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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的一次经济衰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經濟大衰退（英語：Great Recession）是一場被2007年8月9日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衰退。自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後，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即使多國中央銀行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資金，也無法阻止這場連鎖效應的金融危機的爆發。直到2008年9月，這場金融危機開始失控，並開始蔓延至其他經濟領域。[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定這是自大蕭條（1929年—1933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通常它也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第二嚴重的衰退。[2][3]但是，世界各地對危機的感受並不相同。儘管世界上大多數已發展經濟體（尤其是北美、南美和歐洲）陷入了絕對衰退，但許多較新興經濟體所受的衝擊要小得多，特別是中國、印度和波蘭，其經濟在此期間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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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recession）有兩個義項：一種是指「一段經濟活動的低谷」,[4]和持續的困難；另一種是經濟學上更精確的操作定義，指商業週期中的收縮期，經歷了連續兩個季度的GDP負成長。如果以經濟學上的定義，經濟衰退在美國2009年就已經結束。[5][6][7][8][9][10][11][12]
羅伯特·庫特納認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用詞不當。我們應該停止使用。經濟衰退是商業周期中的低谷，可以自我糾正，或者可以通過適度的財政或貨幣刺激很快得到解決。由於通縮持續陷阱，將這十年停滯的經濟稱為『小蕭條』（The Lesser Depression）或『大通縮』（The Great Deflation）會更準確。」
大衰退僅在2009年一年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標準。[2][3]IMF的定義條件是「世界人均實際GDP下降」。儘管所有G20成員國（佔全球經濟總量的85%）都使用季度數據作為衰退的定義標準[13]，但在缺乏完整數據集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不根據季度GDP數據宣佈/衡量全球性經濟衰退。然而，G20區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的PPP加權後的實際GDP是衡量世界GDP的良好指標，據測算，從2008年第3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的三個季度中，GDP環比下降，它更準確地標記了全球經濟衰退的時間。[14]
根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美國衰退的官方仲裁人）的說法，衰退始於2007年12月，結束於2009年6月，因此持續了18個月。[15][16]
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資產價格過高上漲，經濟需求相應增長。[17]此外，美國的影子銀行系統（例如投資銀行等非儲蓄金融機構）已經成長至可與儲蓄系統相匹敵，但卻不受相同的監管監督，使其容易受到擠提的衝擊。[18]
美國按揭擔保證券雖然有難以估價的風險，但在全球範圍內暢銷，因為它們提供的收益率高於美國政府債券。其中許多證券由次級按揭貸款支持，而次按按揭貸款在2006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時崩盤，大量房主從2007年開始違約。[19]
2007年次級貸款虧損問題的浮現標誌着危機開始，並暴露了其他有風險貸款和資產價格泡沫的情況。隨着貸款虧損的增加和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15日破產，同業拆借市場爆發了重大恐慌。影子銀行系統上出現了類似擠提的現象，導致歐美許多大型且信譽良好的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遭受巨大損失，甚至面臨破產，需要大規模的共用品政援助（政府救市）。[20]
