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德瓦布內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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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德瓦布內大屠殺（波蘭語：Pogrom w Jedwabnem）是1941年7月10日在德佔波蘭耶德瓦布內鎮發生的屠殺事件。[1]至少有340名波蘭猶太人（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屠殺中遇害，[2]其中約300人被鎖在一座穀倉里燒死。
|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 | |
|---|---|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紀念碑 | |
  騷亂發生地點 | |
| 地點 | 德佔波蘭耶德瓦布內鎮 53°17′20″N 22°18′34″E |
| 日期 | 1941年7月10日 |
| 事件類型 | 反猶騷亂 |
| 實施者 | 有爭議（見下文） 普遍認為由波蘭人直接實施，德國人間接煽動 |
| 參與者 | 當地及周邊地區波蘭人 |
| 受害者 | 340人（國家記憶研究院最終結論） |
| 倖存者 | 至少7人 |
| 文檔資料 | IPN官方調查檔案 |
屠殺事件的實施者中，至少有40名與在場的德國秩序警察有牽連的波蘭人。[3][4]而該事件是否有其他方面的額外參與——譬如德國蓋世太保[5]和黨衛隊準軍事部隊（B別動隊等）——目前仍存在爭議。[6][7][8][9]
在2000年-2002年，波蘭政府對大屠殺進行了法醫調查，包括遺址挖掘和對111名目擊者的採訪。[10]由於猶太神學反對驚擾死者遺體，挖掘行動隨之受限，[11]因此目前仍然不確定大屠殺的總體進行程度。許多評論員對調查結果感到震驚，因為調查發現的行徑與猶太人大屠殺期間波蘭人對猶太人的救助形成了鮮明對比。
背景
耶德瓦布內的猶太社區成立於18世紀。[12]20世紀30年代，居住在耶德瓦布內的總人口為2,167人，其中約有1,500名猶太人。[13]耶德瓦布內是戰前波蘭的眾多猶太人村鎮之一——這類小城鎮被波蘭人佔大多數的鄉村包圍，但城鎮人口中大多為猶太人，與佔少數的波蘭人口共存。耶德瓦布內居民政治上支持國家民主運動：[14]該黨試圖反駁所謂「猶太人對天主教波蘭人的經濟競爭」的威脅論，並反對約瑟夫·畢蘇斯基及其繼任者的波蘭政府。然而，戰前該鎮的波蘭人與猶太人關係良好，可能比該國其他地方都好。[15]雙方關係最為緊張的時刻發生在1934年，一則謠言將一名猶太婦女被殺的案件與一名天主教徒遇害的事件聯繫在一起。然而這一謠言還未發酵，就被一名牧師和一名拉比在一起解決了。[15]該鎮的年長居民對1906年時發生在附近的比亞韋斯托克反猶騷亂有着深刻記憶，深深記得這起俄羅斯帝國軍隊挑唆波蘭人和猶太人相互對抗的事件。[16]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開始。9月17日，蘇聯紅軍遵照《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入侵波蘭東部地區。[17][18] 耶德瓦布內地區最初由德國人佔領，他們壓制了當地波蘭軍校學員的抵抗[來源請求]並燒毀了猶太教堂。[19]1939年9月28日的《德蘇前線條約》將耶德瓦布內劃歸蘇聯所有。得知佔領城鎮的是蘇聯人而不是納粹分子，許多波蘭猶太人起初感到放鬆。與大多數波蘭人不同，一些猶太人積極地歡迎紅軍，認為紅軍可以保護他們免於納粹主義。[9][20]一些來自波蘭前東部領土的其他民族——特別是白俄羅斯人——也公開歡迎蘇聯佔領。[20]在揚·格羅斯所說的「怨恨的制度化」中，佔領者利用特權和懲戒來縱容和激化當地人口之間的種族和宗教差異。[21]
根據朱利安·巴恩斯的說法，「許多猶太人可能在蘇聯人於1939年首次到來時感到如釋重負，因為蘇聯人讓他們擺脫了今年早些時候入侵的反猶太納粹分子；然而，新來的入侵者帶來了他們自己的（俄羅斯和無神論者的）反猶太主義」。[22]根據安娜·比孔特的說法，蘇聯人帶來了俄羅斯和無神論的反宗教政策：波蘭的希伯來語學校被蘇聯關閉，波蘭認可的猶太教聖日（如贖罪日等）被蘇聯禁止，被蘇聯挪用的商店和企業也大多是猶太人的。[23]一些猶太人（「opaskowcy」）組建了民兵組織，並幫助內務人民委員部編制流放西伯利亞的波蘭人名單。[24]比孔特寫道，一名土生土長的耶德瓦布內居民Meir Grajewski（後改姓Ronen）認出了五個在城中「橫行霸道」的猶太「混混」，他們向波蘭人問罪，有時甚至針對猶太人同胞。[25][26]共有22,353名波蘭人被驅逐出附近地區；所有人被逐出時都連帶着整個家庭被驅逐。[27][28][29]紅軍部隊徵用了食品和其他物品，剝奪了當地民眾的資源。[9]伴隨紅軍的蘇聯秘密警察經常逮捕和驅逐波蘭公民，包括非猶太人和猶太人，並在整個地區傳播恐怖。[7][30]逮捕、驅逐和監獄處決的浪潮一直持續到1941年6月20日至21日，即德國巴巴羅薩行動的前夕。[9]
繼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之後，德國軍隊佔領了蘇聯自1939起佔領的波蘭領土。在耶德瓦布內附近的小鎮維茲納，數十名猶太男子被黨衛隊一級突擊隊長赫爾曼·沙佩爾指揮的入侵德軍槍殺；其他鄰近的城鎮也發生了類似事件。[31]納粹在當地進行宣傳活動，[32]揭露蘇聯在波蘭東部犯下的罪行，並聲稱猶太人可能支持蘇聯人。與此同時，黨衛隊組織了別動隊在這些地區殺害猶太人，並進行了一些屠殺行動。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制定了這些屠殺行動的指導方針，[33]命令他的軍官在德國軍隊新佔領的領土上引發反猶太人事件。[34]納粹當局鼓勵當地社區實施反猶太騷亂和搶劫，對這些舉動完全不實施懲罰。.[35][36]在大屠殺之前，個別的蘇聯勾結者，無論是波蘭人還是猶太人，都遭到了私刑或判罪。[37][38]
