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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早期，英語圈發生了宗教大復興（常被稱為第二次大覺醒），因此促進了海外的宣教，於是英美國家的不少傳教士到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去傳播基督教的信仰。十九世紀被稱為宣教的偉大世紀。
 | 此條目需要擴充。 (2015年2月24日) |
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之後陸陸續續有更多的傳教士及他們的妻子和兒女來到中國。傳教士剛入中國的時候，清朝採取的依然是閉關鎖國的政策，所以他們只能逗留在澳門與廣州十三行。1842年簽訂條約之後，傳教士們能夠住在五個通商口岸。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得以進入內陸。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新教的傳教事業發展很迅速。1860年只有60位新教傳教士，到1900年已經有2500位傳教士（包括他們的妻子兒女），其中1400位來自英國，1000位來自美國，100位來自歐洲，主要是北歐國家[1]。到1920年代，新教的傳教事業達到頂峰，之後由於中國內部的戰爭和動盪，情況不如以前。到1953年，所有在華新教傳教士被驅逐出境。
早年，馬禮遜和其他幾個在他之後來華的傳教士只能留在澳門和廣州十三行，傳教的困難重重。馬禮遜的主要工作是學習漢語，並將聖經翻譯到中文，後來他出版了神天聖書。1826年 (道光六年)，當時在位的道光皇帝將之前禁止巫術、妖術的法律修訂後再次頒佈，這新的法律禁止人傳播基督教，違者判以死刑。入教的中國人，若不放棄他們的信仰，會被發配到新疆做奴隸[2]。來華的第一位美國新教傳教士是裨治文，他於1830年(道光十年)抵達中國廣州，他編輯了《中國叢報》。第一位來華的新教醫生是美國的伯駕，他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來到廣州。他建了一個診所，醫治了很多中國人。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簽訂南京條約。當時，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只有傳教士，所以一些傳教士參與了條約的翻譯工作。根據南京條約，中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傳教士得以進入這些通商城市。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打敗清軍，簽訂北京條約，允許傳教士到內陸傳教。1859年 (咸豐九年) 英國發生了宗教復興，推動很多人到國外傳教，不少英國傳教士來到中國。1865年 (同治四年) ，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創立了內地會。當時在華傳教士人數很少，幾乎是滄海一粟，因此戴德生和其他人呼籲更多傳教士前往中國。英美的很多差會響應戴德生的呼籲，也有不少新的差會建立，徵召很多人加入，包括很多大學生，成為海外傳教士。當時美國的穆迪牧師影響了很多年輕人，促使他們獻身宣教事業。此時最著名的差會機構是內地會、倫敦會、美部會。其他差會有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等。在此期間來華的著名傳教士是：丁韙良、狄考文、倪維思、明恩溥、理雅各、麥都思等人。劍橋七傑、歐柏林學生團（Oberlin Band）、學生志願運動在當時的傳教運動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19世紀在華傳教士的生活是艱辛的，很多人或因健康不佳或因壓力過大而中途辭職，學習中文的過程是非常漫長而艱難的。在內地會派出的首批五十三個傳教士當中，只有二十二位還留在宣教工作中，而在這些人中間，只有四五個男人和三四個女人身體狀況還比較好[3]。雖然十九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數是健康的年輕人，但有一半人在十年之內就已經辭職或死亡。健康原因是他們辭職的主要原因。據估算，傳教士所生兒女的死亡率是英國鄉村家庭所生兒女死亡率的三倍。到十九世紀晚期，傳教士更加了解中國的生活情況，而且來華醫生也增加很多，所以他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
起初，很多差會只派出結婚的夫妻或單身男子做傳教士，不接受單身女子做傳教士，因為覺得她們的安全無法保障，後來此種狀況發生了變化。第一個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是英國的艾迪綏，1844年她在寧波創建了一所女子學校，名為寧波女塾。後來，女傳教士（單身和已婚）的數量超過了男傳教士，到1919年，美國循道宗和公理會所差派的女傳教士是男傳教士的兩倍多。當時，由於中國文化，男傳教士無法與中國的女人接觸，所以向她們傳道就是女傳教士的責任。此外，女傳教士也管理女子學校，女傳教士醫生也為女人看病。在反對女子裹足的運動中，女傳教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天主教雖然在明朝就來到了中國，但是他們並不重視聖經，所以一直沒有翻譯中文聖經，直到1968年才翻譯了自己的思高本聖經。但是新教歷來重視聖經，視之為絕對權威，所以新教傳教士一進入中國，就開始翻譯聖經。馬禮遜在1807年來到中國之後不久，就着手翻譯新約和舊約。
