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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陸軍大將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海因茨·威廉·古德林（德語：Heinz Wilhelm Guderian，發音：[ˈhaɪ̯nt͡s ˈvɪlhɛlm ɡuˈdeːʁ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位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銜為大將。古德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對於將坦克與機械化部隊使用於現代化戰爭的重要提倡者，在他的組織與推動下，德國建立了一支當時作戰最具效率的裝甲部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以新型戰爭型態「閃擊戰」的形式屢屢擊敗敵軍。古德林也是聯合兵種作戰和前線指揮等戰爭型態發展的推動者和先驅。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22年4月19日) |
| 海因茨·古德林 Heinz Guderian | |
|---|---|
.jpg) 古德林（攝於1944年） | |
| 本名 | 海因茨·威廉·古德林 Heinz Wilhelm Guderian |
| 出生 | 1888年6月17日 德意志帝國普魯士西普魯士省庫爾姆（今波蘭庫亞維-波美恩省海烏姆諾） |
| 逝世 | 1954年5月14日（65歲） 西德巴伐利亞施旺高 |
| 效命 | 德意志帝國（1918年前） 魏瑪共和國（1933年前） 納粹德國（1945年前） 聯邦德國（1945年後） |
| 軍種 |  德意志帝國陸軍
威瑪防衛軍陸軍 德意志國防軍陸軍 |
| 服役年份 | 1907年–1954年 |
| 軍銜 |  德意志帝國陸軍上尉 威瑪防衛軍陸軍上校 德意志國防軍大將 |
| 統率 | 第2裝甲師 第16軍 第19軍 第2裝甲集團/古德林裝甲集團 |
| 參與戰爭 | |
| 獲得勳章 | 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 |
古德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裝甲部隊的指揮官，在波蘭戰役期間指揮第19裝甲軍進行快速的突穿攻勢，與蘇聯軍隊會師。在1940年的西線戰役中，古德林擔任A集團軍第19裝甲軍軍長，是西線主攻的裝甲兵力矛頭之一。攻勢發起後，古德林指揮部隊通過了被盟軍認為坦克難以橫越的阿登森林，直駛英倫海峽，將困於比利時的盟軍包圍消滅，這次軍事行動的成功令德國乃至全世界體會到裝甲部隊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1941年6月德國發動「巴巴羅薩作戰」入侵蘇聯，古德林出任中央集團軍的第2裝甲軍團司令，指揮德軍裝甲部隊完成多次包圍殲滅戰，直趨蘇聯首都莫斯科，但在阿道夫·希特拉命令下，古德林放棄其原先的目標，轉而率軍南下進行史上規模最大的包圍殲滅戰「基輔戰役」，這場戰役雖然以德軍的勝利結束，但因為時間上的遷延而使德軍必須在極不利的冬季狀態下進攻莫斯科，古德林指揮的第2裝甲軍團遭受重創，但陸軍總司令部不允許其撤退，而古德林依然堅持撤退，古德林也因此被免職。1943年德國於「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慘敗後，古德林復出並被任命為裝甲兵總監，進行重建裝甲部隊的工作，進而發動史上規模最大的裝甲戰役「庫爾斯克會戰」。1944年7月，古德林出任陸軍總參謀長，這是他所晉升到的最高職位，但於戰爭結束前不久被免職。
