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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英語：translation studies），或稱翻譯學，是一門跨領域學科，有系統地研究筆譯、口譯、和本地化之理論、描述、和應用。翻譯研究從多種支援翻譯的研究領域借用了許多事物。這些領域包括比較文學、計算機科學、史學、語言學、哲學、符號學和詞彙學。
翻譯研究一詞是由阿姆斯特丹的美國學者詹姆斯·霍爾姆斯於其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中提出的，這被視為對此學科的基礎陳述 [2]。一些英文作者偶爾會使用「translatology」來描述翻譯研究（更罕見的是「traductology」），相對應的法文是「traductologie」（如法蘭西翻譯學會—— Française de Traductologie）。傳統上，歐洲會把口譯放在翻譯研究中（如歐洲翻譯研究學會——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而在美國，更偏好的用法是「翻譯與口譯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如美國翻譯與口譯研究協會（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綜觀歷史，翻譯研究一直是規範性的（prescriptive，告訴譯者如何翻譯），甚至到了討論翻譯並非規範性一事，會被視為與翻譯無關的地步。舉例來說，翻譯研究的史學家回溯早期關於翻譯的西方思想時，會將西塞羅對自己如何透過將希臘文譯為拉丁文，以精進其演說能力的註解，視為濫觴——這是耶柔米之後稱為意義對意義翻譯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幾世紀前的埃及，對口譯者的描述性歷史是由希羅多德所提出，這多半不被視為翻譯研究——據推測這是因為其中並未告訴譯者如何翻譯。在中國，對於如何翻譯之討論始自漢朝對佛經的翻譯。
1958 年，於莫斯科召開的第二屆斯拉夫大會上，對於翻譯該採用語言學方法還是文學方法的爭論達到了高峰，以致於出現應將翻譯視為獨立學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譯之倡議，而不是將翻譯完全置於語言學研究或文學研究之內。[3] 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大學中，例如艾奧瓦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翻譯研討置於比較文學之下。[4] 1950 與 1960 年代間，對翻譯的系統性、以語言學為導向的研究開始興起。1958 年，法國語言學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對法文和英文進行了對比性的比較。[5]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這本手冊討論了聖經翻譯，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 Harris「轉換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響。[6] 1965 年，John C. Catford 從語言學的角度，將翻譯理論化。[7] 到了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學者 Jiří Levý 與斯洛伐克學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學譯者的風格。[8]
這些開創文學翻譯研究的事蹟，都收錄在 1972 年於哥本哈根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發表的論文裏。在這篇名為〈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論文中，Holmes 建議收攏散於各處的學科，為翻譯領域設一類別。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圖」見於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譯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譯《描述翻譯學及其他》）一書。[9]
1990 年代之前，翻譯學者—尤其是規範學派（prescriptive）、描述學派（descriptive，亦稱描寫學派）和目的論學派（Skopos）的學者—傾向成立專門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開始了「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學科開始分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這些領域並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鑑研究方法，也參照其它學術學科。
就研究層面來說，主要的思想流派傾向將重要理論概念收攏起來，大部分概念都成為爭論的焦點。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間，翻譯研究者都傾向討論如何以最佳方式獲致「對等」（equivalence）。「對等」一詞有兩個獨特的意義，對應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羅斯的傳統中，「對等」通常是一對一的對應，介於語言形式中、或介於嚴謹的科技詞彙或片語裏，因此「對等」會與一系列的「取代」相對。然而，在 Vinay 與 Darbelnet 等學者取自 Bally 所代表的法國傳統裏，「對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獲致之成品，通常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變。 Catford 於 1965 提出的對等見解，亦屬法國傳統。到了 1970 年代間，俄羅斯學者採用了更廣泛的「對等」概念，取語言轉換（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導致之物作為對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對於對等的討論多伴隨着「翻譯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稱步驟 (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 (strategy)）一起討論。1958 年，陸殿揚（Loh Dianyang）的《英漢翻譯理論與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鑑了 Fedorov 和英語語言學家的想法，針對中英翻譯提出了翻譯方案之分類。
在這些傳統中，獲致對等方法的討論通常是規範性的，且與譯者的訓練有關。
「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於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譯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譯《描述翻譯學及其他》）一書時所創建的詞彙，用來建構經驗法則的描述性學科，以填補 Holmes 的地圖。科學方法可用於文化產物的想法，由俄羅斯的形式主義者在 20 世紀初提出，之後被比較文學的多名學者再次闡明。現在科學方法應用於文學翻譯上。其中一部份是 Even-Zohar 於 1990[10] 年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譯文學會被視為接收方或目標文學系統的子系統。Gideon Toury 根據他的理論，表示在以研究為目的時，考量譯文是否為「目標文化的事實存在」是必要的。討論文學翻譯時，「操控」（manipulation[11]）和「贊助人」（patronage[12]）等概念也同時開展。