在耶德瓦布內騷亂之前的幾天，隨着難民從拉齊烏夫（Radziłów）和維茲納等地逃難至該鎮，鎮上的猶太人口增加了。騷亂前有230名猶太人自維茲納逃離至耶德瓦布內。[39]
1941年夏天德國軍隊佔領了沃姆扎（Łomża）和比亞韋斯托克地區後，23個地方發生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其中有一些波蘭村民參與，而德國的參與程度不等。[3] 除了耶德瓦布內，總體規模較小的屠殺也發生在波德拉謝地區別爾斯克（Pilki村）、霍羅什奇、奇熱夫、戈尼翁茲、格拉耶沃、雅希奧努夫卡、克萊什切萊、克內申、科爾諾、庫茲尼察、那雷夫卡、普永特尼察、拉齊烏夫、拉伊格魯德、索科維、斯塔維斯基、蘇霍沃拉、什丘琴、特什產內、蒂科欽、瓦西爾庫夫、翁索什和維茲納。[3]
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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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反猶騷亂的經過有多種不同的記述。人們普遍同意，1941年7月10日早上有人在耶德瓦布內目擊到德國蓋世太保官員。2003年結束的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PN）法醫刑事調查S 1/00/Zn 指出，當天早上來自附近村莊的波蘭男子開始抵達耶德瓦布內，「打算參與對鎮上猶太居民的有預謀的謀殺。「[40]IPN發現一些猶太人從非猶太鄰居那裏得到警告，了解了即將發生的事情。[40]另一個來自歷史學家托馬什·斯特熱姆博什的說法稱，附近村莊的人員是遵從馬利安·卡羅拉克（Marian Karolak，德國任命的耶德瓦布內市長）和駐紮當地的德國準軍事人員的命令抵達該鎮的。來自耶德瓦布內和鄰近定居點的一群波蘭人聚集在一起，在德國的監督下圍捕猶太人。當地的猶太人和從附近的鄉鎮尋求避難的猶太人均遭圍捕。[1]揚·格羅斯寫道，騷亂中有四個人起到了主導作用，其中包括Jerzy Laudański 和 Karol Bardoń. 二人早些時候曾勾結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如今正試圖自己重塑為德國的熱心合作者身份。[41]
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被帶到耶德瓦布內中心的一個廣場，在那裏有人命令他們拔草。這些猶太人隨即被廣場上聚集的來自耶德瓦布內及其周圍地區的波蘭人人群毆打。[40]一些猶太人被迫拆毀蘇聯人樹立的列寧雕像，並一邊唱着蘇聯歌曲一遍用木製擔架將其抬出城外。當地的拉比被迫帶領大約40名猶太人組成的隊列，其中包括潔食屠夫。這組人被帶到一座穀倉[27]後遇害，並與列寧像的碎片一起埋在一起。關於殺戮的方式有各種各樣的理論；而關於德國人是否出現在穀倉、是否參與將猶太人從廣場到穀倉的押送過程，也有不同的證詞。[40]一些猶太目擊者報告稱，德國人直接參與了在城鎮廣場上圍捕和虐待猶太人的事件，並射殺了試圖逃離燃燒的穀倉的猶太人。一部寫於戰爭期間的日記引用了逃出耶德瓦布內和拉齊烏夫的猶太人的報告：「在當地農民的幫助下，德國人聚集了這些地方的猶太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拉比和社區領袖——集中在市場廣場。起初，德國人殘酷地毆打猶太人，強迫他們將自己包裹在自己的塔利特里，然後要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一切都是在棍棒和橡膠鞭子的不斷毆打下完成的。最後，德國人又打又踢地將猶太人推進了一座長長的脫粒房子，然後把房子點着了。」[42]
根據一本1963年首先以希伯來文出版的紀念書籍，「來自城鎮的猶太人告訴我們可怕的事情。（設法逃離耶德瓦布內的）Rywka Kurc（現在在澳大利亞）告訴我們：在耶德瓦布內，黨衛隊將所有猶太人關在一座棚屋中，其中有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也包括Rywka的丈夫和兩個孩子。德國人放火燒毀了棚屋，所有人都被活活燒死了。」[43]根據另一名原耶德瓦布內居民的說法，他在大屠殺後不久遇到逃離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這些人「告訴我們當德國人第一次進入他們的城鎮時，他們把所有的猶太人趕到了一個穀倉，然後把它點着了。試圖逃跑的人都被機關槍射死。「[44]
在拉比帶領的40名猶太人被殺之後，耶德瓦布內剩下大部分的猶太人（據估計約有250多人[27]到300人）[45] 被帶到同一座穀倉，被鎖在裏面，並用來自蘇聯補給的煤油活活燒死（另有說法稱用的是德國汽油）。兩組猶太人的遺體被埋在穀倉的兩個亂葬坑裏。[27]受害者包括婦女、兒童和嬰兒。[40]
許多目擊者報稱看到德國攝影師拍攝了大屠殺的照片。一些消息來源說，德國人製作了一部關於這次大屠殺的電影，並在華沙的電影院放映，影片記錄了當地人對猶太人的所謂自發仇恨。目前沒有找到任何痕跡能證明這樣一部電影的存在。[46]
