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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覺醒是指，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在美洲大陸又興起類似第一次大覺醒般的宗教復興。教會再次復興，教會的教友及城市百姓們都悔改認罪，基督信仰生活興起，人們渴慕認識耶穌。[1]
這場運動始於1790年左右，在1800年快速發展，1820年之後，浸禮宗和循道宗的成員迅速增加，他們的傳教士領導了這場運動。到19世紀50年代末，它達到了巔峰。「第二次大覺醒」反映了人們對浪漫主義的熱情、情感和對超自然的吸引力。它否定了啟蒙運動的懷疑理性主義和自然神論。
這些復興活動吸收了數百萬名新成員加入現有的福音派，並導致了新教派的形成。許多皈依者認為，覺醒預示着一個新的千年時代。「第二次大覺醒」刺激了許多改革運動的建立，目的是要在預言中的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糾正社會的罪惡。[2]
歷史學家在1730和1740年代的第一次大覺醒和19世紀50年代末到20世紀初的第三次大覺醒的背景下命名了第二次大覺醒。這些復興是當時席捲歐洲、主要是英格蘭、蘇格蘭和德國的一場規模更大的浪漫主義宗教運動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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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半個世紀前的第一次大覺醒一樣，第二次覺醒也反映了浪漫主義的特徵：熱情、情感和對超自然的吸引力。[4]它拒絕了啟蒙運動遺留下來的懷疑論、自然神論和理性主義。[5]差不多同時，類似的運動在歐洲蓬勃發展。虔誠主義席捲了德國國家。[6]福音派在英國日益盛行。[7]
「第二次大覺醒」發生在幾個時期，涉及不同教派；然而，這些復興是非常相似的。[5]作為這一時期最有效的傳福音形式，復興會議跨越了地理界限，[8]而且這場運動迅速蔓延到肯塔基州、田納西州和俄亥俄州南部。每一個教派都有資產，使它能夠在邊境上繁榮昌盛。衛理公會教徒有一個高效的組織，依靠巡迴部長，稱為巡迴騎手，巡迴騎手來自普通百姓，他們在偏遠的邊境地區尋找人，並幫助他們，與他們希望皈依的邊疆家庭建立融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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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世紀上半葉，後千禧年神學主導了美國新教。後千禧年主義者（千禧年後論）認為，基督將在「千年」之後回歸地球，這可能意味着一個字面上的1000年，也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象徵的和平與幸福的時段。因此，基督徒有義務淨化社會，為基督的返回做準備。這一責任不僅僅局限於美國，包括基督教復興主義。喬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rickson)認為，千禧年後的神學是推動進步改革的動力，正如歷史學家經常指出的那樣。[9]在19世紀30年代的第二次大覺醒期間，一些占卜者預計千年將在幾年後到來。然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偉大的一天已經變成了遙遠的未來，而後千禧年成為更廣泛的中產階級追求改革和進步的一個更加被動的宗教層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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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初，紐約州西部因其高度公眾化復興而被稱為「過度覺醒區」。[10][11]活躍在這個區域的復興主義領導者查爾斯·芬尼創造了這個詞。[12]Linda K. Pritchard統計的數據表明，與整個美國相比，在紐約州中西部的俄亥俄河谷，過度覺醒的宗教信仰是典型的而不是特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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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邊疆，福音派派傳道士和勸導者到邊遠地區的人民進行勸導皈依，這支持了衛理公會教徒和浸信會成員的增長。復興主義者的勸導皈依技巧是基於營地會議，蘇格蘭長老會則是營地會議的根源。大多數蘇格蘭人-愛爾蘭移民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定居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邊遠地區，並沿着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山脊居住。[14]
