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華義勇軍(英語: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屬海峽殖民地志願軍屬下的非正式游擊隊。由新加坡華僑成立(成立年份不詳,但於1939年已經存在),並於1941年12月25日由馬來亞秘密警察部隊的約翰·達利中校正式收編到馬來半島英軍司令部屬下的海峽殖民地誌願軍之中。由於將領姓氏為達利,於是英殖民地政府稱星華義勇軍為「達軍」(Dalforce)。此軍隊參與了新加坡戰役,而新加坡淪陷後一些成員繼續對日本皇軍展開游擊戰。
星華義勇軍在戰役中的勇猛表現,促使英國人給他們取了「達利的亡命之徒」(Dalley's Desperadoes)的外號。
名字由來
新加坡當時從英語的「Singapore」以粵語音譯為「星嘉坡」(粵拼(考慮實際變讀):sing1 gaa3 bo1),故與新加坡華僑有關的事務常冠名「星華」。
起源
達利中校雖然在1940年提議組織游擊隊網絡,但殖民地政府要直到日軍侵略在即才意識到有必要正式徵召當地華僑抗日。於是達軍(Dalforce)在1941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並吸納了新加坡華僑成立的星華義勇軍(成立年份不詳,但於1939年已經存在)。 約翰·達利中校與其他英軍官從1942年1月中旬帶領200人在柔佛集訓。在一個月後,日軍侵略之時,這支抗日軍人數已達4,000人。[2]
星華義勇軍受中國時局影響,實際上分為兩派。忠於共產黨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一派由達利中校直接指揮;而人數較少的忠於國民黨的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一派由黃埔軍校畢業、有國民黨背景的胡鐵君少校指揮。兩派均由英國軍官訓練,總計不過1,500人。1942年時任英國《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伊恩·墨里森(Ian Ernest McLeavy Morrison)就曾說他們根據個人政治理念分派進行集訓與部署。追隨國民黨的在一校受訓,而追隨共產黨的在另一校受訓(原文: "trained, and placed in form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political sympathies. There was one school where the Kuomintang adherents were trained, another where the Communists were trained.")[3]
發展
星華義勇軍沒有穿上英聯邦軍隊的軍服,而是擁有自己的制服並在頭上綁頭巾。一些人為顯示華僑對中華民國的效忠以及對華人傳統的不棄而在右臂綁了紅色布條頭上綁了黃色布條。[4]
多數人持李-恩菲爾德步槍、刺刀與一些子彈(共產黨派得7-20顆子彈;國民黨派得24顆子彈)。只有少部分人有手榴彈和布倫輕機槍。其他人只能持打獵用的器具如獵槍與巴冷刀(馬來半島特殊的開山刀)。軍訓一直持續到日軍入侵方停止。女性成員負責簡單工作如急救、伙食、傳訊及其他雜務。
英國人原打算給星華義勇軍全副武裝以應付敵軍入侵。卻因從孟買出發,載送必要物資的郵輪「亞洲皇后」號被日軍戰機擊沉而此打算只能作廢。據弗朗·布魯爾軍官所說,每名軍人原應得一把戰鬥霰彈槍、七發子彈和兩個手榴彈。
“ | 步槍不夠發給每一人。據我所知,其中一個中隊有多達3種不同獵槍,使得要在短時間內教導如何使用這些武器越發困難。(原文:There weren't enough ordinary rifles to be handed out to them. I know one company had as many a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porting guns, this made it very difficult to try and teach [the men] how these things operate in a very short time.) – Frank Brewer[4] | ” |
同時有另一個由當地華僑組成為在馬來亞進行叢林作戰的單位也在新加坡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101特別訓練軍校(SOE 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接受軍訓。但最後馬來亞已淪陷,無法將他們派遣去馬來亞而把他們編制入星華義勇軍[4]
星華義勇軍在新加坡有五個連,各有大約100個小隊:
作戰歷史
星華義勇軍在1942年2月5日被送往前線。他們在莎琳汶海灘、武吉知馬、兀蘭和克蘭芝抗敵。主要任務是巡視敵人可能的登陸點:紅樹林沼澤地。一個支星華義勇軍單位也和馬來亞第一步兵旅一同參與了巴西班讓的戰鬥。
第一連駐守裕廊路,甚至在日軍入侵之前就已經參加了抵抗,擊退了兩波日本巡邏艇。在第一次戰鬥中,巡邏艇被擊中起火後撤退。第二天,即1942年2月6日晚上,該連與大約30名日本士兵交火,但也與印度第44旅在沿裕廊河下游撤退時發生了友軍之間交火。
第二連的第一次軍事交戰也在1942年2月6日晚上發生。該連的第一排和第二排擊退了接近的一組日本橡皮艇(每艘載有一名士兵),擊沉了五分之三的木筏。日軍後來乘坐機動橡皮筏返回,但被澳大利亞人和星華義勇軍發現並襲擊,被迫撤退。該連隊的60多人(大約 150 人)設法在2月8日晚上日本最初登陸時倖存下來,他們沿着林厝港路(Lim Chu Kang Road)撤退,然後游過克蘭芝河的支流,到達蔡厝港路。
Cheng Seang Ho女士,綽號馬來亞的傳奇之花(the legendary Passionaria of Malaya,以西班牙內戰的「熱情之花」/La Pasionaria命名),與她的丈夫一起在武吉知馬與日本人作戰。兩人自願參戰時都超過60歲,最後一次戰鬥是站在武吉知馬高地,從樹後與日本人交火。1948年,她和她丈夫在武吉知馬的英雄事跡為他們贏得了一份由達利中校親自簽署的認可證書。[4] 他的丈夫後來被日本憲兵隊俘虜並被殺害。[5]
由於缺乏武器裝備且訓練不足,星華義勇軍損失慘重。日本人痛恨星華義勇軍的抵抗,並將其作為此後屠殺華人的藉口。
結局
1942年2月13日,也就是白思華將軍投降的前兩天,達利在金炎路總部集結了星華義勇軍的餘部,並命令他們解散。倖存的成員每人都獲得了十馬來亞元的報酬。[6]
星華義勇軍預估有300人以上的傷亡。1956年英聯邦戰爭墳墓委員會確定的戰死者為134人。在隨後的新加坡大屠殺中,很多人因參加星華義勇軍而被處決。也有戰士逃往印度或參加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叢林中繼續同日本人戰鬥。
戰後,擔任馬來亞總司令的亞瑟珀西瓦爾中將最初在他的著作《Dispatch》中貶低華人社區,因為他們在入侵期間沒有足夠地幫助英國人。後來他在他的《馬來亞戰爭》一書中改變了他的觀點,因為他的《Dispatch》在新加坡流傳後,引起了當地華人的強烈抗議。他稱讚了星華義勇軍,但仍然認為它在戰鬥中影響不大。 [4]
約翰·達利本人則在新加坡淪陷前登上皇家海軍快艇「瑪麗羅斯(Mary Rose)」號,於2月14日逃離新加坡,駛向荷屬東印度。但途中被日軍攔截,被迫投降[4]。
相關影視作品
新加坡廣播局1984年中文電視連續劇《霧鎖南洋》、新傳媒2001年英語電視連續劇《戰爭日記》(A War Diary)以及亞洲新聞台2019年製作《我記得新加坡淪陷的時候》(I remember the fall of Singapore)。
註腳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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