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華人（芬蘭語：Suomen kiinalaiset）是居住在芬蘭的華人，不管其國籍為何。而國籍為芬蘭的華人則稱為華裔芬蘭人（芬蘭語：Suomenkiinalaiset）。
截至2019年底，在芬蘭有13,064人的母語為中文，其中約60%的人居住在首都地區（含赫爾辛基、埃斯波、萬塔和考尼艾寧四市）[1]。2019年底共有9,825中國公民居住在芬蘭（統計數據中沒有另列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華人的數據）[2]。自1990年至2019年，共有2,640中國公民取得芬蘭國籍[3]。
移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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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大量的中國勞工被帶往至赫爾辛基地區的堡壘修建工地及其附屬的伐木工地。這些勞工顯然是來自滿洲的「紅鬍子」犯人[4]，在俄國遠東地區紅鬍子是臭名昭著的搶劫火車及攔路打劫的中國土匪。大約有3千中國勞工被帶至芬蘭。究其原因，是因為在彼得大帝海防堡壘的工地中芬蘭工人的技能不夠，並且付給中國勞工的工資只有芬蘭工人的八分之一[5]。中國勞工被分配至埃斯波、考尼艾寧、萬塔、錫博等地的伐木工地。有一些也派至庫斯塔維海防堡壘去修建為運送大炮的石子路。另外也派送一些勞工到芬蘭各地去干各種雜活。中國勞工被安排到沒有良好取暖火爐的穀倉和棚屋裏居住。儘管這些勞工都是男人，但他們後腦勺上的長辮卻讓很多芬蘭人認為他們是女人。
剛開始時本地芬蘭人還很同情這些中國勞工，因為1916年秋末冬初比往年更冷，而中國勞工沒有過冬衣服，本地人還捐給他們食品及衣服。但不久勞工給本地人的印象開始惡化，因為勞工開始盜竊和搶劫等暴力行為。部分原因可能是勞工們沒有足夠的衣服和食品。而中國勞工的飲食習慣也使得一些貓狗動物失蹤了。另外也發生了幾起兇殺事件[5]。這些不良治安事件引起了本地芬蘭人的恐懼和憎恨。例如，芬蘭著名畫家阿克塞利·加倫-卡勒拉也不能安心地在位於埃斯波塔爾瓦斯派（Tarvaspää）的畫室里作畫，他決定帶着妻子到別處去生活和創作[6]。埃斯波境內據說有1200多中國人。1917年初，中國勞工開始被遣返回中國。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修建堡壘的工作中止了，大部分剩下的中國勞工也離開了芬蘭。據同時代人的口述和歷史學家的猜測，在芬蘭有一些這批中國人和芬蘭人的混血後代[5][6]。
自芬蘭獨立後直至1970年代中期，移居芬蘭的華人不多。早先來芬蘭的華人，可能是由於婚姻關係或者是餐館及生意關係來到芬蘭。1955年托爾尼酒店（高塔酒店）里開張了芬蘭第一家中式餐廳[7][8]，一位名叫繆程的華人被聘為廚師長。1975年左右芬蘭大約只有12名華僑。[9]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有些華人從中國大陸、香港和馬來西亞前來芬蘭，另外還有三四十個越南華人難民來到芬蘭。華僑人口大約有三四百人，中餐館也由兩家增加到七八家[9]。至今仍在赫爾辛基市中心開業的「中國樓」餐館是在1973年開張的[8]。
1986年後芬蘭解除外國人購置產業及開公司合股的限制，華人開的中餐館數量激增。1990年時在芬華人有312人。到1990年代中期，中餐館增加到七八十家。同時又有好幾十個越南和柬埔寨的華僑到來，華僑人口超過一千人。[9]
19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公費及自費留學生開始前往芬蘭，並逐年增加。很多留學生學業結束後留在芬蘭作研究或到商業機構任職。2004年底，華人人口約有2000人。中餐館有90多家，其中有53家在赫爾辛基，8家在埃斯波，30多家分佈在芬蘭其他市鎮。[9]
2010年，在芬華人數量增長到5559人。2015年這一數字進一步上升至8042人，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也在之後幾年逐漸增加。[10]
2017年，祖籍浙江青田的華人陳燕妮在萬塔市鎮議會選舉中，以402票獲得萬塔市議會席位，成功當選市議會議員[11]。同時兩歲時從中國四川省領養至芬蘭的璸珈·圖帕邁基當選為考尼艾寧市議會議員[12]。她們倆成為芬蘭市鎮議會選舉史上的頭兩位華裔市鎮議員。之前2013年的芬蘭市鎮議會選舉中，華裔Belle Selene Xia則代表正統芬蘭人黨選為赫爾辛基市議會的候補市鎮議員[13]。
知名人士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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