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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托·李維（Titus Livius，前64年或前59年—17年）是古羅馬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寫過多部哲學和詩歌著作，但最出名的是他的巨著《羅馬史》（原名為Ab urbe condita，意為「自建城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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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的出生地帕塔維烏姆（Patavium，即現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臨近威尼斯）是一個古老的商業城市，以羊毛產品聞名於世。由於靠近亞得里亞海，很早就受到希臘和拉丁文化的影響，文化教育水準也很高。青少年時代的李維如其他羅馬富家子弟一般，學習文學、修辭學、演說術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30歲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帕塔維烏姆，既沒有參軍打過仗，也沒有擔任過羅馬公職。在著述中，他經常表達自己對故鄉的熱愛[1]。
前29年夏，李維從帕塔維烏姆遷居羅馬。這時，屋大維已經戰勝安東尼，結束了羅馬長期混亂和分裂的局面，呈現出和平時代的氣氛。一些有志於著述的學者紛紛雲集羅馬城。後與李維齊名，用希臘文寫作羅馬史的哈利卡納蘇斯的戴歐尼修斯也在公元前30年左右到羅馬定居。李維到羅馬後與他們並沒有什麼來往。
遷居羅馬後不久，李維就結識了奧古斯都（即屋大維），兩人關係很好。據蘇維托尼烏斯記載，李維曾奉奧古斯都之命教導他的外孫、後來的皇帝克勞狄一世，並建議他學習歷史寫作。李維對新確立的元首制表示忠順，用塔西佗的話來說，他和奧古斯都之間存在着友誼。但就李維本身而論，他思想保守，在政治上擁護貴族共和制。他對凱撒以及謀殺凱撒的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的評價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李維撰寫歷史著作，是為了歌頌羅馬人的光榮和偉大，宣揚羅馬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傳統習俗。這一點正好適應於奧古斯都統治的需要，因此他對李維的保守思想採取妥協的態度。
李維於14年返回帕塔維烏姆，三年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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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到羅馬之前已經有了寫羅馬史的計劃。他到羅馬後不久就開始寫作，此後，他以畢生精力從事羅馬史巨著《自建成以來》（Ab urbe condita）的著述，一直到14年奧古斯都去世之後才停筆，前後40餘年。《自建成以來》是一部卷軼浩繁、內容豐富的歷史巨著。李維在寫作時混用了年代記和記敘體的筆法，第一卷發表於前27—25年之間，最後21卷發表於奧古所都死後，也可能是在李維本人死後才發表出來。這部作品一共有142卷，每十卷為一部，但目前存留下來的只剩35卷，是第一至十卷以及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五卷，即第一、三、四部以及第五部的前半，其餘各卷除個別的片段以外部已散失。幸好從保存下來的摘要中，我們能夠窺見這部歷史巨著的概貌。全書內容大致如下：
- 1—5卷：建城到羅馬被高盧人攻克（前753—387年）
- 6—10卷：薩莫奈人戰爭（到前290年）
- 11—15卷：征服意大利（到前265年）
- 16—20卷：第一次布匿戰爭到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前（前264——219年）
- 21—30卷：第二次布匿戰爭（前218—201年）
- 33—45卷：馬其頓和敘利亞戰爭（到前167年）
- 46—70卷：內戰到同盟戰爭（前91年）
- 7l—80卷：內戰到馬略之死（前86年）
- 81—90卷：內戰到蘇拉之死（前78年）
- 91—103卷：內戰到龐培在東方取得勝利（前62年）
- 104—108卷：共和國末期
- 109—116卷：內戰到凱撒之死（前44年）
- 117—133卷：內戰到亞克興戰役（前30年）
- 134—142卷：奧古斯都時代（前2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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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開始著述時年約三十一、二歲，各方面的知識都很缺乏，而著作計劃十分龐大，顯然難以完成細緻的按集、整理、研究和分析材料的工作。他自己也在《羅馬史》的序中承認：「我才疏學淺，無力鑑別下列史料的真偽，即那些被作家們用他們詩一般的語言所歌頌的遠古史，其中包括羅馬建城之前的歷史和建城的過程。」李維的作法實際上只是吸收別人的成果，對前人著作進行編纂、改寫和抄錄。在李維寫作的時代，可用作參考的資料為數不少，有大年代記，各種遺囑、契約、條約等文件，元老院會議記錄，監察官調查清單以及私人和家族的各種記錄。此外還有老年代記和小年代記作家的作品和加圖、西塞羅、波里比阿等優秀拉丁和希臘作家的大量作品可供利用。但李維很少利用檔案文獻等原始材料，對各個史家的著作也不進行分析研究，甚至不去分辨其史料價值的高低，而不加批判地使用[來源請求]。在他看來寫作歷史的目的是宣揚愛國主義和進行道德說教，選取材料也以達到這些目的為準。因此他不費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採訪，求取第一手材料，也不花很大力氣來對史料進行分析、比較和研究以求真實和可靠。關於遠古歷史的部分，他對法比烏斯、皮克托爾和卡爾普爾尼烏斯、比索等老年代記作家只是間接引用，更多引用的反而是同他本人時代較近的各小年代記作家，如安提阿斯、杜別羅、安提帕特爾等人的材料。由於不加分析批判而直接採用，所以把這些人的缺點和錯誤也都轉載了。保存下來的21—30卷價值較高，這是由於李維寫作這部分時幾乎完全利用了波里比阿的著作。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李維是一個歷史編纂者和道德說教家[原創研究？]