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伍德大屠殺（Rosewood massacre）是1923年1月第一周發生在佛羅里達州萊維縣農村的一場以種族主義為動機的針對黑人的屠殺。這場屠殺摧毀了一個黑人小鎮。至少有6名黑人2名白人在這場大屠殺中慘遭殺害，但目擊者稱真正的死亡人數遠遠高於這一數字，應為27至150人。羅斯伍德小鎮在當時新聞報道描述的種族衝突中遭到摧毀。諸如此類的種族衝突在20世紀初的美國十分普遍，其反映美國社會的迅速變化。在屠殺發生前的幾年裏，佛羅里達州對黑人男性處私刑的案件數量奇高[2]，其中包括1922年12月發生的一件廣為人知的事件。
這場屠殺發生之前，羅斯伍德鎮是海濱航空公司鐵路沿線一個主要由黑人組成的，安靜的，自給自足的小鎮。矛盾的起因是，附近幾個小鎮的白人男子在無證據的條件下指控稱附近薩姆納小鎮的的一名白人女性被一名黑人流浪漢毆打，甚至可能被其強姦。在無證據的指控下，他們對該黑人流浪漢處以私刑。當鎮上的黑人團結起來抵抗進一步的襲擊時，數百名白人在鎮上四處搜尋黑人，並燒毀了羅斯伍德鎮幾乎所有的建築。在該鎮的倖存者被火車和汽車疏散到更大的城鎮之前，他們在附近的沼澤中躲藏了幾天。可是卻沒有人因此次在羅斯伍德發生的大屠殺而遭到逮捕。大屠殺發生後，羅斯伍德被以前的黑人居民和白人居民所遺棄，沒有人再搬回去，該鎮不復存在。
儘管當時美國各地都廣泛報道了此次種族衝突，但很少有官方文件記錄這一事件。幾十年來，倖存者、倖存者的後代和行兇者一直對羅斯伍德鎮發生的事保持沉默。暴亂發生60年後，當幾名記者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報道羅斯伍德屠殺時，這一事件才在主流媒體中得以重現。大屠殺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組織起來，起訴國家未能保護羅斯伍德鎮的黑人社區。1993年，佛羅里達州議會委託編寫了一篇關於該事件的報告。根據調查結果，佛羅里達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向倖存者及其後代賠償因種族暴力而遭受的損失的州。1997年，約翰·辛格爾頓執導了一部以羅斯伍德大屠殺為主題的劇情片。2004年，佛羅里達州將羅斯伍德鎮指定為該州的遺產地標。
據官方統計，1923年1月第一周羅斯伍德屠殺的死亡人數為8人（6名黑人和2名白人）。據一些倖存者的講述稱，可能有多達27名黑人在此次屠殺中喪生，他們聲稱報紙沒有報道白人死亡的總人數。米妮·李·蘭利在事發當時被圍困在運輸倉庫里，她回憶道，在她離開房子時，在門廊上跨過了許多白人的屍體。[3]1984年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表明，報道中多達150名受害者的說法可能是誇大其詞。[4]幾名目擊者聲稱看到了一個堆滿黑人屍體的墳墓，有人回憶當時從雪松島運來了一個可以填埋26具屍體的犁。然而，在當局對這些說法進行調查時，大多數證人已經去世，或是已經年老體衰無法將調查人員帶到事發地點去證實他們的說法。[5]
背景
羅斯伍德鎮於1847年建立在墨西哥灣附近，錫達礁以東9英里（14公里）。當地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木材工業，羅斯伍德這個名字指的就是雪松木被切割時的紅色。在錫達礁附近有兩家鉛筆廠，除了種植柑橘和棉花外，當地居民還在3英里（4.8公里）的薩姆納的幾個松節油廠和一個鋸木廠工作。1870年，這個小村莊的發展足以支持其在佛羅里達鐵路沿線修建郵局和火車站，但它從未被納入城鎮範圍。[3]
起初，羅斯伍德既有黑人居民也有白人居民。1890年，隨着當地的雪松幾乎被砍完，當地的鉛筆廠倒閉，許多白人居民搬到薩姆納。到1900年，羅斯伍德的人口主要為黑人，薩姆納村以白人居民為主，兩個社區之間的關係相對友好。[6]當時戈因斯和開利是羅斯伍德最有勢力的兩個黑人家族。戈因斯家族將松節油工業帶到該地，在大屠殺發生前的幾年裏，他們是利維縣的第二大地主。[7]為了避免白人競爭對手的訴訟，戈因斯兄弟搬到了蓋恩斯維爾，此時羅斯伍德的人口略有減少。[3]當時的凱芮斯家族也是一個大家族，他們主要在該地區進行伐木作業。到了20世紀20年代，在這個關係緊密的社區里，幾乎每個人彼此都有遠親關係。[8]羅斯伍德的人口在1915年達到頂峰，為355人。自20世紀初以來，佛羅里達州實際上以選民登記的高要求剝奪了黑人選民的選舉權。薩姆納和羅斯伍德都是美國人口普查統計的單一選區的一部分。1920年，兩個小鎮的總人口為638人（344名黑人和294名白人）。[9]