文言文聖經
19世紀初，浸信會的馬士曼在印度塞蘭坡翻譯聖經，其同工是拉沙，1811年 (嘉慶十六年) 譯畢新約，1822年 (道光二年) 舊約亦告成，並於同年出版《新舊遺詔全書》，這就是馬士曼譯本，是新教最早出版的中文聖經。同一時候，馬禮遜和米憐亦在廣州翻譯聖經，1813年 (嘉慶十八年) 出版新約，1823年 (道光三年) 出版舊約，定名為《神天聖書》。
19世紀30年代，麥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馬禮遜兒子馬儒翰修訂馬禮遜譯本，麥都思負責新約，郭士立負責舊約。1835年 (道光十五年) 新約譯畢，1837年 (道光十七年) 出版，名為《新遺詔書》，而舊約則在1838年 (道光十八年) 出版。後來郭士立又多次修訂麥都思的新約，改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4]。
浸信會的高德後來修訂了馬士曼的譯本，與1853年出版新約，高德去世後，憐為仁譯完了舊約，稱為高德譯本。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傳教士在香港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委員會翻譯聖經，此譯本稱為委辦譯本。1850年 (道光三十年) 新約出版。期間，傳教士就God譯名當用「上帝」或是「神」起爭論，委員會於是分裂。麥都思、等傳教士以「上帝」為譯名，繼續翻譯舊約，1853年(咸豐三年) 完工，1854年(咸豐四年)出版，仍稱委辦譯本。
裨治文與克陛存、文惠廉等美國傳教士退出委辦翻譯委員會，主張用「神」為譯名，另行翻譯聖經，即裨治文文理譯本，於1862年 (同治元年) 出版。
施約瑟在19世紀末獨自一人將新舊約翻譯成文理聖經，稱為二指版聖經。包爾騰和白漢理也將新約翻譯成文理聖經；楊格非也曾自行翻譯文理新約。中國各地傳教士，亦有從文理聖經翻譯為當地方言。
1890年 (光緒十六年) 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決定翻譯一部各方接受的和合譯本，包括文理版和官話版。1919年 (民國八年) 文理和合本問世。
白話文聖經
19世紀，鴉片貿易為英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早期傳教士中，發聲譴責鴉片貿易的有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其他人的態度則不明確。也因着美國傳教士的努力，所以在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 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禁止美國商人從事鴉片貿易。美國杜步西在中國目睹鴉片造成的災難，與柏樂文等傳教士和基督教醫療工作者成立中國禁煙會[5]。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該禁煙會通過在華傳教士醫生收集了關於鴉片危害的大量數據；1899年 (光緒二十五年) ，該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書籍《一百多醫生對華人吸食鴉片的意見》(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該書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陳言鴉片的危害，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反對這項貿易。終於，杜步西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美國國會和萬國禁煙會的支持。1906年 (光緒三十二年)，中國禁煙會取得成功，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是「道德上沒有辯護餘地的」。杜步西徵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傳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皇帝下詔，禁止鴉片的貿易和吸食。
雖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士大夫們卻對與性慾相關的女人裹足大加推崇，以致盛行千年而不衰。然而，在華的傳教士，特別是女傳教士，積極推動反裹足運動。1860年代，美國長老會的 Helen Nevius 及其他人就開始與裹足陋習鬥爭了，她們呼籲女基督徒不要裹足，並且為她們搭橋牽線，幫助她們尋找合適的男基督徒與她們成婚。1872年 (同治十一年)，在北京的循道宗女傳教士Mary Porter禁止裹足女孩在她學校讀書。1874年 (同治十三年) 廈門成了一個反裹足組織。[6]到1908年 (光緒三十四年) ，大多數的中國精英已經發出了反對裹足的聲音，在1911年 (宣統三年) 裹足在法律上予以禁止[7]。