有100至125名猶太人在逃離大屠殺後返回了耶德瓦布內。他們居住在一個開放的隔都，然後在1942年11月被轉移到沃姆札隔都。一些耶德瓦布內猶太人逃到了其他城鎮。[47]1942年11月，當德國人開始將隔都居民裝火車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滅絕時，7名倖存的耶德瓦布內猶太人再次逃離，成功抵達附近的小村楊切夫科。儘管遭受來自鄰居的敵意，以及遭到德國人搜查財產，波蘭農民安東尼娜·維日科夫斯卡和她的丈夫亞歷山大·維日科夫斯基（Aleksander Wyrzykowski）在1942年11月至1945年1月期間庇護了七名耶德瓦布內猶太人，長達二十六個月。維日科夫斯基一家庇護的猶太人包括Moshe Olszewicz，他的妻子Lea和他的兄弟Dov；Jacob Kubran 與 Lea Kubran； Józef Grądowski；以及Szmuel Wasersztajn，他後來提供了關於大屠殺的證詞。戰爭結束後，維日科夫斯基夫婦因為他們所做的事而遭到騷擾和毆打。
維日科夫斯基夫婦不得不三次搬家躲避騷擾毆打，最終搬到華沙附近的米拉努韋克。[48]1976年，這對夫婦被授予以色列的國際義人榮譽稱號。[49][50][51]安東尼娜·維日科夫斯卡後來還被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授予指揮官十字級波蘭復興勳章。[52]
1949-1950年的審判
戰爭結束後，在1949年至1950年期間，波蘭人民共和國當局逮捕並審問了耶德瓦布內鎮及其周邊地區的一些嫌犯，指控他們在反猶騷亂中勾結德國人。當局審判了這些波蘭人；在22名被告中，沒有一人受過高等教育，三人是文盲。[53]12人被判犯有對波蘭的叛國罪，其中一人被判處死刑。[1]
記錄顯示，安全辦公室在審訊期間施加了肉體酷刑，導致其中一些男子屈打成招——這些人後來在法庭上翻了供。在屈打成招下給出證詞又翻供的被告包括 Józef Chrzanowski, Marian Żyluk, Czesław Laudański,[54] Wincenty Gościcki, Roman Zawadzki, Jan Zawadzki, Aleksander Łojewski, Franciszek Łojewski, Eugeniusz Śliwecki, Stanisław Sielawa等人；他們被宣判無罪並被法庭釋放。[1]
違規審訊方法的使用得到了公安部長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基耶維茨（Stanisław Radkiewicz）的確認，[何時？]他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承認對調查的「修正」手段包括毆打，完全遺漏情況和證據，以及將證詞內容改寫為可以幫助起訴但並沒有反映現實的內容。[55]法庭沒有聯繫任何一個在耶德瓦布內救過猶太人的波蘭人，也沒有試圖確定受害者的名字。沒有人尋找已經消失的市長馬利安·卡羅拉克，並且沒有人試圖確認犯罪時到場的德國部隊。然而法院的確確認，被告參與騷亂時遭到了德國警方威脅，以及身體暴力行為的脅迫。[56]
1960-1965年德國調查
蘇德戰爭爆發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他的安全部隊「清理」邊境地區的猶太人，導致了額外的別動小隊的組建。納粹趕走了蘇聯部隊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勾結者，這一舉動受到了波蘭人民的熱烈歡迎；海德里希由此受到啟發，指示阿圖爾·內貝在比亞韋斯托克區組織反猶騷亂（即「自我清洗」）。7月2日至3日，內貝給手下包括沃爾夫岡·比爾克內爾在內的指揮官安排了新的職責；[57]但他警告說，黨衛隊在騷亂中的參與應當「不留痕跡」。[58]
1960年，西德檢察機關調查了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沃爾夫岡·比爾克內爾，認為他涉嫌參與1941年發生在耶德瓦布內、拉齊烏夫和翁索什的大屠殺。這些指控是基於波蘭猶太人中央委員會比亞韋斯托克分會長西蒙·達特納的研究做出的。德國檢察機關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證明比爾克內爾的參與，但他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新的德國證人——沃姆扎的前黨衛軍區行政督察專員（Kreiskommissar）。證人指出在騷亂發生時，黨衛隊二級突擊隊中隊長赫爾曼·沙佩爾指揮的準軍事組織別動隊B已部署在耶德瓦布內。沙佩爾的死亡中隊在拉齊烏夫大屠殺中使用的手段與三天後的耶德瓦布內騷亂中迫害猶太人的手段完全一致，這表明沙佩爾的部隊參與了耶德瓦布內的騷亂。
1963年，波蘭自由與民主鬥士協會在耶德瓦布內安置了受害者紀念碑。紀念碑的題詞是：「此處是猶太人口遭到毀滅的地方。1941年7月10日，蓋世太保和納粹憲兵在這裏燒死了1600人。」[59]
西德人收集的證據，包括來自沃姆扎、蒂科欽和拉齊烏夫的證人對沙佩爾的指認，表明的確是在沙佩爾的人在這些地方實施了殺戮。調查人員還懷疑，基於1941年7月至9月期間拉齊烏夫、蒂科欽、魯特基、贊布魯夫、耶德瓦布內、皮奧特尼察和維茲納等地猶太社區被毀方法的相似性，沙佩爾的人也是這些地方的肇事者。
——亞歷山大·羅西諾[60]
在隨後於1964年在路德維希堡進行的德國調查中，沙佩爾向審訊人員撒謊，聲稱他在1941年是一名卡車司機。對被告的法律訴訟於1965年9月2日終止，但沙佩爾的案件於1974年重新開啟。在第二次調查期間，范·德·格羅本伯爵（van der Groeben）作證說，確實是沙佩爾在他所在的地區大規模處決了猶太人。1976年，黑森州吉森的德國法庭宣佈，沙佩爾因黨衛隊切哈努夫-普沃茨克突擊隊對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處決，被判有罪。沙佩爾被判處六年徒刑，但很快因醫療原因被釋放。[61] 根據德國聯邦檢察官的說法，他的調查記錄已無法找到，很可能已被銷毀。
2000-2003年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調查
