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與「王翰 (1911年)」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王翰」。王翰（1911年4月11日—1981年），原名陳延慶，江蘇鹽城梁垛團五港口（今建湖縣鍾莊鎮陳村）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
生平
1932年在交通大學讀書時入黨。1932年11月因衝擊的白俄報館《柴拉報》被捕入獄，經頑強鬥爭，於次年初無罪釋放，然而交通大學學籍被開除。[1]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工作。1936年同鄧潔、胡喬木等組建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在上海堅持工作。
1937年10月調任湖北省工委秘書長、工運部長；董必武在湖北武漢為其起的化名「王翰」，便於地下工作。1938年10月任鄂西北區委書記。1940年春，任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4月鄂豫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任師政治部副主任。其父陳曙東支持蘇北的新四軍抗日民主政府，當選為鹽城縣參議會副參議長，鹽阜區參議員。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收到五師王翰的電報，特地從阜寧朦朧（永興鎮）來拜訪開明紳士陳曙東。1943年春任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主任。1945年去延安中央醫院治肺病。
1947年2月出院，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委委員、農村工作組組長、工業組組長等職。
1949年任中南行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54年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部長錢瑛，王翰實際負責監察部日常工作)。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代替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選舉產生了由董必武等21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簡稱中央監委），董必武任書記，王翰為候補委員。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重新選舉產生了由董必武等21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王翰為候補委員。1957年被誣為王翰右派反黨集團首領。到三門峽鐵工廠監督勞動。1957年12月5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登載了新華社的一篇長文，大黑體標題赫然醒目：《監察機關反右派鬥爭取得重大勝利——徹底鬥倒反黨分子王翰》，緊接着於1957年12月8日又登載《王翰是個右派分子並不奇怪》的署名文章。王翰的主要「罪行」是「主張監察工作要『事先監督』；在體制上要實行垂直領導，反對雙重領導等」[2]。《人民日報》更加系統整理了王翰的「反黨言論」。「幾年來，王翰一貫反對中共中央和監察部黨組關於監察工作一些根本性問題的指示和決議，企圖貫徹他的與黨對立的一套監察工作主張，想把監察機關置於黨和政府之上。他硬說監察機關與被監督部門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監察機關從屬於誰，就不能監督誰。他認為監察機關不僅要經常地全面地檢查國家計劃和決議、命令的執行情況，而且要檢查國家計劃和決議的制定，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抓住『有頭等意義的大問題，打中要害』；他反對監察機關檢查事故和違法失職的案件以及處理公民控訴工作，認為這些工作是『雞毛蒜皮，意義不大』。他甚至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主張『愛人以德』。他堅決主張搞「事先監督」，要有『尚方寶劍』，這也就是說要有對財經部門行使停止支付、罰款等權力；反對監察機關依靠各級黨政領導和廣大群眾進行工作，誣衊群眾路線是『抽象』的，認為監察工作走群眾路線不解決問題。在體制問題上，他堅持要搞垂直領導，堅持要有管理各級監察幹部的權限；反對中央關於監察部門體制改為雙重領導的決定。他還一貫反對加強監察機關的政治思想領導，反對監察幹部學習馬列主義，說什麼『沒有業務哪有政治，業務就是政治』，他還費盡心機地企圖以調整機構和領導分工來達到控制監察部的全盤工作的目的。」[3][4]在這種形勢下，政法系統遭到全面整肅，並直接導致監察部和司法部被一併撤銷。[5]
「文化大革命」時期，王翰再次被造反派揪斗迫害。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王翰被送往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的錯案才得到糾正，被任命為司法部顧問。1981年去世。
紀念
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翰傳》，江澤民題詞「革命信念，始終如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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