傳教士米憐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考》是中國新聞報刊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於1815年 (嘉慶二十年) 創刊於馬六甲，本刊物側重宗教和道德。米憐在此刊物上連載了他自己創作的章回體小說《張遠兩友相論》[8]。郭士立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文期刊，創刊於1833年 (道光十三年)，與前者不同的是，此刊削減了宣教的篇幅，更多地介紹了新聞、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等內容[8]。傳教士辦的中文報刊有《遐邇貫珍》（香港）、《中外新報》（寧波）、《六合叢談》（上海）。
《萬國公報》是1868年9月5日 (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 在上海由林樂知等傳教士創辦的一份刊物，也是一份對中國近代發展影響巨大而深遠的刊物。由於其廣泛介紹西方，受到維新人士和地方要員的重視。從李鴻章、張之洞這些重要的政府官員到日本天皇都長期訂閱這份雜誌。孫中山所寫「致李鴻章書」，「上李鴻章書」也都在《萬國公報》上發表。
米憐原創了章回體小說《張遠兩友相論》，郭士立創作了小說《正邪比較》（1838年），楊格非創作了小說《引家當道》。楊格非的《引家當道》是傳教士原創小說中最具文學性的一部[8]。
英國傳教士賓為霖（William Burns）翻譯的文言文《天路歷程》當時影響很大，多次再版[8]。此外，楊格非也翻譯了淺文言小說《紅侏儒傳》(The Terrible Red Dwarf)[8]。
傳教士也翻譯或創作了很多面向兒童的福音小說。第一部由傳教士翻譯的兒童福音小說是《金屋型儀》(The Thirza, the Attractive Power of the Cross)。其後有《欠債寓言》、《焚船寓言》、《安樂家》、《兩可寓言》、《除霸傳》，其中《安樂家》的影響最大。狄考文的妻子狄文愛德翻譯了《天路日程》(Stepping Heavenward)，是一部受《天路歷程》影響而寫作的日記體小說，此外她也翻譯了《扣子記》。英國倫敦會的季理斐夫人翻譯了不少福音小說，如《幼女遇難得救記》、《貧孩得勝》、《伶俐幼孩故事記》、《饑渴有福》、《幼女誕禮遺範傳》、《惜畜新編》、《牲畜罷工記》。費啟鴻夫人翻譯了四部福音童話，其中有《大皇帝的差役》。[8]
傳教士也翻譯了西方的著名童話和寓言。丁韙良曾翻譯《伊索寓言》的部分篇目，季理斐博士翻譯了英國兒童文學女作家格鐵夫人所著寓言故事《自然寓言集》的第二集《和聲鳴盛》，他的妻子翻譯了第一集，名為《喻言叢談》。此外，傳教士也翻譯了《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話》、《魯賓遜漂流記》、《格林童話》、《豪夫童話》，並將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狄更斯、霍桑的名著改編為兒童文學。[8]
美國的亮樂月創作和翻譯了很多小說，如《東方一夕話》、《改良家政小史》、《各國童談》、《儆世名言》、《客店無空房》、《亂世女豪》、《蒙養準繩》、《秘園》、《韋師母在包菜園》、《五更鐘》、《小英雄》。[8]
1875年 (光緒元年) 中國啟蒙兒童第一報《小孩月報》問世，對此後兒童報刊及中國本土的近代兒童報刊起到了示範作用。其後由教會創辦的《花圖新報》、《孩提畫報》、《訓蒙畫報》、《成童畫報》、《福幼報》等彌補了晚清兒童讀物的匱乏。[8]
丁韙良在1860年代翻譯了《萬國公法》，是介紹到中文的第一部國際法，對中國處理外交事務和維護主權提供了一定的幫助。丁韙良也在此書中創造了很多新的中文詞彙，如權利、主權、法院、人民、國體、自治、章程、政治、選舉、司法、國會、制憲、領事等[9]，使長期生活在封建專制下的中國人民開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諸如民主、平等、自由、權利、法治、選舉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觀念。李提摩太曾翻譯了《泰西新史攬要》，介紹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理念。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等都對此書表示讚賞。梁啓超認為，此書「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