古德林現今成為了德國發展裝甲兵力的代表人物，被歷史學家稱作「閃擊戰之父」和「世界裝甲車之父」 ，但同時也因為其急躁和直爽的個性而被部下取了個「急速海因茨」（Schneller Heinz）的綽號。
古德林出生於現於波蘭境內的普魯士西邊維斯瓦河旁的庫爾姆（Kulm）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弗里德里希·古德林（Friedrich Guderian）是1名陸軍營級軍官。母親是克拉拉·基爾霍夫（Clara Kirchhoff）。[1]
1894年，六歲的古德林在亞爾薩斯-洛林上亞爾薩斯專區科爾馬入學讀書，1901年－1902年，進入位於巴登的卡爾斯魯厄軍校。1903年－1907年，入讀位於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菲爾德（Groß Lichterfelde）中央軍官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駐在洛林州比奇的第10漢諾威輕步兵營，擔任見習軍官。隨後被晉升為中尉並在1911年被分派至隸屬普魯士陸軍通信兵團的第三通信兵營。1913年10月古德林迎娶了妻子瑪格麗特·格爾納（Margarete Goer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古德林先後歷任電台台長，團部參謀以及營長等職。並參與過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
雖然古德林出身於輕步兵，但是卻命中注定地一直與「摩托化」問題發生密切關係。1922年1月，古德林意想不到地被調往國防部運輸兵監察處擔任參謀。正是在這裏古德林開始了坦克與裝甲兵作戰理論。
1922年4月，於慕尼黑第七摩托化運輸營實習數月後，古德林到柏林向奇施維茨（Gen. Erich von Tschischwitz）將軍報到，然而古德林獲得的工作不過是研究摩托化運輸的各種問題，而不是他所期盼的如何運用為作戰部隊。
在踏上這個技術性軍職的生涯後，古德林只好奮力尋找出路。在經歷了有關用摩托化車輛運輸軍隊的計劃後，他意識到了摩托化部隊的實用性並全心投入該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受凡爾賽條約約束，不得擁有超過100,000人的軍隊，萊茵河以東50公里不得設防。因此，倘若新的戰爭發生，德國無險可守。古德林認為，德國必須依賴機動性防禦，而機動戰中又需要對運輸部隊進行保護，進而引起對裝甲車輛的需求。在與軍中相關專家討論和研究英國同行如富勒、李德哈特的著作後，古德林學會了裝甲兵的集中運用並因在軍事刊物中發表相關文章而出名。
1925年，古德林陪同運輸兵總監納茨默爾（Col. von Natzmer）參觀軍事演習時，向運輸兵總監建議在將來可以把摩托化部隊由勤務兵種轉變成戰鬥兵種時，這位總監卻很粗魯地回答到：「見鬼，什麼戰鬥部隊！它們只配裝運麵粉！」
1929年夏季演習中，雖然古德林構想的裝甲兵概念被拒，但是數月後卻有機會出任第3摩托化營營長。在這裏，他集中全力進行各種訓練，然而摩托化運輸仍然受到相當多的阻力，甚至連與同區其他部隊演習也被拒。隨後，古德林擔任新總監魯茲將軍的參謀長，並與騎兵派系發生激烈的衝突。最終為摩托化部隊贏得一席位置。之後，他便着手裝甲兵的裝備，訓練和戰術制定等問題，經過古德林多方奔走，並在希特拉的直接支持下進行開發後，小型坦克1號坦克面世並於1934年投入使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種原本作為訓練之用的小型坦克一直都是德軍裝甲兵的標準裝備。
德軍在一戰後期發明了滲透戰術。這種戰術依靠專門的突擊部隊以鬆散隊形前進，而非集團衝鋒，從而突破敵方的塹壕防線，繞過敵方據點，並滲透到敵方縱深處進行破壞。德軍在1918年皇帝會戰裏採用了這種戰術，但機動性不足導致德軍無法即時擴大戰果，深入敵後。由於德軍不能保持攻勢的衝擊力，它始終無法收穫任何決定性的戰果。