隨後的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國際貿易量急劇下降、失業率上升和商品價格暴跌。[21]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復甦可能要到2011年才會出現，本次衰退將是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22][23]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評論說，這似乎是「第二次大蕭條」的開始。[24]
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舉措回應，以刺激國民經濟並降低金融系統風險。衰退重新引起了人們對凱恩斯主義關於如何應對衰退狀況的經濟思想的興趣。經濟學家建議，一旦經濟復甦到足以「描繪可持續增長之路」，就應停止刺激計劃。[25][26][27]
在2008年後的經濟復甦期間，美國家庭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28]從2005年到2012年，美國超過三分之二的大都市區的收入不平等現像有所加劇。[29]2005年至2011年之間，美國家庭財富中位數下降了35%，從106,591美元降至68,839美元。[30]
2011年1月，6名民主黨人和4名共和黨人組成的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提供的多數報告公佈了調查結果。報告得出結論：「這場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其起因是：
共和黨有兩份反對委員會結論的報告。其中一個由三名共和黨任命的人簽署，得出結論認為原因多種多樣。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委員彼得·J·沃里森在他另一份對調查委員會的異議中認為，此次危機主要歸咎於美國的住房政策，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行動。他寫道：「當泡沫在2007年中開始消失時，政府政策產生的低質量和高風險貸款以前所未有的數量破產了。」[33]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在2008年11月15日發表的《金融市場與世界經濟峰會宣言》中列舉了以下原因：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勢強勁，並長期保持穩定，資本流動加快，市場參與者追逐更高收益，卻未恰當評估風險和應履行的責任。與此同時，寬鬆的承銷標準，風險管理措施不到位，日益複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以及隨之產生的過度槓桿操作，共同造成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在一些發達國家，決策者、監管者和監督者未能充分評估並解決金融市場不斷累積的風險，未能跟上金融創新步伐，未能考慮國內監管行動帶來的系統性後果。[34][35]
有一些「敘事」試圖將經濟衰退的原因放在大背景中。其中五種如下：
1-3的基本假設是，收入不平等和工資停滯不斷加劇，促使家庭增加債務以維持他們期望的生活水平，從而加劇了泡沫。此外，更多的收入流向最高階層，增強了商業利益的政治力量，而這種力量被用來放鬆或減少對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44][45][46]
5挑戰了「信譽欠佳的次級借款人購置無力負擔的房屋造成了危機」這一普遍說法。這種敘事得到了新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在美國住房市場繁榮期間，按揭貸款債務的最大增長來自信用評分中處於中部和頂部的信用評分良好的人，而這些借款人佔違約比例很高。[47]
《經濟學人》雜誌在2012年7月寫道，為美國貿易赤字提供資金所需的投資資金流入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初不到GDP的1%，但在2006年達到6%。該赤字是由外國儲蓄，特別是來自東亞和中東的外國儲蓄的流入來彌補的。這些錢的大部分流入了不可靠的按揭貸款，以購買高估的房屋，其結果就是金融危機。」[48]
2008年5月，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在獲得皮博迪獎的節目「The Giant Pool of Money」中解釋稱，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儲蓄流入按揭貸款市場，推動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固定收益儲蓄從2000年的約35萬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約70萬億美元。NPR解釋說，這筆錢來源不同，「但最主要的是，各種貧窮國家都變富裕了，他們製造電視之類的東西並向我們出售石油。中國、印度、阿布扎比、沙特阿拉伯賺了很多錢，並將其存入銀行。」[49]
保羅·克魯明在2012年2月描述歐洲危機時寫道：「於是，我們所關注的基本上是國際收支問題，在歐元誕生之後，資本向南氾濫，導致南歐被高估。」[50]