裨治文撰寫《美理哥國志略》，介紹了美國政治制度。《美理哥國志略》備受中國知識界推崇，王韜稱該書「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冊所必采也」。梁啓超把它收入《西學書目表》，列為了解西方史地的必讀書。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徐繼畬編著《瀛繫放略》，都曾大量徵用和參考裨治文所寫的《美理哥國志略》，也讚嘆美國的民主制度[10]。徐繼畲曾稱讚華盛頓：」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11]此外，魏源也在他的《海國圖志》中徵引了《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0]。
裨治文編輯了《中國叢報》，它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期刊之一，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俗等很多方面的情況，為美國的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中國叢報》也譯介了中國的很多小說，從1833年到1850年，翻譯介紹的小說有《香山寶卷》、《三國演義》、《平南後傳》、《神仙通鑑》、《謝小娥傳》、《正德皇游江南》、《搜神記》中部分故事、《聊齋》、《紅樓夢》、《灌園叟晚逢仙女》[8]。
米憐與鮑康寧都曾翻譯了《聖諭廣訓》，向西方介紹了這一盛行於清朝的著作。李提摩太翻譯了吳承恩的《西遊記》，並且用英文撰寫了介紹佛教的書籍。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在1848年出版的《中國總論》曾被美國許多大學使用，使美國人加深對中國的理解。
理雅各翻譯了《大明正德皇游江南》，1843年在倫敦出版[8]。從1841年開始，理雅各着手翻譯中國經典。1861年-1872年相繼出版《中國經書》五卷，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詩經》及《春秋左傳》。1879年-1891年相繼出版《中國經典》六卷，包括《書經》、《詩經（與宗教有關的部分）》、《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等。
1834年 (道光十四年)，美國傳教士伯駕來到中國，開設診所，行醫治病，幫助了不少中國百姓。瑪高溫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在寧波創辦了第一所西式醫院，1883年 (光緒八年) 成為華美醫院，在當時是一家具有較高水平的醫院[12]。在1900年 (光緒二十六年) 之前，新教傳教士在廣東、廣西、浙江、江蘇等地開設了四十多個診所[13]，最著名的是廣州博濟醫院，此外有上海仁濟醫院，福州柴井醫院，漢口普愛醫院，汕頭益世醫院，通州醫院，保定戴德生紀念醫院，上海同仁醫院，南京鼓樓醫院，等等。到1937年止，在華新教教會所辦的醫院有三百所，另有小型診所六百所。傳教士將西方的醫學和醫術介紹到中國，翻譯了西醫著作，創辦了介紹西醫的刊物，為中國培養出很多醫生和護士。
1818年 (嘉慶二十三年)，馬禮遜於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後來於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遷到了香港，由理雅各負責。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寧波女塾，由第一個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艾迪綏在寧波創建，是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美國長老會在寧波開設一所男塾。其後又有多所學校在香港和五個通商口岸開設。到1875年 (光緒元年) ，新教傳教士開辦的學校有三百五十所，以小學為主。其中狄考文在1864年 (同治三年) 於山東登州創辦的蒙養學堂非常有名，1876年 (光緒二年) 改為登州文會館。聖公會創辦了上海聖約翰大學，循道宗創辦了東吳大學、金陵大學、華南女子大學，浸信會創辦了滬江大學，長老會創建了之江大學和嶺南大學，倫敦會創建了協和醫學堂；還有新教幾個宗派合作創建了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華中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到1914年 (民國三年) 為止，美國傳教士開設的初等學校有近兩千所，中高等學校共二百八十多所；英國傳教士開始的初等學校有一千四百多所，中高等學校有二百四十所。[14]
新教傳教士在1877年 (光緒三年) 召開了傳教士大會，會上決定要成立教科書委員會，編寫教材。到1890年 (光緒十六年)，出版了三萬冊教科書，有近六十種，多是宗教教材，也有數理化、歷史、地理的教材。教科書的編纂強調宗教的重要性，避免科學和宗教的對抗，將科學與宗教結合起來。
