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追隨功能（英語：Form follows function，又譯「形式服從功能」「形式跟隨功能」等）是一項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建築和工業設計相關的原則，它意味着建築物或物體的形狀應基本與其預期的功能或目的相關。
短語的起源
該格言由建築師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創始，但它常被錯誤地歸功於雕塑家霍雷肖·格里諾（1805-1852），[1]而格里諾的思想大多早於後來的實用主義方法。格里諾的著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基本遺忘了，並且在20世紀30年代才被重新發現。1947年，他的文章被選刊為《形式和功能：霍雷肖·格里諾的藝術評論》（Form and Function: Remarks on Art by Horatio Greenough）。
沙利文和格里諾都是美國人，沙利文更年輕，並且崇拜理性主義思想家，如梭羅、愛默生、惠特曼和梅爾維爾，以及格里諾本人。1896年，沙利文在一篇題為《高層辦公建築藝術思考》（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的文章中提出了這句話，[2]不過後來將這一核心理念歸功於古羅馬建築師、工程師和作家維特魯威，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中認為建築必須具備「堅固、實用、美觀」（拉丁語：firmitas, utilitas, venustas）三種品質。[3]沙利文寫的實際上是「形式永遠追隨功能」（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但更簡潔、無強調的版本流傳更廣。對於沙利文來說，這是一種精煉的智慧、一種美學信條，一種「沒有例外的規則」（rule that shall permit of no exception）。完整的表述是：
| “ | 不管是鷹擊長空，還是蘋果花開，是勞作的馬，還是悠哉的天鵝，是枝繁葉茂的橡樹，還是蜿蜒的溪流，是漂動的雲朵，甚是東升西落的太陽，形式永遠追隨功能，而且這是規則。功能不變，則形式不變。花崗岩、沉寂的山丘，亙古未變；閃電般的生命，形成，而後死去，轉瞬即逝。 Whether it be the sweeping eagle in his flight, or the open apple-blossom, the toiling work-horse, the blithe swan, the branching oak, the winding stream at its base, the drifting clouds, over all the coursing sun, 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 and this is the law. Where function does not change, form does not change. The granite rocks, the ever-brooding hills, remain for ages; the lightning lives, comes into shape, and dies, in a twinkling. 生命在其表達中得以被認識、形式永遠遵循功能，這是有機和無機的一切事物、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一切事物、人類的和超人類的一切事物、頭腦中一切真實的表現、心靈、靈魂的普遍規律。這是規則。 |
” |
沙利文在19世紀後期的芝加哥設計了高層鋼結構摩天大樓的形狀，當時技術、品味和經濟力量的交融，要求打破既定的風格。若建築物的形態已經不能從舊的圖案書中選出，那就必須有某種東西確定其形式，而根據沙利文的說法，建築目的將會確定其形式。因此，「形式追隨功能」而不是「形式追隨先例」。沙利文的助手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以一種稍有不同的形式採納並表達了同樣的原則——可能是因為擺脫舊式風格給了他們更大的自由和餘地。
關於裝飾功能的爭論
1908年，奧地利建築師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寫了一篇題為《裝飾與罪惡》的寓言文章，以回應維也納分離派建築師使用的精美裝飾。現代主義者採用了路斯的道德論證以及沙利文的格言。路斯曾在美國擔任木匠。他曾讚嘆高效的管道和工業建築，如玉米筒倉和鋼水塔作為功能設計的例子。[5][需要非第一手來源]