另一種關於起因的敘事則關注公共貨幣政策（特別是在美國）和私人金融機構的實踐所扮演的角色的各個方面。在美國，按揭融資異常分散、不透明且具有競爭力，並且據信，貸方為了收入和市佔率的競爭導致承保標準下降和風險貸款。
儘管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擔任聯邦儲備系統主席的角色被廣泛討論，但爭議的焦點仍是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以上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根據奧地利理論家的說法，這將大量「唾手可得的」基於信貸的資金注入了金融體系，造成了不可持續的繁榮，[51]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格林斯潘在2002-2004年間採取的行動實際上是為了讓美國脫離互聯網泡沫破裂導致的21世紀初經濟衰退——儘管這樣做無濟於事，只是推遲了危機。[52][53]
另一種敘述着眼於美國經濟中高水平的私人債務。截至2007年底，美國家庭債務佔年度個人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為127%，相比之下1990年為77%。[55][56]面對隨着可調利率按揭貸款還款增加而增加的按揭貸款還款，家庭開始史無前例地大量違約，令按揭貸款支持證券一文不值。較高的私人債務水平還使衰退加劇，隨後的復甦減弱，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57][58]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稱，美國經濟中的債務數額可以追溯到經濟不平等，前提是假定中產階級的工資仍然停滯不前，而財富則集中在最高階層，而家庭「則拿家底按揭並過度負債以維持生活水平」。[5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2年4月的報告中寫道：「在經濟衰退前的幾年裏，家庭債務猛增。在已發展經濟體，2007年之前的五年中，家庭債務與收入的比率平均上升了39個百分點，達到138%。在丹麥、冰島、愛爾蘭、荷蘭和挪威，債務達到了家庭收入的200%以上的峰值，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新興經濟體的家庭債務也飆升至歷史高位。房價和股票市場的同時繁榮意味着相對於資產的家庭債務保持基本穩定，這掩蓋了家庭對資產價格急劇下跌的承受力增加。當房價下跌時，迎來了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家庭看到了相對於債務，他們的財富縮水了，收入減少，失業增加，他們發現難以償還按揭貸款。到2011年底，實際房價已從最高點下跌了約4%。愛爾蘭為1%，冰島為29%，西班牙和美國為23%，丹麥為21%。家庭違約、「溺水屋」（貸款餘額超過房屋價值）、取消按揭品贖回權和減價出售現在在許多經濟體中很普遍。在一些國家，家庭已經開始通過償還或拖欠債務去槓桿化。它在美國最為明顯，約三分之二的債務減少是違約。」[60][61]
經濟危機的爆發令多數人感到震驚。2009年的一篇論文確定了2000-2006年間根據當時繁榮的美國住房市場的崩潰預測了經濟衰退的12位經濟學家和評論員：[62]迪恩·貝克、韋恩·戈德利、弗雷德·哈里森、米高·哈德遜、Eric Janszen、斯蒂夫·科恩、雅各布·B·馬德森、Jens Kjaer Sørensen、庫特·麗舍巴舍爾、魯里埃爾·魯比尼、彼得·希夫和羅勃·席勒.[62]
2007年，房地產泡沫仍在很多國家繼續。[63]特別是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澳大利亞、阿聯酋、新西蘭、愛爾蘭、波蘭、[64]南非、希臘、保加利亞、克羅地亞、[65]挪威、瑞典、芬蘭、新加坡、韓國、阿根廷、[66]波羅的海國家、印度、羅馬尼亞、烏克蘭和中國。[67]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2005年說「至少（美國住房市場）有點小『泡泡』……很難對當地的泡沫視而不見」。[68]
同時，《經濟學人》寫道：「全球性的房價上漲是史上最大的泡沫」。[69]房地產泡沫（根據「泡沫」的定義）破裂後將是價格下降（也稱為房價崩盤），這可能導致許多所有者持有負資產（按揭債務高於按揭品的當前價值）。
一些分析師，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的Peter Wallison和Edward Pinto認為很多私人放貸者在政府經濟適用房政策鼓勵下放鬆信貸標準。[70][71]他們引用1992年的《住房和社區發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該法案最初規定美國房地美和房利美30%的貸款與經濟適用房相關。法案還授予美國住宅及城市發展部設定未來要求的權力。該數字在1995年上升到42%，在2000年上升到50%，到了2008年（在布殊政府的領導下），最低比率定為56%。[72]為了達到標準，房地美和房利美設立計劃，購買了5萬億美元的經濟適用房貸款，[73]還鼓勵放貸者放鬆標準，增加發放貸款。[72]