這些教派是基於對人類在上帝面前的精神平等的解釋，這導致他們從廣泛的階級和所有種族招募成員和傳道者。浸信會和衛理公會的復興在泰得沃特南部地區是成功的，那裏越來越多的普通種植園主、普通百姓和奴隸都皈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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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定居的邊境地區，復興是通過營地會議進行的。這些活動往往為一些有組織宗教的定居者提供了一次機會，而且作為社會場所也很重要。這次營地會議是一場長達幾天的宗教儀式，與牧師們舉行。人口稀少地區的定居者聚集在營地會議上，進行團契和禮拜。參加一場宗教復興活動，數百人，也許有數千人，這一純粹的興奮激發了與這些活動相關的舞蹈、宣誓和歌唱。在一次強烈的情感力量後，強調個人的罪過，需要轉向基督，由個人的救恩來恢復。大多數皈依者一回到家，就加入或創立了小規模的地方教會，這些教會迅速發展。[15]第二次大覺醒標誌着美國社會的宗教轉變。許多來自加爾文派的美國人強調，人類無法自救，他們唯一的得救之道就是脫離上帝的恩典。[16]
1800年左右，在洛根縣，肯塔基的復興，開始作為一個傳統的長老教會聖禮的場合。第一次非正式營地會議是在六月份開始的，當時人們開始在紅河會議廳的營地露營。隨後的會議之後，在附近的河流和泥濘的河流會休息，James McGready三部。一年後，一個更大的儀式場合在藤嶺舉行，肯塔基在Barton Stone的領導下，吸引多達20000人。許多長老會、浸信會和衛理公會的牧師參加了這項服務。由於巴頓·斯通等領導人（1772–1844）和亞歷山大·坎貝爾（1788–1866），營會的復興成為為衛理公會和浸禮會擴張的主要模式。[17]
坎伯蘭長老會在肯塔基州誕生。甘蔗嶺也有助於促進後來稱為恢復運動的運動。這是由非教派教會組成的，他們認為這是新約的原始的，基本的基督教。他們致力於個人與基督建立個人關係。起源於這一運動的教會包括基督教會、基督教教會(基督門徒)和加拿大福音教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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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巡迴騎手和當地浸禮會傳教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長老會也從中獲得了會員，但是與前二者相比要略少。特別是在在人煙稀少的地區中存活的坎伯蘭長老會。因此，浸信會和衛理公會教徒的人數相對於殖民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教派--英國聖公會、長老會和公理會的力量有所增加。在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騷動中產生的新教派包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和加拿大福音派基督教會。[18][19]第二次大覺醒期間，皈依者主要是女性。據1932年估計，在1798至1826年間，至少有三名女性皈依到每兩名男性皈依者。年輕人(25歲以下的人)也有更多的人皈依，並且是第一個皈依的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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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臨運動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的北美，並由像威廉·米勒這樣的高官傳教，他的追隨者被稱為米勒派。這個名字是指對耶穌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降臨的信仰，並導致了幾個主要的宗教派別，包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和相信基督再臨的基督徒。[21]
