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4日[1]),於中華民國發行,以擴展民主自由空間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從中國大陸來臺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至1960年9月1日,共刊出260期,存活十年又九個月。因為在當時的國民黨於臺灣的威權統治下,該雜誌在臺灣的言論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枱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因雷震等臺港在野人士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觸怒了國民黨當局,1960年9月4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藉《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寫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該雜誌停刊。[2]
沿革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中國國民黨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要堅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後中華民國政府暫退至臺灣,《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地區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臺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時任總統的蔣中正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因此創辦初期得到國民黨高層的贊助。自1949年11月至1950年底,得到教育部補助經費約新台幣三萬元。1951年3月至1953年5月,吳國楨的省政府財政廳每年資助新台幣兩萬元。美國國務院撥款的亞洲協會自1953年元旦起每期購買一千本,自1954年元旦起,每期加購五百本,郵資另加,平均每年約資助兩千美元。[3]但是,隨着韓戰的爆發,蔣中正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中國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於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臺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弊病,而和執政當局關係逐漸惡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干擾學校教育(如救國團)之後,12月蔣中正在「宣傳匯報會」上下令開除其黨籍(薛化元 1996,120)。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表示雷震到臺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蔣中正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兩篇文章響應雷震。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張臺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中正尋求總統三連任。1960年,《自由中國》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在這種情況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臺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6月26日,雷宣佈李萬居、高玉樹、雷震3人為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17人為召集委員,由雷任新黨秘書長。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編輯群的舉動逐漸進逼至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民黨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臺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為其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中正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4]。《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針對此一事件,曾批評蔣中正「不失為東方一個碩果僅存的標準獨裁者,同時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對民主絲毫不能理解,絲毫不感興趣,不惜以走極端的態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國內外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直人士挑戰。」[5]
版面內容
各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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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淇瀁(1999年)的整理,從反對運動的角度來審視,《自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的貢獻:
第一,在臺灣自由報業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這是《自由中國》在臺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再者,《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臺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即使《自由中國》對臺灣民主運動貢獻良多,但亦有其缺失[原創研究?]:
- 理論層面的論述,缺乏實際層面思考
- 中國格局論述,少見臺灣在地觀點
- 省籍意識強烈
亦有說法指出,因中國民主黨吸收了大量的臺籍菁英,造成執政當局不滿,乃至日後遭到迫害。雷震獄中手稿亦提到:「臺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而覺得自己吃了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國》編委會委員戴杜衡甚至說過:「把臺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自由中國》為一追求自由民主的政論雜誌,於發行期間卻沒注意到臺灣最根本、日後漸趨嚴重的省籍認同問題,而大多數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1970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併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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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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