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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塔爾會議是1916年4月24日至30日期間在瑞士賴興巴赫舉行的一場會議。會議召開前的2個月前,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提出要召開昆塔爾會議。 [1]與1915年舉辦的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一樣,參與者以社會主義以及社會黨支持者為主。[2]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四十三名代表,其中左派代表十二名。[3]
崩得、英國、荷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瑞典、挪威一些社會主義團體的代表無法出席。荷蘭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將其投票權轉交給拉狄克,拉脫維亞共產黨則轉交給季諾維也夫[5]。圍繞《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的一個總部在倫敦的立陶宛組織試圖聯繫齊美瓦爾德左派,並委託拉脫維亞代表在左派草擬的宣言上簽字。但由於拉脫維亞代表的投票權已轉交給季諾維耶夫,因此未能在宣言上簽字[6]。獨立工黨的一名黨員以「客人」的身份出席會議[7]。
與第一次會議不同,宣言並沒有引起太大爭議,布里宗提出的文本經委員會修改後得到了一致通過[8]。宣言指出,戰爭是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造成的,只有各國廢除自己的軍國主義,戰爭才會結束。在重申齊美爾瓦爾德會議對資產階級政府、政黨和媒體的譴責的同時,它也批評了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並明確表示結束戰爭的唯一途徑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並廢除私有制[9]。
本次會議的主要爭議圍繞無產階級「和平政策」的決議以及對國際社會主義局的態度,特別是在其重新召開的情況下。齊美爾瓦爾德左派認為,執行局完全失去了信譽,重點應該放在為第三國際奠定基礎上,儘管他們並不排除參加執行局以「撕下他們社會沙文主義臉上的面具」的可能性;帕維爾·阿克雪裏羅得等人的觀點是,他希望齊美爾瓦爾德派能夠努力爭取執行局內部更多的成員,因此不主張召開執行局會議,但也不排除參與;以意大利為代表的一種傾向,聲稱如果在南非、日本、澳大利亞甚至印度代表的參與下重新召開執行局會議,執行局就可能被「征服」,因此主張召開執行局會議。
會議委派一個委員會處理這一爭端,此委員會起草了兩份草案[10]。阿克雪裏羅得為代表的多數派草案主張召開新的執行局會議,從中立國的社會主義者中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國際各支部需將參與資產階級內閣的成員開除;各黨的議員需投票反對戰爭;所有支部都應使用"一切手段"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加快實現不附加賠款和割地的和平[11]。
最終文件譴責第二國際執行委員會沒有執行歷屆世界代表大會的決議;儘管各方提出要求,但沒有召開執行局會議;執行委員會主席埃米爾·王德威爾得參加內閣的行為使第二國際成為「帝國主義聯盟」的工具;它和反齊美瓦爾德派的「社會沙文主義」黨派的友好關係。
儘管代表們對戰爭的起因、無產階級必須在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鬥爭中發揮積極作用以及譴責「資產階級」和平計劃這一事實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對於工人階級應該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來結束戰爭存在分歧。
最終通過的決議明確指出,戰爭是資產階級財產關係造成的一系列帝國主義對抗的結果。戰爭不會結束資本主義經濟或帝國主義,因此它不會消除未來戰爭的根源。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國際仲裁法庭、裁軍和外交政策民主化等計劃就無法結束戰爭。「因此,爭取持久和平的鬥爭只能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的職責是反對民族壓迫、對弱國的攻擊、戰爭賠償,而應該支持保護少數民族以及人民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的自治。最後,社會主義者應該利用源自戰爭混亂的群眾運動,例如失業運動和對高生活成本的抗議,並將他們團結起來,共同進行一場爭取社會主義的國際鬥爭[12]。
與齊美瓦爾德會議一樣,昆塔爾會議通過了一份同情其「受迫害」的同志的決議。決議指出,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甚至中立的瑞士都曾發生過鎮壓,這些鎮壓違背了「解放戰爭」的既定目標,這些都是革命者的鼓舞人心的例子,他們與社會沙文主義者與其政府的政策作鬥爭。該決議特別譴責了俄羅斯對猶太人的迫害,並對被釋放的法國和德國婦女表示歡迎。決議也敦促所屬組織以受迫害同志為榜樣,繼續煽動不滿情緒,加速推翻資本主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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