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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割據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亂天寶年間以後，外地將領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藩鎮割據的局面一直持續百餘年直至唐朝滅亡，但存在爭議，因為藩鎮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時期嚴格來講只能算安史之亂、黃巢之亂前後各30年，合計約60年，而非持續百餘年直至唐朝滅亡。
其發生的直接原因為安史之亂。唐朝政府在平叛期間為儘快收拾殘局被迫增添了許多節度使。節度使管轄的地區稱為藩鎮，唐朝中央政府本希望通過藩鎮來平定安史之亂以及其後陸續爆發的各種叛亂，不料藩鎮就是導致唐朝混亂乃至滅亡的總根源[1]。而藩鎮割據基本上是安史之亂的延續；唐亡以後出現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直至宋太宗979年滅北漢[2]。藩鎮割據的問題對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產生重大影響[a]
藩鎮割據即是把藩鎮與割據聯繫在一起，因而產生了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是四分五裂，氣息奄奄的誤解，而且也模糊了對唐朝中後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風潮、經濟變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學藝術現象的正確認識和理解。其實將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複雜歷史稱作藩鎮割據僅僅是一種較為籠統的稱呼。唐代藩鎮割據與動亂的歷史，是從安史之亂以後開始，也就是所謂的「安史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黃巢之亂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接於五代十國，陷於軍閥混戰的另一番境地。[3]
實際上，從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定，到唐僖宗在位期間黃巢起義爆發的乾符年間，大約110多年時間裏，藩鎮的形勢是比較穩定的，藩鎮數目最多也大體固定在46個左右。不僅如此，地方節度使也不能世襲，除了河朔三鎮（今河北）的節度使曾世襲過幾代人，其餘藩鎮節度使的調任和派遣基本上由唐朝中央決定（流官制）[3]，其任期一般在3至5年時間，在90多年了的時間裏除了河朔三鎮，節度史與唐庭的關係屬於君臣關係而非敵對關係。黃巢之亂以後，李唐皇室大權旁落，無法完全控制節度使，但即便在唐朝滅亡前夕的30年裏，節度使也不像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般，諸侯王王位能夠父死子繼，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黃巢之亂後大部分藩鎮逐漸走向世襲制，最終形成了五代十國。
唐代藩鎮設立之前，唐朝政府在邊地上設置有守捉、城、鎮、軍，總體稱為道，惟疆域遼闊難以有效管轄。711年，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涼州（治今甘肅省武威市）都督，為防範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鎮成為唐朝第一個藩鎮[b]。
唐玄宗即位後，開始置有大量的藩鎮。例如713年始置幽州藩鎮（駐今北京市）節度使與靈州藩鎮（駐今寧夏靈武市）節度使（即朔方節度使）。717年置劍南藩鎮（駐今四川省成都市）節度使。718年始設置安西四鎮節度經略使。至天寶年間，已增至10個節度使（天寶十節度）：河西、范陽、隴右、劍南、安西、朔方、河東、北庭、平盧、嶺南節度使。伴隨着邊地藩鎮的設立，府兵制逐漸被募兵制所取代，邊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計49萬士卒和8萬匹戰馬屯駐邊地。[4]
天寶末年，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與部將史思明起兵反唐，連陷洛陽及長安，唐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靈州（即靈武、朔方）將士的擁立而登基為唐肅宗，史稱靈武登基。期間安氏節節敗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經過多次的動亂後，唐朝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將的投降，任命他們為節度使。這些節度使以河北三鎮為最強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後來這些節度使自行世襲，又或由兵變自立，中央無法插手，只有追認既成的事實，但這些節度使亦無足夠力量叛亂，其餘大多節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