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揚·格羅斯（Jang T. Gross）的著作《鄰居》（Sąsiedzi）初版以波蘭語書寫，其結論在歷史學界引發了激烈辯論。隨後，波蘭議會於2000年7月下令對耶德瓦布內暴行進行新的調查。議會委託國家記憶研究院轉發其調查結果，以便採取可能的法律行動。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PN）是波蘭納粹罪行調查委員會的獨立繼承人，在蘇聯解體之後不久成立。IPN主要作用是促進對共產黨統治時期（1945-1989）被禁止40多年的歷史課題的研究，其中包括蘇聯佔領區境內的反猶騷亂相關課題。IPN的第一個項目是對耶德瓦布內反猶騷亂的調查，以回應格羅斯的著作出版後主要歷史學家之間的激烈爭論。[62][63]格羅斯的書促成了調查，但早在1966年12月西蒙·達特納就率先在猶太歷史學會比亞韋斯托克公報（第60號）中發表了類似結論的學術分析，隨後由德國當局在1976年協助進行了簡短調查。[62][64]
在兩年的時間裏，IPN的調查人員採訪了大約111名證人。證人主要來自波蘭，也有些來自以色列和美國。[62]三分之一的IPN證人是耶德瓦布內反猶騷亂某些部分的目擊證人。由於事件發生在59年前，調查時健在的證人在騷亂發生時大多都是孩子，因此他們的回憶也各不相同。IPN還在華沙、比亞韋斯托克和沃姆扎的波蘭檔案館，德國的檔案館以及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中搜索和檢查了波蘭檔案中的文件。
2001年5月至6月，IPN調查了當年的穀倉現場，部分發掘了騷亂中人數最多的猶太受害者群體喪生地。由於遭到宗教方面的異議，挖掘行動的範圍受到嚴格限制。發掘的反對者認為，猶太教的教義反對驚擾死者遺體的行為。格羅斯批評了限制挖掘行動的決定。[65]約瑟夫·波拉克（Joseph Polak）拉比也對這一決定提出異議，聲稱猶太律例要求將屍體重新安葬在適當的墓地。 [66]
卡廷大屠殺的遺址曾有類似的發掘行動，以調查蘇聯在1940年殺害22,000名波蘭戰俘的事件。參考卡廷大屠殺現場發掘的成果，IPN的法醫檢查員估計耶德瓦布內的埋葬地點包含300至400名受害者的遺體。[67]在兩個亂葬坑中有燒焦的屍體，還有列寧半身像的碎片（以前曾被假定埋在猶太人公墓）。IPN起初認為遺址中回收的子彈維德國制，證明德國士兵確實開槍射殺過逃離穀倉的猶太人；然而IPN幾個月後對子彈的分析表明它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時期。[68][69]
IPN主席萊昂·基耶列斯（Leon Kieres）也在紐約會見了雅各布·貝克拉比（Jacob Baker）。[70]貝克原名為雅科夫·埃利澤爾·皮卡爾茲（Yaakov Eliezer Piekarz），於1938年從耶德瓦布內移民到美國。2001年1月，基耶列斯（Kieres）在訪問紐約時說，IPN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證據證實一群波蘭人是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肇事者。IPN的證據隨後在IPN向波蘭議會的報告和其他各種公開聲明中展示。[27]雖然IPN的調查還持續了兩年，但截至2001年初，波蘭人參與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調查結果已經在波蘭人盡皆知。
2002年7月9日，IPN公佈了其為期兩年的調查的最終結果。[71]在首席檢察官拉多斯瓦夫·伊格納蒂耶夫（Radosław J. Ignatiew）的總結中，[72]IPN發佈了主要結果《對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內鎮波蘭猶太公民遭謀殺的S 1/00/Zn調查的發現》：
- 從狹義而言，犯罪的肇事者是耶德瓦布內及周圍地區的波蘭居民。從廣義而言，犯罪的責任可以歸咎於德國人。IPN發現波蘭人在大屠殺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大屠殺是「德國人煽動的」。大屠殺是在德國人的見證下進行的；德國人當時全副武裝，而且控制了城鎮，但沒有干預並制止殺戮。IPN寫道：「德國軍警......和其他穿制服的德國人......的存在等同於對犯罪的准許和容忍。」
- 在騷亂中至少有340名猶太人被殺，分為兩組。其中第一組包含40至50名男子，第二組約有300人。確切的受害者人數無法確定。先前估計的1,600人遇害的數字「極不可能，並且在調查過程中未得到確認。」[73]
- 「至少四十名（波蘭）男子」是犯罪的肇事者。IPN發現大多數耶德瓦布內居民「完全被動」，並沒有參與大屠殺。IPN寫道：「根據調查中收集的證據，不可能確定面對犯罪時大多數城鎮被動的原因。尤其無法確定的是，這種被動性是由於認同犯罪，還是由於肇事者行為之殘忍所造成的恐嚇。」[74][75]
- 一些目擊者證實，德國人將猶太受害者群體從耶德瓦布內鎮廣場驅趕到他們被殺害的穀倉（這些證詞見於2003年6月發表的203頁的擴展調查結果）。IPN最終無法證明也不能反駁這些證詞。「證人的證詞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大差異。」
- 在大屠殺中有「一群猶太人倖存下來」。幾十個（幾個消息來源稱約有一百個）猶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內的隔都，到1942年11月被德國人轉移到沃姆扎的隔都。這些人最終被驅逐到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後被殺害。被維日科夫斯基一家藏匿的七名猶太人並不是耶德瓦布內大屠殺僅有的倖存者。
IPN於2003年6月30日發佈了大幅擴展的調查結果，共計203頁波蘭文本。2002年7月9日的原始版本為本文件最後五頁。調查結果的第60-160頁包含了IPN採訪的眾多證人的證詞摘要。IPN在網站上發佈了完整的203頁文本，詳細介紹了這次政府主導的調查。[67]調查文本得到了波蘭語文檔《在耶德瓦布內周圍》（Wokół Jedwabnego）的補充：其第一卷為騷亂的相關研究，共525頁；第二卷有1,034頁，是騷亂的相關文檔匯總。[76]
