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與「霍爾洛·喬巴山」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喬巴山 (城市)」。霍爾洛·喬巴山（蒙古語：ᠬᠣᠷᠯᠤᠠ ᠶᠢᠨ
ᠴᠣᠢᠢᠪᠠᠯᠰᠠᠩ，西里爾字母：Хорло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1895年2月8日—1952年1月26日），喀爾喀蒙古族、外蒙古車臣汗部人，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導人，蒙古人民革命黨創始人之一。1928年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實際最高領導人。1936年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稱號，1937年起任起任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即內閣總理）、人民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擔任所有職務直至1952年逝世。作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攬所有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他常被西方稱為「蒙古的斯大林」。他對1930年代末蘇聯暴力的大清洗運動的觀察和學習，發動了大鎮壓，導致了治下三萬至三萬五千名蒙古人的死亡。死難者大部分為佛教僧侶、知識階層、持不同政見者、少數民族（布里亞特人、哈薩克人、華人等）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1]。他的強烈迫害使得蒙古境內佛教幾乎被全面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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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巴山對於斯大林的忠心使得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初期得以站穩腳跟，也使得蒙古成為蘇聯的第一個衛星國，蒙古的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全部受到蘇聯方面強烈影響[2]。在任期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識字率有所提高，經濟上雖然在蘇聯幫助下有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仍然依附於蘇聯援助。在二戰後，國際方面開始廣泛認可獨立的蒙古國。
生平
喬巴山出生於1895年2月8日，生長在車臣汗部巴彥圖門的貧苦牧民家庭，母親為霍爾洛，父親不詳，幼年時當過牧童，13歲時被送進喇嘛廟。17歲時逃出喇嘛廟，赴庫倫，靠搬運、打更維持生計（曾取漢名崔保善），後來進入庫倫的俄羅斯帝國領事館辦的翻譯學校學習。1914年春，因成績優秀，喬巴山被送往俄國伊爾庫茨克師範學院附設高級小學學習。在俄國期間，喬巴山見到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俄國工人運動。[3]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之後，喬巴山等留學俄國的學生被當時「自治」的博克多汗國召回。1919年，喬巴山在庫倫參與組織秘密革命小組，不久該小組便同蘇赫巴托爾領導的小組合併，籌建蒙古人民黨，並籌組人民武裝。1920年6月，喬巴山秘密赴蘇維埃俄國，在伊爾庫茨克紅軍軍官學校學習。[3]
1921年3月，蒙古人民黨成立，喬巴山當選為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央主席團成員，任蒙古人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兼政治委員。3月18日該軍在蘇聯紅軍的支持下擊敗中國北洋政府的軍隊，攻佔買賣城。喬巴山擔任西路革命軍指揮，和蘇聯紅軍共同作戰，擊敗了恩琴的俄國白軍。1921年7月，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喬巴山出任第一屆人民政府委員、人民軍政治委員。1921年8月，喬巴山任蒙古革命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3]
1923年，蘇赫巴托爾逝世之後，喬巴山和其他蒙古人民黨領導人按照列寧主義原則，準備在蒙古徹底消滅封建勢力，逐步使作為落後國家的蒙古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1924年外蒙接連暴發反抗共產黨統治的事件，喬巴山於1922年7月接獲蘇聯指示特設「內政防衛處」（後改為內務部），強化武裝鎮壓貴族、喇嘛。蒙古人民共和國總司令、蒙古人民黨中央黨委索林·丹增與其「同謀者」遭整肅，蒙古人民黨宣稱他用毒藥殺害蘇赫巴托爾、主張君主立憲[4]。1924年6月8日至9月，蒙古人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將黨名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並制訂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路線：「徹底消滅封建殘餘勢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下，超越資本主義階段向社會主義過渡。」喬巴山領導的特別委員會還粉碎了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軍政部長索林·丹增的所謂「政變陰謀」。1924年11月，第一屆國家大呼拉爾通過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部憲法。該憲法規定，蒙古人民共和國在蘇聯援助之下，消滅帝國主義以及封建制度的壓迫，向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喬巴山參與了該憲法的制訂工作。[3]