唐德宗時期，河北一帶的藩鎮叛亂，用來鎮壓叛軍的一支部隊趁勢佔領京師長安，德宗逃到漢中，用了4年的時間才平定，史稱涇原兵變。這雖然是藩鎮割據初年的叛亂，但是範圍卻越來越大。
儘管唐憲宗派兵平定了藩鎮割據，但根子卻並沒有除掉，許多藩鎮趁平定民變之機，擴大勢力範圍。817年冬天一個雪夜裏，唐鄧節度使李愬率領九千士兵雪夜襲克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之亂。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師道。滄景、盧龍、成德等鎮相繼歸順中央，唐朝曾出現短暫的中興局面，全國表面上維持統一，是為「元和中興」。
820年唐憲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後主張「銷兵」（裁減兵員）。中央接收河朔，長官多昏庸驕矜。821年盧龍發生兵變，將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河朔三鎮」復叛。新的割據者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力主舊制。裴度的討伐軍無功而還，朝廷因軍費浩大，無法支撐長期作戰，只好承認現狀。不過此時藩鎮多少有所收斂，成德鎮節度使王元逵「歲時貢獻如職」。黃巢軍入長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孫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輸相踵」，王鎔「獻馬牛戎械萬計」。[5]
唐僖宗以後，社會矛盾激化，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唐末民變爆發，唐朝中央徵集各鎮士兵圍剿，全國逐漸出現了許多割據勢力，如楊行密、董昌、錢鏐等，伺機擴充自己的勢力。公元881年，黃巢攻破長安，唐朝中央政權瓦解。
黃巢叛將朱溫投降唐朝朝廷，並且平定黃巢軍，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溫做了節度使，勢力範圍遠遠超過當時控制範圍最大的藩鎮李克用。藩鎮立即轉入互相兼併的戰爭。到了唐昭宗時，朱溫還把朝政大權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後廢唐哀帝（唐昭宣帝）並稱帝建立後梁，唐朝滅亡。藩鎮並未隨着唐朝滅亡而消失，整個五代十國時期都可以視作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和擴大，[6][7][8]只不過部分藩鎮選擇不承認中原政權而完全獨立，建立王朝或帝國。
藩鎮幾乎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一部藩鎮史似乎就是混亂割據的歷史。但這實際上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唐代藩鎮近50個，被列入《新唐書·藩鎮傳》最多不過8個，是不能代表整個藩鎮的情況的。中晚唐時期藩鎮可分為四種類型：[3]
- 河朔割據型，主要集中在河朔（河北北部），大多是安史之亂後的舊部歸降者，其代表則是魏博、成德、盧龍三鎮。這裏的藩帥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鎮擁立，賦稅不上供中央而由將士瓜分，代宗至穆宗朝時期，朝廷曾數興討伐之師，無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終。[3]
- 中原防遏型，非割據性藩鎮，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帶。這些藩鎮一般由戰爭期間臨時設置軍鎮分合變化而來。特點是平時常宿數十萬重兵，「嚴備常若有敵」，是重兵駐紮之地。這裏的賦稅基本上是當道自供。中原鎮既是唐後期收功平亂的重要力量，又是亂兵頻生的是非之地。[3]
- 邊疆御邊型，非割據性藩鎮，主要集中在廣闊的西北、西南邊疆，其中尤以西北地區最為典型。唐代京西、京北地區本來是朔方軍的天下，唐德宗時朔方軍被肢解，神策軍的勢力控制了這一地區，從而鞏固了關中的軍事地位。重兵駐紮和仰給度支供饋是這類藩鎮的兩大特點。[3]
- 東南財源型，非割據性藩鎮，主要在東南地區，最典型的有浙東、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這裏很大程度上相當於安史之亂前的採訪使，只是管地較小。特點是兵力寡弱和財富豐厚，是唐王朝的「賦稅之地，與關右諸鎮（西北邊鎮）及河南（中原鎮）河北（河朔鎮）有重兵處體列不同」。所以史稱「天下藩鎮，東南最寧」。[3]
河朔型以外的中原、邊疆、東南型藩鎮都是非割據性藩鎮，河北藩鎮割據有三個最基本的特徵。一在政治上，節度使不由中央派遺，而由本鎮擁立，河朔三鎮的節度使前後凡57人，唐廷所任者僅4人，其餘者要不是父死子繼，要不就是偏裨擅立，或者以其他方式上位者。二在財政上，賦稅截留本鎮而拒不上供中央。三在軍事上，違背中央意志養蓄重兵，專恣一方，並倚之作為與中央分庭抗禮的憑藉。是否因此就把河朔鎮視為唐朝境內截然不同之二分域，顯然不能；大量事實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區亦有施行。河北地區州縣行政區劃的改易和廢置，官吏員額的增減，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員也有從中央調進或征出的。唐代各地藩鎮具有區域性與制約性統一的特點，不能簡單地把藩鎮與中央的關係一概視為割據；而河朔區域的割據又具有游離性與依附性並存的特點，不能把割據絕對化。唐代藩鎮形勢作如下申述：[3]