雖然它的根源早於第一次大覺醒，但在第二次大覺醒期間出現重新強調了關於聖化的衛斯理教義，導致了主幹線衛理公會和聖潔教會之間的分歧。
美國獨立後，恢復「原始」基督教的想法在美國越來越流行。[22]:89–94在第二次大覺醒期間，恢復一種更純粹的基督教形式，而沒有複雜的等級制度的願望，促進了許多群體的發展，包括摩門教徒、浸信會教徒和動搖者。[22]:89在這一時期，有幾個因素使恢復純粹基督徒的想法特別具有吸引力：[22]:90–94
- 對第十九世紀初的移民來說，美國的土地似乎是自然的、無污染的、「恢復神聖、純潔和原始基督教的完美之地」，而傳統的歐洲教會在這種新的環境中似乎不太合適。[22]:90
- 這是一種僅以聖經為基礎的原始信仰，這種方法，可以避開現有的許多教派的相互競爭，並使會眾能夠在沒有已建立的國家教會保證安全的情況下獲得安全的保障。[22]:93
恢復運動始於第二次大覺醒，並受到了第二次大覺醒很大的影響。[23]:368雖然組成這場運動的兩個主要團體之一托馬斯·坎貝爾和亞歷山大·坎貝爾的領導人抵制了營地會議，他們認為營地會議是對精神的操作，但這些復興為巴頓·斯通領導的另一個主要分支的發展做出了貢獻。[23]:368「大覺醒」的南部階段「是巴頓·斯通改革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塑造了斯通和坎貝爾所使用的福音派技巧。[23]:368
將基督教教義應用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努力預示着第十九世紀末的社會福音。皈依者被教導說，要獲得救贖，他們不僅需要悔改個人的罪，還需要努力使社會的道德完善，這意味着根除一切形式的罪惡。因此，福音派皈依者是第十九世紀各種改革運動中的領軍人物。[24]
公理會成立傳教會，傳福音於北方的西部地區。這些團體的成員既是信仰的使徒，也是東北城市文化的教育者和倡導者。「第二次大覺醒」是一個「組織過程」，它跨越西方邊境，創造了「宗教和教育基礎設施」，包括社交網絡、提供大眾傳播的宗教新聞以及與教會有關的學院。[23]:368公眾出版和教育協會促進了基督教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1816成立的美國聖經公會。婦女占這些志願團體的很大一部分。[25]在紐約尤蒂卡積極活動的女傳教士協會和產婦協會都是高度組織性和財務精良的婦女組織，負責紐約邊疆許多福音派皈依者。[26]
還有一些社會將其重點從傳統的宗教問題擴大到更大的社會問題。這些組織主要由富裕婦女贊助。它們並非完全源於第二次大覺醒，但復興主義學說的興起和人們逐漸地皈依，導致了人們對婦女社會慈善工作期待，這加速了她們的行動。[27]社會行動主義影響了廢除死刑的團體和戒酒運動的支持者。他們開始努力改革監獄和照顧殘疾人和精神病的療養院。他們相信人是完美的。
南方的浸信會教徒和衛理公會教徒都向奴隸主和奴隸傳道。皈依和集會始於第一次大覺醒，在1790年左右，浸禮會和衛理公會傳道人被授權在奴隸和自由的非裔美國人中佈道。「黑哈利」霍西耶是一位不識字的非洲裔美國人，弗朗西斯·阿斯伯里驅使他學習聖經。事實證明，他能夠成功地逐字記住聖經的大段，就像阿斯伯里原本打算讓他擔任牧師的黑人聽眾那樣，[28]在白人聽眾中很受歡迎他在特拉華州查佩敦托馬斯教堂的佈道,這是第一次由黑人牧師直接向白人教眾傳道。[29]
儘管被本傑明·拉什稱為「美國最偉大的演說家」，[30]也被托馬斯·科克主教稱為世界上最好的演說家之一，[29]但「黑哈利」霍西爾在出席正式成立美國衛理公會的聖誕節大會時，屢次被封為神職人員，但不允許投票。理查德·艾倫，另一位黑人參會者，於1799被衛理公會派去，但他在費城的自由非裔美國人教會因其歧視而離開了那裏。他們在費城建立了非洲衛理公會主教教會。在第一次接受已建立的衛理公會主教的監督後，幾個AME教會最終於1816離開，在美國形成了第一個獨立的非裔美國人教派。不久後，非洲衛理公會聖公會錫安教會(AME錫安)作為一個新的教派在紐約市成立。
早期的浸禮會由奴隸和自由的非裔美國人在南卡羅來納州和維吉尼亞州組成。特別是在浸信會，非裔美國人會作為成員和傳教士受到歡迎。到第十九世紀初，獨立的非裔美國人教會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如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里士滿和弗吉尼亞州的彼得堡，在幾百個城市中都擁有了據點。[31]隨着教會和教堂的增加，例如在弗吉尼亞、肯塔基州和其他州成立了浸信會協會。
這種復興也激勵了奴隸們要求自由。1800，在弗吉尼亞舉行的非裔美國人復興會議上，加布里埃爾·普羅瑟設計了一項奴隸叛亂計劃，儘管叛亂在爆發之前就被發現並粉碎了。[32]但是白人仍舊試圖控制獨立的非裔美國教會，特別是在1831年納特·特納起義之後，一些非裔美國人教會設法在浸信會協會中維持了作為獨立教會的分離權利。州立法機關通過了法律，但是要求他們在他們的禮拜會議中必須有白人的參與。[31]