首開中國盲教學的是澳門女塾（附帶招收男生），該校1835年9月30日 (道光十五年八月九日) 由傳教士郭士立夫婦創辦，是外國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具近代範式的學校[15]。中文盲文的締造者是蘇格蘭聖經公會的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牧師，他1870年 (同治九年) 來華，作為一名四處走動的派發聖經人，能夠廣泛地接觸到中國的殘疾人，他發現流浪乞丐中的很多都是盲人，所碰到的際遇給他以深深觸動，從而萌生創製盲文拯救盲人的念頭[16]。他跟在北京的英國傳教士道覺（Mina Dudgeon）學習盲文。又向所能接觸到的中國人學習中文，後來還有美國傳教士柯樂賽等人的參與[17]。他們將北京官話與「布萊葉點字法」結合認讀，經過不斷的試驗和改進，終於在1874年 (同治十三年) 前後設計，在1879年 (光緒五年) 前後最後定型了中文最早的盲字系統。[18]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套中文盲字系統，中文名曰「康熙盲字」，又稱「瞽目通文」，西文稱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康熙盲字」是中國最早使用的盲文，穆瑞此舉為中國的盲界作了一件具啟明燈意義的好事。「藉助於康熙盲字，許多盲童和盲人們的指尖成了他們的眼睛，知識通過他們的指尖注入他們的頭腦，流入他們的心田，對這些盲人來說，光明的世界不再是難以祈求的夢想」。[19]
「康熙盲字」以北京語言為基準設立，雖適用於廣大的北方地區，但在南方的方言區，因語音語調和話本方言不同，當地盲人的認讀還是有困難。繼之出現的是「大衛·希爾法」，亦稱「聲母韻母法」，或「漢口法」，由循道會來華傳教士大衛·希爾(David Hill)等創製，故以其名字命名。希爾的中文名字叫作李修善，[20]是基督新教來華史上是一位聲名遠播的聖人般人物，「李氏尤關心盲人，並創辦訓盲學校。……至今猶遺愛在人，令名孔彰。」[21]「大衛·希爾法」大致在1888至1889年間形成。[22]
香港巴陵會牧師哈特蒙(F. Hartmann)等將「布萊葉法」與廣東方言結合，創製新盲文，巴陵會的傳教士還編寫過盲文廣東話的識字課本和《路加福音》的片斷。
1913年 (民國二年) 12月，「英國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聯合邀請有關方面在上海召開會議，一些代表各主要方言區的專家被特邀與會，會議討論的主題就是商討制定一種標準的漢語盲文體系。按照中國官話的統一發音並和「布萊葉符號」組合，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盲文體系，體系因採納了以往各種盲文體系的優點，將各盲文法的優長融於一爐，故名「和合布萊葉法」（Union Braile System），簡稱「和合法」；後來中國人最習慣的名稱是「心目克明」。[22]
上海墨海書館，是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在上海創建的書館。墨海書館是上海最早的一個現代出版社，為上海最早採用西式漢文鉛印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構。[23]墨海書館培養了一批通曉西學的學者如王韜、李善蘭，他們和艾約瑟、偉烈亞力等撰寫、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
華花聖經書房，1844年2月23日 (道光二十四年一月六日) 初創於澳門，1845年7月19日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遷至寧波。華指中國，花指花旗國，即美國。1860年 (咸豐十年) 搬遷到上海，更名為「美華書館」。它曾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的一家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出版社，並取代了第一家進入上海的新教出版機構，即墨海書館的領頭地位。[24]商務印書館在草創時期，其主要技術力量就來自美華書館。其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都是美華書館的工人，他們在創立時得到了長老會牧師費啟鴻的幫助。
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後，通過教會讚美詩將西方音樂介紹到中國。1858年 (咸豐八年) 出版的《聖山諧歌》，目前被音樂史界認定為新教印有五線譜讚美詩的最早年代。黃時鑒教授指出，1856年 (咸豐六年) 出版的《贊神樂章》可能是首次在中國出版的中文的五線譜課本。[12]
新教慈幼事業包括孤兒院、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慈善機構。傳教士在太原、長沙、廣州、上海、寧波、福州、武昌設立了孤兒院，在漢口、福州、北京開設了盲童學校。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發生了八次嚴重的災荒，時間為1862年 (同治元年) ，1876-1879年 (光緒二年至五年)，1898-1899年 (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901年 (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 (光緒二十八年)，1906年 (光緒三十二年)，1910-1911年 (宣統二年至三年)，1911-1922年 (民國元年至十一年)。傳教士參與的賑災有五次，分別是1876-1879年間 (光緒二年至五年)，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1910-1911年 (宣統二年至三年)，1911-1922年 (民國元年至十一年) 。[25]