機械化部隊是在敵軍戰線上維持一個缺口的關鍵。但做到這樣所必要的高度機械化在1920年代之前都無法實現。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也在探索縱深作戰的理念，但他本人卻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遭到處決。
在德國，古德林是機械化，坦克，和利用裝甲部隊進行縱深作戰的首要倡導者。他被視為德國裝甲師的首席建築師。古德林開發了將裝甲部隊在集中在突破口一點以及縱深突破的戰略，並大加發揚。他在著作《注意——坦克！》一書中描述了裝甲攻擊的成功要素：出其不意，兵力集中，和有利地形。古德林提倡步兵和砲兵和坦克在裝甲師裏協同行動，以發揮更大作用。他在回憶錄「裝甲指揮官」裏寫到他早在1929年已經「深信將坦克編入步兵師是錯誤的：我們需要融合了所有必要支援兵種的裝甲師」。希特拉掌權以後德國重新建軍，這恰恰賦予古德林把思想投入實踐的權力。
古德林相信成功的要素之一是機動部隊的指揮官需要能彼此溝通，也要能和屬下部隊溝通。古德林在1933年堅持讓德國坦克裝備無線電、對講機和喉麥，以便每一位坦克車長和手下的乘員，以及連排內其他坦克通話。每輛德國坦克的乘員都是一個緊密合作的隊伍，而車長能夠和每一位成員溝通。此外，德國坦克也能協同作戰，彼此掩護並提升總體火力。赫爾曼·巴爾克說：「古德林帶來了現代軍事思想的決定性革新，其體現不只在裝甲部隊上，還在通訊之上。」巴爾克認為古德林的其中一項重大貢獻是包括了專門的通信兵的五乘員制，以及組織師級通訊兵，以便師長無論身處那個部隊都能指揮整個師。由此，師長能夠在前線統領全師，這樣在機動作戰中起到關鍵作用。德軍在1939到41年之間的勝利並非源自裝備優勢，而是源自運用這些裝備的優良戰術，以及優異的指揮體系讓德國裝甲部隊實現更高的機動性與速度。
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古德林擔任費多爾·馮·博克轄下的第19裝甲軍軍長，該軍包含1個裝甲師（第3裝甲師，師長利奧·蓋爾·馮·施韋彭堡中將）。9月1日參加了波蘭戰役。第19裝甲軍作為德國北方集團軍的開路先鋒，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戰役開始五天後（9月5日），即封鎖但澤走廊進入東普魯士會師，而在隨後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裏，古德林和保羅·路德維希·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的裝甲軍的高速前進就使戰術落後的波蘭人陷入重圍，德軍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俘虜包圍圈裏的敵軍。在會戰開始一個月又一天後波蘭戰役結束，古德林的第19裝甲軍在整個戰役中只陣亡150人，受傷700人，300多輛裝甲車輛中，一共只損失8輛。
古德林於此役中首次實現了他裝甲兵作戰的戰術理念，即在合適地形的戰術方向上，以裝甲集團作為火力，機動與防護三位一體的突擊手段，集中於敵防線的某一點進行突破，成功後即向敵縱深迅猛發展，致敵無法重整集結，以再次構築防線。在他的個人回憶錄中，他不無驕傲地聲稱，他很有可能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位坐在裝甲指揮車中利用無線電指揮部隊，並隨同一線戰鬥部隊一起衝過敵人防線的高級指揮官。
歷史學家羅素·哈特寫到：古德林支持入侵，因為他「厭惡天主教、斯拉夫波蘭人佔據他熱愛的家鄉普魯士」。[2] 在他的眼中最重要的事為「解放」他的家族故居，他因此下令在夜晚和大霧中進軍，他隨後承認這項行動導致「嚴重傷亡」。[3]
古德林參與了入侵法國和低地國家前的戰略討論。該計劃由他1907年戰爭學院的同學埃里希·馮·曼斯坦制定。「曼施坦因計劃」將裝甲部隊的進攻箭頭從低地國家轉移至阿登地區。古德林自信地宣稱裝甲部隊通過多山的阿登森林的可能性，他隨後被告終他可能需親自統帥這支進攻部隊。他得到七個裝甲師作為這次作戰任務的資本，該計劃建立了一支穿透森林的特遣部隊，為德國致該時為止最大規模的裝甲部隊集合，集中了德國2,438輛坦克中的1,112輛。[4]