在大覺醒期間，婦女占皈依者的大多數，並在其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目前尚不清楚為什麼婦女的皈依人數比男子多。各種學術理論將這種差異歸因於對青年輕浮的感覺和對於罪惡的反應，婦女擁有更強烈的宗教信仰感、對經濟不安全的集體反應或面對父權制統治時的自我主張。丈夫，特別是南方的丈夫，有時不贊成妻子的皈依，迫使婦女在順從上帝或順從配偶之間作出選擇。教會成員和宗教活動為婦女提供了同伴支持，使她們能夠在家庭之外開展有意義的活動，並為許多婦女提供了社區交流和分享經驗的機會。[33]
儘管婦女在該運動中佔主導地位，但她們沒有被正式灌輸思想或擔任領導部長職務。然而，婦女承擔其他公共角色；例如，傳遞關於她們轉化經歷的證明，或通過轉換過程協助罪人(男性和女性)。查爾斯·芬尼等領導人認為，婦女的公眾祈禱是為社區復興做好準備和提高她們在皈依中的效力的一個關鍵方面。[34]婦女在兒童的皈依和宗教教養方面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復興時期，母親被視為家庭的道德和精神基礎，因此受命指導兒童處理宗教和道德問題。[35]
婦女作用的最大變化是參加新正式的傳教和改革社會。婦女祈禱團體是婦女組織的一個早期和社會可接受的形式。婦女通過在這些組織中擔任職務，在私人領域之外獲得影響。[36][37]
性別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影響到宗教教義。為了給教會傳教，牧師們強調了基督的謙卑和寬恕，歷史學家芭芭拉·韋爾特稱之為基督教的「女性化」。[38]
- 理查德·艾倫，非洲人美以美會創始人
- 法蘭西斯·亞斯里、循道宗教徒、巡迴騎手和美國衛理公會創始人
- 亨利·沃德·比徹長老會
- 萊門·比徹長老會,亨利的父親
- 安托瓦內特·布朗·布萊克威爾美國第一位被任命為女牧師的公理派&後來的一神論者
- 亞歷山大·坎貝爾,長老會，恢復運動的早期領袖
- 托馬斯·坎貝爾,長老會，恢復運動的早期領袖
- 彼得·卡特賴特，循道宗教徒
- 洛倫佐陶氏,循道宗教徒
- 蒂莫西·德懷特四世, 公理會的教友
- 查爾斯·芬尼長老會與反加爾文主義
- 「黑哈利」霍西爾，衛理公會教徒，第一位向白人教眾傳道的非洲裔美國人
- 安·李,震教徒
- 雅華·李，衛理公會，一位女性AME巡迴騎手
- 羅伯特·馬修斯，信仰者馬提亞先知
- 威廉·米勒(傳教士),米勒派,基督復臨派的先驅
- 阿薩赫爾·內特爾頓,改革
- 本傑明·拉什,自由意志浸信會
- 約瑟夫·史密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 巴頓·斯通,長老會非加爾文主義者，當時的恢復運動的早期領袖
- 納撒尼爾·威廉·泰勒,非正統加爾文主義
- 艾倫·懷特,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此次運動一共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領導人有墨吉地、默基、巴頓·斯通。第二階段，領導人有蒂莫西·德威特、畢察、泰勒‧威廉、賀普金斯。第三階段，主要領導人是律師查爾斯·芬尼，他在十九世紀，於紐約西部小鎮開始，一直到英美各地主持奮興聚會。
第一階段，是由一位長老墨吉地開始的，他們在西部肯塔基州的廣場或營地搭設帳棚，在戶外就開始對人們傳講福音。這樣的聚會通常都會持續幾日，並且參加的人會在情緒上有狂熱或歇斯底里的行為出現。這樣的聚會自然使得較為保守的教會不能夠接納。
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相較之下，是比較為保守的。領導人是波士頓長老會牧師畢察，他是強烈反對奴隸制度的。他呼召基督徒實踐宗教及政治上的民族使命。鼓勵人傳福音、分發聖經，建立教會。在這個階段，有許多的教會都回應畢察的呼召。由於德威特的祖父是有名的奮興佈道家愛得華茲，他也承襲祖父的神學，並且在耶魯大學當中大力推廣，以致耶魯大學在第二次奮興運動中佔極重要的位置，是靈性與學術的中心。
第三階段，是由律師芬尼所領導，他在1821年歸信基督，並且他回應上帝的呼召去傳揚福音。於是他不再作律師，而是由長老會授權予他進行佈道工作。他在奮興佈道會中，使用新策略。但是這些創新的策略，卻招致其他教會的不悅，甚至禁止芬尼進入他們的教區。芬尼的工作並不是那麼的狂熱，而是比較溫和，從那時起奮興聚會由突發的情緒為特色，轉為有加以安排的聚會。1832，芬尼擔任紐約第二自由長老教會的牧師，但是他仍舊是不放棄奮興運動的工作，直到如今，今日奮興聚會的某些作法，是發自芬尼費心設計的聚會內容。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使教會人數增加，並且連帶的刺激了許多道德及社會慈惠運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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