目的論是翻譯理論的另一個典範轉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歐洲。那年德國出版了兩本書：一是 Katharina Reiss（亦拼寫為 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譯通論基礎》（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3]一是 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寫的《譯者行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書名為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14] 這兩本書提出了「目的論」（Skopos theory），這理論表示，達成譯文該有的目的最為重要，甚於「對等」。
「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譯研究上還有發展的空間。André Lefevere 在其編著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對此有所描述，他與其他學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現了翻譯研究和其它領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別研究、後殖民主義[15]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極大程度上來自霍米·巴巴對 Salman Rushdie 之解讀，這記錄於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16] 文化翻譯是文化研究裏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語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轉化過程。這概念使用了語言上的翻譯，作為分析文化裏的轉化與交流之工具或隱喻。「但是，儘管翻譯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譯中一定會在文化間造成形變。」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是澳門理工學院的胡庚申教授發展的研究方向。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會涉入文化間的適應與選擇過程，進而專注在翻譯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譯者的中心角色。其核心概念為「譯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態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譯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針對生態翻譯學舉辦了五次討論會，並於 2011 年創立了《生態翻譯學學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17]
譯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關注的是譯者身為專業人士與社會族群的歷史，也關注翻譯歷史在文化的發展、互動、甚至消亡時的指標意義。關於譯史的部分原則，已由 Lieven D'hulst[18] 和 Pym 提出。[19] 譯史研究的主要專案包括牛津英文文學翻譯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譯歷史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譯理論的歷史文選已由 Robinson (2002)[20] 編纂，收錄人物至尼采為止；法文理論（1748–1847）由 D'hulst (1990)[21] 編纂；西班牙文由 Santoyo (1987)[22] 編纂；波蘭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23] 編纂；中文由張佩瑤 (2006)[24] 編纂。
翻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譯者是誰、和譯者工作型態（工作場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種翻譯資料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之間的思想流動。
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專注於發生在殖民宗主國與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或介於眾多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25] 它們從根本上質疑「翻譯在完全分離的文化和語言之間發生」的假設。
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譯者性別方面之事、[26]譯者翻譯的文字所呈現的性別本質、[27]也許與性別相關的翻譯過程、以及用來描述翻譯的性別隱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28]。
在倫理道德（ethic）領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發表了許多與眾不同並引起諸多討論的論文，但這些論文均同意以下觀點：翻譯時應強調譯入語和譯出語、譯入文化和譯出文化的不同。兩人都對「文化上的差異〔……〕能最好地保存〔……〕差異性」該如何達成感到興趣。[29] 在之後的研究中，學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倫理和主體性的哲學著作。[30] 鑑於對他著作的多種詮釋，在翻譯的道德倫理研究中，他對倫理責任的概念有着多種結論。有些研究假定翻譯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慮的；而其它研究則認為作者或文字與譯者之間的關係，是更人際間的，因此翻譯是平等、交互的過程。
與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對譯者責任的普遍認可已有所增加。許多筆譯者與口譯者都被視為區域政治衝突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如何從自身的身份認同與判斷中獨立出來，以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為問題。研究導出的結論，是筆譯者與口譯者不但被視為語言的傳遞者，還是社會與政治運動者。[31]
一般咸信，倫理規範（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則，以降低不確定性、提高專業水準，這在其它學科中已有所述（例如軍醫倫理規範或法律倫理規範）。然而，在翻譯研究中對於倫理道德的概念尚無清晰的認知，因此對於此規範的意見形成，還有極大的差異。
影視翻譯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簡稱 AVT）關注的是聲音和（或）影像環境下的翻譯，包括電影、電視、電玩、和一些現場活動，例如歌劇。[32] 這領域中各項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譯會在多符號系統（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發生，要翻譯的文字（多符號文字—— polysemiotic text[33]）會透過不只一種符號頻道來傳遞訊息，亦即不僅僅透過書寫或語言，也透過聲響和（或）畫面來傳遞。[34] 此研究下的翻譯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劇或戲院的現場演出中，也有歌詞字幕（surtitling）。[35]