基耶列斯在2002年2月27日的波蘭議會會議上發表了IPN報告。小反對黨波蘭家庭聯盟稱基耶列斯是「猶太人的僕人」，並指責他和總統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對波蘭民族處以石刑」。該黨議員安東尼·馬切列維奇對IPN的結論提出正式投訴，反對「犯下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是波蘭人而不是德國人」的結論。[77][頁碼請求]
波蘭文化人類學家Ludwik Stomma質疑IPN對受害者數量的下調，反對IPN的結論「大屠殺由波蘭人直接實行，但由德國人煽動」，並表示這一提法旨在取悅政治右派。[77][頁碼請求]
約安那·米希里茨稱IPN的活動是「對大屠殺非常專業的法醫調查」。她補充說：「由萊昂·基耶列斯領導的IPN小組成員拒絕屈服於極保守陣營呈現的罪行版本，因此遭到民族主義媒體的攻擊。」[77][頁碼請求]
揚·格羅斯稱讚了IPN調查的行為。[78][79]他本人的研究結果被納入波蘭中學歷史課本。[77][頁碼請求]
2003年6月30日，檢察官拉多斯瓦夫·伊格納蒂耶夫宣佈，截至當時針對「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內的至少340名波蘭籍猶太公民被大規模殺害」進行的調查中，並未發現仍然在世但從未被繩之以法的耶德瓦布內暴行嫌犯，因此IPN調查現已結束。[80][81]
調查結束後，新的檔案證據證實，德國人僱用有償代理人來煽動反猶騷亂。檢察官伊格納蒂耶夫說：「很明顯，波蘭人不能在德國佔領的領土上隨心所欲地做事。因此他們無法組織反猶騷亂。這些騷亂是由德國人組織的：正如文件顯示的那樣，德國人準備好組織反猶騷亂，並（從他們的經紀人那裏）提前獲悉哪些波蘭人因為猶太人向蘇聯揭發他們的親戚而痛恨猶太人，哪些是給錢就能殺人的強盜。德國人選擇這兩種人組織騷亂，將這些人變成通常的犯罪團伙。」[82]
紀錄片
波蘭電影製片人阿格涅什卡·阿諾德製作了兩部紀錄片，採訪了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目擊者。《我的大兒子該隱在哪裏》（Gdziemójstantzysyn Kain, 1999年）中採訪了什穆爾·瓦瑟施塔因（Szmul Wassersztajn），以及那座殺人穀倉主人的女兒。《鄰居》（Sąsiedzi，2001年）更深入地探討了反猶騷亂的問題。揚·格羅斯的著作與此同名，與阿諾德就標題達成了一致。[83]阿諾德的作品中介紹了耶德瓦布內市長柯西什托夫·戈德列夫斯基（Krzysztof Godlewski），相關調查行動和屠殺紀念的先驅。
大屠殺及其後果也是Haim Hecht的紀錄片《兩座穀倉》（Two Barns，2014年）的主題。紀錄片的標題是謝瓦·維斯教授使用的短語。維斯教授曾任以色列議會發言人和以色列駐波蘭大使，在戰時他被波蘭村民藏在穀倉里而免於一死。2001年的紀念儀式上，他在耶德瓦布內穀倉被燒毀的地方（亂葬坑）講述了這一事件。此外，揚·格羅斯亦在此片出境；這部電影中還有其他著名的大屠殺歷史學家，以及諾貝爾獎獲得者維斯拉瓦·辛波絲卡。[84]
專著
耶德瓦布內的相關論辯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它的主要內容不是波蘭人與猶太人間的爭議，而是波蘭社會中的爭議，主要是波蘭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間的爭議。
——E. Barkan, E.A. Cole, K. Struve，《Shared History – Divided Memory》, 2007.[85]
总结
视角
揚·格羅斯的《鄰居》（Sąsiedzi）在波蘭引發了一場為期兩年的密集辯論，各方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蘭人-猶太人關係各執一詞。[2][86]在《鄰居》中格羅斯給出了一個扣人心弦的記述，保護猶太人遭到攻擊、圍捕和殺害的可怕場景；描述「在1941年7月的一天，一座東歐小鎮的一半人口殺害了另一半人——約1,600名男子、婦女和兒童。」是怎樣發生的。格羅斯得出結論認為，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不是被德國人圍捕，而是被他們自己波蘭鄰居的暴徒殺死。格羅斯寫道：「這不僅僅是在這部劇中自己演繹出來的角色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人在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權中會遇到的激勵的邏輯」。[87]
格羅斯認識到德國軍隊在大屠殺期間駐紮在耶德瓦布內，並且德國佔領軍控制了該鎮：「當時，耶德瓦布內無可爭議的掌控生死的老闆是德國人。未經他們同意，不得在那裏進行持續的有組織活動。「然而，格羅斯得出的結論是，大屠殺完全由來自耶德瓦布內和周邊地區的波蘭人進行。格羅斯斷言，波蘭肇事者不是德國人強迫的[88]
格羅斯的一個主要來源是猶太人什穆爾·瓦瑟施塔因寫下的記述；這一記錄早已為人所知，於1945年存放在波蘭比亞韋斯托克的猶太歷史學會。格羅斯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1949年至1950年期間斯大林主義者調查審判的宣誓書和記錄。瓦瑟施塔因並不是1941年7月10日事件的目擊者，因為他在騷亂當天躲在耶德瓦布內附近的一個藏身處。[89] 然而，瓦瑟施塔因是1941年6月25日事件的目擊者，他說：[90][91][92]