這些批評者還認為1995年的《國家自有住房戰略：美國夢中的合作夥伴》（The National Homeownership Strategy: Partners in the American Dream）是不妥當的監管規定，該戰略由克林頓總統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亨利·西斯內羅斯（Henry Cisneros）編制。2001年，獨立的研究公司Graham Fisher & Company稱：「儘管該戰略的基礎的倡議內容寬泛，但其主題……是放寬信用標準。」[74]
還有批評家認為《社區再投資法》（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是衰退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放貸人試圖通過放寬放貸標準去履行CRA承諾，並指出公佈的CRA貸款承諾數額巨大，在1994-2007年間一共達到4.5萬億美元。[75]
但是，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FCIC）民主黨多數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並非危機的主要原因」，且CRA並非危機的因素。[32]此外，由於歐洲多個國家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因此，調查委員會共和黨少數派反對意見報告還得出結論，美國的房地產政策並不是全球房地產泡沫擴大的有力解釋。[32]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政府要求銀行提供高風險貸款的住房政策這一假說已引起廣泛爭議，[76]保羅·克魯明還將其稱為「虛構的歷史」。[77]
一些消息指，美國政府未能監督甚至要求被稱為衍生產品的金融工具透明化。[78][79][80]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等衍生產品完全或幾乎不受監管。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指出，CDS使投機者能夠在同一按揭證券上押注。這類似於允許許多人為同一房屋購買保險。購買CDS保護的投機者押注會發生重大按揭擔保違約，而賣方（如AIG）則押注不會。只要可以找到CDS的買賣雙方，就可以對相同的住房相關證券無限量押注。[81]當基礎按揭證券發生嚴重違約時，像AIG這樣出售CDS的公司無法履行其義務並違約；美國納稅人向全球金融機構支付了超過1,000億美元，以履行AIG義務，這引起了極大的憤慨。[82]
《華盛頓郵報》2008年的一篇調查文章發現，當時的主要政府官員（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阿瑟·萊維特）強烈反對針對衍生產品的任何監管。1998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負責人布魯克斯利·波恩提出了一份政策文件，就衍生產品是否應上報、通過中央機構出售，或是否應該對買家提出資本要求的問題，向監管者、遊說者和立法者徵求反饋意見。他們的買家應該有要求。格林斯潘、魯賓和萊維特向她施壓，要求她撤回該文件，格林斯潘說服國會通過一項決議，以防止6個月內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再對衍生品進行監管——其後伯恩的任期將屆滿。[79]最終，正是特定類型的衍生產品——不動產按揭貸款證券——的崩潰，引發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80]
保羅·克魯明在2009年寫道，影子銀行系統的擠提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隨着影子銀行系統的重要性擴大到甚至可以超過傳統銀行，政治家和政府官員應該意識到，他們正在重新製造使大蕭條成為可能的那種金融脆弱性——並且他們本應該通過擴大監管和金融安全網來覆蓋這些新機構。位高權重的人本應該宣佈這樣的規則：凡是做銀行所做的事情的東西、凡是在危機中像銀行那樣需要救助的東西，都應像銀行一樣受到監管。」他稱這種管控的缺失是「惡意的疏忽」。[83][84]
2008年期間，美國最大的三家投資銀行要麼破產（雷曼兄弟），要麼賤賣給了其他銀行（貝爾斯登和美林證券）。投資銀行不受適用於存款銀行的更嚴格規定的約束。這些失敗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剩下的兩家可能面臨破產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選擇了成為商業銀行，從而接受了更嚴格的監管，但可以通過美聯儲獲得信貸。[85][86]此外，美國國際集團（AIG）已為按揭支持證券和其他證券提供了保險，但當債務人違約這些證券時，則不需要維持足夠的準備金來支付其義務款項。根據合約，AIG被要求向許多債權人和交易對方增加按揭品，當美國政府替AIG向全球主要金融機構支付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資金時，這引發了爭議。儘管這筆錢是AIG合法欠銀行的（根據機構通過從AIG購買的信用違約互換達成的協議），但許多國會議員和媒體人對使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銀行表示憤怒。[82]
經濟學家加里·戈頓在2009年5月寫道：