19世紀後期，種族隔離在南方十分普遍，佛羅里達州根據吉姆•克勞法實施了種族隔離，將黑人和白人的公共設施和交通區分開來。[10]黑人和白人居民分別建立了自己的社區中心：直至1920年，羅斯伍德的居民大多自給自足。他們有三個教堂，一所學校，一個大型的共濟會大廳，一個松節油磨坊，一個甘蔗磨坊，一支叫做羅斯伍德之星的棒球隊和兩家百貨商店，其中一家是白人經營的。村子裏有十幾棟兩層高的木板房，一些小的兩室戶房子，還有幾個無人居住的木板農場和儲藏間。[3]一些家庭擁有鋼琴，風琴或其他象徵中產階級繁榮的物件。羅斯伍德的倖存者將其形容為一個幸福的地方。1995年，79歲的倖存者羅比•莫丁回憶在那裏度過的孩提時代，說道：「羅斯伍德村子裏每一家的房子都被粉刷過，走過的每個地方都有玫瑰，是個很可愛的地方」。[11]
當時，種族暴力在全國範圍內十分普遍，表現為個人的法外行動或是針對整個社區的攻擊。20世紀初，南方各州開始剝奪黑人選民的選舉權利和實行白人至上主義，此時的私刑事件達到了頂峰。1866年佛羅里達州和許多南方州一樣，通過了《黑人法令》，剝奪了黑人公民的權利。[12]儘管這些都很快被推翻，黑人公民的社會地位也有了短暫的改善，但到了19世紀末，黑人的政治影響力幾乎為零。1885年，白人民主黨佔主導地位的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人頭稅，這基本上剝奪了所有貧窮選民的選舉權。失去政治影響力，黑人選民的法律和政治權利在隨後的幾年裏不斷惡化。[13]由於沒有投票權，他們被排除在陪審員行列之外，不能競選公職，這實際上把他們排除在整個政治進程之外。整個美國當時正經歷着快速的社會變革：歐洲移民的湧入，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以及北方的政治實驗。在南方，黑人對缺乏經濟機會和二等公民的地位越來越不滿。[14] 佛羅里達的民選官員代表的是多數擁有選舉權的白人選民。拿破崙·波拿巴·布勞沃德（1905~1909）提議，將黑人居民與白人居民分開，把黑人安置到州外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千上萬的人遷到了北方，在這一次的「非裔美國人大遷徙」中，勞動力市場動盪不安，城市變化更加迅速。遷至北方的黑人勞動力被許多正在擴張的北方工業所吸收，例如賓夕法尼亞鐵路、鋼鐵工業和肉製品加工業。佛羅里達州州長帕克·特拉梅爾（1913~1917）和西德尼·卡茨（1917~1921）完全不理會黑人向北方的大量遷徙及其原因。當特拉梅爾還是州檢察長時，在他任內發生的29起私刑沒有一起被起訴，在他任州長期間發生的21起私刑也沒有一起被起訴。卡茨具有白人至上和反天主教背景，他公開批評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因為他們投訴其未對發生在佛羅里達的兩起私刑事件展開調查。在松節油和木材工業出現勞動力稀缺問題時，卡茨改變了他的口徑，他開始懇求黑人工人們留在佛羅里達。[6]到1940年，已有4萬黑人離開佛羅里達去找工作，同時也是為了逃避種族隔離的壓迫，資金不足的教育和設施，以及暴力和公民權力的剝奪。[15]
當美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籌備軍隊時，許多美國南方的白人對於武裝黑人這一想法十分警惕。關於黑人士兵權力的衝突最終導致了1917年的休斯頓暴動。德國人開始宣傳鼓勵黑人士兵去對抗他們「真正的」敵人：美國白人。美國有傳言稱，法國婦女與美國黑人士兵發生了性關係，佛羅里達大學的歷史學家大衛科爾本認為這些傳言引發了南方白人對黑人奪權和種族通婚的恐懼。[6]科爾本將白人對越來越多的種族間性關係的恐懼與羅斯伍德發生的暴行聯繫在一起，他說：「南方文化是圍繞一套傳統習俗和傳統價值觀建立起來的，這些傳統習俗和價值觀把白人女性置於其中心，她們的行為舉止的純潔性象徵着這種文化的純潔性。對婦女的攻擊不僅犯了南方的首要禁忌，而且還有破環南方社會根本性質之嫌。」[6]「性禁忌」的違反，再加上黑人公民被武裝起來，種種因素加劇了南方白人對即將爆發的種族戰爭的擔憂。
黑人湧入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中心，加劇了這些城市的種族矛盾。1917年至1923年期間，美國許多城市都爆發了種族衝突，其動機是不同種族群體之間為爭搶工廠工作而導致的經濟競爭。最早也是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是1917年發生在東聖路易斯的暴動。1919年的紅色夏季，在包括芝加哥、奧馬哈和華盛頓都爆發了出於種族動機的暴動，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黑人和白人老兵的就業和住房競爭，以及新的歐洲移民浪潮的到來。[16]1921年的塔爾薩種族騷亂，白人襲擊了黑人的格林伍德社區。大衛科爾本將截至1923年發生的針對黑人的暴力活動分為兩種：北部一般是自發的針對所有社區的暴行；南方的暴行則採取了私刑和其他法外的個人行動的形式。根據科爾本的分類，羅斯伍德屠殺與當時在北方發生的暴行相似。 [6]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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