古德林的先頭部隊首先穿過阿登並度過默茲河，他在色當戰役中發動一次突破法軍防線的進攻。古德林的裝甲集團開始向大西洋前進，將法國陸軍和英國遠征軍圍困於鄧寇克。[5] 。5月26日，德軍下令全面恢復進攻，盟軍集結並進行了頑強的抵抗。5月28日，隨着損失的增加，古德林建議放棄裝甲突擊，轉而採用傳統的砲兵步兵協同作戰。[6] 古德林隨後奉命前往瑞士邊境。德軍於6月9日至6月17日對魏剛防線進攻，包圍馬奇諾防線的防禦工事與剩餘的法軍部隊。[7]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希特拉決定以3個集團軍對蘇聯發動迅速的攻擊戰，他們分別是勒布元帥所率領的北方集團軍、博克元帥所率領的中央集團軍以及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元帥率領的南方集團軍。古德林則是隸屬於中央軍團費多爾·馮·博克元帥轄下的第2裝甲兵團（2. Panzergruppe ）指揮官（1941年10月，第2裝甲兵團更名為「第2裝甲軍團」（2. Panzerarmee ））。
7月9日上午，統轄第2裝甲兵團的第2軍團司令克魯格元帥，因為聽說古德林準備強渡第聶伯河而趕到他的駐地，準備阻止這個行動，但古德林成功說服了克魯格批准其渡過第聶伯河以向斯摩棱斯克發動攻擊。到了7月11日，德軍已經幾乎佔領了白俄羅斯全境，向東推進了約450至600公里。7月12日古德林的裝甲兵團包圍了前往救援斯摩棱斯克的蘇聯紅軍第13軍團的4個師和第20機械化師的部分力量。次日蘇軍進行了猛烈反擊，蘇聯中央方面軍總司令鐵木辛哥下令在戈梅利附近的總計20個師兵力向古德林發動攻擊，處在包圍圈內的蘇軍亦開始了突圍行動。激烈的戰鬥後，第2裝甲兵團擊退了反攻的敵人，得以繼續向斯摩棱斯克前進。7月15日凌晨，古德林的先頭部隊第71步兵團在天色掩護下經一條鄉間小路佔領了位於斯摩棱斯克外圍防禦圈中的砲後陣地。7月16日古德林攻下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希特拉在古德林的騎士鐵十字勳章上加授橡葉。
斯摩棱斯克戰役結束後，古德林建議陸軍總部以莫斯科為目的地發起合圍攻勢。陸軍總部並沒有採納古德林以及博克元帥等人的建議，而是由希特拉親自批示採用倫德施泰特的構想－首要攻擊目標為蘇聯紅軍布瓊尼的西南方面軍以及烏克蘭首府基輔。隨後古德林的第2裝甲兵團被借調往倫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團軍，以協助基輔會戰。9月26日基輔會戰結束，德軍雖然贏得勝利，卻同時給時間予蘇聯人構造以莫斯科為核心的縱深防禦陣地。他們在莫斯科附近構築了3條防禦工事：維亞濟馬附近的維亞濟馬防線全長320公里、莫斯科以西的莫扎伊斯克防線全長140公里、最後則是沿莫斯科環城公路的4條弧形防線。原本莫斯科駐軍500,000人，卻缺少重型武器以及戰鬥經驗，隨後斯大林下令在西伯利亞與日本關東軍對峙的25個步兵師以及9個裝甲旅回防莫斯科。這些長期駐紮西伯利亞的軍隊對於惡劣的天氣尤其適應，並在日後的反擊戰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即莫斯科保衛戰全面展開，戰鬥持續到10月中旬時，蘇德都損失嚴重。蘇軍防線後撤30公里至50公里，德軍幾乎所有步兵師都減員2,500人，裝甲部隊則只有不到50％的正常兵力。古德林的部隊尤其嚴重，每個團都減員500人以上，步兵部隊的連隊平均人數只剩下50人。即使手下的王牌裝甲旅艾貝爾巴赫裝甲旅亦只剩下60輛坦克，這也是滿編時超過600輛坦克的第2裝甲兵團僅剩的坦克。在面對惡劣的天氣以及對蘇軍T-34坦克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不久德軍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戰敗。古德林因建議撤退遭到希特拉拒絕，12月26日古德林被調回陸軍統帥部候命，職務則由魯道夫·施密特中將接任。