與歷史上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銀行恐慌不同，當前的銀行恐慌是批發的恐慌，而不是零售的恐慌。在較早的情節中，儲戶跑到銀行拿支票帳戶要求取現。因無法滿足這些要求，銀行系統破產了。當前的恐慌涉及在其他金融公司的基礎上「運作」的金融公司，它們不續簽出售和再回購協議（repo）或增加回購保證金（「haircut」），迫使大規模去槓桿化，並導致銀行體系破產。[87]
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在2011年1月報告：
在20世紀初期，我們建立了一系列保護措施——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作為最後貸款人、聯邦存款保險、充足的法規——築起了抵禦19世紀經常困擾美國銀行體系的恐慌的堡壘。然而，在過去的30多年中，我們允許影子銀行系統的發展，它們不透明且負擔大量短期債務，能夠與傳統銀行系統的規模匹敵。市場的關鍵組成部分——例如數萬億美元的回購市場、資產負債表外實體和使用場外衍生產品——被隱藏在視野之外，沒有我們為防止金融危機而建立的保護措施。我們擁有21世紀的金融體系和19世紀的保障措施。[32]
許多經濟學家將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描述為另一場更深層次的危機的徵兆。例如，拉斐·巴特拉認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現象加劇，製造投機泡沫，泡沫破裂並導致蕭條和重大政治變革。[88][89]女權主義經濟學家Ailsa McKay和Margunn Bjørnholt認為，金融危機及其對策的揭示了主流經濟學和經濟學界的思想危機，並呼籲重塑經濟、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專業。經濟學專業。她們認為重塑中應包含女性主義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的新進展，以對社會而言可靠、敏感和負責的主題為出發點，建立充分承認對彼此以及地球的關愛的一種經濟和經濟理論。[90]
大衰退對美國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儘管經濟衰退嚴格意義上僅為從2007年12月持續至2009年6月（名義GDP谷值），但許多重要的經濟變量直到2011-2016年才恢復到衰退前（2007年11月或第四季度）的水平。例如，實際GDP下降了6500億美元（4.3%），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恢復到15萬億美元的衰退前水平。[91]反映股市和房價的家庭淨資產下降了11.5萬億美元（17.3%），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才恢復到66.4萬億美元的衰退前水平。[92]有工作的人數（非農業就業人口總數）下降了860萬人（6.2%），直到2014年5月才恢復衰退前1.383億人的水平。[93]失業率在2009年10月達到10.0%的峰值，直到2016年5月才恢復到衰退前的4.7%的水平。[94]
阻礙復甦的主要力量是個人和企業都償還了數年的債務，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借貸並消費或投資。這種向私營部門盈餘的轉移導致了龐大的政府赤字。[95]但是，聯邦政府從2009-2014財年起將支出保持在約3.5萬億美元（從而減少了佔GDP的百分比），這是一種緊縮措施。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2年11月解釋了一些阻礙復甦的經濟因素：
在政治方面，銀行救市和刺激措施（由喬治·獲加·布殊總統發起，由奧巴馬總統繼續或擴大）引起的廣泛憤怒對銀行業領導層影響不大，這是促使美國從2010年開始在政治上向右前進的一個因素。例子有茶黨的崛起和隨後選舉中民主喪失多數。截至2014年12月，奧巴馬總統宣佈，從布殊政府時期開始並在他的政府時期繼續實施的救助措施已結束，且大部分盈利。[97]截至2018年1月，考慮貸款利息，政府已完全收回了救助資金。各種救助措施共投資、借出或劃撥了6260億美元，而3900億已退還給財政部。財政部還獲得了3230億的救助貸款利息，產生了870億美元的利潤。[98]有人認為，大蕭條也是導致民粹主義情緒上升的重要因素，這種情緒導致了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99][100][101][102]
歐洲的危機通常從銀行體系危機演變為主權債務危機，因為許多國家選擇使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其銀行體系。希臘的不同之處在於，希臘面臨着巨大的公共債務，而不是銀行體系內的問題。幾個國家從三駕馬車（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了救助計劃，該計劃還實施了一系列緊急措施。
許多歐洲國家開始實施緊縮方案，從2010年到2011年減少了相對於GDP的預算赤字。例如，根據CIA《世界概況》，希臘將其預算赤字從2010年的GDP的10.4%改善到2011年的9.6％。冰島、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法國和西班牙也改善了2010年到2011年間相對於GDP的預算赤字。[104][105]