我親眼看到他們怎麼殺害了53歲的卡伊察·瓦瑟施塔因（Chajca Wasersztein）；雅庫布·卡茨（Jakub Kac）；以及艾里亞什·克拉維耶斯基（Eliasz Krawiecki）。 卡茨被用磚頭砸死，克拉維耶斯基被刀捅了——人們挖出了他的眼睛，還割了他的舌頭。他遭受了12小時的非人痛苦，直到去世。同一天，我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景象。當28歲的卡亞·庫布爾贊斯卡（Chaja Kubrzanska）和26歲的巴希亞·賓斯坦（Basia Binsztein）明白髮生了什麼時（兩人都抱着嬰兒），她們去了池塘，把孩子和自己一塊淹死，而不是落入兇手的手中。她們把孩子扔進水裏，用自己的雙手把孩子淹死。賓斯坦跳了進去，立刻沉入了池塘底；而庫布爾贊斯卡仍然掙扎了好幾個小時。聚集在池塘周圍的暴徒表現得好像是見證了一場奇觀一樣。他們告訴她面朝水躺下，可以淹死得更快。當她看到孩子們已經死了，就把自己丟進水裏淹死了。
——什穆爾·瓦瑟施塔因（七名猶太人倖存者之一）關於耶德瓦布內猶太人大屠殺的證詞，1945年4月5日
然而，另一位目擊者利夫卡·弗格爾（Rivka Fogel）給出了不同的版本：
在德國人進入耶德瓦布內市的第一天，他們殺害了馬鞍匠雅科夫·卡茨（Yakov Katz）、裁縫艾里·克拉維耶斯基（Eli Krawiecki）、鐵匠什穆埃爾·韋恩斯坦（Shmuel Weinstein）、商人莫舍·菲施曼（Moshe Fishman）、科內·戈德貝格（Choneh Goldberg）和他的兒子。亞伯拉罕·庫布贊斯基（Avraham Kubzanski）的妻子和紹爾·賓斯坦（Saul Binshtein）的妻子是兩姐妹，她們的丈夫在遭受德國人的可怕懲罰後跟着俄國人離開了。她們決定結束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她們互相交換孩子，然後一起跳入深水中。站在附近的非猶太人將她們拉出來，但她們設法再次跳入並最終淹死。[12]
一些波蘭讀者拒絕承認格羅斯的書是耶德瓦布內騷動的記述。[31]雖然一些波蘭歷史學家稱讚了格羅斯，認為他讓人們開始關注一個五十年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話題；但有幾個人批評他在著作中包括了未經證實的說法，而且只要存在相互矛盾的說法時，從來只選擇波蘭人最差的一面記述。[89][93][94][95]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大屠殺高級研究中心歷史研究學家亞歷山大·羅西諾評論說：「格羅斯寫道，耶德瓦布內和比亞韋斯托克以西的其他小城鎮的波蘭人參與了對當地猶太人的謀殺，這樣的文字挑戰了波蘭的長期觀念：即所有波蘭人——基督徒和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都遭受了同樣的痛苦。格羅斯的描繪也深深地冒犯了波蘭人，他們緊緊咬定他們的同胞從未與德國人合作的這一神話。但是，儘管《鄰居》對持續至今的波蘭猶太人大屠殺歷史重審做出了貢獻，格羅斯未能檢查德國記述的來源，造成了他對這些事件的描述的根本缺陷。其結果是一個偏斜的歷史，其中完全沒有調查該地區的黨衛隊行動，也沒有德國人與波蘭人口的互動。」[96]
《在耶德瓦布內周圍》（Wokół Jedwabnego）[97][98]用波蘭語寫成，是國家記憶研究院（IPN）官方出版的2000-2003間IPN調查所產生的兩卷本文集。第一卷《研究》共525頁，包含為IPN工作的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和法律研究。第二卷《文檔》共1,034頁，包含IPN調查中收集的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波蘭人犯下的各種反猶太主義行為的猶太人證詞；以及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波蘭學校教師的證詞，其中報告稱，猶太共產黨人已被調到波蘭東部蘇聯佔領區當局的權力職位。第二卷還包括一部由希伯來語翻譯成波蘭語的重要回憶錄，由拉齊烏夫的卡亞·芬克爾施塔因（Chaya Finkelsztajn）撰寫，描述了1939年至1941年蘇聯佔領期間的生活條件，以及1941年巴巴羅薩行動的德國入侵。卡亞·芬克爾施塔因在一位波蘭天主教神父的同意下受洗為基督徒，隨後在極度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活過了1941年至1945年的德國佔領。後來她移民到以色列，在那裏寫了她的回憶錄。
2003年，布蘭戴斯大學的 Joanna Michlic 和 Antony Polonsky教授出版了大量來自波蘭國內和國際上的相關辯論的文章。文集題為《<鄰居>的回應：波蘭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爭議》（The Neighbors Respo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Jedwabne Massacre in Poland）。[74][99]該書包括IPN發佈的《對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內鎮波蘭猶太公民遭謀殺的S 1/00/Zn調查的發現》，以及在2002年IPN結論發佈前在波蘭《共和國報》和《選舉報》等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本書包括揚·格羅斯的《鄰居》出版前發表的文章。其他貢獻者包括托馬什·斯特熱姆博什、博格丹·穆夏爾、達利烏什·斯托拉等；此外還有波蘭國外的以色列·古特曼、伊斯特萬·迪克和理查德·盧卡斯。該文集包含一些檔案文件和文章，涵蓋整個1939年至1941年期間。[74][99]