適用於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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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之後，「形式（永遠）追隨功能」這一短語成為了現代主義建築師的戰鬥口號。該信條被認為暗示了裝飾性元素在現代建築中是多餘的。然而，沙利文本人在職業生涯的巔峰時期既沒有想到，也沒有按照這樣的思路設計。事實上，雖然他的建築在其主要擁護群體中可能是空曠而清新的，但他經常在其平的表面上點綴花哨的新藝術風格和凱爾特復興裝飾，通常用鐵或陶土鑄造，從藤蔓和常春藤等有機形式到更多幾何圖案和交織，其靈感來自他的愛爾蘭設計傳統。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覆蓋了沙利文中心（又名Carson, Pirie, Scott and Company Building）入口檐篷的曲折的綠色鐵藝，位於芝加哥南州街（South State Street）。這些飾品通常由沙利文僱用的有才華的年輕繪圖員製成，最終成為了沙利文的標誌；對於建築學的學生而言，這是他一眼即可認出的標誌。
在功能設計與市場需求之間固有矛盾的歷史上，1935年發生了一個插曲，那是在流線型的克萊斯勒Airflow引入後，美國汽車製造業暫停了將最優化的空氣動力學形式導入量產嘗試。一些汽車製造商認為空氣動力學效率將導致唯一的最佳的車身形狀：「淚珠」形狀，將對單位銷售量的提升不利。[6]通用汽車對流線形化採取了兩個不同的立場，一個是內部工程社區，另一個是客戶。與年度車型變化一樣，所謂的空氣動力學造型在技術性能方往往毫無意義。隨後，阻力系數已成為一種營銷工具和一種通過稍微降低其燃料消耗並顯著提高其最高速度來提高汽車銷售業績的手段。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美國工業設計師，如雷蒙德·洛威、諾曼·貝爾·格迪斯和亨利·德雷夫斯，在重新設計攪拌機、火車頭以及複印機，以滿足大眾市場消費時，努力克服「形式追隨功能」的固有矛盾。洛威制定了他的「MAYA」（Most Advanced Yet Acceptable，最先進但可接受）原則來表達產品設計受到數學、材料和邏輯的功能約束，但它們的接受度則受社會期望的約束。他的建議是，對於非常新的技術，應以儘可能熟悉的形式呈現，但對於熟悉的技術，則應該做得令人眼前一亮。
若忠實地執行「形式追隨功能」，工業設計師有可能使他們的客戶破產。一些簡單的單用途物品，如螺絲刀、鉛筆和茶壺，可以簡化為單一的最佳形式，從而排除產品差異化。一些太耐用的物品會妨礙替換品的銷售（參見計劃性報廢）。從功能的角度來看，一些產品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維克多·帕帕納克（1998年去世）是最近一位有影響力的設計師和設計哲學家，作為「形式跟隨功能」的支持者教書並寫作。
有人主張，工作的、非瑣細的軟件構件（working, non-trivial software artifact）的結構和內部質量屬性，首先代表其建構的工程要求，而過程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這並不意味着該過程無關緊要，但與構件要求兼容的過程會產生大致相似的結果。[7]
該原則也可以應用於現代企業的企業應用架構（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s），其中「功能」是應由企業架構或「形式」協助的業務流程。如果架構決定了業務如何運作，那麼業務可能會因不能適應變化而僵化。SOA（面向服務的體系結構）使企業架構師能夠通過採用基於標準的通信協議來重新安排體系結構的「形式」，以滿足業務的功能需求，從而實現互通性。
此外，領域驅動設計假定結構（軟件架構、設計模式、實現）應來自建模域的約束（功能需求）。
雖然「形式」和「功能」對許多工程學說可能或多或少是明確和不變的概念，但元編程和功能編程範式非常適合探索、模糊和顛倒這兩個概念的本質。
敏捷軟件開發運動支持諸如測試驅動開發之類的技術，其中工程師從最小的用戶導向功能單元開始，為此創建一項自動化測試，然後實現功能并迭代，重複此過程。該準則的結果和論點是結構或「形式」從實際功能中產生，並且實際上因為有機地實現，使得項目由於自動化測試的功能基礎而具有更長的適應性以及更高的質量。
如果汽車的設計符合其功能——例如菲亞特Multipla的形狀，部分是因為希望讓六個人分成兩排坐——那麼我們說它的形式追隨其功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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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證偽的拉馬克進化論（「用進廢退」）認為，骨骼根據與其用途相關的功能形成；例如，長頸鹿長得高是為了夠得到樹葉。相比之下，在達爾文進化論中，形式（變異）先於功能（由自然選擇決定）。這也是說，在拉馬克進化論中，形式被所需的功能所改變，而在達爾文進化論中，形式的微小變化使得部分群體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因此在繁殖上更有利。
參見
註釋和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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