但是，如右圖所示，除德國外，這些國家中的每個國家的公共債務與GDP的比率從2010年到2011年均增加（即惡化）。希臘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143%增加到2011年的的165%[104]，至2014年達到185%。這表明，儘管這些國家在此期間的預算赤字有所改善，但GDP的增長仍不足以使債務佔GDP的比率下降（改善）。歐盟統計局報告稱，歐元區17個國家的債務與GDP的比率在2008年為70.1%，2009年為79.9%，2010年為85.3%，2011年為87.2%。[105][106]
根據CIA《世界概況》，2010年至2011年，西班牙、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英國的失業率有所上升，法國沒有明顯變化，而德國和冰島的失業率下降。[104]歐盟統計局報告稱，2012年9月，歐元區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11.6%，高於上一年的10.3%。失業狀況因國家而異。[107]
2012年4月，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分析了歐洲一些國家2008年至2012年GDP累計增長和緊縮政策導致的總預算赤字減少之間的關係。他得出結論是：「總之，沒有證據表明在這裏，大型財政緊縮（減少預算赤字）為信心和增長帶來了好處，抵消了緊縮帶來的直接影響。它們帶來的正是人們所預期的：小緊縮帶來衰退，大緊縮帶來蕭條。」根據他的分析中使用的從IMF數據中得出的等式，預算餘額（赤字或盈餘）的變化解釋了GDP的變化的約53%。[103]
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明於2012年4月分析了一些歐洲國家的GDP與預算赤字削減之間的關係，並得出結論：緊縮政策減緩了經濟增長，類似於馬丁·沃爾夫的結論。他還寫道：「……這還意味着，即使在短期內，每緊縮1歐元也只能減少約0.4歐元的赤字。因此，難怪整個緊縮企業活動正陷入災難。」[108]
歐洲國家中，只有波蘭未受到大的影響。[114][115][116]分析認為，其中原因包括銀行負債低，房貸市場小，波蘭出口成長，並且有自己的貨幣而不是使用歐元。
韓國在2009年躲過了經濟危機。[117]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說法，韓國是大型OECD國家中唯一在2009全年躲過經濟危機的國家。[118]2009年一季度，韓國是唯一經濟增長的發達國家。
澳大利亞經濟只受到了一個季度的不良影響。[119][120]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未受影響，非洲尤其如此，因為他們還未完全融入世界市場。印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仗其眾多的人口，龐大的線下初級手工業和農業規模，未完全放開的市場，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政府的嚴格監管而未受過大波及。在拉丁美洲，限制銀行借貸的法律嚴格，因此拉美未受影響。Bruno Wenn of the German DEG說西方國家可以從這些國家學習金融市場監管[121]
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早在2007年11月20日就已針對美元表示：「他們得到了我們的石油，卻給了我們一錢不值的廢紙（美元）。」為了因應美元貶值將帶來的經濟危機，伊朗已經把自己外匯儲備中的一大部分轉為了其他貨幣，他建議OPEC可以考慮自己推出新貨幣。[122]
2009年3月11日內賈德更對經濟合作組織（ECO）進一步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成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和貿易銀行，以及進行貨幣合作。他說：「應在成員國間使用「單一貨幣」進行貿易，接下來在其他國家和鄰國中推行。」[123]
主流經濟學家都同意，如果資金流動性危機不解除，全球性衰退將成定局，另有許多媒體認為最佳狀況下也會有5年的經濟低迷。[124][125]
2009年4月13日，美國左翼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明於演講中表示，如果各國政府目前的做法依然不變，甚至認為金融海嘯已經近尾聲，那麼很快史上最慘烈的大蕭條即將來襲，因為不管股市反彈與否、數據降幅縮小與否、銀行業打消狀況好壞，整體世界經濟下墜中並且工作數量持續下墜是不可扭轉的既定事實，30年代大蕭條也是先有一段看似好轉期後續第二波的主海嘯卻突然來襲，就算在最佳狀態的假設成立；真的觸底也會陷入日本失落十年重演，到了底部後就從此盤整再也沒有爬起來，而現在與未來的世界情勢卻比當年日本面對的嚴重十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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