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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社會契約論》（法語：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又譯為《民約論》，全名《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是瑞士裔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於1762年寫成的一本書。
《社會契約論》中主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響了逐步廢除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以及18世紀末北美殖民地擺脫英帝國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的憲法均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
盧梭相信，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於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係。與約翰·洛克一樣，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雖然他沒有定義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但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1][2]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時不在枷鎖之中。」[3][4]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
雖然盧梭喜愛仁君勝過其它的政府形式，他對此含糊其辭。他闡明政府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於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後，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群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應該在政府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麼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社會契約論》分為四卷。
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契約。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聖權利。秩序並非來源於自然。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會形態；但是，父母與能夠自立的子女之間的聯繫，有必要用一系列約定來維繫。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奴役和統治是天然的，但他混淆了原因與結果；如果有些人天生為奴，那麼一定是因為有反自然的奴隸制度存在為先。社會秩序不可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因為最強者無法一直保持強勢霸權，除非他能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在那種情形下，權利與強力就要互換位置。如果必須要用強力使人服從，人們就無須根據義務而服從了；如果服從是因為權力（即權利來自權力），只要權力不再能夠迫使他人服從，人們也就不再有服從的義務。
約定是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這個論斷，根據格老秀斯的理論，是人民轉讓自身自由的權利。轉讓就是奉送或者出賣。但一個使自己作另一個人的奴隸的人並不是奉送自己，他是出賣自己，是為着自己的生活。一個人無償地奉送自己，是荒謬的和不可思議的。這樣一種行為是不合法的、無效的。即使一個人可以轉讓自己，他也不能轉讓自己的孩子，孩子們生來是自由的；他們的自由屬於他們自己，其他人都無權加以處置。格老秀斯為了替奴隸制度開脫，鼓吹征服者有權屠殺被征服者、或奪取其自由而赦免其生命。但戰爭不是人與人的一種關係，而是國與國的一種關係；戰爭的目的既是摧毀敵國，人們就有權殺死對方的保衛者，只要他們手裏有武器；可是一旦他們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敵人或者敵人的工具時，他們就又成為單純的個人，而別人對他們也就不再有生殺之權。無人有權奴役他人，奴隸制和權利，這兩個名詞是互相矛盾的。
社會秩序來源於共同的原始、樸素的約定。當自然狀態中，生存障礙超過個人所能夠承受的地步，人類就被迫改變生活方式。人類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併形成力量的總和來克服生存的阻力。「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解決辦法就是形成一個約定，使每個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於「主權者」的指導下。主權者是儘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約定對於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體可稱為「國家或政治體」，至於結合者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有了這個契約，人類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狀態進入道德和公義狀態。人類由於社會契約而喪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企圖得到的一切東西的無限權利；而他所獲得的，乃是社會的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以轉讓，不可分割。主權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藉着法律而行動。法律是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意的行為。雖然公意總是對的，但是它並非總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斷，因此也並非總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於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並沒有權力，他們只是指導者。他們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議，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說主權者、公意）才有權設立法律。
第三卷闡述政府及其運作形式。對於主權體而言，僅有立法是不夠的，法律的強制實施亦非常必要。雖然主權體有立法權，但是它不能賦予自身執法權。它需要一個介於主權體和國民之間的中介者，在公意的指示下實施法律。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主權者的執行人，而非主權者本身。政府中的執政者只是受委託來行使行政權力；他們是主權者的官吏，他們的職能不是契約的結果，而是以主權者的名義行使被託付的權力。他們從主權者接受命令，並將命令轉達給國民。主權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限制、改變或收回行政權。
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
結構越簡單的政府是越好的；實際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鑑了其他形式。沒有一種政府適用於一切國家，但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與其人民的特點相適應，一個不靠外來移民的辦法、不靠歸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數繁殖和增長得最多的，就確實無疑地是最好的政府。為了防止少數人篡奪國家的權力，必須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會，終止一切現有的行政權，讓權力回到人民手中。在集會中，人民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主權者願意保存現有的政府形式嗎？」第二個是：「人民願意讓那些目前實際在擔負行政責任的人們繼續當政嗎？」介於主權者和政府之間的一種力量是議員，但是主權是不可轉讓的，所以議員代表不了人民，只是人民的辦事員，他們並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決定。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准的法律，都是無效的。政府行政權的創製不是契約，而是法律。政府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不可以建立契約，而是遵守現有的契約。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公意是不可摧毀的，通過投票來表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例如：人民大會、保民官、獨裁、監察官等，歷史上的共和國羅馬、希臘，特別是斯巴達，教導了我們這些形式的價值。宗教是國家的基礎，在任何時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佔主要地位。基督教的統治精神是和他的體系不能相容的。基督教是一種純精神的宗教；基督徒的祖國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基督徒以一種深沉的、決不計較自己的成敗得失的心情在儘自己的責任。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宗教可以使他們熱愛自己的責任，這件事卻是對國家很有重要關係的。這種宗教的教條，卻唯有當其涉及到道德與責任——而這種道德與責任又是宣揚這種宗教的人自己也須對別人履行的——的時候，才與國家及其成員有關。公民宗教的教條應該簡單，條款很少，詞句精確，無需解說和註釋。現在既然已不再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排他性的國家宗教，所以我們就應該寬容一切能夠寬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們的教條一點都不違反公民的義務。但是有誰要是膽敢說：教會之外，別無得救，就應該把他驅逐出國家之外，除非國家就是教會，君主就是教主。這樣的一種教條，唯有在神權政府之下才是好的，而在其他一切政府之下就都是有毒害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和國家現有基礎的理論，其最簡單的形式認為國家起源於一種「契約」。這就是說每一個社會成員放棄本身的「自然權利」以換取法律之下的新權利。社會契約論對於歷史上國家形成的大多數情形都不適用，卻適用於新憲法的制定，如17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就是如此，這部憲法至少有一部份確實是在社會契約論指導下制定的。《社會契約論》並不是直接作為解釋性理論或社會學理論出現的，其歷史作用是像一種倫理學或邏輯學的理論，目的是對現存制度進行道德評價或改造，以及為革命等提供理論根據。
羅素指責盧梭的「公意」概念為日後如黑格爾等有極權主義傾向的哲學家提供思想基礎。
The Social Contract became the Bible of most of the leade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no doubt, as is the fate of Bibles, it was not carefully read and was still less understood by many of its disciples. It introduced the habit of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s among the theorists of democracy, and by its doctrine of the general will it made possible the mystic identification of a leader with its people, which has no need of confirmation by so mundane an application as the ballot-box, Much of its philosophy could be appropriated by Hegel in his defense of the Prussian autocracy. Its first-fruit in practice was the reign of Robespierre, the dictatorship of Russia and Germany (especially the latter) are in part an outcome of Rousseau’s teaching. What further triumphs the future has to offer to his ghost I do not venture to predict. |
《社會契約論》成為法國大革命中大多數領導人的聖經，但毫無疑問，就像聖經的命運一樣，它沒有被仔細閱讀，它的許多門徒更不了解它。 它在民主理論家中引入了形而上學抽象的習慣，並且通過其普遍意志學說，它使領導人與其人民的神秘認同成為可能，這不需要像投票箱這樣平凡的應用來確認 , 黑格爾在捍衛普魯士獨裁統治時可以借鑑其中的大部分哲學思想[6]。它在實踐中的第一個成果是羅伯斯庇爾的統治，俄羅斯和德國（尤其是後者）的獨裁統治部分是盧梭教導的結果。 未來會為他的鬼魂提供什麼進一步的勝利，我不敢預測。 |
| —羅素《西方哲學史》[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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