通常傳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歸類在影視翻譯研究之下，[36]例如為全盲與弱視者準備的口述影像和聽障者專用的字幕，是這類研究的主要目標。在影視翻譯研究中，不同的媒體形式與翻譯模式所加諸的多種條件與限制，都會影響翻譯該如何進行；同時，這通常也是大部分 AVT 成品或過程的研究核心。許多 AVT 學者和從業人員都是「歐洲影視翻譯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簡稱 ESIST）的一員。
非專業翻譯（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的是非專業譯者所進行的翻譯活動，這類活動通常會通過互聯網進行。[37] 伴隨着近年開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互聯網的盛行，這些實踐活動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自發的志願翻譯活動已在世界各地興起，涵蓋了多種書面與多媒體產品類型的翻譯。
正常來說，並未接受過翻譯訓練的志願者即可加入，但受過訓練的譯者也可能參與其中，例如「無國界譯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38]
由於每位學者對非專業翻譯應具備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專業翻譯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戶產生的翻譯」（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39]、「漢化組」（fan translation）[40] 和「社群翻譯」（community translation）。[37]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傾向使用「協同翻譯」（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41][42]，而 Pérez-González 稱之為「新手翻譯」（amateur subtitling）。[43] Pym 認為，非專業翻譯與專業翻譯的基本差異，在於金錢上的報酬，因此他建議稱為「義務翻譯」（volunteer translation）。[44]
最受歡迎的幾種非專業、且由愛好者控制的翻譯活動，有「字幕組」（Fansubbing）、「配音組」（Fandubbing）、「ROM 駭客組」（ROM hacking）或「遊戲漢化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掃描組」（Scanlation）。這些實際活動多半有着強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愛好者基礎；而更大型的非專業翻譯專案常使用「眾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組織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透過眾包讓用戶翻譯其網站，而 TED 大會則設立了開放式翻譯專案（Open Translation Project）[45]，讓志願者使用 Amara[46] 平台在網絡上建立 TED 演講的字幕。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稱「在地化」或「本土化」）關注的是當代語言產業的翻譯，在語言之間採用技術文字（即「進行本地化」），然後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區設定」（locale，即透過語言類型及多種文化變因所定義的目標地區）。本地化多半與軟件、產品文件、網站、和電子遊戲有關，在這些領域中，科技元件是關鍵。
本地化有個關鍵概念，稱為「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國際化過程中，產品中帶有特定文化象徵的事物會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種不同的語言。
口譯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與翻譯研究相提並論。這是因為兩個學科之間的相似性，兩者都包含了從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的確，口譯活動長期被視為翻譯的特別形式，一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引入科學方法後，口譯研究才逐漸從翻譯研究中獨立出來。雖然口譯研究大量使用翻譯研究的理論架構，[47]但前者一直專注在口譯活動的實務與教學法上。[48] 這讓口譯研究穩健地從翻譯研究中解放出來，同時，跟後者一樣根基於跨領域的前提下，不斷地發展出獨立的理論架構。口譯研究已經發展出數種方法，也經歷過多次典範轉移，[49]引領至最近的口譯者、口譯工作、和口譯環境之社會學研究。
翻譯研究已隨着翻譯學校和大學翻譯課程的成長，而有所發展。1995 年針對 60 個國家的研究指出，大學以上開辦的翻譯或口譯課程，已高達 250 個。[50] 到了 2013 年，同一個資料庫顯示提供翻譯訓練的機構已經超過 501 所。[51] 同樣地，翻譯學術研討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翻譯期刊、和翻譯相關的出版品也有所增加。翻譯的能見度也促成許多國家及國際翻譯研究學會之成立。2016 年 9 月，有十所相關機構成立了「國際翻譯與口譯研究學會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ranslation and Intre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s，簡稱 INTISA）。
在這學科中，成長中的多種典範被認為是衝突的可能來源。早在 1999 年，於西班牙維克大學（University of Vic）舉辦的「筆譯及口譯人員訓練：千禧年新方向」論壇（Vic Forum o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Millennium）中，非本質主義者和經驗方法之間就因為概念性鴻溝進行爭論。與會者 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確為兩種方法尋求共識。[52]
正如大多數已發展的理論都是透過和其它學科—如語言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哲學、社會學、或歷史編纂學—交流之後，才得以成長；由此可知，跨領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範成為可能。同時，將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存在的學科，也可能導致這學科碎片化。[53]
第二個衝突來源來自於理論與實務的鴻溝。早期的規範主義給描述主義和理論化提供了空間，專業人士認為翻譯研究的應用性並不高。同時，大學的研究評量並不太看重（如果有一丁點看重的話）翻譯實務。[54]
翻譯研究有拓展研究領域的趨勢，且這趨勢應會持續下去。根據 Roman Jakobson 的論文所述，這一點延伸到適性研究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adaptation studies）、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符號系統間的翻譯（translation between semiotic systems，例如從影像到文字到音樂）、以及翻譯作為所有詮釋類型及進而作為所有理解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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