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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及作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湯瑪士·蘇維（英語：Thomas Sowell，1930年6月30日—），是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蘇維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在紐約哈萊姆區長大。他從史垈文森高中輟學，在韓戰期間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回到美國後，蘇維進入哈佛大學學習，195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1959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6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蘇維曾在幾所大學任職，包括康奈爾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他還在城市研究所等智庫工作。自1980年起，他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工作，目前擔任羅斯和米爾頓·弗里德曼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蘇維從自由意志主義、保守主義的角度來寫作。蘇維寫了三十多本書，他的作品被廣泛選編。他是國家人文獎章獲得者，他的創新獎學金包括歷史、經濟和政治科學。
蘇維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加斯頓尼亞。他的父親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經有四個孩子的女僕母親。一位伯祖母和她的兩個成年女兒收養了蘇維，並把他撫養成人。[2]在他的自傳《一個人的奧德賽》中，蘇維寫道，他童年時與白人的接觸非常有限，以至於他不知道金髮是一種發色。[3]蘇維九歲時，為了獲得更大的機會，全家從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搬到了紐約市的哈萊姆區，加入了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部向北部遷移的大趨勢。
他進入了紐約著名的學術高中史岱文森高中，他是家裏第一個學習超過六年級的人。然而，由於經濟困難和家庭問題，他在17歲時被迫輟學。[2]蘇維擔任過很多職位，包括在機械車間工作，也曾在西聯匯款做過送貨員。[4]1948年，他參加了布魯克林道奇隊的選秀。[5]1951年韓戰期間，他應徵入伍，並被分配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由於他在攝影方面的經驗，蘇維成為了一名海軍陸戰隊的攝影師。[2]
退伍後，蘇維在華盛頓特區從事公務員工作，並參加了霍華德大學的夜校課程，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學院。他在大學理事會考試中的高分以及兩位教授的推薦幫助他被哈佛大學錄取，並於195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得經濟學文學學士學位。[2][6]第二年，他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6]
蘇維曾說過，「在我20多歲的那十年」，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最早的專業出版物之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列主義實踐的同情性審查。[7]然而，1960年夏天在聯邦政府實習的經歷使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而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他的工作中，蘇維發現了波多黎各糖業工人法定最低工資的提高與該行業失業率的上升之間的聯繫。通過研究這些模式，蘇維得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實施最低工資法的政府員工更關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窮人的困境。[8]
1968年，蘇維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6]他的論文題目是「薩伊定律和普遍供過於求的爭議」。[9]蘇維最初選擇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喬治·斯蒂格勒。當他得知斯蒂格勒已經搬到芝加哥大學時，他也跟着他去了那裏。[10]
1965年至1969年，蘇維擔任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30年後，蘇維在描寫1969年康奈爾大學黑人學生佔領威拉德直學院時，將這些學生描述為「學術問題嚴重的流氓」，「他們被以較低的學術標準錄取」，並指出「碰巧的是，在我在康奈爾大學和伊薩卡島任教的四年時間裏，黑人學生在校園和城市裏遇到的無處不在的種族主義對我來說並不明顯。」[11]
蘇維曾在霍華德大學、羅格斯大學、康奈爾大學、布蘭迪斯大學、阿默斯特學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經濟學。自1980年以來，他一直擔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並在那裏以羅斯和他的導師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6][12]此外，蘇維還多次出現在小威廉·F·巴克利的節目《火線》中，在節目中他討論了種族和私有化的經濟問題。[13][14]