在1876-1879年 (光緒二年至五年)的丁戊奇荒中，傳教士首先利用報紙來宣傳災情，《字林西報》、《晉源報》、《萬國公報》都對災情進行了報道，涵蓋了各地災情進展，受災人口損失情況，物價變化，販賣人口，殺人食肉等情況。然後，提出救災措施，《字林西報》和《萬國公報》刊登了討論如何救災的文章，對清廷賑災不足提出針砭，此外刊登勸捐文告。他們在中國各地和海外國家設立救災委員會，合理有序地接受和發放賑款。1877年 (光緒三年)，」山東賑災委員會「在上海成立，委員有傳教士慕維廉等人，旨在遊說在上海的西方人捐輸。截止到1877年 (光緒三年 )秋天山東委員會結束工作，總共募集了大約30362兩白銀。根據山東委員會的賬目，李提摩太在此期間共發放了約19120兩白銀。李提摩太在此次賑災中是主要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他在山東、山西積極投入了賑災活動中，也向山東和山西的地方官提出了很多相關的措施和建議。1878年2月 (光緒四年正月)，一些傳教士又成立了」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開始面向世界求助，成立當天，就在英國的報紙上刊登了請求啟。[25]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11個國家和地區通過捐款參與了賑災。[25]
1900-1925年被稱為是基督教的「黃金時期」。1920年代中國興起了非基督教運動，但此時期的聖經銷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當時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報》稱：「1925年，聖經在華銷量高達374萬本，比1924年增加了100萬本。」傳教士在此階段也創建了醫院，如夏葛女子醫學院，著名畢業生有周理信（1890–1979）和黃婉卿。此外，還建立了湖州醫院，當時已有了化驗室，X光室，和護士學校。柏格理在苗族當中做了很多宣教工作。在傈僳族中，英國傳教士富能仁傳道三十多年，對當地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到1990年代，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
1934年，師達能夫婦在安徽遇害，之後卻激勵了新一代的傳教士來到中國。日本侵華之後，內地會和其他很多傳教組織將總部搬遷到了重慶。1941年日本與西方國家交戰之後，日本拘禁了在華的很多外國人，其中包括一千名傳教士，將他們關在了山東濰縣集中營和香港的赤柱拘留營，直到1945年才釋放。曾獲得奧運金牌冠軍的傳教士，埃里克·利德爾，就關押在濰縣集中營。日本方面曾向英美等國家提出用集中營裏的僑民交換戰俘，而埃里克亦名列第一批名單中。[26]但是，他將這個逃生機會讓給了其他人，繼續留在集中營幫助別人[27]。最後，由於被迫勞動過度和營養不良，埃里克於1945年在集中營中因腦腫瘤逝世。[26]
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傳教士、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醫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區」，德國商人約翰·拉貝擔任安全區委員會第一任主席。約翰·馬吉牧師擔任安全區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曾參與救助中國難民，並拍攝了日本軍人屠殺中國人的紀錄片。美國女傳教士魏特琳也積極營救中國難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保護了上萬名中國婦孺難民。她從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在日本佔領下南京的情形，並郵寄給該學院在美國紐約校董會的校友[28]。
截止1953年，在華傳教士盡數被驅逐出中國大陸，最後一個離開大陸的差會是中國內地會。
中國官方的評價一直都很低，在文革期間更是全盤否定，在長期的宣傳中，一直批評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殖民主義分子，是文化侵略者。在此大環境下，早期的某些學者，如顧長聲，對傳教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他們的賑災和慈善也是為了「盜取中國人的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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