馬雷克·揚·霍達基耶維茨的著作《耶德瓦布內大屠殺，1941年7月10日：發生前、發生時和發生後》（The Massacre in Jedwabne, July 10, 1941: Before, During, and After）[100]基於對戰後可用證據的研究寫成，其觀點挑戰揚·格羅斯對屠殺事件的解釋。[101]本書表明參與大屠殺的德國人數遠遠超過此前的假設，其中包括從沃姆扎抵達的黨衛隊成員，從四五輛卡車中蜂擁而出，並在第一批猶太人和波蘭人到達騷亂現場之前恐嚇當地居民。[102]
約安那·米希里茨對霍達基耶維茨的書做出評論：「這本書不認同波蘭的複雜歷史，也不接受波蘭人（民族）的複雜形象：在波蘭人的複雜形象中，波蘭人不僅被描述為英雄和受害者的形象，還被描繪為作惡者的形象，對波蘭的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文化少數群體的代表犯下罪行。」[103]
彼得·羅貝爾對此書評論道，霍達基耶維茨的目標在引言中已經闡明，意在顯示揚·格羅斯的錯誤。根據羅貝爾的說法，「每個章節包含的爭議性材料都足以進行單獨討論」，但他專注於霍達基耶維茨對格羅斯工作的分析。羅貝爾承認霍達基耶維茨提出了一些好的論斷，但這些亮點「被眾多缺陷所掩蓋」，缺乏比例感，並有選擇性地使用支持作者觀點的信息來源。根據羅貝爾的說法，這本書有一個「可見的政治議程」，並且「難以閱讀、並非原創、令人惱火、難以服眾」。[104]
彼得·斯達庫拉寫道：「關於波蘭-猶太人關係的重要辯論必須繼續在知情且公正的審查、分析和解釋的基礎上發展，並參考經過認證的可靠證據——正如霍達基耶維茨教授巧妙展示的那樣。」作為回應，米希里茨和安東尼·波隆斯基給《歷史》雜誌的編輯寫信，表示強烈反對斯達庫拉評論的內容和基調。根據二人的說法，霍達基耶維茨的結論和斯達庫拉的讚賞評論偏離主流觀點，與大多數研究過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歷史學家（包括IPN）所接觸的結果相去甚遠。[105]斯達庫拉回應他們的批評時，反唇相譏稱米希里茨和波隆斯基才是研究界的例外。[106]
從2000年5月開始，耶德瓦布內大屠殺一直是波蘭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波蘭日報《共和國報》編制的清單列出了130多篇文章，還只是2000年至2002年發表的部分。[107]天主教期刊《連接》發表了一部文集《汝不可殺人：波蘭人談耶德瓦布內》（Thou shalt not kill: Poles on Jedwabne），收編了辯論時期的34篇文章。文集有英文版本。[108]
2001年紀念日演講和波蘭民眾觀點
2001年7月，在騷亂60周年之際，波蘭總統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出席了在耶德瓦布內舉行的儀式。總統在儀式上發表講話，聲明騷亂的兇手是波蘭人，他們的罪行既反對猶太民族，也反對波蘭。總統在講話中稱兇手是被德國佔領者煽動的，但他們自己也要承擔犯罪的負擔。在排除集體責任概念的同時，他也以一個「相信一個人不能既為波蘭的歷史感到驕傲，又不為波蘭人對他人所做的邪惡感到痛苦和羞恥」的人的名義尋求寬恕。[109]天主教和猶太教的宗教領袖與騷亂的倖存者參加了儀式。大多數耶德瓦布內的當地人抵制了儀式。[110][111]
以色列駐波蘭大使謝瓦·維斯教授也發表了講話。他說，耶德瓦布內是「當時波蘭的典型代表——一個色彩繽紛，極具誘惑力的世界，也是波蘭和意第緒語幾乎可以互換的地方。」他說，與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曾友好相處的人「襲擊他們的猶太鄰居，將他們拖到當地的穀倉，然後將他們活活屠殺並燒死。」維斯講述了他在波蘭的出生，他了解其他鄰居和其他穀倉；正是多虧了這些鄰居和穀倉，他和他和他的家人才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我代表以色列國來到這裏……在我們之中也有些這樣一些大屠殺倖存者，他們的生命因波蘭鄰居的勇敢行動而得救。」他稱讚波蘭的研究和調查過程，並特別呼籲波蘭的年輕人「堅決反對任何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仇外心理、以及任何邪惡和殘忍的表現。」[112]
波蘭公眾對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認識程度非常高。《共和國報》2001年3月的民意調查發現，有一半波蘭人知道耶德瓦布內大屠殺，而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波蘭人中，這一比例上升到81％. 40％的受訪者支持克瓦希涅夫斯基總統為屠殺罪行道歉的決定。大多數人譴責參與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波蘭人的行動。[113]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前波蘭總統萊赫·華里沙對道歉評論道：「發生在耶德瓦布內的罪行是對猶太社區與蘇聯佔領者勾結的報復。波蘭人已經多次向猶太人道歉；我們正在等待對方的道歉，因為許多猶太人都是無賴。」[114]
波蘭猶太人對話與和解的主要活動家斯坦尼斯瓦夫·穆西亞夫神父說：「人們不會感到驚訝的是，在關於耶德瓦布內的真相公佈之後，輿論已經分裂成兩個陣營。其中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位於中間派和政治右派，在全國範圍內思考。這一陣營要麼否定波蘭人參加耶德瓦布內騷亂，要麼試圖淡化波蘭人的作用……第二個較小的陣營將耶德瓦布內真相的出版看作釐清波蘭佔領時期記憶的機會，並將其看作對今天波蘭打擊反猶太主義運動的刺激。」[114]
