大型海報(影射新亞書院女生)[3],並呼喊含意淫褻的口號,事件被傳媒廣泛報導。 事後「中大書院迎新營籌委會」發表聲明致歉[3]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中大學生會則發表聲明強烈譴責[4]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此外,女生丘梓蕙就2002年「四院會師」涉嫌性騷擾向中大校方投訴,但投訴人認為校方以息事寧人的態度處理,並在投訴後遭受同校其他同學歧視[5]。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04年公佈該會因應事件進行對校園性騷擾的研究結果,認為學生「對於性騷擾缺乏敏感度」,亦因害怕被視為破壞者而不願申訴[6]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又提及各院校的性騷擾投訴機制,沒有處理投訴人在投訴時受到歧視的情況。新婦女協進會代表則批評校方「往往把性騷擾事件簡化為品味或紀律問題,甚至把責任推在受害人身上」。[4]
社會上對此亦有各種解讀。有人認為這種「淫穢」迎新文化反映香港社會轉變中一種身份認同危機:因為大學生對「精英」認同感、社會政治議題日漸淡薄,以致用大眾文化裏的「淫穢」團結彼此(葉蔭聰,2002)。亦有人認為社會大眾對學生「淫穢」的斥責是基於大眾心目中理想大學生的形象(主流道德規範)和實際的大學生表現之間差距(梁文道,2002)。學生方面,有的認為這不過是遊戲,對社會不曾有任何影響,但因為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與現實不一樣,又因傳媒消息靈通,使外間得知此事,便對大學生作道德審判(曾繁光,2002[5]。)但亦有認為學生的口號押韻,很有創意[6]。
2002年後的「四院會師」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並沒有大改變,但為免傳媒大肆渲染,活動負責單位在活動後立即向新生回收口號紙(片詞),亦不得借閱或污損,避免落入傳媒手中[7]。
組織心理學認為,迎新營能給予人生路不熟的新生重要的社交契機,以及建立友誼所需的「頻繁接觸」與「群體項目」,建立大學階段最重要的初始友誼[8]。
學生組織方面
有論者認為迎新營之組織應更民主,而非由年長同學主導一切[8];
學校監管方面 有論者認為,學校有責任確保學生活動符合基本的道德與價值觀,而非以「干預言論自由」為名,置身事外,逃避應有的監管責任[8];如學生之間發生欺凌事件,學校應嚴肅處理,不應輕輕帶過,或單純視之為學生認知不足,只管「加強教育」,而對犯事者從寬處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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