。他在提及寫作《羅馬史》的目的時說：「……我想找到一種藥，讓我們的帝國返老還童，重新煥發青春的活力。這種能抗衰老的藥就是我寫的這部史書。當青年們看到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建功立業，如何享受元老院和人民賜予他們的榮譽的時候，他們的心中必定會燃起不可遏止的豪情壯志，立誓今生即便不能超越古人，也要無愧於後世。他們更會從史書中汲取營養和經驗，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怎樣做才能善始善終，怎樣做就會惡始惡終。」因此，在李維的著作中有許多不確切的地方，比如對所描寫的戰役和地區缺乏明確的概念；用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的情況去說明古代的國家制度，年代上時有錯誤等等。他寫作的方法是從前人的著作中選擇一部書作為主要藍本，從中採取所需材料進行編纂，其他的來源則作為補充材料。如果主要的史料只有一種，他就完全照搬前人的材料；如果史料有幾種的話，他或是主觀地任意選取其中的一種，或是不加分辨地列上時常是互相矛盾的幾種說法[來源請求]。例如，李維在他的著作第31卷中提到漢尼拔的兵力時，列舉了三個史家的不同說法。其中第二個是波里比阿的估計，較為可靠，因為波里比阿自己說過他的數字來自漢尼拔在拉西尼的石刻銘文。但李維對三種說法都未予評論。又如，關於老西庇阿去世的年代問題，最初他大概是跟隨安提阿斯說西庇阿死於前187年，後來看到一些新材料說明西庇阿的卒年不可能早於前185年，因為在這年中他還作過演說。還有一個材料證明他死於前183年9月以前。因此證據很明顯，西庇阿之死應在前184年和前183年9月之間。但李維後來重提這個問題時，既不糾正從前的錯誤，也不根據材料得出較為正確的估計，反而武斷地否定波里比阿提出的老西庇阿死於前183年的合理說法。
此外，李維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偏執的愛國思想情緒，使他故意隱瞞和篡改一些史實，刪掉一些會使羅馬人感到不光彩的東西。他對羅馬早期對外戰爭中的許多野蠻行徑毫不譴責。老西庇阿和攻克敘拉古（前211年）的馬克盧斯都曾對當地人民進行殘忍的屠殺[來源請求]，李維卻把他們寫成道德高尚的將領。前197年在希臘的庫諾斯克法萊戰役中，波里比阿記載羅馬將領弗拉米寧追擊逃跑的馬其頓聯軍，對投降者盡情殺戮，而李維改為只殺了隊伍前的幾個人其餘都任其逃散，以此減輕羅馬人的罪責。還有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特拉西美諾湖之役失敗後，波里比阿記載當時羅馬元老院和人民普遍驚慌失措，而李維卻說普通人民驚慌失措，元老院則冷靜沉着，採取了一些辦法對付緊急情況。儘管如此，他對羅馬的敵人的好的方面還是加以肯定，並且通過他們之口說出一些羅馬人的不暢快的經歷。就是對於漢尼撥這樣一個羅馬人的死對頭，他在譴責他的慘無人性、背信棄義的時候，也大膽肯定漢尼拔與士兵同甘苦，身先士卒，勇敢善戰等長處。
至於道德說教，在李維的歷史著作中更是不勝枚舉。李維塑造了許多古代羅馬的英雄和烈女的形象，表彰他們品德高尚，堅貞不屈，英勇報國的事跡，談來使人肅然起敬。他推崇羅馬古代的道德習俗，憎惡當代道德風氣的敗壞，說這「那時全體人民都是謙和、公正和高尚的，而今天這樣品質的人一個也找不到了」。李維進行道德宣傳，完全適應奧古斯都在當時頒佈法律，採取恢復古時道德習俗的措施。
就哲學觀點而論，李維接近於斯多葛派，用社會道德風尚的變化來解釋歷史的演變，以為神諭和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因。他熱俊於記載各種災民認為神獎善懲惡，許多災禍都起於對神明的不敬，他認為羅馬人承認戰神馬爾斯是自己的祖先，自然應有顯赫的戰功．其他各族人民應該服服貼貼地接受羅馬人的統治。
李維經常按演說的規則編寫一些書中人物的演說，其中有些明顯地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來源請求]。但是，這類演說辭使敘述顯得生動，並且可以利用它們來對歷史人物及其行動的原因加以說明和評論。後世學者則有人稱，不必過分苛求，這也是希臘史家們的通病。
李維的書中不乏生動的描寫。例如對漢尼拔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這一壯舉的敘述，有聲有色，扣人心弦。對於王政末年盧克雷提婭因遭到蘇培布之子塞斯圖的強姦而自盡的場面，也描寫得激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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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李維及其著作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點錯誤，但他仍不失為古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保存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資料，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最特別的是，李維在他的著作中對羅馬早期歷史保持了前後一貫的傳統敘述，而有關於羅馬早期歷史的其他資料殘缺不全，文獻資料極其缺乏，在這種情況下使他獨佔鰲頭，沒有任何別人能夠取代他的地位。向時，李維的歷史著作內容豐富多采，材料安排巧妙，文筆生動形象，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歷史著作中獨具一格。李維的歷史著作，在他生前即已有了很大的影響，在他死後更是很多人學習的榜樣。瓦列里烏斯·馬克西穆斯、弗隆提努斯、克尤杜斯·庫爾齊烏斯·魯福斯等人都從他的著作中選取材料。但丁的《神曲》中提到他的著作。馬基亞維利的作品「論蒂托·李維羅馬史前十卷」就是評價他這部作品的前三卷，從中總結統治的經驗。十八世紀以來，史學界對他的著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李維不僅是著作的史學家，而且還是卓越的拉丁文作家。在這方面，他可與西塞羅、塔西陀齊名，同為創建拉丁文風的三位大師。西塞羅清新流暢，塔西佗精美典雅而李維則是生動靈活，雅俗結合。他寫公文用官方語言，描述戰爭和英雄人物用詩歌和戲劇語言，編演說辭又學西塞羅的語言，這都博得了後世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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