蒙古人民共和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內各方鬥爭十分激烈，甚至出現了民眾的武裝起義，黨內鬥爭也很激烈。1919年11月11日，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所屬的2個小組23人在俄國指示下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當年的革命成員除蘇赫-巴托爾死得早之外，其他人都遭到喬巴山後來的政治批鬥、整肅慘死[5]。1921年蒙古人民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內部明顯分裂為兩派，一派以詹沙倫諾（Gamtsarono，即扎木斯朗·策本）為首的民族主義者佔多數，主張蒙古獨立建國與俄共友好；另一派以波雷索夫（Borisov）為首，得到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支持，主張與蘇俄緊密合作。由於喬巴山與第三國際所培育的蒙古革命青年團思想較為激進冒險，急着剷除人民黨內保守勢力（舊王公、喇嘛），便透過多次的肅整屠殺民族主義者來確立喬巴山的專政領導[6]。1920年代中後期，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丹巴道爾吉為代表的黨內右翼，對封建牧主經濟以及佛教寺院經濟採取了比較和緩的政策，從而遭到地方黨組織中的左翼黨員及支部的反對，形成了所謂「霍頓反對派」（「霍頓」是古代蒙古人游牧屯居地，轉義為蒙古地方組織。「霍頓反對派」意思就是基層反對派）。喬巴山支持並且領導了「霍頓反對派」，同黨內右翼進行鬥爭。1927年召開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七次代表大會、1928年召開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使黨內右翼遭到清洗。喬巴山在七大上嚴厲批評黨內右翼，但又稱過早實行畜牧業集體化、消滅私有制是不適當的。1928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決定成立喬巴山任主席的特別委員會，審理曾遭右派打擊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和黨組織的事件。1928年12月召開的國家大呼拉爾會議上，喬巴山當選為國家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將沒收的封建主之牲畜、財產分給貧牧戶，並減低中牧戶的稅收。政府還成立了喬巴山領導的專門機構，依靠勞動牧民，沒收封建主的財產。[3]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內又出現了「左傾」。「左傾」分子照搬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做法，提出了「牧產全盤集體化」口號，強迫成立集體牧場，取消私人工商業（主要為個體手工業以及個體商販），將富裕牧民和封建牧主一起打擊，致使農牧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左傾」分子還強行推進喇嘛還俗運動。牧主、喇嘛乃發動牧民舉行起義。喬巴山反對此類「左傾」政策。1932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特別全會，批判了黨內的「左傾」錯誤，規定黨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是，「儘量發展國家的生產力，剷除封建主義殘餘，逐步限制資本主義成份，奠定逐步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3]
1928年10月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中央黨委員會主席策倫奧齊爾·丹巴道爾吉等人「涉嫌反革命」遭到喬巴山整肅，送往莫斯科「重新改造」，4年後病死；喬巴山利用共青團壓倒黨內同志取得全部權力[7]。1928年左派激進份子奪權後立即下令封建財產充公、畜牧業集體化。1929年，喬巴山下令宗教清算，沒收私人財產、強迫下級喇嘛還俗，中高級喇嘛則送入勞改集中營或屠殺。1930年開始建立生產合作社[8]。1931年起，喬巴山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畜牧農業部部長，該部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過度激進的政策導致蒙古國在1931-1932年發生糧食危機。1932年7月2日，小呼拉爾會議宣佈不再歧視宗教、解散集體農牧場、不干涉私人經濟。喬巴山：「我們的國家全面發展尚未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而每件事都抄襲蘇俄的經驗，也是錯誤」[9]。
1935年，喬巴山出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36年兼任內務部長。1936年，喬巴山獲授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稱號，1937年接替格勒格道爾吉·德米德出任蒙古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1934年11月27日，蘇聯同蒙古訂立了有關相互進行軍事援助的「君子協定」。1936年3月12日，蘇聯同蒙古訂立了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合作的《蘇蒙互助議定書》。[10]1937年起，喬巴山擔任蒙古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3]二戰期間外蒙為了供輸蘇聯所需肉類，高度壓榨牧民的農牧產品。二戰結束後，在喬巴山領導下外蒙仍有三分之一畜牧量供應蘇聯[11]。
