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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亞論（日語：脱亜論〔脫亞論〕／だつあろん／ダツアロン Datsuaron，直譯為「逃離（或擺脫）亞洲理論」）是於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在日本報章《時事新報》發表的著名不署名短文。現在普遍認為是福澤諭吉所作。在東亞批判知識份子討論東亞論述的可能性時，常以此文與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宮崎市定的《大東亞史概說》，來互相比較對照來討論脫亞、興亞，以致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轉折。[1]以至延伸出日本現時的《脫亞入歐論》與《脫亞入美論》。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8年2月5日) |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積極提倡在當時正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放棄中國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方文明。寫作當年，他所支持的朝鮮人嘗試在朝鮮籌組改革黨派，但沒有成功。[來源請求]他曾邀請一些韓國的年輕貴族到他的學校，但他們只是嫖飲揮霍、浪費光陰，福澤便減少他們的旅費，於是他們就去偷錢，使他決定不再支持這些貴族，然後寫作《脫亞論》。[來源請求]
長期以來日本學者坂野潤治主張的「脫亞論」為福澤諭吉對朝鮮現代化的「敗北宣言」一說成為日本學界主流說法。[2]但也有研究表明，「脫亞論」的背景不僅是福澤對朝鮮現代化的失望，還有他對當時中日兩國就朝鮮善後事宜所進行的談判進展緩慢產生焦慮感，以及面向正在關注中日兩國談判的歐美國家塑造親日輿論等因素。[3]
《脫亞論》開篇說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福澤又寫道：「文明猶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他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福澤在日本也正是這樣做的。
基於福澤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大清帝國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大清帝國內，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它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認戰爭對它們的傷害。
福澤曾寫道：「依吾之見，以西方文明猛擊東方之勢，此兩國（大清帝國與朝鮮國）誠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橫與無情而惡名昭彰，一義者居於此，其德鮮有人知，此為鄉人醜行之所蔽也。」
對於東亞的鄰國，由於福澤諭吉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在主張與東亞鄰國「絕交」之外，福澤還主張「東洋連帶論」。他認為東亞各國只有進行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擺脫被西洋國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澤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幫助西洋文明在東洋的「蔓延」。福澤曾支援朝鮮的金玉均等人，並將自己的財產投入到朝鮮首份以朝鮮文字出版的報紙《漢城旬報》的創辦上。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幹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侮辱性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
2006年發現的一則新史料，似乎表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出於擔憂中國的威脅。1885年4月28日，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後福澤給田中不二麿（田中不二麿和福澤之間關係匪淺，所謂的「文部卿在三田」形容的便是田中擔任文部省最高負責人時候的事）的信中福澤表示：去年（1884年）十一月天長節，在京城公使館的宴會席上，中國的領事辱罵日本人是無骨的海參一事。這可能是在宴會上的公開演說。……此次之事最終以和平告終，難以遮蔽我國體面。我胡亂地訴諸開戰是不對的。尤其是《時事新報》一個勁地高唱開戰。新報的報道和實情完全不同，迫切為了掩蓋我國的不利，因此不言及對我不利之處。堂堂正正地提出開戰來了局，是想讓中國人永遠立於被告之地位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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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自昭和26年（1951年）以後才在日本民間廣泛流傳，在此之前似乎並未對日本文化及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帶來巨大影響。但上述說法並非完全正確，《朝野新聞》在脫亞論一文發表後，針鋒相對地發表了社論，希望中日兩國能平等合作，批評了當時《時事新報》為代表的對清開戰論。只是《朝野新聞》對「脫亞論」的反駁在當時很快便湮沒在了蔑視中國、主張開戰的強硬輿論聲音之中。[5]
- 坂野潤治 「解説」『脫亜論 他』 富田正文編、岩波書店〈福沢諭吉選集 第7巻〉、1981年3月。
- 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哲學 他六篇』岩波書店、2001年。
- 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真実』文藝春秋、2004年。
- 尤一唯「初期『時事新報』の清國論説の一分析」『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58號、2018年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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