- 第一，唐代藩鎮割據主要表現在河朔，而河朔割據又集中在三鎮。此外絕大多數藩鎮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權，不是割據性藩鎮。其節度使的調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決定，其動亂只是內部兵亂，不是割據叛亂。[3]
- 第二，中原、邊疆、東南型藩鎮雖然不屬割據性質，但是由於它們各自不同的地理特點影響了唐王朝的政治、財政、軍事關係。東南型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型從武力上奠定了關中，中原型從軍事上鎮遏叛鎮。河朔割據形勢的變化也取決於上述三類藩鎮的動向，可以稱之為藩鎮割據的制約性。[3]
- 第三，各類藩鎮之間的總體關係，在唐代宗時業已形成，最後黃巢起義打破了這種格局：舉足輕重的中原型藩鎮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溫吞併；李克用、李茂貞據有河東及西北邊鎮之一部而與之抗衡；東南型藩鎮也不再供給唐朝的財源。五代十國的歷史仍然明顯地受到唐代藩鎮格局的影響：北方相繼遞嬗的五個小朝廷的激烈爭奪和南方若干小王國的相對安定，實際上多多少少反映着唐代北部藩鎮（河朔、中原、西北邊疆型）重兵駐紮、動亂頻仍和南部藩鎮（東南型）駐兵寡弱、相當安定的差異。[3]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看見在唐代後期近50個藩鎮（元和四十八鎮）中，真正割據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鎮，唐憲宗以後（820年），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鎮而已，其餘中原、邊疆、東南藩鎮都不是割據的。東南藩鎮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藩鎮從物理上鞏固了關中，而中原藩鎮則具有鎮過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重要作用。這樣，河朔鎮與中原鎮在割據與防遏割據的相特關係上，中原鎮與邊疆鎮在維繫內外均勢的平衡關係上，邊疆鎮、東南鎮與中原鎮在物力和財力的相互依賴關係上，構成了一個既密切關係又互相制約的整體結構，從而維繫唐朝相對穩定統治了100多年。唐代完全依賴藩鎮勢力之間的平衡關係，才得以維持下來，一直到黃巢之亂衝垮了這種平衡。[3]即使是這樣，公元885年唐朝號令所在仍有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9]
藩鎮割據造成了唐朝中央政府實際管轄地區比盛唐時大幅縮小，吐蕃、回鶻等過去臣服於唐朝的少數民族相繼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吐蕃甚至與唐朝發生過對立衝突，使得隴西一帶喪失大半。[10]淮西久為吳元濟所據，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故堅為賊用」。[11]
唐憲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中，有15道71州不申戶口，造成稅戶比天寶年間減少四分之三，對唐朝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影響。鄭白渠在秦漢時共溉田45000頃，唐代宗大曆年間仍可達6000餘頃，然而到宋初僅灌2000頃。[12]。方回《瀛奎律髓》稱：「想天寶，至德以至大曆之亂，不忍讀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稱：「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為常事。為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為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
然而若細究，西夏（今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以及越南（今越南北部，即前北越一帶）的丁部領等人，其實都算是唐末藩鎮割據的遺留。西夏原本是在黃巢之亂中協助唐室的黨項羌人，被唐室封為夏州節度使，賜姓李。因宋朝有併吞之意而獨立建立西夏國。越南北部的地區則原是靜海軍節度使，後來漸漸獨立建國，脫離中國自漢朝以來近千年的統治。而宋代時，丁部領奪得政權後，登極為大瞿越國皇帝，被宋冊封為交趾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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