1937年7月，外蒙發生「政變」，企圖跳脫蘇聯的完全控制，被克林姆林宮查獲。1937年9月，蘇聯紅軍根據《蘇蒙互助議定書》開入蒙古，實行公開的軍事「保護」。[10]此後，蒙古的大鎮壓正式開始，在喬巴山領導下，蒙古人民革命黨內發動有計劃的清洗與針對宗教人士，外來民族的屠殺。8月，蒙古總理博勒吉德·根登遭處決；1939年3月，根登繼任者阿南德·阿瑪爾遭處死，喬巴山接替職位；此政變牽連中央部會首長、軍團長、師長、省長、副省長與學生，一共屠殺四到五萬人[12]。
1939年5月，日本與滿洲國軍隊在蒙古、滿洲交界地帶挑起衝突，隨後在諾門罕戰役中被蘇聯紅軍與喬巴山率領的蒙古人民革命軍的聯軍擊退。1940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次代表大會舉行，當時蒙古已經消滅封建勢力，國家掌握了主要的國民經濟命脈，工業、電訊、交通等方面已經獲得初步發展。在大會上，喬巴山稱，「我們已經避免了資本主義奴役的慘禍，現在還在發展全國的生產，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即建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關係。」此次大會標誌着蒙古人民共和國開始從民主主義階段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喬巴山同志便居於黨的領導地位並領導着黨的中央委員會，他指示黨並引導黨去解決我國沿着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繼續前進的任務。」1940年6月，第八屆國家大呼拉爾通過了在喬巴山主持下制訂的一部新憲法。新憲法規定未來的任務是「保證向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以便今後過渡到社會主義」。[3]
1942年，喬巴山倡議建立了民兵部隊。1944年，蒙古實行普遍義務役制。1945年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向日本宣戰。喬巴山率八萬騎兵及機械化部隊進軍滿洲國佔據的遼東半島，和蘇聯紅軍共同作戰。毛澤東曾稱：「喬巴山元帥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中給予中國人民的援助，將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13]1945年，蒙古進行了公民投票，確定蒙古獨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中蘇雙方必須共同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前提下，於1946年1月承認外蒙古獨立。[3][1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47年12月，喬巴山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作工作報告。[3]
在接下來的餘生里，喬巴山一直希望統一整個蒙古，這一願望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尤為強烈。然而，在「斯大林不會支持統一」這一事實漸漸清晰之後，他對這位先前認為的英雄人物的幻想逐漸破滅。1949年，喬巴山拒絕去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70歲生日慶典，而是派澤登巴爾代替自己前去參加，使得他與斯大林的個人關係惡化。1950年，澤登巴爾及其同事敦促喬巴山像圖瓦人民共和國一樣，請求蒙古加入蘇聯，喬巴山嚴厲地斥責他們。[15][16]
1951年底，喬巴山前往莫斯科治療腎癌，但1952年1月26日死於莫斯科。得知喬巴山的死訊後，年邁的斯大林評論道：「他們一個接着一個死了。謝爾巴科夫、日丹諾夫、季米特洛夫、喬巴山……死的如此之快！我們必須把老醫生換成新的。」[17]在隨後大清洗的醫生案件中，喬巴山也被列為「克里姆林宮醫生謀殺蘇維埃領導人」的受害者之一，直到赫魯曉夫上台之後才為這些御醫平反。蒙古人普遍相信，斯大林被喬巴山頑固的民族主義和蒙古獨立思想激怒，下令將他害死；克里姆林宮醫生出於政治投機的動機將喬巴山毒死了。[18][19]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則認為，喬巴山是因為反對蘇聯壓榨蒙古人利益，低價收購羊毛而被斯大林下令毒死的。[20]
蘇聯政府以隆重的軍禮將喬巴山的遺體送回蒙古，葬於阿爾坦-奧爾吉國家公墓。中國共產黨於1952年1月27日發去致哀電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唁電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親愛的同志們：驚悉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蒙古勞動人民的領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創造者和中國人民的良友喬巴山同志逝世，謹致沉痛的哀悼。」葬禮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聶榮臻曾為其抬棺。1954年7月，蒙古政府模仿列寧墓，在國家宮前建立蘇赫巴托爾墓，將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的遺體從墳墓中挖了出來，放在這裏供人瞻仰。2005年，蒙古政府拆除了蘇赫巴托爾墓，將二人的遺體火化下葬於阿爾坦-奧爾吉公墓。
著作
- 《蒙古人民革命簡史》
- 《青年的立志》
- 《馬克斯托布傳》
- 《蒙古人民的大事》[3]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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