1987年，蘇維在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羅伯特·博克被提名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聽證會上作證，支持博克。蘇維在證詞中說，博克是「這一代人中最有資格獲得提名的人」，他認為司法能動主義「對少數族裔沒有好處」。博克自稱是基本教義派者和文本主義者，反對司法能動主義這個概念。[15]
拉里·D·納赫曼在《評論》雜誌上對蘇維1987年的著作《願景的衝突》進行了評論，將蘇維描述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16]
蘇維曾於1964年至1975年與阿爾瑪·簡·帕爾結婚，1981年與瑪麗·阿什結婚。[17][18]他有兩個孩子，分別是約翰和洛林。[19][20][21]
2007年，蘇維評論說，現代電視談話節目的品質比不上大衛·蘇斯金德的《開放式談話》或芝加哥大學圓桌會議，蒂姆·拉瑟特主持的《與媒體見面》不像勞倫斯·斯比瓦克或比爾·門羅主持的節目。[22]蘇維也以鄙視自我推銷而聞名。[23]
蘇維的寫作主題從種族、民族群體、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到古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再到被視為殘疾兒童的問題。
蘇維有一個全國聯合的專欄，由創作者聯合發行，發表在《福布斯》雜誌、《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華盛頓時報》、《紐約郵報》和其他主要報紙上，也在《市政廳》、《世界日報》和《猶太世界評論》等網站上。[24]蘇維對當前問題發表了評論，其中包括自由媒體偏見[25]、司法能動主義（同時捍衛原創性）[26][27][28][29][30]、 完整的擴張和取出（在美國聯邦法律中被描述為部分生產流產）[31]、最低工資標準、全民醫保、政府政策計劃保護和家庭自治之間的緊張關係、平權行動、政府官僚機構[32]、槍支管制[33]、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激進主義、毒品戰爭和多元文化主義。[34]
2016年12月27日，86歲的蘇維宣佈結束他的聯合專欄，他寫道，「問題不是我為什麼要辭職，而是我為什麼堅持這麼久，」他還提到了專注於他的攝影愛好的願望。[35]
2021年1月25日，自由選擇網發佈了一部紀錄片《湯瑪士·蘇維：無情世界中的常識》，詳細描述了他的職業生涯。[36][37][38]
雖然他經常被描述為一個黑人保守主義者，但他不喜歡被貼上標籤，他說：「我喜歡不被貼上標籤，但我懷疑『自由意志主義者』比其他許多標籤更適合我，儘管我在很多事情上不同意自由意志主義運動。」[39]蘇維主要撰寫經濟題材的文章，通常主張以自由市場的方式對待資本主義。[40]蘇維反對美聯儲，認為它在防止經濟蕭條和限制通貨膨脹方面沒有取得成功。[41]蘇維在他的自傳中描述了他對卡爾·馬克思的認真研究。他反對馬克思主義，並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了批評。
蘇維還寫了關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三部曲，包括《願景的衝突》，他在其中談到了政治衝突的起源，比較了保守/自由意志主義和自由/進步的世界觀。在《對宇宙正義的追求》一書中，正如在他的許多其他著作中一樣，他概述了知識分子、政治家和領導人需要在烏托邦中修復和完善這個世界，最終他提出了災難性的時尚。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他在早期作品的基礎上，單獨寫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並在不同領域討論了他認為的知識分子的盲目自大和愚蠢。
他的著作《知識與決策》曾獲得1980年法律與經濟中心獎，被譽為「里程碑式的作品」，「因為它對我們理解市場過程和政府過程之間的差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貢獻」。在宣佈該獎項時，該中心讚揚了蘇維，「他對我們理解監管過程的貢獻使這本書變得重要，但在再次強調市場使多樣性和效率成為可能的過程中，（他的）工作更深入，更有意義。」[42]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寫道：「蘇維以一種完全獨創的方式，成功地將抽象和理論的論證，轉化為對當代經濟政策核心問題的高度具體和現實的討論。」[43]
蘇維也支持所有毒品的合法化，[44]偶爾也會寫關於槍支管制的文章，例如：[33]
人們可以挑選一些事實研究，或引用一些後來被證明不可信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表明，槍支管制法律實際上並沒有控制槍支。總的來說，它們並沒有拯救生命，而是使生命付出代價。
他曾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學術機構講授經濟學課程。[45]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現在是史丹福大學「羅斯與米爾頓·弗雷德曼」學會高級研究員，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駐校學者。蘇維獲得過多種榮譽，包括總統人文成就獎、全國人文學科獎、布萊德雷基金獎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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