20世紀60年代，在耶德瓦布內有一座紀念碑，上面寫着：「猶太人遭受苦難的地點。蓋世太保和納粹憲兵在1941年7月10日活活燒死了1600人。」[115]2001年3月，這塊紀念碑被拆除。2001年7月現場放置了一座新的紀念碑，上面有波蘭語、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的銘文：「紀念耶德瓦布內和周邊地區的猶太人，男人、女人和兒童，這片土地的共同居民，他們在1941年7月10日在此處被殺害並活活燒死。」[115]
2001年8月，耶德瓦布內市長柯西什托夫·戈德列夫斯基（Krzysztof Godlewski）宣佈辭職，以抗議無法得到當地議會對大屠殺紀念活動的多數支持。戈德列夫斯基是一位紀念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先驅。[116]他後來獲得了揚·卡爾斯基人道主義獎。.[117]
活動，2006年至今
在2006年7月7日的圓桌討論會上，揚·格羅斯說：「我在書中（《鄰居》）曾三次重申，謀殺是按照德國人的命令發生的」。（「mord był z rozkazu Niemców」）[79]
2008年，波蘭歷史學家伊沃·澤普里安·伯格諾夫斯基在他位於美國的住所為TV Trwam錄製了45分鐘的講座。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將人們趕入穀倉然後把它點燃，是德國人在法國、波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經常使用的標準作業程序；耶德瓦布內的波蘭居民沒有足夠的手段來執行耶德瓦布內的謀殺；戰爭結束後，一名德國軍官因耶德瓦布內的事件被西德法院判處六年監禁。伯格諾夫斯基提供了額外的確鑿證據，證明此事的罪責完全歸於德國人。TV Trwam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多次播放他的講座，通常是在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紀念日。[118]
2009年，波蘭政治家米哈烏·卡明斯基遭到英國工黨和一些英國記者的攻擊，因為他曾在2001年反對波蘭國家對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道歉。卡明斯基被任命為歐洲議會的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組織主席之後不久就遭到了批評，該組織中即包括英國工黨的對手英國保守黨。.[119]卡明斯基否認他反對道歉是源於反猶太主義；他還得到了保守派和一些記者的辯護，其中包括《猶太紀事報》的編輯斯蒂芬·波拉德（Stephen Pollard）。[120][121]
2009年，波蘭劇作家塔德烏什·斯沃波吉亞內克（Tadeusz Słobodzianek)的劇作《我們班》（Our Class）在英國上演。[122]該劇展現了大屠殺期間一個小鎮上的波蘭人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並以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為基礎，但全劇沒有提到耶德瓦布內的名字。《每日電訊報》的一篇評論認為，劇中歪曲波蘭人「蠢蠢欲動地將德國入侵作為藉口，以暴力發泄他們根深蒂固的反猶太主義」，而且「過於經常[...]看起來像一個粗略簡化的樣例。」[123]
2011年7月11日，波蘭總統布羅尼斯瓦夫·科莫羅夫斯基在紀念耶德瓦布內大屠殺70周年的儀式上請求原諒。[124]在事件發生時，美國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後裔聚會副主席Elan Steinberg寫道：「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認為耶德瓦布內是納粹佔領國的人民協助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掠奪的象徵。這種與納粹的勾結廣泛存在，卻又很少獲得承認」以及「今天在傑德瓦本舉行的儀式是波蘭民族面對真相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值得歡迎的一步。」[125]
據報道，2011年9月1日，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紀念碑被塗抹了納粹標記和塗鴉，上面寫着「他們易燃」和「我不為耶德瓦布內道歉」。[126][127]波蘭發起了反仇恨犯罪調查，情報機構ABW參與了調查過程。[128][129]波蘭總統布羅尼斯瓦夫·科莫羅夫斯基譴責這次破壞行為。外交部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說：「我完全譴責這些犯罪行為，這與波蘭的傳統格格不入。波蘭社會沒有這種行為的餘地。」[130]波蘭首席拉比米高·舒德里希說，破壞者使用納粹標誌既反波蘭人又反猶太人，並且「非猶太裔波蘭人在納粹統治下也遭受了可怕的打擊......絕大多數波蘭人都對剛剛發生的事感到震驚。」[126]
在2016年的一次電視採訪中，波蘭教育部長安娜·扎列夫斯卡對波蘭人是否參與大屠殺表示懷疑，並說：「耶德瓦布內是一個涉及許多誤解和偏見的歷史事實。我不是專家，但圍繞這種戲劇性情況的真相是有爭議的。」[131][132][133]當採訪者問她波蘭人是否殺死了他們的猶太鄰居時，扎列夫斯卡稱這是其中一種觀點，並說其他研究人員已經對耶德瓦布內發生的事情做出了其他結論。她還稱格羅斯的研究帶有偏見且不真實。[131][133]兩個月後的一次電台採訪中，她說波蘭人對大屠殺同樣負有責任，但同時補充稱波蘭當時正被納粹德國佔領，而且波蘭地下國懲處了殺害猶太人的的行為。[133]
參見
註解
參考文獻
拓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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