在莫斯科保衛戰戰敗1年多之後，古德林出任裝甲兵總監，負責裝甲部隊的生產、訓練、戰術制定及整編工作。上任後古德林將德國原600輛不到的坦克與裝甲車月產量提高到了1,955輛，其中包括當時德軍的裝甲主力4號戰車、最新式的5號戰車豹式及6號戰車虎式。
1943年，希特拉不顧古德林對於豹式坦克可靠性的憂慮，將剛換裝成豹式的第1裝甲師投入到代號衛城作戰的庫爾斯克戰役中。這場戰役是德軍在東線最後一次重大攻勢，也是德軍為了奪回戰略主動權的另一次企圖。然而，蘇軍早已獲悉德軍的作戰計劃，並在長達數月的時間內建立了嚴密的縱深防禦體系，以圖逐步削弱來犯的裝甲力量。德軍的作戰計畫違背了古德林在《注意——坦克！》一書內提出的裝甲作戰原則。其一，地形必須開闊，且戰場內不能築有強大的防禦工事；其二，攻勢必須實現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從蘇軍精心構築的防禦工事，可見這次作戰是對裝甲力量的濫用，其結果是古德林費盡心血重建的裝甲部隊受到重創。古德林曾經向希特拉反映庫爾斯克作戰毫無意義，並勸其放棄在東線戰場發動戰略攻勢。古德林也曾駁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首腦凱特爾賦予庫爾斯克的政治意義，他說：「你認為有多少人知道庫爾斯克在哪裏？全世界絲毫不重視我們守不守得住庫爾斯克！」
按原定計畫，攻勢將在5月開始，但卻被推遲到7月。攻勢持續了一個星期，之後因為蘇軍在北方向奧廖爾突出部施壓以及西線盟軍登陸西西里島而結束。蘇軍得以奪取主動權，並從此掌握戰略主動。
古德林建議在轉入戰略防禦姿態時，應當選擇用反坦克砲替代坦克成為防禦主力，他得到希特拉的同意，可以自行安排反坦克砲的生產和分配。不過由於時間及工業、經濟、人事等因素在1944年蘇聯發動反擊時仍只有33%的戰防部隊裝備了突擊砲。同時古德林建議自東線戰場撤回裝甲部隊，予以重新整編，遭到希特拉拒絕後又建議自西線戰場撤回裝甲部隊得到批准。在1944年6月6日盟軍發動諾曼第戰役時，古德林已經重新整編出10個裝甲師和裝甲步兵師。對於擔任大西洋堡壘主要負責人隆美爾的防禦計畫，古德林提出了異議，認為隆美爾將機動部隊置放的位置與前線部隊空間過大而與之發生爭執。
在戰爭後期，古德林與希特拉在戰術戰略見解上的分歧愈來愈大，由是使得兩人之間的矛盾也愈形激烈，並多次發生爭吵，但古德林出於對德國效忠的軍人誓言，始終未加入政變推翻希特拉的密謀當中。1944年7月20日事件發生，古德林參與負責審理工作的榮譽軍人法庭，並被任命為陸軍總參謀長，而在1945年3月於德國戰敗前夕再次被希特拉以6星期病假作為健康療養的名義斥退免職。被免職當天，古德林回到家時，他的妻子對他說：「今天你出去的時間真是長得可怕呀」，他回答說：「是的，而這也就是最後一次了，我已經被免職了」[8]。
古德林於1945年5月10日向美軍投降，後被關押3年。由於並未虐待戰俘和屠殺平民，沒有觸犯任何戰爭罪行；且在盟軍的詢問下，古德林否認自己是納粹黨的支持者。[9]因此他並未被列為戰犯移送紐倫堡審判。在古德林同意和美軍合作後，美國拒絕了蘇聯對他的引渡請求。[10]古德林於1948年獲釋，之後一直在家中休養並撰寫回憶錄《一個士兵的回憶》。但他的同儕埃里希·馮·曼斯坦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1952年由於健康原因而提前釋放）、阿爾貝特·凱塞林被判處終身監禁。[11]
1954年5月14日古德林因病去世，埋葬於最早擔任軍職的戈斯拉爾。他所用的密碼機陳列於英國MOD Chicksands的情報處博物館。
他的兒子海因茨·君特·古德林（Heinz Günther Guderian，1914－200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第116裝甲師參謀，在魯爾包圍戰內投降，戰後加入德國聯邦國防軍，以少將身分退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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